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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我们似乎很难定义“民粹主义”一词，但在它传入中国之后，就一直处在被批判的阴影之中。同时，它又是被滥用得十分频繁的概念，尤其在近几年，只要是与自己预期不同的公共事件发生，很多人就会给它扣上“民粹主义运动”的帽子。 因此，讨论什么是民粹主义运动、民粹主义运动会带来什么影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每个时代都有一顶时兴的“帽子”，而民粹主义可能是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十年来最时兴的帽子：希腊人上街反对紧缩政策是民粹主义的表现、英国脱欧是民粹主义的表现、特朗普上台是民粹主义的表现……总之一切自己不喜欢或没能预料到的、且在自己看来是由一大群“乌合之众”推动的公共生活变化，统统可以扣上民粹主义这顶帽子。
你是否也曾经问过自己，把民粹主义当成这样的帽子又有什么意义？民粹主义难道只能是一群同质化的面孔面对帝国主义全球资本的无奈叹息？为此，我们需要破除民粹主义这一概念身上的迷雾，把一系列我们称之为民粹主义的现象摆在正确的位置上，使之可供讨论、分析。
遗憾的是，民粹主义这一概念的混乱程度就算是在学界也早已是陈词滥调。此处的问题在于，字典上任何对民粹主义不无道理的简单解释，如“民粹主义者相信人民群众的智慧、权利和美德”[1]，往往带来的混乱远超它所澄清的部分，导致我们一谈及民粹主义，就会开始对民粹主义和其他概念进行没完没了的辨析和纠结，从而减损其分析价值。
因此，本文将着重介绍作为政治运动的民粹主义——从民粹主义运动的历史形态开始，以此为基础探讨民粹主义运动的一般特征，最后思考民粹主义运动可能有哪些合理预期。
民粹主义运动的现代先驱
民粹主义并不一开始就是他人为自己的目的制作出来的、没有实际根据的“帽子”。相反，民粹主义作为一个标签，一开始就是社会运动家的自我标榜。为此我们需要回到历史上那些自我标榜为民粹主义的运动。
一次在谈论民粹主义时，我免不了要涉及其英文表述“populism“。这时一位朋友脱口而出：“不对吧，我记得应该是个n打头的单词”。他回忆起的正是在汉语世界里烙下“民粹”这一概念的俄国民粹派运动（народники，英文转写为the Narodniks）。
俄国的民粹派运动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参与者多为知识分子。彼时亚历山大二世在俄国刚刚废除了农奴制，解放了的农奴一方面从土地的枷锁中被剥离出来，另一方面还有一大批农民因为难以适应新的社会生产方式，没有办法脱离贫困，脱离了土地的他们生活处境雪上加霜。
农奴解放过程中还涌现了一批富农，改变了俄罗斯农村公社的格局，并作为基数更大的保守力量参与俄罗斯帝国的政治。在俄罗斯社会激烈变革的同时，沙皇政权却没有发生重大变化，这使得一些进步的俄罗斯知识分子谋求政治改革，从而能够通过俄罗斯“人民”的力量，去弥补快速卷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对俄罗斯社会造成的冲击。俄罗斯的民粹派应运而生。他们号召知识分子“走进人民”，亲自到村社中间宣讲政治改革和经济公平的意义。
但民粹派运动在彼时，一方面因为指导思想和组织力量的缺陷，另一方面受当局全力打压，并没有凝聚起变革的力量。后来民粹派则成为了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的主要论战对象，和一切不彻底的社会变革派别一样，被十月革命彻底压倒。因此，当民粹一词传入中国的时候，占据知识分子心中的主要是出于列宁对民粹派的批判。而汉语里“民粹”一词也因为列宁对民粹派的批判，披上了一层阴影。
20年代初民粹派更多是一种思想资源，他们“走进人民”的口号是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有益的主张和有力的支持，毕竟争取群众是严肃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共识。但民粹派相信俄罗斯的社会结构不同于欧洲，没有严格私有制这一属性会意味着价值规律的失效，此时只需要回到原始的村社结构的智慧并以此为原则建立政府就可以避免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这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不能接受的，也是列宁对民粹派批判的重点所在[2]。
他们还认为人民中间蕴含着真正的、伟大的、没有阶级区分的“俄罗斯精神”，只是需要伟人去激发出来，因而排斥对富农的斗争。十月革命的实践证明，相比较民粹派抽象地“走向人民”，布尔什维克打击富农的路线在俄罗斯社会才是正确的道路。
在俄罗斯的民粹派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时，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出现了人民党。他们以Populist这一名义开展运动。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正在从内战中恢复过来，内战的结束也意味着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人口迅速向密西西比河以西扩散。在这一过程造成的社会变迁和激进思潮传入的情况下，美国进入了一段进步主义运动蓬勃发展、各种力量要求政治改革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中西部农民要求提高农产品价格、降低铁路运输税费，并以此为基础成立了人民党。人民党标榜自己是“民粹主义运动”，以真正的美国精神对抗华盛顿的腐败精英。人民党在推进一体化的过程中重心从社会运动转向政党，后来被民主党吸纳成为其左翼力量。
自一战结束以来到2001年反全球化社会运动兴起之前，民粹主义运动作为时代主题被更加严重的政治对立所替代，但这并不代表民粹主义运动没有保留下火种。拉丁美洲地区，尤其是庇隆的法团主义实践以及后来拉丁美洲民主化过程中秘鲁、巴西乃至今日的委内瑞来等国执政者通过社会运动推行社会政策改革的措施，也被认为是民粹主义的重要形态[3]。
历史上的民粹主义运动为“民粹主义”一词的分析价值提供了现实依据，由此我们可以大概得出如何判断一场运动为民粹运动。正如无论如何从学理上论说现代革命，总要能够使理论能够涵盖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等，无论怎么谈论民粹主义运动的判定标准，也至少要能够涵盖这些民粹主义运动的先驱。
怎样的运动算是民粹主义运动？
观察历史上的民粹主义运动，它的形式可以非常多样。一方面民粹主义运动的发起者和推动者可能以执政者的样貌出现，也可能以改革的反对派样貌出现，乃至以反建制派的样貌出现，另一方面其运动的具体形式也有从主张暴力革命或个人报复的激进形式（如俄国的民粹派），到彻底拒斥革命、提倡用制度化手段解决问题的保守形式（如庇隆主义）。因此，从斗争形式上讲，民粹主义运动难以界定，这时我们必须考虑民粹主义运动通常的内容。
民粹主义运动的运动主体可能是多样的，但他们宣传上都会声称自己代表政治体内广大人民群众，其斗争的对象则是被标记为蒙蔽大众的败坏精英。通过命名造成“群众”和“精英”的截然对立，是驱动民粹主义运动的核心观念。但与其他划分敌友方式不同的是，民粹主义运动假定“群众”和“精英”原本生活在一个已有的政治体中，这一假定是“鉴别”运动中谁为“群众”、谁为“精英”所必要的。而且，民粹主义描述的敌友划分不是基于某种客观情势，而是基于某种抽象的政治德性，即“纯洁/败坏”的区分[4]。
抽象地联结“纯洁的群众”和“败坏的精英”并不就能掀起民粹主义运动。民粹主义显然不能用“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理由去论证运动的正当性，于是就要强调“纯洁的群众”一直存在，只不过大多数时候是沉默的。群众一旦激发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净化上层政治，挽救被“一小撮人”败坏了的政治。民粹主义运动就是要去激发群众。因此，在完成划分之后，民粹主义运动还需要找到一个具体政策领域，运用这一对立话语框定相关议题的讨论、将其政治化。
这时民粹主义运动就面临着一个问题：既要维护自身政治身份划分的一致性，又要以对具体议题的框定向现实政治发起挑战，这二者往往不能同步。民粹主义的身份划分话语断然否定特殊利益的共存可能，因为如果“群众”中还要去细分哪部分有什么特殊利益，整个“纯洁的群众/败坏的精英”划分就会出现裂痕。但是挑战现实政治需要处在各个社会地位的许多个人采取一致行动，其中不可能完全没有运动成员的特殊利益。
一般而言，为了克服这一普遍存在的集体行动问题，一场社会运动可以采取加强组织性、灌输统一的意识形态等手段，而民粹主义运动则会在某种程度上拒绝以对等的组织和意识形态话语参与“肮脏的精英游戏”。比如“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没有聚合成一个参与选举的政党，也没有提出统一的与新自由主义同位竞争的纲领。
在这种情况下，以某一人的人格为旗帜、或者无限拔高某一议题的政治意义并集中攻击之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运动的策略。也就是说我们经常和民粹主义联系起来的“威权领袖”、“反建制”等意向，虽然这些不一定是民粹主义运动的本意，却也是民粹主义能够成为这个时代重要“帽子”的基础。
“威权领袖”
民粹主义运动开展下去，似乎只能终结自身，或者诉诸领袖或关于大反派的神话，其自身很难成为可以持守的意识形态。一些民粹主义运动也会以滑向已有的政治组织的方式，成为我们所熟知的民粹主义组织或政党[5]，但此时其意识形态也会出现嬗变，比如被标记为“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就沦为了一种姿态。那我们应当如何像谈论一个政治组织的意识形态那样谈论民粹主义呢？Ben Stanley引入了“直入意识形态”（thick ideology）和“中心游离意识形态”（thin ideology）来解释这个问题。前者包含了一套清晰可辨的、能够直接落实为组织的世界观和相关政治实践方式，而后者仅仅依托于一些较不系统但却坚韧的政治观念。
典型的“植入意识形态”比如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些意识形态的主张可以被人直观地理解，但通常难以和其他意识形态交融，比如说天主教右翼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胡说八道。而“游离意识形态”刚好相反，这些意识形态的主张不够系统、难以直观地理解，但是可以很容易和其他意识形态产生交集[6]。民粹主义据说就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但是这种解释方法的现实意义还有待观察。
如果仅仅因为某个领袖貌似激进，就称其为民粹主义者，这里的民粹主义更像是一个帽子。但如果在一场运动中，人们打出“我们才是人民”，“祖国被贪官污吏背叛了”等等类似标语，并提出关于某一具体议题或领袖的五花八门的要求时，这就很有可能会是一场民粹主义运动。
民粹主义运动可能将生活引向何方？
把民粹主义当成一顶帽子，民粹主义运动则毫无疑问是“坏透了的”、“别有用心的人煽动的”，但如果把它当成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进行分析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对其价值进行反思。一种对民粹主义的解读方式是认为它是现代民主政体的病态表现，这就默认民粹主义即使其本身不坏，它的出现也说明社会出现了异常[7]。在今天，更紧迫的问题也许是民粹主义运动会反过来对现代政治产生怎样的影响。
首当其冲受到民粹主义运动影响的就是政党体系，尤其对于采取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的国家而言，自战后以来首次出现了列宁主义先锋党之外的、意图在一国政党体系内部挑战政党制度本身的政治运动和政治组织。Peter Mair从政党政治的角度提出，民粹主义运动反对败坏精英的立场，反映了所谓政党不断卡特尔化——成为国家提供给选民的政治服务而不是沟通社会需要并匹配政治权力的自律的社会-政治团体[8]。
在此背景下，一旦遇上以移民问题、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乃至霸权转移等现存政治秩序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为触媒的民粹主义运动，民粹主义其持续强调在体制内外坚持以“纯洁的群众”净化政治体的努力，会直接指向政治体本身，进而可能催生出一种无党化民主体制。而抽去了政党的民主政体则会面对直面社会矛盾的激化，进而导致崩溃。
拉克劳和墨菲则对民粹主义的前景颇为乐观，对于他们而言，民粹主义运动作为一种民主政体的症候，恰恰好在其对普通人享有政治体伦理的信任和运动本身的不确定性——这对于左翼社会革命的纲领来讲尤其重要。左翼民粹主义对政治体伦理的信任使得左翼的革命理想可以有现实的落脚点，重新定义政权正当化的基础，并以此在新自由主义的情境下开辟出新的可能。运动本身的不确定性则意味着左翼民粹主义可以最大程度地团结已有的社会改造纲领，重新塑造作为革命主体的工人阶级[9]。
一句话，在Mair那里可怕的“无党化民主体制”在拉克劳和墨菲那里则成为了试验新的政治组织形式的宽广可能，或者说恰恰是民粹主义这一“游离意识形态”打破了对于现存政治生活的无条件接受，使得进一步的激进运动成为可能。
对于那些不那么希望出现更加激进运动的进步人士来说，民粹主义也可以成为民主制度本身的实验场所。意大利的五星运动通常被认为是民粹主义政党组织，五星运动将党员在线上平台实名制讨论议题的做法制度化、并就其展开投票，甚至可以启动程序将决议以集体的名义送到意大利的最高立法机构。五星运动还主张政治家脱产化、去门阀化。对研究民主创新的学者来说，民粹主义运动也是一个极好地研究现代政治中民主制度如何再造自身的契机。
中为意大利五星运动创始人之一贝佩·格里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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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民粹主义的道路还很长，我们时代的民粹主义运动也不会持续太短。毋庸讳言，在自由主义民主制度下的民粹主义和其他制度下的民粹主义影响可能会很不一样，而且现代民主政治也出现了民粹主义未曾指向的某些问题。
无论如何，在媒体发达的今天，民粹主义不应当是一顶帽子——它至少能做一面镜子：映照现代政治缺乏自由主义民主以外制度安排方案的困境、也映照每一个人内心的观念。本文只是对这一领域的一个粗略介绍，权作抛砖引玉，希望为更多人稍微擦亮这面镜子。
注释：
[1] 参见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对populism的定义
[2] Lenin, V. I. (1964, [1908]).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Russia” in Collected Works of V.L. Lenin (Volume 3). Moscow: The Progress Press, pp.37-47.
[3] Weyland, K. (1999). “Neoliberal Populism in Latin America and Eastern Europe”. Comparative Politics, 31(4), 379-401. doi:10.2307/422236
[4] Panizza, F. (2005). “Introduction: Populism and the Mirror of Democracy” in Populism and the Mirror of Democracy. ed. Francisco Panizza. Verso: London. pp. 1-31
[5] 更多关于民粹主义组织的讨论，可以参考Palgrave Macmillan 2016年出版的Understanding Populist Party Organisation: The Radical Right in Western Europe，由Reinhard Heinisch和Oscar Mazzoleni编辑。但此书讨论的议题更多局限于欧洲极右翼政党，和此处讨论的民粹主义运动有一定差别。事实上，由于民粹主义定义一开始定义不清，大量欧洲民粹主义研究实际上是关于西欧右翼威权主义政党和新法西斯主义主题的
[6] Stanley, B. (2008). “The Thin Ideology of Populism”,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13:1, 95-110. doi: 10.1080/13569310701822289
[7] Arditi, B. (2005). “Populism as an Internal Periphery of Democratic Politics” in Populism and the Mirror of Democracy. ed. Francisco Panizza. Verso: London. pp. 72-98
[8] Katz, R., & Mair, P. (2009). “The Cartel Party Thesis: A Restatement”.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7(4), 753-766. doi:10.1017/S1537592709991782
[9] Lackau, E. (2005). “Populism: What's in a Name?” in Populism and the Mirror of Democracy. ed. Francisco Panizza. Verso: London. pp. 1-31
美编：太子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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