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IC-透視中國經常賬戶:結構性矛盾和未來演變(下)

未來演變

近年來,我國人口紅利的消失使經濟逐步由外向型(製造業出口驅動)轉為內需型(商品和服務消費驅動),相伴而生的是進口需求的剛性上升。2018年起,我國主動擴大進口的戰略將持續收窄貨物順差並擴大服務逆差;中美貿易摩擦等外部衝擊也將深刻改變我國的國際收支順差格局。目前美國是我國最大的貨物順差來源國。2018年前十個月,人民幣貶值、關稅大棒預期下的進出口“搶跑”和美國進口商的提前備貨令美國貢獻了我國97.5%的貨物貿易盈餘。這意味著今年剔除美國的需求,中國與其他國家基本實現了貿易均衡。未來中美貿易再平衡將是收窄我國貨物順差的主要力量,經常賬戶順差消失甚至出現年度逆差將是新常態。在這一背景下,我國基本面要素將經歷四項深遠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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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服務業深化開放刻不容緩。我國服務貿易常年不斷擴大的逆差清楚表明,服務業在發展水平、有效供給、效率和競爭力等方面長期落後於製造業,開放程度不夠是首要因素。從資本屬性來看,交運倉儲郵政、教育、衛生(醫療)、文體娛樂等消費型服務業的國有資本比重偏高,對民資和外資不夠開放,還存在不少市場機制方面的隱性壁壘,造成相關服務有效供給不平衡、不充分,難以滿足居民對高品質和個性化服務的需求,最終導致大量消費需求流失到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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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製造業經過二十多年改革開放,其民營資本已佔固定資產投資的77%。進一步地,將我國貨物貿易盈餘按企業類別細分,可見民企貢獻了最多的貿易盈餘;外資貢獻逐年縮減;而國企創造了最多的貿易赤字並有快速擴大之勢。這充分說明,民營企業的興盛奠定了“中國製造”的國際競爭力,也從側面印證了國有資本主導的行業,無論是開放程度較高的製造業還是較低的服務業,整體效率和競爭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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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服務業的發展還受人員素質、管理理念、基礎設施保障和投融資條件等其他因素影響,但通過更高程度的開放和市場競爭機制的改革,服務業將獲得鯰魚效應,迎來更高質量的發展。從這一角度來說,當前包括放開外資股比限制、縮減外商投資負面清單和發展“競爭中性”在內的改革思路無疑是正確和及時的。

第二,經常賬戶盈餘的消失將使人民幣匯率逐步接近均衡匯率。在市場供求力量(如短期跨境資本流動)的牽引下,人民幣的升貶將不再具有方向性,體現為匯率的雙向波動[5]。同時,2018年前三季度淨誤差與遺漏項較以往大幅收窄,銀行結售匯差額波動趨降,這表明市場對人民幣升貶預期有所分化,外匯收支的自我平衡能力增強。由於均衡匯率動態的本質,市場不應過於糾結整數位的心理關口。央行在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穩定的前提下,應繼續深化匯率改革(如適時擴大匯率波幅),充分發揮匯率這一“自動穩定器”的功能優先服務於國內經濟,助力市場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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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經常賬戶順差的銳減表明昔日支撐中國大規模投資的過剩儲蓄正在加速下降,中國經濟增長對外債的依賴將持續增加。中國的儲蓄率正以較快的速率下降,與之對應的是各部門債務率的飆升。2010-2017年,我國總和儲蓄率下降5.2個百分點,債務率攀升74.1個百分點。當家庭、企業、地方政府幾無加槓桿餘地時,債務水平相對健康的中央政府和外債部門不得不承接槓桿的轉移,以支持經濟增長。比如,近期中央已宣佈積極的財政政策助力基建投資回穩。但由於金融穩槓桿很大程度上約束了貨幣和信貸供給,政府主導的基建投資可能對民間投資造成更大的擠出,這或迫使部分企業擴大海外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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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一季度,我國的全口徑外債較上年底驟增1329億美元,創單季歷史新高。儘管我國目前的外債水平不到GDP的20%,仍處於安全範圍;但歷史經驗表明,當新興市場國家外債比率超過30%時,發生債務違約的風險將成倍增加[6],故必須警惕並控制外債上升的速率。同時,隨著中國的儲蓄不再富餘,疊加美聯儲的加息縮表,常年壓抑的長期美債收益率或迎來向上突破的拐點,這將對我國龐大的儲備資產配置構成新的挑戰。

第四,經常賬戶順差銳減亦折射出我國人口結構正快速趨向老齡化和少子化,對應的是消費率的剛性上升。故逆週期調控應想方設法在刺激民間消費上做文章,還應緩解人口結構性變化對經濟增長和社會保障的衝擊,而非繼續依賴大規模投資。後者或導致更嚴重的債務不耐和貨幣貶值。

在刺激消費方面,應通過持續的減稅降費等措施減輕家庭與企業的負擔。同時為了平衡財政,政府需要適度減政減權,逐步向服務和監督角色轉型,減少有形之手對經濟活動的干預,以降低組織運行成本。

在人口政策方面,應儘快全面放開生育。須知人口週期是經濟週期中最根本的週期[7],人口政策的全面鬆綁是最重要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一。1992年以來,中國生育率已常年低於人口世代更替率2.1,目前已降到1.62,這意味著下一代人比上一代人萎縮23%。更令人擔憂的是,近年全面放開的二胎政策對生育率的促進作用甚微。考慮到我國90後、00後適育人口數量的銳減,高房價、高育兒成本、高生育機會成本的拖累,以及擁有相似儒家文化背景的東亞發達經濟體的超低生育率,未來我國向老齡化和少子化演變的速率或更為迅疾,這將嚴重影響中國未來的創新創業活力和社會需求。徹底放開生育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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