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第一英雄”
李立三，原名李隆郅，曾用名李能至、李成、柏山、李明、李敏然等，湖南醴陵人。李立三從小勤奮讀書，敢做敢當。16歲那年，他響應“二十八劃生”徵友啟事，和毛澤東在定王臺會面並談話，成為毛澤東的“半個朋友”。
1919年10月，李立三赴法國勤工儉學。他在法國閱讀和研究馬克思主義著作，學習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和趙世炎等人組成了“勞動學會”，領導組織留法學生的勤工儉學工作。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一大。李立三、趙世炎、蔡和森等在海外聞訊後，設法與陳獨秀建立了通訊聯繫。這一年12月，法國當局押送104名“不聽話”的中國學生回國，李立三、蔡和森等也在其列。李立三就這樣結束了留學生涯，到了上海。
李立三到上海以後，黨中央立即批准他入黨，分派他回湖南組織工人運動。回到湖南，李立三沒有來得及看望雙親，就風風火火地跟著毛澤東去安源考察了。毛澤東讓李立三以平民學校教員的身份留在安源工作，這一年，李立三才21歲。
李立三在安源組織了“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成立了“安源工人消費合作社”，號召工人團結起來，爭取自身的權利。他常常對工人說，“工”字加“人”字，合起來就是“天”字，工人是頂天立地的。李立三在安源工人中威望很高，工人們稱他為“天下第一英雄”。
1922年9月，在毛澤東的指示下，李立三和劉少奇一起組織了安源路礦大罷工。這次大罷工取得了全面勝利，年底實現了安源煤礦、下陸鐵礦、漢陽鋼鐵廠、大冶煉鐵廠、長江輪駁公司五大企業的大聯合。
1924年4月，李立三奉命調到上海，任中共上海區委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後任上海總工會委員長。1925年5月31日，李立三簽署了全上海工人總罷工的命令。
立三路線
在黨的五大上，李立三被選為中央委員。此後，李立三參加了周恩來等領導的南昌起義。在黨的六大上，李立三又當選為中央委員。六屆一中全會召開，李立三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候補委員，任中央農委書記。
1929年，李立三批評了黨內的右傾思想，批判了托洛茨基主義和陳獨秀的右傾錯誤。次年，瞿秋白從黨的領導崗位上退下來，李立三擔負了中共中央的負責工作。在李立三的領導下，中共中央通過了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和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在這份決議裡，李立三把當時的“左”傾冒險主義思想更加系統化，這就形成了“立三路線”。
李立三命令紅四軍攻打南昌，並加緊部署南京暴動、武漢暴動和上海總罷工等冒險主義計劃，提出了“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口號。在“立三路線”指引下，我黨在白區的工作損失慘重，很多黨員被捕被殺，許多黨組織遭到破壞。
在這種情況下，戰鬥在第一線的黨員、幹部，紛紛請求中央停止冒險行動。周恩來、瞿秋白奉共產國際之命，先後回國做李立三的工作，李立三開始意識到並承認了自己的錯誤。
9月24日，在周恩來、瞿秋白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召開了黨的擴大的六屆三中全會，提出我黨當前正確的路線應當是發動群眾鬥爭，集中革命力量，組織革命戰爭，積極準備武裝暴動，去為全國蘇維埃政權而鬥爭。黨的六屆三中全會及時糾正了李立三的“左”的錯誤。
李立三參加了11月22日和25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他勇於解剖自己，勇於承認錯誤和承擔責任，表示完全接受“路線錯誤”的定論，隨即從黨的領導崗位上退下來，並遵共產國際之命去了莫斯科。
在莫斯科受審15年
李立三到了莫斯科以後，共產國際召開了一系列遠東局和共產國際執行會議，專門聽取李立三的彙報和檢查。李立三接受了苛刻的指責和嚴厲的批判，終於以誠懇的自我批評態度，得到了共產國際領導人的讚許。然而，共產國際仍然認為李立三“是一個很壞的布爾什維克”，責令其留在莫斯科，改名李明，前往共產國際列寧學校學習。
1931年，王明來到莫斯科，擔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貫於打擊別人抬高自己的王明採用批判“立三路線”的手段作為推行自己錯誤路線的途徑。每次會議，王明幾乎都要將李立三叫起來進行批判，反反覆覆，沒完沒了，時間長達7年之久。那幾年，李立三在莫斯科過著小媳婦一樣的生活。身處逆境的李立三毫不氣餒，他一面接受批判，一面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和俄語，積極完成組織上分配的一切工作。李立三曾被派到阿拉木圖建立交通站。後來又被派到國際工人出版社負責翻譯出版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文版。王明還指派他主編過《救國時報》。
1935年7月，共產國際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中共中央當時正在長征途中，無法與共產國際聯繫並派代表出席會議。共產國際於是讓在蘇聯學習的部分幹部充當中共代表，李立三也作為一名代表參加了會議。
王明妄圖利用這次特殊的機會，選自己當中共中央總書記，李立三堅決抵制，並向其他同志和領導指出這個選舉屬於非法。由於李立三的有力抵制，王明的陰謀破產了。
王明對此懷恨在心，不久即向共產國際誣告李立三曾丟失一個裝有重要文件的皮包，洩漏了國家機密。當時蘇聯正在開展大規模的“肅反”運動，很多蘇聯紅軍和蘇共黨員受到了迫害。蘇聯內務部接到王明的報告後，立即派專人對李立三實行監視。
1938年2月23日，李立三突然被蘇聯內務部逮捕，指控他是“日本特務”和“中國駐蘇聯特務組織負責人”。李立三被投入監獄，受到了殘酷的肉刑。李立三不屈不撓，嚴詞駁斥內務部對他的莫須有的指控。
李立三在監獄裡待了600多天，前後換了好幾座監獄，生活條件十分惡劣。李立三在蘇聯妻子李莎的愛情支持下，在她精神和物質的幫助下，才艱難地活了下來。
李莎是蘇聯共青團員，在國際工人出版社中文部工作時，認識了李立三。1936年2月，他們結婚了，陳雲等人參加了他們的婚禮。李立三被捕後，李莎不肯離婚，被她就讀的莫斯科師範學院開除了團籍，並被趕出他們住的房子。李莎花了6個月時間，走遍了莫斯科所有的監獄，終於找到了李立三。但是，政治犯是不能探監的。李莎每月從助學金裡省下50個盧布，接濟李立三。對來自異國的這片真情，李立三一直銘刻在心。
1939年7月，李立三被送到蘇聯軍事法庭審判。在法庭上，為了維護祖國尊嚴，李立三據理力爭，徹底推翻了內務部的指控，並寫信給斯大林，控告內務部對他的迫害。軍事法庭認為證據不足，把李立三送回了內務部。內務部又就南昌起義、廣州暴動、中共六大等問題，說李立三一貫反對共產國際。李立三逐條予以反駁。李立三向內務部要了他們手中《關於中國共產黨歷史問題》的文件，花一個星期的時間，寫成100多頁的批駁書，駁斥內務部對中國共產黨的汙衊。
1939年11月4日，李立三終於和李莎團聚了。直到1940年3月，共產國際監委會才作出結論：李立三在蘇聯的問題統統搞清楚了，對他的指控是沒有根據的。
1945年8月，蘇聯對外聯絡部通知李立三，無條件批准他回國，還祝賀他當選為中共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委員。1946年1月，李立三終於回到了闊別15年的祖國。
補上15年的課
李立三一回國，立即抓緊學習毛澤東的重要著作和各種文件，向陳雲等老同志瞭解當前情況，想盡快補上這15年的課。
1946年秋天，李立三擔任了東北軍區對外聯絡部和東北敵工部部長。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北京召開。李立三被選為政協委員和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勞動部長兼政務院委員、中央政策討論委員會委員、中央人民政府財經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工委委員和書記等。
李立三任勞任怨，起早摸黑地工作著，因為他覺得這是黨和人民對他的信任。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李立三主持總工會工作。他深入實際，開展勞動競賽，表彰勞動模範。馬恆昌小組、毛澤東號機車組、郝建秀工作法、運輸汽車10萬公里無大修、施玉海煤礦安全生產運動等等，都是李立三親自抓的典型。他主持制定了《關於勞資關係暫行處理辦法》、《關於私營企業勞資雙方訂立集體合同的暫行處理辦法》和《關於勞動爭議解決程序暫行規定》等有關文件。李立三要求各級工會都要辦工人之家，替工人說話，抓好工人的勞動保護和工資福利工作。1950年，李立三組織了100多人的調查團到中南地區的工礦企業實地考察工人的安全衛生和企業管理等方面情況。2月，他在《人民日報》發表了《學會企業管理》的文章，受到黨中央的重視，被譽為是“企業管理、提高生產的指導方針”。
李立三為總工會的工作嘔心瀝血，換來的卻是一頂頂可怕的政治帽子。
1951年12月，在全總黨組第一次擴大會議上，陳伯達給李立三定了調子，說他是代表落後工人的“工會工作中的錯誤路線”，犯了“工團主義”和“經驗主義”錯誤，要在黨內和全國工會系統中進行批判和糾正。此後，李立三離開了全國總工會的領導崗位。
1954年9月，李立三被免去了勞動部長的職務，罷官還鄉休假。1955年，李立三被任命為中共中央書記處第三辦公室副主任，協助李雪峰工作。“三辦”後來改為華北局，他擔任華北局書記處書記。
廬山會議後，有人說李立三“裡通外國”，又說李立三反對“三面紅旗”，要批判他的右傾機會主義。在劉少奇的干涉下，李立三免遭此難。然而，後來很長一段時間，李立三實際是空有其職，不能正常工作。雖然如此，他仍不斷研究問題，向上級提出合理化建議，希望盡力為黨作點貢獻。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懷仁堂最高國務會議上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李立三坐在會場上聆聽。報告中舉了知識分子中出壞人的例子，把李立三與張國燾、王明、饒漱石並提。李立三聽了很難過。3月3日，李立三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希望黨能看到他與王明等人有根本的區別，特別是在對待錯誤的態度上更有根本的不同。李立三說：“我希望將來蓋棺論定的時候，能夠博得黨的一句好評：李立三雖然犯過嚴重錯誤，還算是一個能夠改正錯誤的忠實黨員。”毛澤東接受了李立三的意見，在後來公開發表這篇報告的時候，刪除了李立三的名字。
說真話的代價
1966年初夏，“文化大革命”的風暴把年近七旬的李立三捲入了牛鬼蛇神的行列。
“文革”距“立三路線”的年代已經有36年，李立三在“文革”之初被作為“死老虎”拖出來批鬥。
1966年底，李立三被通知參加對陶鑄的批鬥大會。他聽著一派胡言的批判內容，看到神情恍惚、任人擺佈的陶鑄，彷彿回到了1938年“大肅反”年代的蘇聯。
1967年的“一月風暴”把風向轉到了揪鬥“中國的赫魯曉夫”、“頭號走資派”劉少奇的身上。在中央文革小組一夥人的示意下，“揪叛徒全國造反聯絡站”的“小將”們忽然發現了“死老虎”李立三具有“活檔案”的價值。1月21日，中央文革派遣兩個專案人員找到李立三。他們假裝斯文，耐心啟發李立三：“劉少奇是中國的赫魯曉夫，在中國搞修正主義。他現在的罪行要清算，以前的罪行也要清算”，“你要戴罪立功”。專案人員要李立三為他們打倒劉少奇提供有力的炮彈。李立三詳細敘說了他自己心目中的劉少奇。
他說：“1922年9月，毛主席派劉少奇來安源。劉少奇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領導那裡的工人只提一些要求，給礦上施加壓力，因此安源沒有受到鎮壓。”
“我和劉少奇在一起工作，這一段時間沒有看出他有什麼問題。”
“五卅運動時期，我是上海總工會委員長，劉少奇擔任總務部長。工會的具體工作，劉少奇做得很多。”
“相處三個月，也看不到他有什麼問題。”
“第三次是武漢時期，1926年到1927年，全國總工會我是負責人，他是二把手。”
“劉少奇是支持群眾的。在這一段時間也沒有看出劉少奇有什麼大問題。”
劉少奇在李立三的眼裡沒有問題，造反派十分惱火。
此後，找李立三瞭解情況的人來了一批又一批，可是誰也沒有滿意而歸。李立三在他所知道的問題上，堅持實事求是。
李立三曾對別人說過，他準備上萬人大會接受批判，但是無論怎樣都得堅持實事求是，不能說假話牽連別人。造反派與李立三的所有談話均有記錄，“文革”後，人們發現了這些談話記錄。這些堅持真理、不講假話的真實記錄反映了李立三的高風亮節。
堅持真理，修正錯誤
李立三竟為中國“頭號走資派”評功擺好，無疑是自投羅網。不久，李立三在“中央文革”榜上有名，成了重點受迫害對象。
葉群首先站出來，說李立三曾經反對毛主席“最親密的戰友”林彪，並試圖進行謀害。戚本禹在一次會上公開煽動，說李立三問題大得很，是“裡通外國”的“蘇修特務”。在葉群、戚本禹等人的挑動下，一時間，揭發李立三“特務”罪行的大字報貼遍了全國，大小批判會也接踵而來。在一次批鬥會上，“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大標語當頭高懸，打倒的口號聲聲不斷，造反派要李立三交代問題，李立三提筆疾書，寫下“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八個大字。李立三說，我李立三犯過錯誤，什麼時候都可以檢討，並且願意改正。但是，反黨賣國的事我從來沒有幹過。
1967年5月20日深夜，造反派衝進李立三的家中。文字資料、來往書信等全部抄走不算，連《紅樓夢》、《劉志丹》等文學作品也被當做毒草沒收，照相簿和孩子的洋布娃娃，還被作為變修的證據也被統統帶走。
6月5日，“批鬥李立三反革命集團聯絡站”成立，按中央文革小組的指示，全國56個“造反組織”參加其中。聯絡站發表公告說：竊據華北局書記處書記職位的李立三，是一個老牌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托洛茨基分子、裡通外國分子。40多年來，他一貫地、猖狂地反對我們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革命路線，積極為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的篡黨、篡軍、篡政活動忠實效勞。他勾結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牛鬼蛇神，進行一系列裡通外國的反革命勾當，企圖顛覆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制度……
李立三的“罪行”迅速升級了，一個批判李立三的高潮就這樣無中生有地掀起了。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大型批鬥會就進行了14次。“文革”中的一切鬥爭方式，幾乎都在李立三身上試過、用過，可是李立三就是不肯認罪。無論白天晚上，每天總有好幾批人到他家裡，接連不斷地進行審問，逼他認罪。68歲的李立三患有多種疾病，在這非人的折磨下，他血壓升高、手腳麻木、頭暈眼花、站立不穩，實在難以忍受。於是他前後5次寫信給黨中央，要求對他的“裡通外國”的罪名進行辯誣，還請求批准他請幾天假到醫院治療和休息，待體力稍稍恢復後再回來接受批判。可是，這些信猶如泥牛入海，杳無音信。
6月20日晚，李立三給毛主席寫信，他相信毛主席是瞭解他的。他寫道：“我成為華北局文化革命運動被批鬥的主要對象，已經快一年了。”“精神和身體所受的折磨已經非常厲害。”“我和我的全家都絕對沒有幹過裡通外國的罪惡行為。因此，對我的鬥爭和聯絡站的公告是一點也不公正的，一點……”剛寫到此，造反派破門而入。李立三趕緊把這封未寫完的信塞在床單下，來不及和家人打個招呼，就被揪走了。
以死抗爭
這一次，造反派沒有讓他回家。他被關押在三里河一座私設的牢房裡。一次，他被拖到批鬥會場，看到自己的妻子李莎也被押來臺上陪鬥，他的心碎了。他的“立三路線”與善良的李莎有什麼關係呢？30多年前，李莎在他蒙受蘇聯內務部冤屈時，放棄團籍，節衣省食，給他精神和物質上支持。1962年，中蘇關係惡化，李莎又按照中央要求，放棄自己的國籍，加入中國國籍。如今她又為他莫須有的罪名，受到如此折磨，天理何在啊！
李立三向李莎投去深情的目光，李莎害怕自己流淚，扭過了頭。李莎萬萬沒有想到，這次批鬥竟是他們夫婦最後一次無言的見面！
面對會場上的造反派，李立三強作精神，憤怒地吼道：“我絕不是什麼裡通外國分子，說我反黨反社會主義，有什麼證據？”說完以後，他不再回答任何問題。
6月22日中午，李立三心力交瘁，再也無法忍受精神和病體的痛苦，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藥。
李立三給毛澤東寫下了絕筆信：“我現在走上了自殺叛黨的道路，沒有任何辦法來辯護自己的罪行。只有一點，就是我和我的全家絕沒有做過任何裡通外國的罪行。只有這一點，請求中央切實調查和審查，並作出實事求是的結論。”
當看守人員走進房間時，李立三已經永遠地離開了人世。
李立三尸骨未寒，第二天，即6月23日，李莎和她的兩個女兒被捕入獄。罪名是：蘇修特務李莎在批鬥會上命令李立三自殺成仁。
李立三的遺體被掛上“服毒者李明”的牌子，送進了火葬場。沒有任何人給他送行，也由於沒有家屬，火化以後，他的骨灰沒有保留，被當做垃圾扔掉了。
李立三去世後，60多位無辜者受株連被捕入獄。
中央成立了由謝富治控制的“李立三專案辦公室”，大搞李立三叛國集團專案。康生、江青頻頻批示：“值得追查”，“要徹底追問”。直到1975年8月，“中央三辦”還認定李立三是“蘇修特務分子”。
1975年，他們把關在牢裡8年的李莎放了出來，押送到農村改造。受到牽連的幾十個人也先後出獄，但不作結論，草草了事。直到1980年，黨中央才重新審查了李立三的問題。
198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中山紀念堂為李立三舉行隆重的追悼會，彭真主持會議，王震致悼詞。令人辛酸的是，在應該放置骨灰的臺子上只放了一副眼鏡，那是李立三生前戴過的眼鏡。李立三的骨灰沒有了，李立三生前的衣物也沒有了，他的夫人李莎只找到這麼一副眼鏡。參加追悼會的同志對著這副眼鏡默默地寄託自己的哀思。
李立三沉冤13載，今天，他終於聽到黨的聲音：“李立三同志是我黨的優秀黨員，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工人運動的傑出領導人之一”。“李立三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貢獻了自己的畢生精力”。
李立三的遺願終於實現了。黨和人民沒有忘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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