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文化自信成为当下中国的新思潮，这意味着继新文化运动之后，又一次历史大转向正在酝酿和浮现。中国文化的根基就是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的核心则在孔孟之道，在《五经》系统。因此，文化自信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信任、信心，就是对孔孟之道、《五经》的信任信心。直接摧毁中国人对传统文化信心的就是新文化运动，因此，要恢复文化自信，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要批判和否定新文化运动，批判和否定陈独秀、鲁迅等当年的那批留日人员。这样做是肤浅和偏狭的，单纯地否定新文化运动，否地陈独秀、鲁迅，绝不可能让中国重建文化自信。
因为，破坏中国文化自信的起点并非新文化运动，而是远早于此的清朝学术，包括考据学和今文学。另一方面，也不能对新文化运动和清朝学术简单否定了事。因为，两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又不是全无道理，而是有合理之处。不顾其中的合理之处，而简单地否定，也于事无补。
新文化运动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之处在于，在救亡图存之际，中国的确需要努力地学习和引入西方技术和文化，增强中国的国力，唯有如此才能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两个根本上冲突的体系，在当时急迫的环境下，采取以彻底否定中国自身文化的方式，去引入西学，是大势所趋。
也可以把这个过程整体理解为中国为学习西方文化的“虚心”，“虚心”就是清除掉自己心的任何成见。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中国的成见，要真正“虚心”，就必须把其清除、虚掉。因此，中国谦虚地把西方文化称尊为“新文化”，把自己的传统文化贬为“旧文化”。
把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称之为“文化谦虚”，或“文化虚心”比较合适，而不是什么“文化自卑”。中国人骨子里依然保存着文化自信和文化独立。譬如，在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主要为留日人员，他们眼中的新文化其实就是当时的西化的日本文化，或者企图以日本为模板去改造“旧中国”，使得中国能够象日本一样实现西化。但是，一战的欧洲惨状，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得新文化运动的注意力很快从日本移开，而转向苏联，由“德先生”、“塞先生”，而转向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也同样是留日人员，同样汇聚于北京大学。事实上，新文化运动的轴心人物陈独秀也很快转向马克思主义，他也是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
从日本以及日本追随的欧美，转向苏联，转向马克思主义，说明新文化运动一直在保持着独立的思考，在探寻适合中国的理论和道路。即便转向苏联和马克思主义，但是中国也没有机械地固守马克思主义，盲目地跟随苏联，而是强调马克思主义也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强调不结盟。这些都是在努力维护中国自身的独立性。改革开放以后依然如此，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让中国与西方世界区别开来。
经济学家们总是习惯拿当下已经实现经济崛起的中国，与20世界70、80年代同样实现经济崛起的日本相类比和对比。事实上当下的中国与当年的日本有着本质的不同，那就是中国的独立性，更准确地说是独立意识。中国拒绝跟着美国走，同样拒绝跟着苏联走，中国拒绝了美国式资本主义，也同样拒绝了苏联式的共产主义。中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当从未机械地固守马克思主义。
对于中国的经济模式，中国官方的描述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西方人对这一描述不以为然，也非常不理解，感到怪异。感到怪异和不理解是很正常的，很多中国人也感到怪异，感到不理解。但是，如果不以为然就大错特错了。西方人也正是对这个描述不以为然，而想当然地认为，随着经济化、市场化的推进，中国必然会向西方靠拢，向日本一样，成为西方的小弟。然而事实证明，中国的经济发展越强大，中国就越独立，独立的诉求就会越强，与西方的距离就会越远。
美国人最近才明白这一点，但是中国并没有欺骗他们，是他们自己在欺骗自己。中国从一开始就做了声明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你自己应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解成资本主义，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成文字游戏，那就是你的问题了。
事实上，这些复杂拗口的表述背后，是中国的独立意识，不会盲目地跟随任何国家，也不会机械地固守任何主义，任何道路，任何模式。这就是佛教所说的“不执著”、“空”，也更是孔子所说的“无适无莫，义之与比”。因此，中国的道理，中国的模式，中国的主义，从灵魂深处来说，依然是儒家道路、儒家模式、孔子主义。
对新文化运动不能机械否定，对清朝学术更不能机械否定。因为，清朝学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本身就是局部性的，其初衷是排除其中的杂质，让中国文化更纯洁更符合孔孟之道。清朝儒学所要否定的，是宋明理学和《五经》中的反孔孟之道的元素。
清儒和清楚地意识到，宋明理学和《五经》中存在反孔孟之道的成分，因此要剔除之。但是清儒没有能力真正区分何者为符合孔孟之道的部分，何者为符合孔孟之道的部分，更没有能力去解释宋明理学和《五经》中为何会混入反孔孟之道的成分。因此，整个清学，包括前期的考据学、汉学和后期的今文学，对中国文化破坏大于建设。在西方入侵大背景下，清学的破坏力又被大大放大，最终，演变为对中国文化的彻底全盘否定，清朝学术也跃迁为新文化运动。
也就是，清朝学术所提出的问题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宋明理学和《五经》中，尤其是《五经》中，的确存在问题，的确存在违背孔孟之道，违背更纯正的中国传统、中国道统的成分。现在要真正恢复文化自信，恢复传统文化，就是要恢复纯正的真正的传统文化，要把宋明理学中，尤其是《五经》系统中的反中国道统的成分清楚地区分出来，然后割除掉。
即是说，要恢复文化自信，不仅不能全部否定清学，而且要站在清学的肩膀之上，把它没有能力完成的工作做完。清学整体而言是一栋烂尾楼，但是它的地基打的不错，不能因为烂尾而彻底推倒之，而是应该接续之，把修补的修补好，把没有完成的完成之。
因此，恢复传统文化，重建文化自信，其基础工作就是接续和完善清学，把这栋烂尾楼，变成一栋富丽堂皇的大厦。
正确地理解清朝学术对中国的当下至关重要，因为中国的当下与传统文化之间不仅隔着一个新文化运动，而且还隔着一个清朝学术，包括前期的考据学和后期的今文学。同时，更复杂的是，清朝学术之前中国传统文化又是有问题的，符合道统和违背道统的成分并存。这一点清朝学术以及清除地指出来了，尽管他们没有能力解决，也可以说来不及解决。因为西方列强打进来了，清朝也灭亡了。
现在我们不仅把西方列强赶跑了，而且自身也强大了，成为新列强，也建立理比清朝更为合理与和平的政治秩序，因为我们想到要文化自信了。对在列强炮口之下出现的“新文化”感到不舒服了。那就应该把清儒没有能力和没有时间做的事做完做好。最终呈现一个更纯粹各个古老的中华道统，呈现一个更纯正更符合中华道统的《五经》系统。到这个时候，传统文化自然也就恢复了，文化自信自然也就来了。
为什么说，当下已经比清朝时期更有能力，去解决清儒所提出而没有能力所解决的问题。是现代人的智商比清朝人高吗，不是。而是因为现代人比清儒掌握更多的历史资料和历史信息，不仅包括中国的，而且包括全球的。这些资料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考古出土的资料，另一方面是所引入的全球其他文明的历史的文献。
这些新的历史材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构造一个时间更久远，更丰富的新的中国文明史，而且也可以构造一个时间同样久远的包括所有文明的全球史。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重新构造的出的历史，帮助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国文明与历史上其他文明之间的关系和互动。可以呈现出一个另现代人非常吃惊的事实，历史以来，远至7、8000千年前，中国就一直与中国之外的文明保持着联系和互动，5、6000千年前以来，这种文明互动更加频繁。
中国文明和历史的变迁，很大程度上是文明互动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化中，之所以出现反道统因素，也是因为文明互动的结果，即外来文化传入中国，混入了中国历史之中。清儒正是因为看不到中国与外部文明之间的互动，因为看不到外来文明的混入过程，从而就无法真正理解《五经》中的反孔孟因素何以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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