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究竟是“聽”還是“不聽”
紅軍長征中分左右兩路軍北上時，張國燾曾發出一份企圖扣留軍委縱隊政委蔡樹藩的電報。這份電報常常被許多著作錯誤引用。事情是這樣的：
1935年9月8日上午9時，右路軍總指揮部的陳昌浩、徐向前鑑於左路軍的張國燾公然違背中共中央當時決定的北進方針，向張國燾發出急電：“總的行動究竟如何？一軍是否速佔羅達？三軍是否跟進？敵人是否快打？飛示，再延實令人痛心。”（1）當晚22時，張國燾覆電徐、陳：“一、三軍暫停向羅達進，右路即準備南下，立即設法解決南下的具體問題，右路皮衣已備否？即復。”（2）隨後，張國燾又電令左路軍的三十一軍政委詹才芳：“九十一師兩團，即經梭磨直到馬爾康、卓克基待命，須經之橋則修復之。望（往——引者注）梭磨、康貓寺路，飛令軍委縱隊政委蔡樹藩將所率人員移到馬爾康待命。如其聽則將其扣留，電覆處置。”（3）
就是這一張國燾給詹才芳的電令，許多重要的著述在引用時，都對電報內容作了關鍵性的修改。如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的《毛澤東傳》間接引用道：張國燾“致電左路軍駐馬爾康地區的部隊，要正在北上的軍委縱隊移至馬爾康待命，如其不聽，‘則將其扣留’”（4）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版《王稼祥傳》中的說法也完全相同（5）。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版的《葉劍英傳》有所不同，在直接引用中加了個“不”字：張國燾電令詹才芳“令軍委縱隊蔡樹藩將所率人員轉移到馬爾康待命，如其（不）聽則將其扣留，電覆處置。”（6）
上述重要著作在引用張國燾的這份電報時，都加了個“不”字，意思變得完全相反。究竟這樣改對不對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弄清楚對這份電令的執行結果，即：蔡樹藩究竟有沒有被扣留？如果被扣留，究竟是因為他“聽”還是“不聽”？
二、把“聽”誤改為“不聽”，原因在於不瞭解軍委縱隊的北上路線
這麼多重要的著述在引用這份電報時都把“聽”改為“不聽”，也許是源於一種思維定勢，即認為蔡樹藩如果“聽”張國燾的命令自然安全，如果“不聽”則可能被扣留。事實上，這是一種誤解，實際情況恰恰相反。對張國燾的這一命令，當時蔡樹藩如果“聽”了，就會在劫難逃；惟有“不聽”，才能避免被扣留的危險。眾多的重要著述之所以增添一個“不”字，主要是因為不瞭解張國燾發出這份電令的意圖，以及軍委縱隊當時所處的具體地理位置。
如果把命令按照“如其（不）聽則將其扣留”來認定，那麼當時正在率部北上的軍委縱隊政委蔡樹藩就只有兩種結果：如果“聽”，那他及其所部就會南移馬爾康；如果“不聽”，那就會被“扣留”。這樣，不管蔡樹藩“聽”還是“不聽”，都不可能參加中共中央隨後舉行的俄界會議。然而事實是，蔡樹藩參加了9月12日中央政治局舉行的俄界會議。（7）可見蔡樹藩既沒有因為“聽”而南移馬爾康，也沒有因為“不聽”而遭扣留，而是與中共中央一起北上並參加了俄界會議。這就足以證明把“聽”改為“不聽”是錯的。
那麼怎麼正確理解“聽”呢？關鍵是必須瞭解當時左、右兩路軍具體的北上路線，因為當時的軍委縱隊也已經一分為二。
三、左路軍和右路軍的組成與軍委縱隊的北上路線
據《彭德懷年譜》1935年8月8日記載：“中革軍委為貫徹夏洮戰役計劃，決定一、四方面軍混合組編，組成左右兩路軍，以紅一方面軍一、三軍和紅四方面軍四、三十軍、軍委縱隊、紅軍大學組成右路軍，以紅一方面軍五軍、三十二軍和紅四方面軍九、三十一、三十三軍、軍委縱隊一部組成左路軍，齊頭向甘南進軍。”（8）地圖顯示，馬爾康、卓克基、梭磨、毛兒蓋等地理位置基本是一條從西向東的水平線。所謂左路軍，就是由卓克基西經馬爾康，再北上阿壩。所謂右路軍，就是由卓克基東經梭磨、毛兒蓋，再北上班佑，目的是“齊頭向甘南進軍”。當時軍委縱隊司令員是鄧發，政治委員是蔡樹藩，隨左右兩路軍北上的軍委縱隊分別由蔡樹藩和鄧發率領。（9）
當時跟隨右路軍的軍委縱隊包括政府機關、銀行、輜重、醫院等非戰鬥部門，跟隨左路軍的“軍委縱隊一部”主要是醫療部門。據當時紅軍總醫院院長傅連暲回憶：“1935年夏天，我隨部隊長征到川北下打鼓。”“我被調到總司令部去了，因此暫時離開了毛主席。”（10）當時紅軍總司令部在左路軍，總醫院隨之行動合情合理。那麼當時這些醫療部門又在哪裡？8月19日，朱德、張國燾關於左路軍出查理寺、班佑問題致徐向前、陳昌浩的電報中說：“儘量掩護醫院移康貓寺，將來由壤口進至查理寺，再決北進道路。”(11)可見總醫院當時還未到康貓寺，而且還未決定走哪條路北上。地圖顯示，康貓寺、壤口等地是一條經梭磨後可以北上的道路，表明左路軍在北進時並非一路縱隊，而是兵分兩路。這樣不僅安全，也能加快行軍速度，還便於籌糧。
然而情況發生了變化。在朱、張率領左路軍北出阿壩後，在右路軍中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於8月20日召開毛兒蓋會議。鑑於情況發生變化，毛澤東在會上建議改變夏洮戰役的計劃，決定“左路軍應向右路軍靠攏”(12)。由於朱、張沒有參加毛兒蓋會議，因此8月24日，中共中央致電朱德、張國燾通報毛兒蓋會議精神，要求在阿壩的朱、張停止北上迅速東移：“左路軍則迅速出墨窪、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後併力東進。”(13) 8月30日，正在阿壩的朱德、張國燾關於左路軍向班佑集中與右路軍靠攏北進致倪志亮、周純全的電報中命令：“梭磨、康貓寺彩病速運完。”(14)這就是說當時的總醫院就在梭磨、康貓寺一帶，率領軍委縱隊一部的政委蔡樹藩也在這一帶。於是張國燾才電令詹才芳往“梭磨、康貓寺路”向蔡樹藩傳達命令。
四、張國燾拒絕北上的藉口與企圖扣留蔡樹藩的用意
左路軍奉命改向墨窪前進，左翼從阿壩東進，右翼則由康貓寺、壤口北上。倉促改道，糧食缺乏，路途艱難。朱德、張國燾在8月31日致徐向前、陳昌浩的電報中說：“即放棄所有醫院趕進，亦須14號才能到班佑。”(15)當時集中在左路軍的大小醫院10餘所，集中了中革軍委主要的醫療技術力量和醫藥器材，其重要性可想而知。為了傷病員與醫療部門“免致拋棄”，徐向前、陳昌浩、毛澤東在9月1日致朱德、張國燾的電報中，改變了8月24日的命令，建議張國燾先回毛兒蓋，然後循中央走過的路線北上。也就是說，正在阿壩的左路軍要走回頭路，先南下卓克基，再東進毛兒蓋，然後北上班佑。張國燾沒有理會毛澤東的新建議，依然按照毛澤東8月24日的命令從阿壩直接東進墨窪。9月3日，張國燾給中央的電報中說，由於在墨窪被暴漲的嘎曲河水所阻，“茫茫草地，前進不能，坐待自斃，無嚮導，結果痛苦如此，決以明晨分三天全部趕回阿壩”。並說：“再北進，不但時機已失，恐亦多阻礙。”(16)
這些其實只是張國燾拒絕北上的藉口。據當年跟隨朱德與張國燾一起到嘎曲河邊的老紅軍羅通回憶：當時一場暴雨使嘎曲河水猛漲。前面報告，隊伍過河有困難。這時，朱德、張國燾都到前面去看，羅通也跟著他們到了河邊。當時朱德說就地休息，明天可以過河。張國燾卻拖著長長的尾音調子說明天未必可以過河。羅通認為，俗話說易漲易退山溪水，嘎曲河是黃河源頭一小小支流，頭天漲水，第二天可以過。第二天又下了一場雨，羅通隨前衛部隊趁河水沒有漲滿先過了河，但是總部沒能過河，本來再過一天是可以過的。（17）
張國燾企圖扣留蔡樹藩所部，與張國燾拒絕北上有直接關係。張國燾西返阿壩後於9月8日向右路軍總指揮部發出南下的電令，卻發現蔡樹藩所部竟然繼續北上了。對此張國燾極為不安，如果蔡樹藩所部都能夠渡嘎曲河北上，張國燾率領的紅軍主力又豈能被河水阻擋？他拒絕北上的藉口自然也就昭然若揭。考慮到蔡樹藩有自己的警衛，張國燾就耍了個詭計，“飛令”正在經梭磨北上的蔡樹藩所部“移到馬爾康待命”，實質上也就是全部調頭南下到馬爾康。
電令中的“如其聽則將其扣留”，就是說蔡樹藩如果聽命改變北上路線，率部南下馬爾康向張國燾靠攏，則在馬爾康將蔡樹藩扣留。因為張國燾的這份電報已經命令四方面軍的兩個團進抵卓克基和馬爾康地區，足以對付蔡樹藩的警衛部隊。張國燾很清楚，只要阻止蔡樹藩所部與中央會合，右路軍一時就難明真相，張國燾自然也就能維持無法北上的藉口。當然，張國燾也估計到蔡樹藩未必聽命，因此用了個沒有把握的假設詞“如”。由此可見，如果蔡樹藩“不聽”命令繼續北上，張國燾也就鞭長莫及而無可奈何，單靠送達“飛令”的傳令兵是根本無法對蔡樹藩加以“扣留”的。所謂“飛令”，就是當時紅軍部隊如果在行進中未及架設電報或電話，遇到緊急情況就必須採取飛馬傳令的方式。
蔡樹藩沒有理睬張國燾要他南下的命令，也就是根本“不聽”，因此才沒有上當受騙，而是堅持北上，順利渡過嘎曲河，走出草地到達班佑，與中共中央會合。蔡樹藩所部是在張國燾發出南下命令後，左路軍中唯一堅持北上並順利與中央會合的隊伍。蔡樹藩出席了俄界會議，其本身就是對張國燾所謂河水擋路無法北上藉口的有力揭露，也勢必對會議統一思想認識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瞭解了張國燾阻止蔡樹藩所部北上的目的，以及在馬爾康對蔡樹藩下手的企圖，弄清楚了當時蔡樹藩所部所在的位置，也就明白了在張國燾命令扣留蔡樹藩的電報中“如其聽”的真實含義。那份原始的電報檔案是完全正確的，並沒有脫漏一個“不”字。
〔作者孫果達，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上海分院教授；張蕾蕾，女，南京政治學院上海分院講師、復旦大學社會科學基礎部博士生，上海200433〕
【註釋】
（1）《紅軍長征·文獻》，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版，第665頁。
（2）《紅軍長征·文獻》，第666頁。
（3）《紅軍長征·文獻》，第669頁。
（4）第374頁。
（5）第241頁。
（6）第186頁。
（7）參見姜宣華：《中國共產黨重要會議紀事（1921—2001）》，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94頁。
（8）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頁。
（9）參見呂黎平：《紅軍總部的崢嶸歲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頁。
（10）傅連暲：《在毛主席教導下》，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第56頁。
(11)《紅軍長征·文獻》，第632頁。
(12)《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07頁。
(13)《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08頁。
(14)《紅軍長征·文獻》，第650頁。
(15)《紅軍長征·文獻》，第652頁。
(16)《紅軍長征·文獻》，第659頁。
（17）參見《來自井岡山下——羅通回憶錄》，東方出版社1996版，第11章《從川康邊到陝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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