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
这是莎士比亚作品《哈姆雷特》中的名句 ，这个问题，民国女画家潘玉良用自己的一生，给出了她的答案。
潘玉良是中国近代最知名的画家之一，但她的一生却是饱受争议的一生。
她曾是出身低贱的青楼女子，还曾冒天下之大不韪坚持画裸体画，她更曾扼住命运的喉咙，用生命为自己的人生杀出一条血路。
潘玉良的故事很长、很传奇却又极其简单。她的简单在于，至始至终，她一直是最初的那个她。她的一生，大概也完美诠释了那句：性格决定命运。
时光倒回1908年，某天的一个早晨，王阿大带着一个13岁的小女孩来到了兰心院：芜湖最有名的妓院，他要将她卖到这家妓院。
说明来意后，老鸨上下打量着小女孩，冷冷甩了句：
“人你还是带回去吧，这丫头吃不了这碗饭，小眼睛、厚嘴唇，怎么长也长不成美人。”王阿大嫌弃地看了一眼小女孩后，谄媚地看向老鸨说：
“就留下来做烧火丫头吧！”老鸨头也 不抬，竖出两根手指道：
“两担大米价！”只两担大米的价格，小女孩便被卖进了妓院，卖她的人，是小女孩的亲舅舅。而被卖的小女孩，正是潘玉良（当时还叫张玉良）。
潘玉良从来是不被上天眷顾的孩子，她一岁丧父，两岁失去胞姐，八岁那年，母亲也离她而去了。到此时，潘玉良身边的亲人，便只剩一个亲舅舅了，可现在，她在世间唯一的亲人舅舅还将她卖了。
被卖之后的潘玉良，迎来了人生最黑暗的一段时光。
潘玉良虽没读过书，但她也知道“妓女”二字的含义。妓女，是尘世里最低贱、下作、肮脏的一群人。清高且硬骨头的她，怎么会轻易屈服于这种命运。
小小的潘玉良当时能想到的唯一反抗命运的方式只有一个：逃。
妓院是密不透光的地方，一个孤弱的小女孩岂能轻易从这儿逃脱。
一次次逃跑被拎回来后，等待她的都是毒打。因为逃跑次数太频繁，潘玉良的身上，常年都布满了青紫。
潘玉良的回忆录中记载，她在妓院的逃跑次数不下五十次。
忍无可忍之下，院老鸨甚至为了惩罚她，发明了一种极其无人道的刑罚，俗称：“打猫不打人”。
残酷阴险的老鸨把猫放在她的裤裆里，束紧腿脚，然后用鸡毛掸子打猫，挨了打的小猫，四处乱抓逃窜，直抓的潘玉良伤痕累累。即便如此酷刑，也不能阻止潘玉良试图逃跑的心。
但最终，意识到自己这只小老鼠，斗不过一群猫的潘玉良放弃了逃跑。只是，这种放弃，也意味着绝望的开始。
人在绝望时，往往会有两种做法，第一种是屈服，第二种是轻生。潘玉良选择的，是第二种。
“花样出逃”后，潘玉良又上演了“花式自杀”，她投河、上吊，只要能尝试的让自己死的法子，她通通都试过了，只可惜，一次次，她都被老鸨救了回来。
这一次，老鸨终于屈服了。从业几十年的老鸨第一次承认，这个世间，真有她搞不定的刚烈女子，她无奈地叹到：
“我在妓院做了几十年，啥样的女人没见过，可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难以调教的女人！”无计可施的老鸨，只得让潘玉良改做艺妓。
之后，在老鸨的安排下，潘玉良开始学琵琶、余派京戏，扬州清曲、江南小调。
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人，自然不会畏惧学艺的辛苦。很快，小小年纪的潘玉良就成了整个芜湖最会唱戏的人。
艺伎也是妓女，但卖的毕竟是艺。正是这挽回的一点点尊严，让潘玉良有了活下去的勇气。
人说，活着就会有希望。这话，果然不虚。
1912年，新上任的芜湖海关监督潘赞化与商界友人设宴兰心院。席间，献曲的正是潘玉良。
宴会中，潘玉良唱了一曲《林冲踏雪》：
“帽子上红缨沾白雪，身披黑毛兜北风。枪跳葫芦迈步走，举步苍凉恨满胸。这茫茫大地何处去，天寒岁暮路徒穷。”只这简单几句慷慨苍凉的唱词，就让潘赞化心头一颤、心生怜悯。
人说，当你真的想做某件事情时，全世界都会给你让路。因为，真正想到一定程度时，人的愿望就会写在脸上、眼里，刻在声音里。或许，正是潘玉良想逃离妓院的愿望太强烈的缘故，只几句，潘赞化就读懂了她。
抬眼细看，潘玉良眉眼间那股清高孤傲，直让潘赞化心痛、惋惜不已，他不自主地叹到：
“如此人才，怎能屈身青楼？”潘赞化留意潘玉良的当口，潘玉良也注意到了这位新官爷。她直觉这个官爷跟其他人都不一样，于是，唱曲间，她不断地与他眉目传情。
互有好感的两人，随即有了第一次相谈。果然，两人都和彼此想象中一样：她才情过人且清高，而他则善良正直。
当时的潘玉良年17岁，潘赞化则刚刚27岁。
潘赞化是留洋学生，身份显赫、仪表堂堂。张玉良是青楼女、不识字，厚嘴唇、小眼睛。
这样的两人，看起来并不般配。但感情，很多时候都不讲道理，不讲道理，自然也就不讲条件了。日久后，潘赞化爱上了这个并不起眼的女子。
钦佩潘玉良才情和风骨的潘赞化，在潘玉良的软语中，找到了久违的惺惺之感。
两人在一起时，总有说不完的话。
剧作家廖一梅说：在我们的一生中，遇到爱，遇到性都不稀罕，稀罕的是遇到了解。这种稀罕让潘赞化觉得眼前的女子分外难得，经过反复考虑后，他对潘玉良说：
“我为你赎身！”只这一句，潘玉良的眼泪便滚落了下来。这些年，梦想的这一天，终于来了，老天，终究开了一次眼。
君子无戏言，下决心为潘玉良赎身后，潘赞化就东拼西凑，变卖祖传的宋代古董，凑齐了10000大洋，把张玉良带出青楼。
赎身，对于潘玉良而言，意味着重生，这是她人生第二次逆转，欣喜的潘玉良开始意识到：人的命运，真的可以被改变。
弱者，屈服于命运，而强者，从来敢于在任何时候与命运抗争。
而真正的强者，往往在一次次的抗争中，越来越强，直至可以对抗任何。
1916年的深秋，上海，潘赞化给张玉良买了一条白色的法式长裙，给自己买了一件黑色西装，到照相馆拍了结婚照，在家中举行了婚礼。那天，参加婚礼的人只有潘赞化老同学陈独秀一个人。自此，潘玉良有了一个崭新的身份：“潘太太”。也是在那天，她深情地对丈夫潘赞化说：
“我要开始新的生活，我要把自己的姓改成了先生的姓，我叫潘玉良。”新生后的潘玉良知道，一个“潘太太”的身份，并不能给她自己挣来尊严和地位。
这个世界从来公平，你得到的东西和你付出的努力总是成正比。
婚后不久，潘玉良便买来了小学课本，让潘赞化给她上课。对于妻子的要求，潘赞化都应允了。
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潘玉良还爱上了画画。
爱上画画后的潘玉良，如着了魔一般，她学完素描后开始学起了油画。
人说，一个人若能做好一件事情，他往往也能做好其他事情。曾把学戏曲做到极致的潘玉良很快掌握了绘画技巧，她甚至在绘画方面表现出了惊人的天赋。
一年后，让潘赞化都意外的是：潘玉良竟破天荒地考上了刘海粟办的上海美专。
人生再一次被潘玉良的努力逆转，临近开学时，潘玉良将一头长发剪成了短发，从此，她便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大学生。
学习期间，潘玉良比任何人都刻苦用功，毕竟，她的学习机会来之不易。
潘玉良上学那会，国内刚刚引进画裸体画，没有人当模特，潘玉良只得钻进浴室，躲在黑暗里，偷偷画别人的身体。
偷画别人总有被发现的一天，终于有一日，潘玉良的“怪异”举动被浴室的女人们发现了。其中一个女子抓住潘玉良的头发，夺过她手中的画板大声道：
“看啊，这个婊子把我们不穿衣服的样子全画下来了，揍她！”随后，还有人喊到：
“我们才不要和婊子读一个学校，我们罢课！”一时间，潘玉良成了众矢之的，她不仅挨了打，还被泼上了脏水，她曾经是妓女的身份也很快被人扒了出来。
极度难堪下，潘玉良却并不难过，因为她的画却传了神，她觉得很值。
不能再偷画裸女后，潘玉良便干脆脱光自己的衣服，对着镜子画自己。
直到今天，依旧有人不能欣赏裸体画的艺术性，何况当时呢？留过洋的潘赞化理解裸体画，但作为一个正常的男人，他怎么也不能接受潘玉良将自己的裸体画出来供世人赏鉴。
潘赞化说：“我的原配，即便和她结婚多年，我也未曾看清她的身体，你却要把身体给全世界看！”
“全世界不理解都可以，但竟连他也不理解我。”半夜，委屈的潘玉良一个人啜泣着。
成功的路上，从来艰难，若不历经艰难险阻，那成功又能有几多意义。
擦干眼泪后，潘玉良做出了决定，她要继续为艺术献身，即便全天下都站起来反对她。
梦想是什么，梦想就是想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的想法。随着学习的精进，潘玉良的梦想也渐渐清晰。自此，她的人生也开始变得意义非凡起来。
此时的潘玉良是富有的，她再也不是那个刚结婚时无所适从的自己了。
不久后，为了梦想，潘玉良先考到了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后又考到了巴黎国立美术学院，最后，她甚至考到了罗马国立美术学院。
每一次跨越，都是一次蜕变，潘玉良像推到一面面墙一样，一次次不断推到重建，直到，她立在了最高的围墙下。
这最后的一堵围墙，她潘玉良也要推倒。
为了让自己的画画技术达到最高境界，她将全部的心思都房子啊了画画上，在回忆录中，潘玉良写到：
“我在卧室画素描，常常一画就到天亮，地板上、墙上，全贴满了我的画，屋子里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有一次，四个月没有收到家信和补贴。我饿着肚子画罗马的斗兽场、画威尼斯宫，我觉得很快乐，我从来没有那么快乐地找到自己。”能在饥饿中体会到快乐，同时还能从快乐中找到自己。仅凭这一句，就足以证明，此时的潘玉良已经突破了自我，完成了最终的蜕变。此时的她，已经全然是蝶变成了艺术家。
永远让自己保持不断成长的女人，从来不会被世界辜负。
当潘玉良不断地为艺术奔跑、为艺术疯狂时，她就已经完成了超越。
她不仅是东方考入意大利罗马皇家画院的第一人，她的作品还被陈列于罗马美术展览会，曾获意大利政府美术奖金。
潘玉良成功了，她成功在中国绘画中注入西方绘画技巧，为中国美术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当时的中国画坛，能够称得上画家的人不过三人，其中一个就是潘玉良。
欧洲求学8年之后，潘玉良回国。国内沸腾了，上海美专请她当老师，中央国立美术学院请她当教授。自此，潘玉良的人生再次迎来了逆转，她成功由艺术家蜕变成了中国最高学府的教授。
潘玉良的画作，得到了业内的一直肯定。
徐悲鸿说：当时的中国画坛，能够称得上画家的人不过三人，其中一个就是潘玉良。陈独秀说：所作油画已入纵横自如之境，非复以运笔配色见长矣。张大千说：潘玉良用笔用墨为国画正派。可在中国，裸体画依然是禁区。但艺术，从来不是所有人都能懂的，尤其，当一个本身具有太多争议的人闯入艺术领地时，往往也意味着争议的开始。
1926年， 因为裸体画的缘故，上海督办孙传芳与画家刘海栗公开对战。
孙传芳电令：希望你有自知之明，立即撤回模特制。刘海粟当仁不让，立即回击：模特制为绘画实习之必须，与衣冠礼教，并无抵触。风头之下，热爱艺术，且甘愿为艺术献身的潘玉良主动将自己推到了风口，她竟在这个节骨眼上举办了《春之歌》个人裸体画展。
画展上，有人骂潘玉良：
“原来这个春字，不是春天的春，是思春的春。”随后，她在国内的第五次画展也遭到了人为破坏。
画展上，《陈独秀肖像》被扔到展览的另一头，《大中桥畔》被用刀子划出了大口子，《壮士头像》被写着：妓女对嫖客的赞歌。风口的风到底有多大，潘玉良切实地体会到了。
一次，在学校的休息室里，潘玉良听见有人骂：
“中国人都死光了，让一个婊子来上课。”这一次，潘玉良没有退让，她怒气冲冲地推开门，直接上去就朝那人脸上扇了两耳光厉声道：
“我打的你，我敢负责，你为什么要恶语伤人。我不会欺负人，但绝不会让人欺辱。”这两个巴掌，潘玉良打得硬气，此时的她不仅硬气，而且也有了尊严。而她的尊严，是自己一步步挣来的。
1937年7月，潘玉良离开中国前往法国，这一次，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一别竟成了永别。
离别前，在黄浦江头，面对已经两鬓斑白的潘赞化，潘玉良流着泪道：
“你为什么永远都宽容我，为什么你不自私一点。”潘玉良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她知道，这一去重逢将遥遥无期。她多想潘赞化阻止他，那样她一定会留下来，毕竟能与她的艺术相抗衡的，唯有潘赞化的爱了。
但潘赞化却答道：
“如果让你做个安分的妻子，当初我就不应该送你去国外，既然让你学了画画，就应该让你自由。”分别前，潘赞化把一个怀表放在潘玉良手里哽咽道：
“要是想我了，就听听怀表，那就像我的心跳！”潘玉良含泪将怀表握在胸前。到法国后，潘玉良为自己定下了三不原则：
一：不加入外国国籍二：永不卖画三：永不恋爱这三个原则，每一个都艰难，但每一个，她都做到了。
如此爱国、高洁且专情的潘玉良，值得全世界最好的馈赠。
1959年，巴黎大学的教堂极为庄严。巴黎市长宣布：
“尊敬的潘玉良夫人，恭喜您荣获巴黎大学多尔烈奖。”这是该奖项第一次授予女性艺术家，而且她还来自东方。
授奖的那天回到家中后，潘玉良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对着潘赞化赠给自己的怀表道：
“赞化，我想你了，请在梦中同饮了这杯酒吧！”也正是在这一年，她的作品在比利时、英国、德国、希腊、日本巡回展览，大获成功，甚至法国一度不允许她的作品出境，她也是中国第一个进入卢浮宫的画家。
也正是在这一年，潘赞化悄然离开了人世。收到噩耗的潘玉良，在极度悲痛中大病了一场，自此后，她的身体便大不如前了。
之前，日日思归的潘玉良也不再想着归国了。既然故土已经没有了他，那回去又有何意义呢？家，早已不在了，哪哪不就都一样了么。
1977年，82岁的潘玉良在临终前交代身边的老友：
“现在我不行了，我……还有一件事相托。我的所有东西，请你带回祖国，转交给赞化的儿孙们……还有那张自画像，也带回去，就算我回到了家……拜托了……”嘱托完后，潘玉良便永远辞别了人世。
7年后，潘玉良的七大箱遗物和2000多幅画作，还有那枚寄托感情的怀表，终于漂洋过海，回到了家。
潘玉良画笔下的自己，总是一身旗袍，眼神中透着对命运的反击和淡然。她的自画像，也将一生与命运抗争的自己刻画到了极致。
潘玉良的一生，是如凤凰浴火重生的一生。
最初，她是一个最下等的妓女，但她却用她的不屈和毅力将自己从泥地里生生“拔”了出来。人都应有如潘玉良的这种力量，即使身处废墟之中，也绝不屈服，用永不放弃为自己挣来明天。
潘玉良的最可贵还在于，即使世界对她万般恶意，她也始终爱着这千疮百孔的世界，并用爱去回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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