《拆彈部隊》是一部小成本電影，也是一匹獲得奧斯卡等無數電影獎項的黑馬，它由美國著名女導演凱瑟琳·畢格羅執導，美國自由記者馬克·鮑爾擔任編劇及合作製片。鮑爾在2004年伊拉克戰爭期間對美軍拆彈部隊進行過嵌入式採訪。他根據自己的戰地採訪和觀察撰寫了《拆彈部隊》的原創劇本，畢格羅稱讚它“從專業技術角度出發，準確到了分毫不差的程度”。鮑爾自己也充滿自信，稱《拆彈部隊》“是第一部極為精確地還原美國軍人在伊拉克戰爭中真實經歷的電影。我們都希望它能夠展示出在CNN中看不到的一些新聞片斷。……我傳達出來的這些信息，就連戰地記者也無法感知得到，那種感覺就好像我已經深入到拆彈部隊，併成為了其中的一員”。
這部“致敬片”真實揭示了EOD的心理創傷——“因為他們身處一個佈滿了炸彈的世界，由此養成了掠奪成性的暴虐，時時處於妄想症的緊張情緒當中——要知道對於他們來說，‘安全’二字就好比痴人說夢”。他們對危險也“上了癮”。就此而言，影片具有一定的反戰意義，在這裡，英雄主義成了一種病。男主人公孤獨、壓抑，甚至有一種迎向死亡的自毀傾向。作為繼任拆彈組組長，如此作風也將其他兩名隊員置於危險境地。
“戰鬥中的突擊常常是一種強效而致命的癮，因為戰爭就是毒品”——這段片頭字幕開宗明義，語出克里斯·赫吉斯。此人為美國記者、激進自由派作家，曾擔任《紐約時報》駐外記者長達15年之久，其中4年任中東分社社長。他是伊戰最早的反對者之一，在伊利諾伊州羅克福德學院作反戰演講時曾遭遇臺下的噓聲，麥克風被強行關閉3分鐘。片頭引用這樣一位反戰人士的話，客觀上也表明了影片的傾向。
影片以EOD的布拉弗連（Bravo Company，也就是B連）回國倒計時為時間軸，記錄拆彈組在伊拉克完成一個又一個拆彈任務的過程。這些任務驚心動魄，再加上出色的視覺呈現，對觀眾已然具有足夠的吸引力，所以無需費力編織複雜的情節，只需簡單平實的“日記體”就行。影片一開場就先聲奪人，給觀眾帶來了巨大的視覺震撼與心理震撼。執行這次任務的關鍵人物——觀眾理所當然會將其認定為整部影片主人公的拆彈組組長湯普森，一上來就不幸犧牲，這一特殊職業的高危性和殘酷性也就此不言自明。
雖然號稱絕對真實，但電影畢竟是電影，EOD的人工拆彈，包括開場戲中湯普森靠近炸彈人工布放引爆炸藥等等情節，都帶有很大的虛構成分。2010年曾對駐阿美軍101王牌師進行嵌入式採訪的《環球時報》記者邱永崢、郝洲，在《跟著美軍上戰場》一書中寫到，他們隨軍之前曾反覆觀看《拆彈部隊》這部電影，但到了戰場上，還是發現真實情況和影片存在著很大出入：比如EOD不顧個人安危去拆彈，這在現實中完全不可能發生，因為根本不允許手動拆彈，而只能由機器人代勞。而一旦機器人無法拆除，就像影片開頭那樣，會再派機器人送去炸藥，將炸彈就地引爆。就算出現故障，也可以採取其他安全方式遠距離引爆。兩位記者跟現實中的EOD聊起這部影片時，他們的評價是：如果電影裡全是真的，那他們早就沒命了；電影“
除了英雄主義是真的，其餘全是假的”。
另外，EOD的行動相當保密，小組成員的軍裝上除了拆彈徽章和星條旗之外，沒有任何姓名和軍銜標誌——而片中每個成員的名字都印在胸前；拆彈過程和所用裝備也嚴禁任何媒體採訪拍攝，更不用說拍成電影環球放映了——照EOD的說法，你們能看到的大片，塔利班也能看到。EOD直屬於營和營以上單位，他們的營地和其他部隊都是分開的，而且處處戒備森嚴。就此看來，影片中屢屢出現的人工操作，完全是出於“劇情需要”，當然，主要是為了表現主人公對於危險的“上癮”。
懷著創傷記憶的人會排斥他人的溫情，將自己閉鎖起來，獨自舔舐傷口。從戰場上歸來的軍人與身處和平之中的普通人之間，常常存在著巨大的隔膜，自《西線無戰事》始，很多戰爭片都對此有所反映。詹姆斯和《美國狙擊手》中的克里斯·凱爾有著明顯類似的心理特徵。凱爾被譽為“最致命的神射手”，曾四次前往伊拉克參戰，共射殺160名敵人，創下美軍狙擊史上的最高紀錄。該片即根據其自傳改編，由著名導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執導，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等六項提名。影片在頌揚愛國主義、英雄主義主旋律的同時，也揭示了凱爾的心理創傷。他回國後變得沉默寡言、心不在焉，經常一個人坐著發呆，有時又陷入莫名的狂躁。妻子和旁人無法體會他的痛苦，他對狙擊槍的熟悉和親密程度（經常要抱著它睡覺），已經超過了妻子、孩子，所以他主動地、一次又一次地重返戰場。儘管那裡充滿了危險，但他卻對危險上了癮，他反而害怕、乃至逃避正常人所追求的幸福與平靜，這就是他、也是本片中詹姆斯的悲劇所在。詹的床底下有個箱子，“裡面裝滿了差點殺死我的東西”，一堆炸彈零件成了特殊的紀念品，其中包括他接替湯普森之後第一次執行任務時拆下來的零件，甚至連掛在項鍊上的婚戒也被他和這些“紀念品”收在了一起——詹調侃說：“
它也是差點殺死我的東西。”
如果說，詹姆斯之前像是一個不要命的拆彈機器，那麼通過這段自述，他的形象變得立體和豐滿起來，他在隊友心目中也沒有那麼可恨了。雖然詹的“英雄主義”給隊友帶來了潛在的生命危險，但大家畢竟是惺惺相惜。如果他們之間都不能或者拒絕相互理解和原諒，那麼還有誰能理解他們呢？所以接著導演又安排了一場打架，來“增進”他們之間的友誼——桑伯恩以“你打我比我打你打得狠”為由，提出還得讓他再來一下才能扯平，詹一口答應。他脫下上衣，露出渾身的傷疤。這是身體的傷疤，而之前的那些“紀念品”則是精神的傷疤。在被一記重拳打倒在地之後，詹放聲大笑。越痛越過癮，正如大衛·芬奇《搏擊俱樂部》中的赤手搏擊。對於痛感的麻木，甚或是從痛感中獲得快感，不正是心理創傷的典型反映嗎？輪到詹回擊時，他毫不客氣地打得桑爬不起來。他剛要拉桑起來，又突然間瘋狂地騎在對方身上，桑被他弄得不辨真假，不得不掏出匕首抵住其喉嚨逼他住手。詹這才恢復正常：“我是在開玩笑。”和之前他在聯合國大樓前跟保安開的玩笑一樣，它們都讓人信以為真。
影片的結尾是詹姆斯重返戰場，為期365天的新一輪倒計時重新開始。
《拆彈部隊》雖然無關政治，但它關涉伊戰中的兩大問題。首先，美軍在佔領伊拉克期間頻發的炸彈襲擊事件及不斷增加的人員傷亡，反映出美國出兵伊拉克的草率和意氣用事。
儘管強大的軍事力量令美國在攻打伊拉克時所向披靡，但如何解決佔領伊拉克後面臨的一系列問題，美國實在是顯得捉襟見肘。德國雷根斯堡大學國際政治學教授斯特凡·比爾林在總結伊戰教訓時指出，美國在準備這場入侵行動時，幾乎只考慮了軍事問題。直到向伊派兵前8周，布什才把非軍事的戰後計劃交給退役將軍傑伊·加納（他後來被任命為伊“重建和人道援助署”負責人），但加納幾乎未得到負責指揮的國防部的任何支持。比爾林說：“布什政府太晚才認識到，戰爭的最終勝利往往是在軍事取勝之後。美軍在攻佔伊拉克後發現，他們在裝備和訓練上均未對所面臨的衝突形式做好準備，那裡充斥著遙控炸彈和自殺式襲擊游擊戰以及與教派民兵之間的殘酷權力鬥爭。美國高層領導中幾乎無人熟悉伊拉克政治和社會的最基本情況。
直到三年多之後，美軍才明白，要想贏得游擊戰，就必須將人民拉到自己一邊。”弗朗西斯·福山也曾指出，美國的軍事理念強調在短時間內運用佔壓倒性優勢的兵力來擊敗敵人，但在一個叛軍和民兵組織被無形地部署於平民之中的世界裡，常規軍事力量很少排得上用場，反叛亂戰役中應把政治目標置於軍事目標之上。他說：“2003年夏，布什政府突然醒悟了這一事實。當時總統的顧問們意識到，除非他們能建立一個具有相當能力的伊拉克政府，否則美國便無法從那裡脫身。而此刻，布什政府痛苦地發現自己在這種雄心勃勃的國家建設方面缺乏訓練，只能匆忙應付。”於是，駐伊美軍成了這種匆忙草率的犧牲品。按照福山的說法，這支創建於越戰之後、全部由志願兵組成的美軍，從來都不是為了這種曠日持久的、對付反叛的戰爭而適當地組織起來的；伊戰的損失已經迫使五角大樓在布什第二任期的《四年回顧》報告中，對美國同時進行兩場局部戰爭的能力提出疑問。
自2003年3月20日伊戰開打，到2010年8月18日美國戰鬥部隊撤離伊拉克，再到2011年12月18日所有美軍全部撤離，在將近9年的時間裡，有近4500名美軍和3400名美國政府僱員陣亡，32000人受傷。在開始的一個多月戰爭進攻階段，只有139名美軍和33名英軍戰鬥人員陣亡，但此後美軍頻遭伊境內反美武裝的襲擊，絕大多數的傷亡發生在戰後重建階段——《拆彈部隊》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這一狀況。除了美軍的慘痛傷亡之外，影片也通過被恐怖分子開膛破肚的“貝克漢姆”，以及最後那位不願意充當人體炸彈卻仍然被炸死的四個孩子的父親，反映了伊拉克無辜平民的苦難。即便薩達姆政權被推翻，但他們仍然面臨著恐怖和混亂。伊戰共造成超過10萬伊拉克人喪生，其中大多數為平民。
影片直接涉及的第二個問題，便是“毒害”美軍的“戰爭綜合徵”。男主人公詹姆斯是典型的受害者。我們從片中可以推斷，他至少已經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服役了兩輪，而且片尾又開始了第三輪。像他這樣長時間“帶病”服役，最後的結局無疑令人擔憂。
據美國《時代》週刊報道，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是美國曆史上志願兵服役時間最長的戰爭，部分士兵甚至需要被迫“三返”戰場。由於長期籠罩在死亡、疾病、孤獨等陰影之下，美軍士兵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壓力，以致頻頻出現過激行為。2012年3月11日凌晨3時，一名駐阿美軍士兵闖入三戶民宅槍殺了16名平民，其中包括9名兒童。行兇士兵38歲，已婚，有兩個孩子，曾三赴伊拉克服役。據媒體披露，2011年11月結束在伊服役期後，該士兵曾強烈要求退役，但未獲批准，被派到阿富汗“完全在他意料之外”。美國五角大樓公佈的一組數據顯示：2001年10月1日至2011年間，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服役的美國軍人中，有42%是兩赴戰場，13%是三赴戰場，還有4%是四赴戰場，而五赴戰場的比例也有1%。
“戰爭綜合徵”中最普遍的一種病症是廣為人知的創傷後應激障礙（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簡稱PTSD）。據2013年的統計數據，在參加過伊拉克與阿富汗戰爭的超過230萬美國退伍軍人當中，有約六分之一患有PTSD或抑鬱症。PTSD還造成了多起美軍士兵射殺戰友的慘劇，其中最嚴重的一起發生於2009年5月11日。當時美軍中士約翰·拉塞爾在巴格達美軍“自由營地”心理診所開槍打死了5名戰友，此時距離他在伊拉克的第三輪服役期結束還有六週時間——這也是伊戰爆發後駐伊美軍所遭受的最慘痛的非戰鬥減員事件。《拆彈部隊》中桑伯恩向埃裡奇流露出要幹掉詹姆斯的念頭，在現實中很可能就會付諸行動，而且真要下手的話，也未必會暴露。詹姆斯的兩名隊友同樣存在心理問題，只不過程度不同而已。
PTSD和抑鬱症造成的另一類慘劇是不斷上升的自殺率。據統計，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持續11年的軍事行動期間，共造成數千名士兵（包括退伍士兵）自殺身亡。2004年11月，美軍士兵奧姆威格結束在伊拉克11個月的服役期後回到美國，但他無法走出戰爭帶來的心理陰影。2005年12月，奧當著母親的面開槍自殺，年僅22歲。他的父親說，兒子回家後精神憂鬱，很少談及伊拉克的事情。有兩項相關統計：一是美國現役軍人的自殺人數，從2003年的79人上升至2008年的至少128人，達到了創紀錄的新高；二是美國退伍軍人的自殺人數，據2013年公佈的一項研究結果，平均每天為22人。該項研究涉及美國21個州的退伍軍人從1999年至2010年的自殺數據，顯示平均每65分鐘就有1人自殺。
《拆彈部隊》表現的是一種“帶病”的英雄主義，事實上，我們無法輕鬆地向它致敬，而是更多地為之心酸和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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