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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對歷史上尤其是明清時期東亞“內外/彼此”關係的解釋，被西方與日本學界所主導。因此，在新時代促使東亞成為一個至少在文化和歷史上休慼相關的命運共同體，是東亞漢學作為一門學科在學術範式層面亟待反思的問題。
原文 ：《把握新時代東亞漢學研究的主動權》
作者 | 長江師範學院重慶民族研究院 彭衛民/博士
圖片 |網絡
問題：從東亞周邊的視角重新認識中國
法國漢學家馬伯樂曾說：“中國是歐洲以外僅有的這樣的一個國家：自遠古起，其古老的本土文化傳統一直流傳至今。”詮釋“中國”的難處在於，它的古老文化不僅統合本土，還輻射周邊，使得包括東亞在內的漢文歷史世界成為一個彼此流動、無遠弗屆的天下共同體。中國文化的中心與邊緣的劃分往往不依照空間而是想象，因而漢學之於“中國”的解釋，則有可能產生與傳統史學截然不同的觀察視角和問題意識。東亞漢學作為一門學科，其研究的魅力在於，同一文明的不同解釋與同一空間的不同想象，二者之間會產生交叉與碰撞，因而對這一共同體中的區域文明高下的判斷會顛覆地理空間遠近的認知。
晚近以來，學術界對域外漢學尤其是東亞漢學的研究，開始跳出“從中國的史料解釋中國的問題”這一窠臼，注重從文化主體層面的“他者”來反觀“自我”，從文化空間層面的“周邊”反觀“中心”，淡化作為“近世帝國”的中國仍為東亞漢學體系主導者這一事實，反而凸顯東亞周邊區域本土意識，從而跳出“歐洲中心主義”的理論模型，重新認識歷史上的中國。
明清之際，儘管作為理念上的中華帝國仍繼續居於東亞文明圈的核心並保有所謂“道統”的普遍性，朝鮮的李氏王朝、日本的德川王朝以及東亞的其他區域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開始自立，從而形成自足的“存在秩序”。因而近世以降，儒教朱子學被稱為“漢學”，這一變化意味著作為“近世帝國”的普遍性思想，變質為含有非西洋、非日本色彩的“中國學”。明代之後的中國實際上已經放棄“我者”的姿態而成為了列國體制中的一員，
“自人視之，有中國有夷狄，自天視之，無中國無夷狄”，這是目前東亞漢學研究從文化“周緣”認識“中心”的一個基本觀點。範式：東亞漢學研究的文本與脈絡
隨著晚近韓國、日本、越南等國家大量的漢文文獻、資料的相繼整理出版，使得東亞漢學研究的視角在文本與脈絡之間變得多元化。
第一，跨區域文化交流的“脈絡性轉換”。將原生於中國文化脈絡的諸多儒學經典中的概念，置於東亞文化或思想家的思想體系脈絡中重新闡釋。東亞文明體系的構建中，有“認同”與“自我”的區分，即周邊國家對中國的認同以及區域文明主體的自我認知，這一範式被有些學者稱之為異地傳入的“去脈絡化”與融入本國的“再脈絡化”現象。比如，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上下定分之理”，在江戶時代被儒家知識人創制為“士者，皆以食祿以養己與妻子之故，而為君盡忠焉”的“家族國家觀”。
第二，經典詮釋的“多重文本分析”。通過對中國傳統經典的註解與重釋，並與東亞朱子學者所著典籍進行比較，得出不同區域學說中的個性與共性。比如，比照中國朱子學與朝鮮時代的性理學所呈現“同曲異調”的價值觀，來對朱子《家禮》的東亞版本進行蒐集、整理與研究。近年來，中國的《域外漢籍珍本文庫》與韓國的《韓國禮學叢書》，便為東亞禮學詮釋作出了基礎性的工作。
第三，攬鏡自鑑的“比較哲學”。 通過考察周邊國家所保留的中國交涉史料（如《越南漢文燕行文獻》《燕行錄全集》《琉球漢文文獻》《朝鮮通信使文獻》等），關注到歷史世界中的朝鮮、日本和越南對中國的記錄，才可以真正地從“異域之眼”來觀察中國。漢學在日本、韓國、越南的發展並不是對朱子學的簡單承襲，而是結合地域性本土文化資源開創出一個嶄新的文化形態。
使命：把握東亞文化共同體研究的主動權
東亞漢學應作為東亞文化共同體研究的重要手段。把握這一研究的話語權，既是建構華夏文化記憶與命運共同體的題中之義，也是文化復興進程中向周邊國家展示“文化自信”的資本。東亞文明在交流中儘管呈現出不同的主體，但是這些主體無一例外都被學者所謂“疊加與凝固”的主軸加以串聯，這個政治文化體不是被想象和建構出來的，而是建基於語言、制度、文化、族群、信仰等相對穩定的要素之上。如果說考察漢學在東亞文明交流史的影響，反映的是由“自我”而觀“他者”的“文化中心主義”，那麼對東亞周邊國家漢學播遷路徑的梳理與描繪，反映的則是東亞文明交流史中“攬鏡自鑑”“唯斯道一以貫之”的大國氣魄，這是呼應“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這一時代主題的重要方式。
建構東亞漢學研究的話語權意味著，我們應當清醒地認識到東亞漢文化圈的地理中心和世界秩序的理論根基在中國。歷史上的東亞，是一個存在於時間和地理空間中的以中國為中心的政治文化體系。正如有的學者所說，“中國的擴展不是來自向外擴張行為的紅利，而是來自外圍競爭勢力不斷向心捲入旋渦核心的禮物”，這種“修文德以來之”的動力模式，同樣也使得歷史上的周邊國家難以抗拒漢文化的魅力——儘管基於“諸夏/夷狄”架構的世界圖景確然被不同程度地解構過，但是東亞漢文化的餘緒仍在影響今天的韓國、日本等國家。
因此，以東亞漢學作為研究手段和對象，必須要明確對周邊文獻資料的蒐集、整理、解釋以及對東亞文化共同體理論的提出、闡釋、論證，最終目的應為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而服務，這是中國學術界應當達成的一個共識。東亞漢學的研究必須建構起以“我”為主導的解釋權，怎樣解讀一樁史料、解釋一種文化，用什麼樣的研究視角來解釋這種史料和文化，都會深刻影響東亞漢學研究領域的未來走向。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明清東亞周邊國家‘家禮’漢籍整理研究”（項目編號為18CSS003）的階段性成果。]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33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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