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角是鹿身上最坚硬的一部分，鹿仅凭其角就能将敌人逼退，占得上风，这是其他动物都没有的特性。
在石器时代，甚至青铜时代之后的一段时间，鹿角一直被当作作战的武器，战争开始前，各部落会争相“逐鹿”抢夺武器，“鹿死谁手”，说的即是权力落在谁的手里。
古人们把狩猎比喻政治交战，只是一个礼貌又不失风度的习惯而已。
清代的“特产”
无疑，鹿角椅是清朝的“特产”。清朝本身“以弓矢定天下”，更把骑射武功作为家法、祖制，保持居安思危之状。
《乾隆皇帝射猎图》
作为马背上的民族，清朝皇室要求子孙把骑射当成家法。统治者纷纷效仿皇太极把所获的鹿角制成椅。这既是炫耀了自己擅长骑射，谨遵祖训，又很好的给后辈树立了榜样。
可以说，鹿角椅的出现是中国家具遇上彪悍的满清游牧民族的一次基因突变，它沿袭了传统座椅的规格与制式，却又表现出一种非凡的帝王之气。
鹿角椅的造型
鹿角椅，顾名思义，乃用鹿角制成的座椅。取材于猎物，按明式圈椅的结构和造型制作而成，并能体现满族游牧民族豪爽粗犷的气质，它与汉文化孕育出的具有文人气质的明式圈椅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是两种文化交融的典型产物。
皇太极鹿角椅，是沈阳故宫镇馆之宝之一。由于体量较大，除 2011 年曾赴台北历史博物馆展出外，一直珍藏在文物库房。
清太宗皇太极御用鹿角椅,是清初极少数传世文物之一。清入关后,各代皇帝多按此椅制作本朝鹿角椅,以示遵祖崇武之制。
全椅通高119.2厘米,靠背长63.2厘米,鹿角围长184.5厘米,左角长93.5厘米,右角长91厘米,椅座高57厘米,椅面长82.8厘米、宽52.7厘米。椅背正中刻有乾隆十九年(1754年)乾隆帝御制诗:“弯弓曾逐鹿,制器拟乘龙。七宝何须羡,八叉良足供。库藏常古质,山养胜新茸。那敢端然坐,千秋示俭恭。”后题“敬咏太宗文皇帝所制鹿角椅一律,乾隆甲戌秋九月御笔”,款下方刻有“乾”“隆”圆、方连珠印。该椅为清太宗皇太极御制,后又为清高宗乾隆帝修饰并雕以御制诗文,更增添了此椅的历史信息和帝王气象。
乾隆、嘉庆诸帝东巡沈阳时，在瞻仰皇太极御制鹿角椅之际，曾先后赋诗咏叹，乾隆皇帝还命工匠在鹿角椅背上雕刻了诗文。
1631 年，明朝派兵在辽西锦州、大凌河等城修筑城垣，企图构筑对后金的坚固防线。皇太极带领八旗大军和两万蒙古兵赶赴辽西，采取 " 围城打援 " 的战略方针，4 个月后，大凌河城内粮草断绝，最终向皇太极投降。
根据史料记载，正是在这次包围大凌河城的战役中，皇太极在自己的御营里亲手捕获了一头大鹿。鹿角椅，很可能就是由这头麋鹿之角制成。
按照女真族民俗，在野外狩猎、驻营期间，如果意外获得走兽或飞禽，他们往往将此视为吉兆，大鹿被当作吉祥之物带回沈阳，在宫内制成了鹿角椅。
1754 年，乾隆第二次东巡盛京，在观览鹿角椅后，诗兴大发，欣然写就御制诗一首。作完诗文之后，乾隆皇帝尤感不足，便命内务府工匠将其诗雕刻于椅子靠背之上。
从此，鹿角椅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原来质朴的鹿角椅体现着清初武功开国的创业精神，而新添加的乾隆皇帝御制诗文，则反映了满族人走向汉化的过程。
【乾隆鹿角椅】
清中期，鹿角椅，除了是清帝东巡盛京时恭瞻拜谒的对象，还有另外一个功能，那就是作为各代皇帝制作鹿角椅的样板。
此后的康熙、乾隆、嘉庆、道光诸帝也都将捕获的鹿角制成鹿角椅，存放于紫禁城、圆明园或避暑山庄内。
鹿角椅的没落
皇太极的鹿角椅似乎为他的子孙们立起一个标杆，后世的君主都会对原来的鹿角椅进行瞻仰并制作属于自己的鹿角宝椅。
康熙皇帝为了整顿军队士气、把世代流传的狩猎文化继续传承，康熙下令开辟专门用于狩猎的木兰围场，通过雨猎、雪猎、射鹿的历练，训练子孙的体能素质和骑射等技能，由此将满族人勇敢、团结、机智的品质传承下去。
康熙在捕获猎物之后，同样也会制成鹿角椅以作传世教育之用，现存于故宫博物院的带脚踏鹿角椅，便是用康熙亲猎的鹿角制作而成。
浩浩荡荡的狩猎能够在康乾时期大肆举办，与康熙的引导和乾隆的坚持是密不可分的，这其中也确实可见康乾盛世下清王朝的国力之强盛、国家之安泰。
《乾隆皇帝一箭双鹿图》
然而盛极则衰、时局变换仿佛是一条阻挡不了的定律。虽然在《乾隆皇帝一箭双鹿图》中的乾隆时年78岁，还是一副老当益壮、身手敏捷的模样，但自乾隆五十七年开始，已是耄耋之年的乾隆都未再举办过木兰秋狝。
嘉庆即位之后，白莲教大起义造成全国震荡，多数流民入侵木兰围场使植被遭到破坏，鹿只数量急剧减少，也让木兰秋狝的举办显得不合时宜且奢侈。
到了道光四年（1824年），木兰秋狝被道光彻底废止。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英国侵略军的洋枪洋炮更令木兰秋狝失去了军事上的意义。
一把鹿角椅，承担的却是大清国的国祚与气数，如今流传下来的鹿角椅，展现出的是清皇室狩猎文化的传承与清王朝的兴衰跌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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