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一擲千金”，乃至於戰國時代縱橫家口中動輒的“千金之賞”，以及《史記》中的“千金”記載，有一個非常流行的說法就是，等於“青銅”或“黃銅”。
這個說法的起源，實為“美金”“惡金”之別，原出處在《國語·齊語》：
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斤、斸，試諸壤土。“黃金”肯定不能拿來鑄造刀槍劍戟，結合春秋時代的金屬冶煉水平，自然只能認定為“銅”，郭沫若在其名作《奴隸制時代》中就非常篤定地寫道：
所謂“美金”是指青銅。劍戟等上等兵器一直到秦代都是用青銅鑄造的。所謂“惡金”便當是鐵。鐵，在未能鍛鍊成鋼以前，不能作為上等兵器的原料使用。青銅貴美，在古代不用以鑄耕具。然而，早在1985年楊育坤、李澤生撰寫的論文《“惡金”非鐵辨》（刊於《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年03期）中，早已通過考古發現說明了一個事實，即在管仲所處的春秋中前期，銅製農具並不少見，反倒是鐵製農具難得一見。
在白雲翔發表於2004年01期《文史哲》雜誌上的論文《“美金”與“惡金”的考古學闡釋》中，列舉了一系列考古發現，如：
西周晚期虢國墓出土的玉柄鐵葉劍和銅膠鐵葉矛，經金相鑑定，鐵葉部分均為塊煉滲碳鋼製品，也就是說至遲在西周晚期我國先民已經掌握了鍊鋼技術。
玉柄鐵劍
這種發現，其實已經完全破除了上文中郭沫若的“斷定”，而其他一系列的鐵製品的出土，尤其是：
上述各墓中的鐵製品，都是作為隨葬品與其他青銅禮器、兵器和工具等一起被隨葬的，並且墓主人都是貴族，甚至是一國之君。相反，春秋時期的大量小型墓葬中，卻很少見到用鐵製品隨葬。這些信息綜合之後，得出的結論是比較顛覆傳統說法的：
在春秋時期，戈、矛、劍、戟等兵器不僅大量用青銅鑄造，而且同樣用鐵製作；鐵被用於農耕具的製作，青銅同樣也用於農耕具的鑄造，尤其是當時的金屬農耕具主要是青銅製品；隨著西周晚期鍊鋼技術的發明，人們不僅沒有把鐵視為劣質金屬，反而在一定情況下可能將其視作貴重金屬，至少是與青銅等而觀之的。因此，把“美金”和“惡金”分別解釋為青銅和鐵，尤其是把“惡金”解釋為鐵，顯然是缺乏歷史根據的。那麼，“金”是否曾經在一定時期內等於“銅”呢？
答案是肯定的。
在上述《國語·齊語》的原文中就有記載：
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管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鞺盾一戟，小罪謫以金分，……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詛、夷、斤、斫，試諸壤土。甲兵大足。其中“小罪謫以金分”，其實就已經說明，管仲要施行的是“小罪”罰“金”，這裡的“金”，在《管子·小匡》中敘述詳細：
小罪入以金鈞，分宥薄罪入以半鈞。當時三十斤為一鈞，分宥則是指主犯之外的從犯相坐之人，就只需要繳納一半。
也就是說，此時的“小罪”可以用三十斤“銅”予以抵償，這種思路，同見於《周禮·秋官司寇·職金》：
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於司兵。金罰，即罰金，貨罰，即罰物，也有註釋者解釋為“貝幣”，三解結合秦律的規定（應或為實物），不太認可，且置之不論。
在《尚書·呂刑》中有這麼一段記載：
墨闢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宮闢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這個鍰，漢代許慎《說文解字》指出，通“鋝”，鋝為重量單位，但有兩種說法，一種說三鋝為二十兩，也就是6.66兩，另一種說法是一鋝為6兩。
朕匜
之所以提及它，是因為1975年出土的“朕匜”就記錄了以“鋝”或“鍰”為單位的一次罰金判決，譯文節選如下：
依你罪，我本應鞭打你一千下，施以墨刑；但現在我大赦你，免去你的五百鞭，另外五百鞭，改罰金三百鍰。300鍰，按照上面的換算比例也就是2000兩，或1800兩，如果是“黃金”的話，這個數量級就有點太大了，可見，這件青銅器斷代在西周，可見，自西周至管仲所在的春秋中前期應該所謂的“罰金”，都是罰銅。
為什麼說如果是黃金的話，“數量級”太大呢？
因為戰國後期，我們有出土的秦簡作為對照，《秦出土文獻編年訂補》中記錄：
“十六兩一斤，卅斤一鈞，四鈞一石。四萬六千八十銖一石，千九百廿兩一石，百廿斤一石。”這是非常清晰的“衡制”換算的標準。
秦權，即秦朝的標準砝碼
《嶽麓書院藏秦簡（貳）》記載：
“馬甲一，金三兩一垂，直（值）錢千九百。金一朱（銖）直（值）錢廿四。贖死，馬甲十二，錢二萬三千卌（音xi，四十）。”注意，這裡的“贖死”，就是贖“死刑”，相當於《尚書·呂刑》中的“大辟”，需要秦半兩錢23040枚，相當於“金”960銖，24銖為1兩，也就是40兩“金”可以贖死，而《尚書》中卻是“罰千鍰”，也就是6000兩或6666兩。
兩者數量級差距過大， 完全可以確定是兩種東西的衡量了，而且，在《睡虎地秦墓竹簡》中有大量的“貲一甲”、“貲一盾”（作者認為，這才是“貨罰”，即實物上繳）的律文規定，《嶽麓書院藏秦簡》和《裡耶秦簡》中也多有相關的換算記錄，如：
“貲一甲直（值）錢千三百卌四，直（值）二兩一垂 ，一盾直（值）金二垂。贖 耐，馬甲四，錢七千六百八十。”；“……公士僰道西里亭貲三甲，為錢四千卅二。”也就是說，1甲值錢1344，黃金2.33兩（二兩一垂，一垂為0.33兩）；1盾值錢384，黃金0.66兩（二垂），1馬甲值錢1920，黃金3.33兩（三兩一垂）。
贖耐刑，也就是剃光鬍鬚、鬢髮，但是保留頭髮的刑罰，需要錢7680，也就是13.33兩黃金，這個相比管仲時代的輕罪罰銅30斤，也就是480兩，可是差著不少數量級呢，這些都說明，戰國末年的秦國和秦朝，早就不再用“罰銅”作為手段，而是代之以“罰金”，也就是真正的“黃金”。
那麼，對於商品經濟更加發達的關東六國而言，“千金之賞”，就更不可能是“銅”了，1000斤銅，不夠寒磣人的呢……
回到主問題，秦、漢時代既然“金”已經指代為“黃金”，那麼，“千金”到底是1000個什麼單位的“黃金”？
說到這兒，就要先糾正一些說法，就是黃金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早已是法定貨幣，很多人都因為教科書知道“郢爰”是金幣，但是不知道，在秦國、秦朝和漢朝，都以黃金為法定貨幣，銅質半兩錢則是“下幣”。
郢爰
距今2000餘年前，楚國已使用了圖中的金鈑，由於鈐有方形或者圓形的小印，習慣上被稱為“印子金”。金鈑上的銘文有郢爰、陳爰、專爰、覃金、隔爰及盧金等等，尤其以“郢爰”為多，因此也被稱為“爰金”。“郢”為楚國都城名，“爰”為當時楚國的貨幣重量單位。
《史記·平準書》的說法是：
“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等，黃金以鎰名，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
也就是說，黃金的“一金”，在秦朝為“一鎰”黃金，所謂“千金”，其實就是“千鎰”黃金，不過對於“鎰”這個重量單位究竟多重，至今學術界莫衷一是，為啥呢？
原因很簡單，正如上文中展示的秦朝“衡制”標準換算裡，根本沒有“鎰”，有它的位置的是東方六國。
在秦國和秦代出土的文物，有“鎰”這個重量單位銘文的，只有陝西臨潼武家屯出土的秦代金餅一件，上書“益兩半”，
問題是，該金餅重量250克，與秦1斤（16兩）吻合，與漢代文獻所見的1鎰為20兩或24兩的說法都不吻合。戰國時代已見考古成果的，有齊、楚、衛、三晉用“鎰”。
其中：
楚鎰為16兩，該國用鎰—兩制；衛鎰、三晉鎰為20兩，衛、韓、魏用鎰—釿制，趙用鎰—兩制；齊鎰為24兩，該國用鎰—錙制。與以上各國均不同，秦則採用斤—兩制。綜合這些信息，我們只能推測，是秦並天下之後，將原本東方六國常用的“鎰”這個通用“衡制”概念，變成了專屬的貨幣“衡制”概念，而其基本重量應該約等於秦制的1斤，也就是16兩。
而到了漢初，《史記·平準書》記載：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於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踴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到了劉邦建國，乾脆把一金黃金定為1斤（248克左右），不再用過去的“鎰”說事兒了。最近在海昏侯墓出土了大量的漢代金餅，其中幾塊上有日期和銘文，指明為“酎金”，重量均在250克左右，可以為上述文獻記載的實物佐證。
所以，到了西漢，“一金”就是黃金“一斤”，“千金”也就是1000斤“黃金”，而不是什麼“黃銅”，這個東西，在《二年律令·金布律》裡明確有規定什麼成色的不能進入市場流通，成為“行金”，不接受“行錢和行金交易，要罰金四兩”，也就是說，在西漢王朝，“黃金”和秦朝一樣，都是流通貨幣。
而且，僅僅從海昏侯墓中，考古學家就發現了大約120公斤的黃金，說明在當時社會上層的黃金擁有量並不小，比如史書記載文帝的親兒子梁孝王死時：
“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不過在東漢之後，黃金逐步退出了“上幣”的位置，而成為一種純粹的貴金屬，一直到現代，在中國再也沒有成為“法定貨幣”，而到了明清時代，白銀通行，文人們動輒“金”如何、“白金”如何，實際上說的都是白銀，專指黃金的時候，都會特別指出，只能說是“雅稱”“美稱”，而非什麼實指了。
閱讀更多 劉三解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