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經濟走勢和外部環境倒逼全年兩種政策基調一樣，2018年的商品價格也經歷了從通脹到通縮的兩極轉換，且都有美國的影子：上半年通脹走高，除了洪澇災害導致糧食、蔬菜價格走高以外，特朗普撕毀伊核協議也間接推升了油價。而下半年PPI走低主要還是在於美國，在美國原油產出增加的基礎上，特朗普又宣佈部分國家和地區豁免伊朗原油出口制裁，倒逼原油價格走低。
我們認為，特朗普之所以在對待伊朗問題（實為原油為題）前後反差極大，主要是因為二季度美聯儲加息預期升溫，加重美股下跌，來自華爾街的壓力直接轉化為特朗普的政治壓力。為了穩定金融市場，特朗普在這段時間內表現出“通脹厭惡”，才會在下半年有意通過伊朗問題壓低國際油價。
美國之所以能對國際油價展現影響力，主要源於幾個因素：首先，美國頁岩氣的開發使其能源自給率已經達到八成以上，從而與頁岩氣有替代關係的傳統石油需求量減少。美國能源消費需求的變化，是影響國際油價的重要因素。第二，美國能源信息局近日發佈的數據顯示，美國2018年原油日均產量預期可達創紀錄的1088萬桶，同時預測美國2019年原油日均產量有望進一步升至1206萬桶，這意味著美國已然是全球最大產油國。第三是市場因素，隨著新能源產業的崛起，資本關注的重點漸漸從傳統石油導向的產業轉向太陽能電池、生物質能等領域的企業，而這種市場情緒也會影響傳統石油能源的需求。最後，由於OPEC成員國之間的分歧，加上非OPEC會員國俄羅斯對於產油政策的態度曖昧，很難形成比較統一的石油生產和供給政策，使OPEC對市場的影響力大不如前。綜合美國在能源問題上的戰略考量以及國際因素後，油價中長期可能會維持較低的價位。
以下是對全年通脹走勢的梳理：
早在2月中旬，我國在發佈的2017年四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將此前的“通脹水平可能存在上升壓力”改為“通脹水平可能小幅上升”，不再強調“通脹預期大體保持穩定”，這意味著或多或少已經默許通脹上行。
3月公佈的2月通脹數據顯示，CPI當月同比2.9%，明顯高於2.5%的市場一致預期，天氣、基數效應等短期因素是CPI跳升的主要原因；PPI當月同比4.8%，比前值回落0.9個百分點。儘管PPI-CPI剪刀差進一步縮小，但仍存在對未來原油價格提升的擔憂，主因當時美國監管機構正在考慮調整“沃克爾規則”，將對國際油價的長期走勢具有深遠意義。如果“沃克爾規則”中禁止銀行等金融機構自營的條款被取消或弱化，那麼隨著大量投機資金逐步進入石油期貨市場，油價中的投機泡沫將再次被吹大，油價持久與趨勢性的上揚將是必然現象。當時的原油價格圍繞62美元上下波動。
4月份，受“豬週期”低位影響，CPI當月同比1.8%，比預期下行0.1個百分點，延續弱勢。而此時PPI 同比已經開始出現反彈，當月提升0.3個百分點至3.4%。主要拖累是黑色系，而原油價格此時已經成為PPI的重要支撐。
5月份，美國單方面宣佈退出“伊核協議”，進一步令全球油價“聞雞起舞”。2017年國際原油價格中樞約為50美元/桶，而2018年5月已經上漲至70美元，
進入6月，部分地區雨水過多，限制了農作物的種植和運輸，導致糧食蔬菜價格大漲。同時，而原油價格帶動汽油上漲，也進一步推升CPI。
7月31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提出“六個穩”，不但沒有提及“穩通脹”，反而還把“穩就業”放在第一位，引發了不少思考：按照菲利普斯曲線原理，通脹率和失業率呈現反向關係，如果想要保持較低的失業率，就要容忍更高的通脹水平。政策層應該對下半年的通脹預期早有判斷，考慮到貿易環境影響的不僅僅是出口層面，更可能殃及到國內製造業，因此，“穩就業”或成第一要務。畢竟幾年來主要非美國家都在與“通縮”作鬥爭，適度的通脹上升尚可接受。
果不其然，8、9兩個月CPI連續超預期。進入11月，CPI當月同比一度提升至2.5%，創年內新高，食品因素始終是幾個月以來CPI走高的主要原因。而PPI卻出現了連續下滑的局面，主要受供需兩方面影響：供給端，全球經濟放緩，尤其是新興市場動盪的衝擊；供給端，在美國原油日產量創新高的基礎上，特朗普還宣佈對部分國家和地區豁免伊朗原油出口制裁，間接壓低了國際原油價格。
進入11月，PPI下行嚴重，CPI也出現回落，市場對明年價格走勢的擔憂已經完全從上半年的滯脹轉化為通縮。因為通縮會壓低企業利潤空間，在名義債務不變的情況下，加重企業償債負擔，引發“債務—通縮”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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