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www.seattlepi.com
導語：我們似乎很難定義“民粹主義”一詞，但在它傳入中國之後，就一直處在被批判的陰影之中。同時，它又是被濫用得十分頻繁的概念，尤其在近幾年，只要是與自己預期不同的公共事件發生，很多人就會給它扣上“民粹主義運動”的帽子。 因此，討論什麼是民粹主義運動、民粹主義運動會帶來什麼影響，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每個時代都有一頂時興的“帽子”，而民粹主義可能是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十年來最時興的帽子：希臘人上街反對緊縮政策是民粹主義的表現、英國脫歐是民粹主義的表現、特朗普上臺是民粹主義的表現……總之一切自己不喜歡或沒能預料到的、且在自己看來是由一大群“烏合之眾”推動的公共生活變化，統統可以扣上民粹主義這頂帽子。
你是否也曾經問過自己，把民粹主義當成這樣的帽子又有什麼意義？民粹主義難道只能是一群同質化的面孔面對帝國主義全球資本的無奈嘆息？為此，我們需要破除民粹主義這一概念身上的迷霧，把一系列我們稱之為民粹主義的現象擺在正確的位置上，使之可供討論、分析。
遺憾的是，民粹主義這一概念的混亂程度就算是在學界也早已是陳詞濫調。此處的問題在於，字典上任何對民粹主義不無道理的簡單解釋，如“民粹主義者相信人民群眾的智慧、權利和美德”[1]，往往帶來的混亂遠超它所澄清的部分，導致我們一談及民粹主義，就會開始對民粹主義和其他概念進行沒完沒了的辨析和糾結，從而減損其分析價值。
因此，本文將著重介紹作為政治運動的民粹主義——從民粹主義運動的歷史形態開始，以此為基礎探討民粹主義運動的一般特徵，最後思考民粹主義運動可能有哪些合理預期。
民粹主義運動的現代先驅
民粹主義並不一開始就是他人為自己的目的製作出來的、沒有實際根據的“帽子”。相反，民粹主義作為一個標籤，一開始就是社會運動家的自我標榜。為此我們需要回到歷史上那些自我標榜為民粹主義的運動。
一次在談論民粹主義時，我免不了要涉及其英文表述“populism“。這時一位朋友脫口而出：“不對吧，我記得應該是個n打頭的單詞”。他回憶起的正是在漢語世界裡烙下“民粹”這一概念的俄國民粹派運動（народники，英文轉寫為the Narodniks）。
俄國的民粹派運動興起於19世紀60年代，參與者多為知識分子。彼時亞歷山大二世在俄國剛剛廢除了農奴制，解放了的農奴一方面從土地的枷鎖中被剝離出來，另一方面還有一大批農民因為難以適應新的社會生產方式，沒有辦法脫離貧困，脫離了土地的他們生活處境雪上加霜。
農奴解放過程中還湧現了一批富農，改變了俄羅斯農村公社的格局，並作為基數更大的保守力量參與俄羅斯帝國的政治。在俄羅斯社會激烈變革的同時，沙皇政權卻沒有發生重大變化，這使得一些進步的俄羅斯知識分子謀求政治改革，從而能夠通過俄羅斯“人民”的力量，去彌補快速捲入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對俄羅斯社會造成的衝擊。俄羅斯的民粹派應運而生。他們號召知識分子“走進人民”，親自到村社中間宣講政治改革和經濟公平的意義。
但民粹派運動在彼時，一方面因為指導思想和組織力量的缺陷，另一方面受當局全力打壓，並沒有凝聚起變革的力量。後來民粹派則成為了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的主要論戰對象，和一切不徹底的社會變革派別一樣，被十月革命徹底壓倒。因此，當民粹一詞傳入中國的時候，佔據知識分子心中的主要是出於列寧對民粹派的批判。而漢語裡“民粹”一詞也因為列寧對民粹派的批判，披上了一層陰影。
20年代初民粹派更多是一種思想資源，他們“走進人民”的口號是對社會主義革命的有益的主張和有力的支持，畢竟爭取群眾是嚴肅馬克思主義者的重要共識。但民粹派相信俄羅斯的社會結構不同於歐洲，沒有嚴格私有制這一屬性會意味著價值規律的失效，此時只需要回到原始的村社結構的智慧並以此為原則建立政府就可以避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弊端。這是馬克思主義者所不能接受的，也是列寧對民粹派批判的重點所在[2]。
他們還認為人民中間蘊含著真正的、偉大的、沒有階級區分的“俄羅斯精神”，只是需要偉人去激發出來，因而排斥對富農的鬥爭。十月革命的實踐證明，相比較民粹派抽象地“走向人民”，布爾什維克打擊富農的路線在俄羅斯社會才是正確的道路。
在俄羅斯的民粹派運動開展得如火如荼時，大洋彼岸的美國也出現了人民黨。他們以Populist這一名義開展運動。19世紀80年代的美國正在從內戰中恢復過來，內戰的結束也意味著美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和農業人口迅速向密西西比河以西擴散。在這一過程造成的社會變遷和激進思潮傳入的情況下，美國進入了一段進步主義運動蓬勃發展、各種力量要求政治改革的時期。
在這一時期，中西部農民要求提高農產品價格、降低鐵路運輸稅費，並以此為基礎成立了人民黨。人民黨標榜自己是“民粹主義運動”，以真正的美國精神對抗華盛頓的腐敗精英。人民黨在推進一體化的過程中重心從社會運動轉向政黨，後來被民主黨吸納成為其左翼力量。
自一戰結束以來到2001年反全球化社會運動興起之前，民粹主義運動作為時代主題被更加嚴重的政治對立所替代，但這並不代表民粹主義運動沒有保留下火種。拉丁美洲地區，尤其是庇隆的法團主義實踐以及後來拉丁美洲民主化過程中秘魯、巴西乃至今日的委內瑞來等國執政者通過社會運動推行社會政策改革的措施，也被認為是民粹主義的重要形態[3]。
歷史上的民粹主義運動為“民粹主義”一詞的分析價值提供了現實依據，由此我們可以大概得出如何判斷一場運動為民粹運動。正如無論如何從學理上論說現代革命，總要能夠使理論能夠涵蓋法國革命、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等，無論怎麼談論民粹主義運動的判定標準，也至少要能夠涵蓋這些民粹主義運動的先驅。
怎樣的運動算是民粹主義運動？
觀察歷史上的民粹主義運動，它的形式可以非常多樣。一方面民粹主義運動的發起者和推動者可能以執政者的樣貌出現，也可能以改革的反對派樣貌出現，乃至以反建制派的樣貌出現，另一方面其運動的具體形式也有從主張暴力革命或個人報復的激進形式（如俄國的民粹派），到徹底拒斥革命、提倡用制度化手段解決問題的保守形式（如庇隆主義）。因此，從鬥爭形式上講，民粹主義運動難以界定，這時我們必須考慮民粹主義運動通常的內容。
民粹主義運動的運動主體可能是多樣的，但他們宣傳上都會聲稱自己代表政治體內廣大人民群眾，其鬥爭的對象則是被標記為矇蔽大眾的敗壞精英。通過命名造成“群眾”和“精英”的截然對立，是驅動民粹主義運動的核心觀念。但與其他劃分敵友方式不同的是，民粹主義運動假定“群眾”和“精英”原本生活在一個已有的政治體中，這一假定是“鑑別”運動中誰為“群眾”、誰為“精英”所必要的。而且，民粹主義描述的敵友劃分不是基於某種客觀情勢，而是基於某種抽象的政治德性，即“純潔/敗壞”的區分[4]。
抽象地聯結“純潔的群眾”和“敗壞的精英”並不就能掀起民粹主義運動。民粹主義顯然不能用“挑動群眾鬥群眾”的理由去論證運動的正當性，於是就要強調“純潔的群眾”一直存在，只不過大多數時候是沉默的。群眾一旦激發就可以通過自己的力量淨化上層政治，挽救被“一小撮人”敗壞了的政治。民粹主義運動就是要去激發群眾。因此，在完成劃分之後，民粹主義運動還需要找到一個具體政策領域，運用這一對立話語框定相關議題的討論、將其政治化。
這時民粹主義運動就面臨著一個問題：既要維護自身政治身份劃分的一致性，又要以對具體議題的框定向現實政治發起挑戰，這二者往往不能同步。民粹主義的身份劃分話語斷然否定特殊利益的共存可能，因為如果“群眾”中還要去細分哪部分有什麼特殊利益，整個“純潔的群眾/敗壞的精英”劃分就會出現裂痕。但是挑戰現實政治需要處在各個社會地位的許多個人採取一致行動，其中不可能完全沒有運動成員的特殊利益。
一般而言，為了克服這一普遍存在的集體行動問題，一場社會運動可以採取加強組織性、灌輸統一的意識形態等手段，而民粹主義運動則會在某種程度上拒絕以對等的組織和意識形態話語參與“骯髒的精英遊戲”。比如“佔領華爾街”運動就沒有聚合成一個參與選舉的政黨，也沒有提出統一的與新自由主義同位競爭的綱領。
在這種情況下，以某一人的人格為旗幟、或者無限拔高某一議題的政治意義並集中攻擊之就成了一個很重要的運動的策略。也就是說我們經常和民粹主義聯繫起來的“威權領袖”、“反建制”等意向，雖然這些不一定是民粹主義運動的本意，卻也是民粹主義能夠成為這個時代重要“帽子”的基礎。
“威權領袖”
民粹主義運動開展下去，似乎只能終結自身，或者訴諸領袖或關於大反派的神話，其自身很難成為可以持守的意識形態。一些民粹主義運動也會以滑向已有的政治組織的方式，成為我們所熟知的民粹主義組織或政黨[5]，但此時其意識形態也會出現嬗變，比如被標記為“民族主義的”，民粹主義就淪為了一種姿態。那我們應當如何像談論一個政治組織的意識形態那樣談論民粹主義呢？Ben Stanley引入了“直入意識形態”（thick ideology）和“中心遊離意識形態”（thin ideology）來解釋這個問題。前者包含了一套清晰可辨的、能夠直接落實為組織的世界觀和相關政治實踐方式，而後者僅僅依託於一些較不繫統但卻堅韌的政治觀念。
典型的“植入意識形態”比如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些意識形態的主張可以被人直觀地理解，但通常難以和其他意識形態交融，比如說天主教右翼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是胡說八道。而“遊離意識形態”剛好相反，這些意識形態的主張不夠系統、難以直觀地理解，但是可以很容易和其他意識形態產生交集[6]。民粹主義據說就是這樣一種意識形態，但是這種解釋方法的現實意義還有待觀察。
如果僅僅因為某個領袖貌似激進，就稱其為民粹主義者，這裡的民粹主義更像是一個帽子。但如果在一場運動中，人們打出“我們才是人民”，“祖國被貪官汙吏背叛了”等等類似標語，並提出關於某一具體議題或領袖的五花八門的要求時，這就很有可能會是一場民粹主義運動。
民粹主義運動可能將生活引向何方？
把民粹主義當成一頂帽子，民粹主義運動則毫無疑問是“壞透了的”、“別有用心的人煽動的”，但如果把它當成一種客觀存在的事實進行分析的時候，我們就需要對其價值進行反思。一種對民粹主義的解讀方式是認為它是現代民主政體的病態表現，這就默認民粹主義即使其本身不壞，它的出現也說明社會出現了異常[7]。在今天，更緊迫的問題也許是民粹主義運動會反過來對現代政治產生怎樣的影響。
首當其衝受到民粹主義運動影響的就是政黨體系，尤其對於採取自由主義民主制度的國家而言，自戰後以來首次出現了列寧主義先鋒黨之外的、意圖在一國政黨體系內部挑戰政黨制度本身的政治運動和政治組織。Peter Mair從政黨政治的角度提出，民粹主義運動反對敗壞精英的立場，反映了所謂政黨不斷卡特爾化——成為國家提供給選民的政治服務而不是溝通社會需要並匹配政治權力的自律的社會-政治團體[8]。
在此背景下，一旦遇上以移民問題、全球化和歐洲一體化、乃至霸權轉移等現存政治秩序一時難以解決的問題為觸媒的民粹主義運動，民粹主義其持續強調在體制內外堅持以“純潔的群眾”淨化政治體的努力，會直接指向政治體本身，進而可能催生出一種無黨化民主體制。而抽去了政黨的民主政體則會面對直面社會矛盾的激化，進而導致崩潰。
拉克勞和墨菲則對民粹主義的前景頗為樂觀，對於他們而言，民粹主義運動作為一種民主政體的症候，恰恰好在其對普通人享有政治體倫理的信任和運動本身的不確定性——這對於左翼社會革命的綱領來講尤其重要。左翼民粹主義對政治體倫理的信任使得左翼的革命理想可以有現實的落腳點，重新定義政權正當化的基礎，並以此在新自由主義的情境下開闢出新的可能。運動本身的不確定性則意味著左翼民粹主義可以最大程度地團結已有的社會改造綱領，重新塑造作為革命主體的工人階級[9]。
一句話，在Mair那裡可怕的“無黨化民主體制”在拉克勞和墨菲那裡則成為了試驗新的政治組織形式的寬廣可能，或者說恰恰是民粹主義這一“遊離意識形態”打破了對於現存政治生活的無條件接受，使得進一步的激進運動成為可能。
對於那些不那麼希望出現更加激進運動的進步人士來說，民粹主義也可以成為民主制度本身的實驗場所。意大利的五星運動通常被認為是民粹主義政黨組織，五星運動將黨員在線上平臺實名制討論議題的做法制度化、並就其展開投票，甚至可以啟動程序將決議以集體的名義送到意大利的最高立法機構。五星運動還主張政治家脫產化、去門閥化。對研究民主創新的學者來說，民粹主義運動也是一個極好地研究現代政治中民主制度如何再造自身的契機。
中為意大利五星運動創始人之一貝佩·格里洛
圖片來源：careerengine.us
研究民粹主義的道路還很長，我們時代的民粹主義運動也不會持續太短。毋庸諱言，在自由主義民主制度下的民粹主義和其他制度下的民粹主義影響可能會很不一樣，而且現代民主政治也出現了民粹主義未曾指向的某些問題。
無論如何，在媒體發達的今天，民粹主義不應當是一頂帽子——它至少能做一面鏡子：映照現代政治缺乏自由主義民主以外製度安排方案的困境、也映照每一個人內心的觀念。本文只是對這一領域的一個粗略介紹，權作拋磚引玉，希望為更多人稍微擦亮這面鏡子。
註釋：
[1] 參見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對populism的定義
[2] Lenin, V. I. (1964, [1908]).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Russia” in Collected Works of V.L. Lenin (Volume 3). Moscow: The Progress Press, pp.37-47.
[3] Weyland, K. (1999). “Neoliberal Populism in Latin America and Eastern Europe”. Comparative Politics, 31(4), 379-401. doi:10.2307/422236
[4] Panizza, F. (2005). “Introduction: Populism and the Mirror of Democracy” in Populism and the Mirror of Democracy. ed. Francisco Panizza. Verso: London. pp. 1-31
[5] 更多關於民粹主義組織的討論，可以參考Palgrave Macmillan 2016年出版的Understanding Populist Party Organisation: The Radical Right in Western Europe，由Reinhard Heinisch和Oscar Mazzoleni編輯。但此書討論的議題更多侷限於歐洲極右翼政黨，和此處討論的民粹主義運動有一定差別。事實上，由於民粹主義定義一開始定義不清，大量歐洲民粹主義研究實際上是關於西歐右翼威權主義政黨和新法西斯主義主題的
[6] Stanley, B. (2008). “The Thin Ideology of Populism”,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13:1, 95-110. doi: 10.1080/13569310701822289
[7] Arditi, B. (2005). “Populism as an Internal Periphery of Democratic Politics” in Populism and the Mirror of Democracy. ed. Francisco Panizza. Verso: London. pp. 72-98
[8] Katz, R., & Mair, P. (2009). “The Cartel Party Thesis: A Restatement”.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7(4), 753-766. doi:10.1017/S1537592709991782
[9] Lackau, E. (2005). “Populism: What's in a Name?” in Populism and the Mirror of Democracy. ed. Francisco Panizza. Verso: London. pp. 1-31
美編：太子豹
閱讀更多 土逗公社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