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總結流通改革40年，有三個問題必須正確回答。
一、流通改革40年不是“摸著石頭過河”
有人說，我國的改革開放是“摸著石頭過河”過來的。我說中國流通改革開放40年“不是摸著石頭過河”過來的。誠然，在改革開放初期，確實我們不知道怎麼去改革，所以，確實有“摸著石頭過河”的問題。比如說我們從“半商品”（生產資料不是商品，只具有商品的外殼）到商品，對商品的認識也是逐步深化的。這一時期是實踐走在改革的前面。如個體戶的出現，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個體戶已經出現了，在漢正街市場、義烏市場已經出現了許多的個體戶。但是，在20世紀80年代北京的機關報上還在討論“長途販運是不是資本主義”。我曾經在農村做過知青隊長，我當時把30多個知青養活以後還去交公糧、水費，賣蔬菜，還賣了三頭豬，因此，我被評為優秀知識青年。當時天還沒亮我們去賣，到天亮我們就回知青隊，賣農產品就是“資本主義尾巴”。
在改革開放中後期，我們逐漸形成了明確的改革理論，這裡有一兩代流通經濟理論專家、包括我們在座的專家、教授的貢獻。比如說20世紀80年代“三多一少”流通渠道的提出。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做出《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在這個文件裡明確提出了“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時提出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共十四大正式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1986年萬典武研究員主持的“國家宏觀調控下的商品自由流通的改革目標”，對於指導流通體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如果我們總結改革開放40年，用“摸著石頭過河”來下結論顯然是不符合實際的。甚至有人提出，新時代中國不需要改革的“頂層設計”。
在流通領域，對於商品的認識，消費品是商品，生產資料不是商品，只具有商品外殼，然後到商品，到現在商品（Commodity）由實物商品（Good）、服務商品（Service）、體驗商品（Activities），確定新的商品概念，從商品流通，到流通產業、基礎產業、支柱產業、戰略性產業等。這些理論指導中國40年流通改革開放，特別是指導了90年代至今的改革開放。
總結改革開放這個問題一定要明確，如果不明確，我們總結來總結去就是“摸著石頭過河”。最近改革開放40傑出貢獻表彰的專家中沒有一個流通專家，這個問題值得我們深思。
二、強調中國特色流通發展道路不是“走回頭路”
我們總結改革開放40年時要強中國特色的流通，即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流通發展道路。我在這裡提出來，就是說總結40年要強調“道路”問題，為什麼要提這個問題，因為我們總結改革開放40年，出現了“走回頭路”的現象，一些政府、一些企業集團“收權”，把企業的自主權收回。
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流通發展道路內涵看，我曾經主持一個國家重點出版基金的項目，出版了《改革開放與貿易發展道路》專著，曾獲得過商務部、教育部的兩個優秀成果獎。我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流通發展道路梳理為這麼幾個內涵。
第一，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決定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流通的長期性，不可能一步跨到全面所有制的流通。
第二，國有、集體、個體、私營、外資多種經濟成份並存的流通體制，將在相當長的時期存在，不宜過早用國有經濟代替多種私有經濟。
第三，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形式並存分配形式將長期存在。這決定了中國流通業的發展的分配形式。我們總結改革開放的時候，改革開放初期我們說“以先富帶動後富”，現在我們總結改革開放的時候，應按照“共同富裕”。這是我強調總結改革開放40年，道路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一個方面，我們不能把市場強調過多，另一方面，我們總結成績的時候忽視我們發展道路問題。我經常跟國外官員講課，給一些留學生講課。一些外國官員和留學生說，你所講中國的流通體系和我們韓國、英國、日本、美國的流通體制有什麼區別。我要從本質上給他們講，中國的發展道路與你們的發展道路是完全不一樣的。我們要堅持中國特色的流通發展道路。但是，在總結流通改革40年時也不能“走回頭路”，現在出現一些國有企業“收權”，國有企業又沒有了相應的自主權，回到計劃經濟的老路上去了。總結流通改革開放，關鍵性問題是不能迴避的。
三、“新三步走”目標應提前實現流通現代化
總結改革開放第三個問題也非常重要，我們現在“新三步走”的目標已經提出來了，“新三步走”的目標應該提前實現流通的現代化，也就是說流通現代化強國要提前實現。這裡有兩個方面的意思。
一是2020年實現小康和脫貧攻堅是我們第一個目標。這個目標的實現離不開流通產業。在經濟活動中，生產重要，流通（賣出去）在當前更重要。為什麼說在當前更重要，因為賣出比生產更重要，不僅是工業品、農產品也是這樣的，當前是供大於求，同時又供不應求，特色的、品質的、健康的的供不應求，賣在當前是非常重要，特別是在農村脫貧攻堅的時候，幫助貧困戶把農產品賣出去。
在滿足消費升級過程當中，需要新流通去滿足新的消費。總結改革開放40年時，商務部總結消費的巨大成就，但是沒有講改革開放40年流通作為一個產業（包括物流）對國民經濟的重要性，以及新流通滿足新消費中的新模式、新產業、新業態促進消費升級中發揮的巨大作用。
我們在滿足消費升級的過程中需要新流通滿足新消費，反過來新消費引領流通，流通又引領了生產，它是這麼一種關係。十九大報告出來以後，有人講過去是“流通決定”，現在講“消費決定”，我說現在講“消費決定”地位和作用，並不否定流通產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先導性和基礎性地位和作用。因為流通產業的“先導性和基礎性”是從國民經濟諸多產業來講的，“消費決定”是從供應鏈的角度來講的，過去是生產、流通、消費的推式，現在是以消費市場和消費需求決定我們的整個供應鏈的發展過程，市場需要什麼，我們就賣什麼，就生產什麼。
2030年國家提出來初步實行現代化強國，2050年要全面實現高層次現代化強國。國家已經提出來這個目標以後，我們說需要流通強國率先實現，這裡流通強國包括了商流現代化、物流現代化、信息流（數字）現代化、資金現代化、以及人流（消費流）現代化。這裡我說率先實現，也就是說在現代化強國的兩個階段性目標之前，由於流通產業的先導性、基礎性、支柱產業和戰略性產業的地位決定了它應該分階段率先實現流通現代化。
總結流通改革開放40年，如果三個問題不解決，就是不到位的，就沒有真正總結到最基本的東西。這三個問題非常關鍵，它決定了我們正確判斷40年流通改革開放及其未來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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