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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變法為了富國強兵，為何蘇軾和司馬光極力反對？
王安石是北宋年間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熙寧三年（1070年），王安石任宰相時，在宋神宗的支持下，開始在全國內大規模的推行新法，史稱“王安石變法”。
王安石變法，初衷是為了富國強兵，那麼為何又遭到蘇軾和司馬光的極力反對呢？
從變法的內容看：
在財政方面有均輸法、青苗法、市易法、免疫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
這一系列新法的實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土豪財主們的勢力，打擊了商人對市場的操控和壟斷。
農戶們所受的賦稅剝削有所減輕，加之農田水利的興建，對農業生產的發展發揮了一定作用，國家財政收入增加，國庫充裕， 社會經濟得到發展。
在軍事方面有保甲法、將兵法、保馬法等。
其中保甲法的推行，加強了農村的封建統治秩序，維護了農村的社會治安，建立了全國性的軍事儲備，將兵法改變了並將分離的局面，加強了軍隊的戰鬥力；
保馬法使馬匹的質量和數量大大提高，同時政府節省了大量的養馬費用，通過這一系列強軍之法的推行，當時國家積貧積弱的局面得以緩解，國力有所增強。
從以上可見新法的推行，還是在一定程度上國力得到增強，社會經濟也得到了改善。但是歷史上任何階段的變革，有成功的變革的，相應的也會有失敗的結局，而王安石變法就屬後者。
當時王安石變法在實施過程中，遭到了以司馬光為代表的保守派強烈反對，究其原因，在改革推行的過程中，新法的推行觸動了官僚階層的利益；
這些人思想保守，因循守舊。
司馬光認為祖宗之法不可變，王安石認為，改革應該從財政制度改革入手，在不增加百姓賦稅的前提下，增加國家財政收入；
司馬光則認為，只要皇帝勤政，官員清廉，再加上當時北宋社會安定，富足，根本不需要變法，如果要實施變法，萬一不成功，損失會更大；
而王安石所說的不增加賦稅而使國庫充足，肯定通過剝削老百姓的收入才能實現，這樣做害處很大。總之，司馬光對王安石的新法是全盤否定，極力阻止。
蘇軾本身並不反對變法，他也認為只有通過改革，才能讓國家強大起來，只是覺得王安石推行的變法；
在這個過程中，一方面王安石用人不當，造成一些政策的實施出現紕漏，不應該急於求成，而應該徐徐圖之；
另一方面認為這次變革，上層階級思想不統一，貿然實施變法，不僅沒有好的效果，還會給百姓帶來更多的危害，可以說，蘇軾的反對，並不是直接反對變法，而是反對激進變法。
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在新法推行的過程中，一些具體實施者變了樣，比如青苗法，本來是國家在每年春耕時，把錢借給農民買種子種地，秋後有了收入再還本錢和利息。
這本來是好事，但是在推行過程中，本來是農民自願的行為，卻變成了官府強迫行為，而且利息很高，使得農民們負擔更重了，農民們因此也對改革有了怨氣和牴觸。
由此可見，王安石變法，既沒有得到達官貴人們的支持和擁護，也沒有來自於底層百姓們的支持，最終陷入孤立，導致變法失敗。
有書課堂
我不客氣的說一句，王安石、蘇軾、司馬光三人裡真正站在老百姓這邊的是司馬光。
“吾為天下計，豈惜小民哉？！”這是東漢末年董卓名言，這也是王安石和蘇軾這兩人的真實寫照。
但是，大家只要看下這個問題下面的回答就就知道，為老百姓說話的司馬光，祖宗十八輩都快被罵透了，而把老百姓視作可以榨汁的橘子的王安石、蘇軾反而得到了後世更好的評價。
誰說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從司馬光和王安石評價來看，人民的眼睛都是瞎的還差不多。
那麼，為什麼我說只有司馬光是站在老百姓這邊的？
要搞清楚這個問題是需要從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前世界人均GDP談起。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西方歷史研究者越來越習慣使用自然科學工具來進行歷史研究，計量史學等新興歷史學科就是這種思潮下的產物。
而歷史研究者通過使用自然科學工具，大致推導出第一次工業革命以前世界各主要地區GDP和人均GDP，雖然由於數據不夠豐富，具體地區GDP/人均GDP估算還存在著很多分歧，但是歷史學家們對第一次工業革命以前世界GDP發展趨勢的認知是統一的。
“在第一次工業革命爆發前，全世界GDP增長都很緩慢的，甚至長期停滯的，這是由農業社會生產力決定的。”
這就是學界共識，這個觀點是什麼意思呢？
簡單來說，農業社會的人創造財富上限不高，有很堅固的天花板，而且大部分GDP都被消耗了，很難積累；農業時代不存在第一次工業革命後有龐大剩餘財富積累的情況。
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再回過頭看王安石與司馬光關於變法爭論，司馬光所提出的主要反對意見：“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此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
現在再看這個觀點，是不是覺得司馬光所說的沒有錯了？
在一個人均GDP上限幾乎固定的社會，社會創造的出的總財富增加只有依靠人口增加，但是人口增加反過來又會消耗GDP，所以古代人口大國雖然看上去GDP總量很高，但是沒有存量GDP。GDP存量幾乎就是固定的。
在GDP存量幾乎是恆定的情況下，一方想增加收入的唯一辦法就是減少另一方的收入。
明白了這一點，就明白王安石所謂的“民不加賦而國用自足”在農業社會就是徹頭徹尾的謊言。
王安石變法的本質就是“國家自為兼併”。
接下來我們用解剖小白鼠的方法，來看看王安石變法是怎麼變著法的從北宋老百姓手裡“榨油”的。
我們主要來看王安石新法中最明顯“盤剝”老百姓的免役法、青苗法。
先說免役法，王安石改革役法以前，用宋史大家虞雲國教授的話說，雖然有弊病，但是差役本質是“原本是鄉村上三等戶的特權與肥缺，個別因當差服役而賠錢乃至破產的情況也有，卻非本質現象。”
而王安石設計免役法時提出朝廷向一二三等戶（上等戶）收取免役寬剩錢，減輕四五等戶（下等戶，窮人）的負擔；然而在免役法實行時，發現四五等戶比一二三等戶總人數多得多，所以王安石就修改免役法，把免役寬剩錢徵收範圍從一二三等戶擴大到一二三四五等戶。“上戶雖也有所支出，但不構成大負擔；下戶一般要承擔幾百到一二千文，則不勝苛重。”
而實行實際情況又是怎麼樣的呢？
以利路（宋代利州路，管轄範圍四川綿陽市梓潼縣、平武縣，巴中市、廣元市和陝西的漢中市等區域）為例，利州轉運使李瑜說利州路可以收40萬錢，提舉常平鮮于侁（李的下屬）認為利州路很窮，最多能收到20萬錢，而開封相關部門經過統計，認為利州路收9萬錢就夠了；結果利州轉運使李瑜上交了33萬錢，李瑜這麼盤剝老百姓，鮮于侁等利州路官員都很激憤，紛紛彈劾李瑜。
結果宋神宗只是下詔責備了李瑜一番，提拔鮮于侁為李瑜的副手了事，可一點也沒說退錢的事情。
而免役錢朝廷徵收了多少？據《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五之一七記載，熙寧九年僅免役，助役錢計l041萬餘貫碩匹兩，支用648萬餘貫碩匹兩。收支相抵，餘額達392萬餘貫碩匹兩，而且不包括增取的免役寬剩錢。
就連宋神宗都覺得“稅斂甚重”，反過來還是王安石來安慰宋神宗“
陛下以為稅斂甚重，以臣所見，今稅斂不為重。”宋神宗死的時候，免役錢已經積累了多少呢？蘇軾稱“行之幾十六七年，常積而不用，至三千餘萬貫石”，而免役法的壞處，蘇軾也說到了“免役之害，掊斂民財，十室九空，錢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
接下來是青苗法。
青苗法我看很多答主都說反正這錢與其被豪強地主拿去放高利貸，不如政府收了，還增加收入。
但是請注意，豪強地主放高利貸也不是強行放貸，雖然有農民因為豪強地主放高利貸而傾家破產，但是畢竟不是所有自耕農都破產；但是青苗法就不是這樣了，青苗法在王安石還在任的時候，就已經變成官方強制抑配青苗錢，而且範圍還從鄉村戶，擴展到了坊郭戶（相當於城鎮戶口），無論鄉村上戶，還是鄉村下戶，無不據戶等與財產強制抑配。青苗法完全是徹頭徹尾的國家變相徵收的財產稅。
王安石變法在經濟上有兩個結果，第一就是北宋朝廷真的就此有錢了，王安石變法不僅抹去了積欠多年的財政赤字，還建立起五十二座戰備物資庫。元祐更化時，朝臣認為，變法增加的收入可供國家二十年之用；直到徽宗時還是“餘財羨澤，至今蒙利”。
第二個結果就是從熙寧五年開始，宋朝最窮的第五等戶數量開始大量增加。根據已故宋代經濟史泰斗漆俠先生研究，宋代五等戶數量在宋仁宗朝開始下降，雖然中間有起伏，但總體曲線是向下的；然而到了熙寧五年，宋代五等戶數量開始上升，而這個上升曲線一直持續到南宋高宗時期。
王安石主張變法的一大論點就是新法有利“抑制兼併”，從結果看，完全就是一個笑話。
其實在王安石變法問題上，還是宋神宗更“老實”，先是承認徵收免役錢是“稅斂甚重”，後又總結變法實質是“取民之財，還以助民”。
當然，所謂的助民大家也看到了，王安石變法後宋朝最窮的五等戶人數大量增加。
最後，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並不是因為司馬光沒有經濟學知識，相反，司馬光很清楚知道在一個GDP存量幾乎固定的社會，增加朝廷收入就等於是搜刮民財，所以不管司馬光是站在立場反對變法，但是司馬光反對變法是對宋朝老百姓有好處的。
用宋史研究會理事虞雲國教授的話說，王安石變法本質就是“變法得利的是國家，為變法埋單的主要是老百姓。”
蘭臺
王安石變法是中國十一世紀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要討論蘇軾和司馬光為什麼極力反對王安石變法，我們首先要了解變法的主角、背景、要解決的問題、經過和影響。
王安石變法的真正主角，是宋朝第六位皇帝宋神宗，是他反覆做王安石的工作，讓王安石牽頭組織變法。然而，變法失敗，大家都將變法帶來的不利影響的這筆帳，算到了王安石的頭上，印證了劉邦那句名言：“有善歸主，有惡自與。”這是不公平的，也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那麼，宋神宗為什麼要變法呢？這是因為北宋經歷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再至宋神宗時期，已經發展了一百多年，這如一臺機器，用了百多年，自然已經老化，吃國家的公務員隊伍越來越龐大，人員越來越眾多，財政入不敷出，週轉不暢，國家機器就轉動不靈了。同時，還有內憂外患在掣肘著這個本來就有點轉不靈的國家，比如北方的遼國，西邊的夏國，有的要輸歲幣，有的時時騷擾，打打停停，不堪其擾。國內呢？有些活不下去的老百姓開始造反，比如，四川的王小波和李順的起義，就發生在這一時期。
你說，宋神宗繼承了一個這樣龐大的國家機器，卻是個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爛攤子，你說他急不急？加上，宋神宗繼位時還未滿二十歲，正是意氣風發想幹大事的時候，所以，他趕快把王安石從地方調到京城，先任副宰相，再任宰相，讓他負責變法，變法在熙寧年間，故史稱“熙寧變法”，因王安石是牽頭者，又稱王安石變法。
王安石變法，他要解決的問題主要是充實國庫、加強軍備、發展農業、增加農民收入、限制土地兼併等等。針對這些問題，他推行了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保甲法、將兵法等等。這些改革措施的推行增加了政府收入，抵制了土地兼併，加強了軍隊建設，促進了農業發展。
那麼，這麼好的改革，蘇軾和司馬光又為什麼極力反對呢？這是因為，改革雖好，但在推行改革措施的過程中變了樣，好心辦了一點不好的事情。比如，推行青苗法，就是政府成立一個國家銀行，春耕前借款給農民買種，秋收後農民還本付息，好吧？但是，本來自願的貸款，在推行過程中變成了強迫貸款，而且利息很高，這就非但沒減輕農民負擔，反而增加了農民負擔，讓老百姓有怨氣。
再比如募役法，就是將原來按戶輪流服政府差役，改為由政府僱人承擔，不願服差役的農民按貧富交納不等的免役錢，地主官僚也要當差或交錢免役，後來清朝的官紳一體當差納糧，就是募役法的翻版，目的是使老百姓從役事中解脫出來，保證農業勞動時間，促進農業生產。但問題是，一方面，農民倒不少服差時間，就是沒有錢，所以反而加重了負擔。這一方面，地主也不例外。而另一方面，原來當官的都不用服役，現在你王安石變法要交免役錢，這無形中得罪了好多地主官僚。
蘇軾和司馬光反對的，主要也是這些。最關鍵的是，王安石變法不僅得罪了蘇軾和司馬光，更得罪了以他們為代表的地主官僚階層，這無異於將自己打入了另類，陷入了孤立，因此最後導致變法失敗。
帝國的臉譜
我國曆史上有兩次著名的變法，一是商鞅變法，二是王安石變法。前者功成名就，後者一敗塗地。商鞅變法使得秦國浴火重生，以一敵六，第一次統一了華夏；王安石變法使得宋朝更加不堪一擊，有學者甚至指出北宋衰弱的起點就是王安石變法。
宋神宗時期的宋朝已經病入肌骨，沒有壯士斷腕，刮骨療傷的毅力與勇氣非亡不可。當時外有西夏崛起，遼國猖獗，宋朝年年納幣送禮才保一時平安，遼夏二國缺吃少喝了就來宋國打草。宋朝內有百萬官紳，百萬禁軍，他們絕大部分都是國家的沉重負擔。吃拿卡要在行，理政料民外行；吟詩填詞在行，保境安民外行。另外宋朝內部還有不少農民起義！
不可否認的是王安石變法出發點是為國為民，富國強軍，但是何以司馬光與蘇軾這樣的名人都反對變法呢？司馬光是儒家大儒，儒家歷來反對一切創新，儒家堅定不移地守舊，儒家是法家的千年宿敵。因此司馬光反對變法是學術與政見的原因。宋代儒學昌盛，他們掌握了社會輿論權，官僚階層又基本都是儒家士子。因此司馬光代表的儒家是王安石變法的最徹底反對者，這是政見之爭，思想之爭，是不可調和的！
蘇軾則是針對具體變法實施過程進行反對，因為變法實施中走了樣，不僅沒有實現初衷，反而使得情況變得更差！大體而言，王安石變法沒有先進行吏治，也就是官員沒有整頓，沒有把不合格的官員清退，沒有培養一批真心擁護變法的官員，變法的思想沒有統一。用原來的官員來推行變法，他們陽奉陰違，變相利用變法牟利，最終百姓不但沒有得到變法允諾的好處，反而比以前更加貧苦了。因此蘇軾反對變法是反對的推行方式方法，是具體操作問題，是可以調和的。
王安石變法失敗的主要原因有：其一、變法思想沒有統一，全國還是以儒家思想為主，沒有變法的土囊；推行變法的官吏不改初衷，所以不得始終。其二、宋神宗意志不夠堅定，沒有堅持變法，且死得較早。其三、沒有全面的人事安排，也就是要清退反對者，培養擁護者。其四、王安石個人的執政水平遠不及商鞅，他算不得一個變法強臣！
大秦鐵鷹劍士
我說句，不管是王安石，還是司馬光還是蘇軾，這些人本質都不是什麼奸臣惡人。只不過代表的階級立場不同罷了。王安石代表的是皇帝（最高統治者宋神宗），目的是犧牲大地主階級利益，富國強兵，一定程度上會對下階層的百姓有利，但實際執行過程中，由於地方官員層層剝克，實際百姓的生活質量不升反降。（青苗法到地方成了死指標，百姓必須執行，變相的成為了剝削的新方法）。司馬光更多的是代表的大地主階級利益，維護原先政府構件，祖宗之法不可改，而且當時外患並不很嚴重，維持現狀還是不錯的。（在司馬光眼裡，王安石的行為是在作死，不做就不會死），先是講道理好好反對，後來真的成了老死不相往來的政治死敵。其中有一件就是隔了十幾年（王安石下野）改判一個女子，把她斬首。這些完全成了意氣相爭了，於國於民都無益。蘇軾更多的看到了基層民眾，看到了改革執行過程中的弊端，也清楚不改國必將慢慢而亡，因此也反對，當然也受到變法與頑固兩派的打擊。 而打擊蘇最嚴重的莫過於“偽改革派”呂惠卿這位王安石最為器重的改革大將，後來烏臺詩案蘇能夠保住性命還是當時在金陵的王安石一句“安有盛世而殺才士乎”救了蘇軾。後來司馬光上臺，對蘇也是起用。因政見不和，蘇甚至在朝堂上大呼司馬光為“司馬牛”（孔子的學生，來形容司馬光的牛脾氣），司馬光也沒有過分懲罰蘇。
小哇最帥
本來，王安石、蘇軾和司馬光都是好朋友，但卻因為變法而反目，到底為何呢？
原因在於三個人的立場不同，王安石是激進的改革派，一旦時機成熟，雷厲風行，從不拖泥帶水，斬釘截鐵。均輸法、免役法、保甲法、保馬法、農田水利法，一口氣推出，一氣呵成，掀起一股新政風暴。
什麼叫改革？改革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大宋至神宗一代，水深至極，朝廷為“三冗”所累，國庫空虛，王安石就是要把大財閥手中的錢乾坤大挪移到國庫中。而且，一擊必中，僅半年功夫，國庫漸漸充盈，神宗大喜過望。
司馬光呢，就是被觸動的那些財閥之典型代表，他屬於保守派，堅決反對王安石變法，因為觸動了他所代表的那個階層的根本利益。好朋友有什麼了不起，利益才是根本。所以，司馬光拼死反對王安石，他的施政綱領就是，遵從祖宗執法，意思就是不要瞎折騰，當怎麼樣就怎麼樣。這樣的施政綱領跟王安石的改革產生劇烈衝突！
對於司馬光的所為和觀點，王安石以一篇千古傳誦的《答司馬諫議書》，給予回擊，一招中的！
蘇軾呢，他沒有什麼利益被改革觸動，對開始是為改革叫好的，但看到王安石的大刀闊斧鋒銳披靡時，覺得這也太凌厲了些，他想象中的改革不是這樣子的，是要文火煎之的。說到底，蘇軾是改革的漸進派。所以，蘇軾是兩面不落人，他反對王安石的激進，更反對司馬光的“廢法”。
從以上情況我們已經可以窺出北宋這一段改革大戲中的不同角色的本色演出了。
教師妹子一枝花
雖然都給王安石變法搗過蛋，但司馬光與蘇軾二人，辦這坑事的原因卻截然不同：一個是為反對而反對。另一個卻是為國家民族負責，不計個人得失仗義執言。
差這麼大？那就先瞧瞧其中“為反對而反對”的一位：司馬光。
雖然在宋代政治史和文學史上，司馬光的地位都是無比崇高，他反對王安石變法的理由，他本人以及後世的信徒們，更是義正辭嚴的總結出一大筐。但具體到王安石變法的整個過程裡，司馬光的所說所做，卻是輕鬆一抓，就是一大把天雷滾滾。
有多雷？先瞧一件把宋神宗都雷著的小事：司馬光起初因反對王安石變法被貶去陝西，到了陝西后氣沒喘就繼續罵，言之鑿鑿給宋神宗上奏，說我親眼所見，王安石的“助役法”正在陝西禍害老百姓。滿篇有鼻子有眼的文字，卻把宋神宗鼻子差點氣歪：“助役法”還沒在陝西實行呢，你哪隻眼看見它禍害老百姓了？
而每次被王安石駁到啞口無言時，“地域黑”就是司馬光的必放大招，比如福建籍大臣陳昇之推行變法時，司馬光一句怒噴：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不止罵陳昇之的福建老家，湖北湖南都打包罵。如果司馬光在今天做電視男主播，就憑這亂咬風格，必然火到電視臺都被砸爛！
不過對王安石變法的具體內容，司馬光也多次就事論事講道理，而且全是高大上的好道理，但細細推敲下，卻發現全是歪理。
比如王安石變法中，給北宋王朝的國家財政帶來巨大“補血”作用的“市易法”，這條司馬光反對了很多年，哪怕眼看著它大大改善了國庫財政且減輕了小民負擔，實在挑不出毛病來了，竟然來了個雷理由：朝廷如果想著增加財政收入，那就是小人投機取巧，就算國家有了錢那也是丟臉。所以必須廢。
而在反對王安石的“免役法”時，司馬光更雷出笑話：宋神宗去世後，為了廢除“免役法”，回朝的司馬光瘋狂上奏摺，大罵“免役法”的各種毛病。但不同的奏摺，內容卻自打臉，上一篇罵“免役法”的奏摺裡，說“免役法”方便了富裕戶坑害了窮人，下一篇卻又話鋒一轉，說“免役法”把富裕戶都坑成了窮人。
鬧得變法派大臣章惇指著鼻子大罵：司馬光你說話有譜嗎？同樣不靠譜的，更有司馬光在另一關鍵領域上的表現：國防！
王安石變法裡的重拳，就是砸向國防，可放在司馬光眼裡，這卻成了胡鬧，他的《乞罷保甲狀》一文，中心思想卻叫人無語：宋朝人不管怎樣埋頭苦練，都不可能打敗契丹西夏，不如忍氣吞聲不打。那國家怎麼辦？人家司馬光自信呢：“順其自然，天不滅宋”。
歷史無數的興亡血淚都可以證明，再強大的國家，如果選擇司馬光這樣“順其自然”的軍事思想，那基本就和混吃等死沒兩樣了。
更可嘆的是，就在宋神宗執政晚年時，大宋軍人浴血奮戰，已經完全壓制住了宿敵西夏後。宋神宗駕崩後高調當權的司馬光，卻為了證明自己“順其自然”思想的偉大，上演了靖康之恥前，北宋王朝最國格盡喪的一幕：特意上了《論西人請地乞不拒絕札子》，強烈要求把宋軍浴血收復的西北國土割讓給西夏。甚至對西夏使者唯唯諾諾，幹看著西夏使者在北宋朝堂上吆五喝六，衝著高太后大叫：神宗知錯！
如此喪權辱國，他只是為了徹底踩倒老對手王安石，徹底廢除叫大宋走上富國強兵之路的王安石變法。其內心算盤，他的好戰友文彥博更早一語道破：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他的“為反對而反對”，就是以冠冕堂皇的理由，不惜毀壞江山社稷，只為給“士大夫”代言。其荒唐行徑，也正如大儒王夫之的憤怒抨擊：北宋滅亡，始於司馬光！
這樣滿嘴仁義道德的“罪人”，恰是生活中最需要警惕的人，而最與司馬光高下立判的，就是同樣曾反對過王安石變法的蘇軾。
雖然與司馬光一樣，蘇軾也曾反對過王安石變法，甚至因為“搗蛋”的太突出，被王安石一怒貶官，變法推行的多年裡，他也曾受夠了罪。但是，就在宋神宗溘然長逝，守舊派全面掌權的年月，鹹魚翻身的蘇軾，卻證明了他比司馬光偉岸得多的人格：挺身保護王安石變法！
如果說早年反對王安石變法的蘇軾，同樣理由很雷，但是多年的民間浮沉裡，在親眼見識了王安石變法利國利民的效用，特別是民間百姓的受益生活後，蘇軾非但不曾如司馬光那樣選擇性失明，相反有錯就改。司馬光掌權的年月裡，吃夠變法派整治的蘇軾也就任翰林學士，上任後就給高太后上書：王安石雖針整治了我，但是他的變法是利國利民的，千萬不能擅自廢除啊！
甚至，當一意孤行的司馬光，以簡單粗暴的方式完全廢除新法，給北宋王朝接下來幾年的積貧積弱深挖大坑時。滿朝文武都在司馬光的威脅下不敢多言，卻還是蘇軾站了出來，哪怕跟司馬光撕破臉也拼命阻攔，一句話更是戳中司馬光畫皮：專欲變熙寧之法，不計較利害得失，不參照其所長！而在司馬光厚著臉皮，繼續一意孤行蠻幹時，蘇軾更是悲憤交加，喊出一句宋朝歷史上無比痛楚的怒罵：司馬牛！司馬牛！
透過這聲撕破臉的吶喊，透過蘇軾不計個人榮辱，據理力爭的身影。這位偉大的文學家留給後人的，不止是驚豔的詩詞才學，更有為國家民族，不計私怨的胸懷擔當！
我們愛歷史
首先，要糾正一個關鍵的名詞解釋，嚴格意義上說，王安石變法是不存在的，史學界的說法是熙寧變法。
為什麼這麼說呢？
這次變法，王安石的權力和主導作用十分有限，個人化色彩不濃，與張居正變法有很大不同。張居正變法，皇帝還小，又是他的學生，內廷的馮寶和太后李氏，對張居正言聽計從，朝廷裡，自從高拱退下去後，也無人可以撼動張的地位，可以說整個變法大業全部在張首輔手裡掌控，他是變法的唯一主導，所以史稱張居正變法，而不是萬曆變法。而熙寧變法，從頭到尾，都是宋神宗主導，新舊兩黨交替使用，王安石沒有張居正的大權獨攬，所以說，只能是熙寧變法，而不是王安石變法。
反對變法的，不僅僅是司馬光和蘇東坡，還有一些很知名的慶曆老臣，比如韓琦，文彥博等人。很多人覺得奇怪，司馬君實相公和王安石是私交很好的朋友，韓文等名臣，都是當年慶曆新政的鐵桿支持者，他們沒理由反對王安石，那為什麼他們會走到王安石的對立面？
這些變法的反對者，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奸臣，相反還是歷史上有名的賢臣。 既如此，他們為什麼反對改革呢？
王安石的變法政策很多從本質上說是好的，司馬光也曾經讚歎過青苗法“良法也”。但是，王安石的政策在實際操作的過程中，給那些地方官員偷雞摸狗的機會太多了。也就是說，好經念歪了。就拿我剛才舉例的青苗法，本質上，他通過借貸給農民錢，讓他們可以在困難的時候，購買種子農具，等到豐收的時候，只要還上錢和利息，就可以度過災年，可是，到了實際操作時，卻成了地方官為了撈錢和政績，強行攤派，必須借，不借不行，造成百姓的負擔。募役法也是如此，官方的借貸造成地方大戶本來可以賺的錢，被官府賺走了。本來荒年，都是農民問大戶借貸的，現在這部分利益被官方拿走了，那些大戶們，自然也不滿。
司馬光為首的那些大臣們，往往家裡都是地方大戶，從司馬光角度出發，或許不是因為錢少了，而是他清楚，這樣一來，會讓朝廷和官員們走向對立，會引發大批官員的不滿，從而動搖國本。所以，司馬光們反對也就不足為奇了。
腦洞大開的歷史
所謂的變法，其實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王安石的變法亦是如此，它的改革傷害到了很多當權者的權益，遭到群體反對是意料之中的。不過蘇軾和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出發點不一樣，不能一概言之。
先簡單的介紹一下王安石變法的時代背景和當時的政治結構。
北宋立國後，鑑於唐末藩鎮割據的教訓，因此搞了一套將地方行政、財、軍三大權集於中央的政治改革。經過改革後，北宋削弱了地方對中央的威脅，增強了中央集權；削弱了武將地位，實行文人治國。但是由於趙家太祖是篡位登基，做賊心虛，所以他的改革有一點矯枉過正。
比如趙匡胤害怕大臣集權，他就採取了一職多官的策略。這種一官多職的想象，當代社會也是存在的。一個職權分成好幾個職能部門，想去辦點事就要跑十幾個衙門。這麼搞固然是削弱了官員的權力，使官員不能攬權。但代價就是官員數量巨大，職權分配不清晰，遇見事故就相互推諉，淨是一群只拿工資卻不幹活的玩意。並且北宋官員的級別和待遇還都不低，朝廷每年僅僅官員俸祿開支這一項，就有很重的負擔。
除了公務員負擔這一項外，北宋的軍隊負擔和土地兼併也是兩個大問題。軍隊的問題主要是兩點，一是軍隊人數太多，二是軍隊戰鬥力積弱。之所以會有這兩個問題，也是兩方面造成的：一是北宋的外患很重，為了對付西夏和遼國的威脅，就需要養一支數量龐大的軍隊；二是北宋皇帝害怕軍隊會造反，就設置了防止武將專權的制約體系。造成了兵不識將，將不識兵的問題。
兵將不識的結果就是兵士雖多但不精，對外作戰的開銷巨大，而戰爭回報非常感人。養官、養兵、打仗都需要開支，那麼錢從哪來呢？從老百姓身上收稅唄。但問題是北宋不抑制土地兼併，士紳瘋狂兼併老百姓的土地，而士紳不用納稅，老百姓沒有了土地卻仍然要納稅。其結果就是朝廷收不到稅，而老百姓的負擔卻很重。朝廷和老百姓都是受害者，得利的只是士紳。
既然社會存在這麼嚴重的貧富不均問題，那麼改革就是必然的了。王安石變法前，宋仁宗時期的歐陽修、韓琦等人就是力主改革的代表人物。但是他們的變法目的，實際上有很大的功利性。作為官僚階層，在沒有確實可見的利益推動下，他們是不會給統治階級賣命的。這句話怎麼理解呢？就是說韓琦和歐陽修等人的改革，出發點並不是單純的富國強兵，而是通過改革讓自己升官。往好了說是為國為民，說白了就是為了他們自己的政治前途。
宋仁宗死後，宋英宗繼位四年也駕崩，然後就進入了宋神宗時代。神宗繼位後，滿朝文武都是歷經仁宗、英宗的三朝元老，神宗的威望很淺，畢竟他是個只有二十歲的毛頭小夥子。而像韓琦和歐陽修這樣當年都還很嫩的新人，在神宗時期則已經都晉升為老革命了。所以宋神宗為什麼要變法？一方面確實是因為國家疲敝不堪，需要變法；另一方面則是希望通過變法達到攬權的目的，把宋仁宗時期的老革命們都趕下去。
王安石的變法恰好符合了神宗的利益。
一是他的變法主張確實能夠替朝廷斂財，緩解財政壓力；二是他的個人性格也符合神宗打壓老革命的潛在目的。在這種雙贏局面的推動下，王安石和宋神宗就算是一拍即合了。然而基於這種目的不純的變法改革，遭到抵制也是必然的。
首先是紳士和老百姓反對他，士紳反對很好理解，畢竟王安石動了士紳的利益。百姓為什麼也反對變法？這是因為王安石的變法的目的是富國而不是富民 ，他奪商人、地主和農民之利歸國家，富得是國家，跟老百姓沒關係。也就是說，王安石變法沒有緩解貧富差距，反倒把地主和農民都得罪了。老百姓因為變法減輕了一些原有的負擔，但是變法也給他們增加了新的負擔，這一來二去，老百姓的負擔實際上並沒有得到減輕。
其次是官員反對改革。這一點看似正常，但背後的利益關係很複雜。有一部分人是真的因為利益受到了傷害，堅決反王安石；有一部分人純粹就是避嫌，這些人就是以韓琦、歐陽修為代表的老革命派。他們並不反對王安石的變法措施，但是他們就是要反對變法。因為他們的身份顯赫，已經不需要通過變法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了。他們的反對，實際是一種自保。也就是給變法提點意見，萬一變法失敗了也賴不到他們的頭上去。並且他們也知道宋神宗起用王安石變法的潛在目的是借王安石之手攬權，然後把他們這些老人都轟下臺。
所以當王安石利用變法搞黨爭後，他們這些老革命就更不能接受了。他們非常反感王安石借用變法暗地裡挑起宰相和御史之間的矛盾 ，使得相權被迫依附於皇權。因為一旦當相權完全淪為皇權傀儡，御史的諫權就會被皇權和相權完全孤立，最終也會淪為皇權的傀儡。王安石下臺後，歐陽修和韓琦的隱憂得到了驗證。繼任的王珪等人都是沒有主見完全只會聽皇帝指令行事的傀儡，而御史也徹底淪為了皇權和相權黨爭的打手，再無權力制衡可言。再後來宋徽宗昏庸誤國，他想怎麼作，完全沒有人能規勸他，最終導致了北宋社會矛盾的大爆發。
那麼司馬光和蘇軾為什麼反對王安石呢？其實他們的反對出發點並不相同，跟韓琦和歐陽修的出發點也不一樣。
首先是蘇軾，他反對王安石的出發點具有很明顯的政治幼稚性。這裡要強調一下，蘇軾跟王安石相比，他是晚輩。跟韓琦和歐陽修比，簡直就是生瓜蛋子，比較年輕，才名很高，但是缺乏對當時社會矛盾的認識，沒有治理地方的經驗。蘇軾最早反對王安石的論調，是出於一種典型的官僚思維。他反對免役法的理由就很可笑：
自古役人之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廚傅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這句話簡單點說，就是蘇軾認為皇帝不是與百姓治天下，而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我們讀書人十年寒窗，為的就是做官謀福利。如果不以讀書人的利益為先，那我們憑什麼為你賣命？這樣的思維，簡直就是欠收拾。後來蘇軾被貶到地方為官，目睹了老百姓疾苦之後，三觀立馬變了。不擺讀書人的臭架子，而是真心實意的為民謀利，甚至對新法的態度都有所轉變。整個人給人一種耳目一新的感覺，寫出了那麼多的豪放詩詞。這才是頂天立地的大丈夫嘛！
然後是司馬光，他跟王安石是平輩，兩人是直接競爭關係，有直接的利益衝突。這個利益衝突跟變法沒關係，純粹就是一山不容二虎，有他司馬光就沒王安石，有王安石就沒有司馬光的矛盾。
比如宋神宗知道司馬光和王安石的矛盾，所以讓他擔任樞密副使掌管軍事，不摻和變法的工作。結果司馬光說若不廢新政他就不接任，皇帝心想，我好心好意的讓你去管與變法無關的軍事，你卻拿此來威脅我？你說變法不對，那麼你倒是給我提出個救國救民的良方來啊！司馬光表示，意見我沒有，但我就是要反對！於是神宗一怒之下降司馬光為制誥，給他一點顏色看看。然而門下省的官吏居然拒絕發佈這道命令，於是神宗乾脆親自將命令交給司馬光，維護自己的皇帝尊嚴。司馬光也不甘示弱，連上五封札子，要求自請離京，把神宗氣的牙癢癢。
但是司馬光的強烈反對也不能都賴他，王安石也有問題。王安石的問題是志大才疏，說難聽點就是固執。他推行變法，首先就以贊成不贊成劃線標準，支持他變法的就會受提拔，很不幸這支持變法的人後來很多都被列入宋史奸臣傳。他們中有人真正支持新法，但更多的人只是想借變法升官。而跟王安石提不同意見的官員都會受到貶謫，但問題是別人的批評，比如說他“借名高以壓人”、“習申商刑名之術，而文之以六經”，“少學孔孟，晚師翟聃”等等，說的都是有道理的，並沒有惡意的抨擊。但王安石一句話都聽不進去，就是固執的拿支持和反對劃線，誰反對他就打擊誰。
司馬光作為跟王安石平輩的讀書人，這種行為他哪裡能忍？等神宗去世後，高太后和司馬光上臺，他老人家活著的動力只有兩個凡是，凡是王安石支持的我們就要反對，凡是王安石設計的制度我們就要予以堅決的廢除！這種固執的心態，簡直不可理喻，其瘋狂簡直已經到了無理智的境地了。甚至為了反王安石，他還自打臉。比如司馬光早年也曾經上書痛陳差役法害民，後來王安石變差役為免役，實行了十餘年，雖然有一些運行問題，但總體是好的，天下也已經適應，這點連舊黨分子都不否認。司馬光上臺之後要求全國五天之內罷免復差，涉及全國根本役法改革，五天就要改回去！這老人真的是瘋了。
更瘋狂的是，王安石時期收復了西北的米脂四寨，這是他的變法成就之一。但是司馬光認為這是王安石的成績，他就要反對，要求還給西夏！好在連舊黨都反對此舉，司馬光也覺得壓力太大，最後才作罷。
總的來說，王安石變法有很多私貨。王安石作為主持變法的人，他有很強的功利心。而支持他變法的宋神宗更是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性。反對王安石變法的蘇軾和司馬光，兩人反對的出發點不一樣。蘇軾早期是政治幼稚病，後來理解了，也就不再那麼強烈反對變法了。司馬光則是為了反對而反對，甚至願意為了反對王安石而自打臉。
Mer86
王安石變法是北宋的重要事件，和之前范仲淹主導的慶曆新政一樣，都是為了改變北宋弊政，達到富國強兵的效果。可是無論是范仲淹還是王安石都遭到了很多大臣的極力反對，其中不乏蘇軾、歐陽修這樣的名臣，這是為何呢？這隻能說明王安石變法的一些內容和執行過程中有很大的問題。
如果單純的按歷史教材去理解王安石變法，那麼變法內容是一點問題都沒有的。可事實上，有些內容只是看似美好。王安石變法的核心是整頓財務，提高政府收入，可最大的問題就出在這一塊。
比如青苗法，王安石把北宋政府作為放貸方，藉以限制民間借貸，為政府開源。比如募役法，只要老百姓交相應的錢就可以免除差役，改由政府拿著這筆錢去僱別人幹活。這兩點看似不錯，卻都沒有考慮到低層人民該如何應對。窮人借貸後還不起，無法翻身；有錢人可以交錢免差役，而一般老百姓不交錢就沒法從事正常生產，被強制服差役，最終的擔子還是壓在了中下層老百姓身上。結果是朝廷和衙門有錢了，北宋老百姓反而不如以前了。這也是蘇軾和歐陽修反對變法的原因。
強兵方面也有問題。比如保甲法，規定農村每十家為一保，五保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並以最有錢的戶主作為負責人。保甲農時生產，閒時接受訓練，維持社會治安，這樣就把北宋政府的控制力深入到農村。
這個最大的問題在於，這些保甲在接受訓練和維持治安的時候，往往遭到保長的刻意驅使和凌辱。而上級還要經常檢查保甲訓練效果，致使應付檢查成了訓練保甲的唯一任務。保甲不僅勞民還流於形式，成為保甲的沉重負擔。農民甚至不得已通過自殘身體來逃避保甲。其他的就不列舉了。
這些問題王安石不是看不到，而是沒辦法。王安石還算品行不錯，可是變法派的其他人就遠遠不如王安石了。他們在具體執行中急功近利，損害了百姓的利益，而且自己內部矛盾重重。而只要進行變法就會觸及一些人的蛋糕，再加上農田水利法和科舉改革侵犯了保守派的利益，所以導致王安石變法被群起而攻之。
王安石本意是好的，只是變法操之過急，用人不當。所以蘇軾、歐陽修反對王安石也並非信口雌黃。雙方都有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