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改变国家的电影，第一反应，是韩国。
那部催生了《熔炉法案》的《熔炉》。
但除了韩国，还有一部，智利LGBT电影《普通女人》。
这是2017年柏林电影节泰迪熊奖最佳电影，也是2018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奥斯卡颁奖诚然值得被关注，但有时，颁奖之后的故事，似乎更有味道。
比如加里·奥德曼（最佳男主角）在获得奥斯卡之后的第一个清晨，拥抱了自己的母亲。
他的妻子拍下了这一幕。
在这张照片中，两人衣着慵懒，动作亲密。
母亲的表情令我们看见，再耀眼的荣誉，最终都会瘦成生活的一种安慰，就像丘吉尔又瘦回到加里·奥德曼。
而最佳外语片《普通女人》获奖之后的故事，更具社会意义。
当地时间2018年03月06日，智利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在首都圣地亚哥，接见了《普通女人》剧组成员，并敦促议会尽快通过变性人权益法案。
智利总统手捧奥斯卡小金人
无独有偶，2013年，电影《阿黛尔的生活》在夺得戛纳金棕榈之后，剧组成员与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在巴黎爱丽舍宫共进午餐。
没过多久，总统就签署了承认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法案。
主演蕾雅·赛杜认为，影片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阿黛尔的生活》主演与法国总统合影
电影的这种良性影响力，是我们如此热爱它的原因之一，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电影本身的艺术魅力。
在这两种「力」之间，《普通女人》还有一层「夹心」——
变性人演变性人的「噱头」。
饰演主角玛丽娜·维达尔的丹妮拉·维加，是智利第一位、也是影史首位本色出演的变性人演员。
当然，所谓「本色」，只是针对角色与演员身份的重叠，而非电影情节与演员生活的统一，但丹妮拉·维加仍然在片中注入自己的特质，以更准确地传达角色灵魂。
比如，导演要求她在片中演唱流行歌曲，她却坚持演唱歌剧，因为她从小便学习歌剧，电影中出现的，正是她的原声。
而歌剧，也的确保持住了玛丽娜·维达尔以及其生活、情感的庄严性。
准确源自真实，要真实，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尽量将自己从生活经历中获得的感受，运用至电影情节里。
丹妮拉·维加17岁时进行了变性，之后她便被社会所抛弃，一度无法获得工作，只能消沉在家。
这段经历对于「变性人」这一身份的磨砺，使她能更好地揣摩电影剧情及细节的韧性。
但这一「噱头」显然不能成为《普通女人》斩获奥斯卡的理由。
在奥斯卡已经越来越令人难以捉摸的当下，这部最佳外语片（包括今年的最佳影片《水形物语》，甚至在北美票房大爆的超级英雄起源电影《黑豹》）不得不令人思考一个问题：
我们看一部电影，更应该以哪种感受来判断它的价值？
是以观看当时直接接受到的美学、情感、或思想撞击，还是以观看之后通过回想、分析、解读等，所获得的观影后劲？
这两者之间，充满矛盾与辩证。
单纯选择其中一种，都有失偏颇。
比如不少观众都为《前任3》感动流泪，他们受到强烈的情感撞击，但《前任3》的火锅属性，使它在被观众的意识冷却之后，只剩一锅令人生厌的冷油。
那我们选择「后劲」？
《水形物语》结束后，一堆关于冷战、意识形态、情感权益、怪兽隐喻的符号分析纷至沓来，令片中的每一缕颜色都不只是颜色本身，但很多观众仍无法否定观影过程中那相当清晰的无聊感。
《水形物语》中隐喻深刻的自慰戏
两者兼具总不会错？
克里斯托弗·诺兰（《盗梦空间》导演）的大部分电影，同时照顾到「直接撞击」与「观影后劲」，堪称商业与艺术结合的典范。
然而这些电影不但屡次被学院派厌弃，更形成一种「诺兰式瓶颈」，使其难以在技术或思想任何一个层面，达到真正而完全的巅峰。
在每一种可能都失效的情况下，对于像《普通女人》这样一部没什么缺点（甚至还有爆点）、但也无法引发任何激情的特殊题材电影，评价它，便成为一件令人困惑的事。
似乎只能以「技艺工整、表演出色」草草作结，那奥斯卡何以会淘汰《方形》、《无爱可诉》、《肉与灵》、《羞辱》，而选择它？
大概是因为，抛弃演员的特殊性，就电影本身而言，《普通女人》存在一些被隐藏的品质。
当然，首先，电影的显性技艺必须出色，即使痕迹明显。
这也许无需多说，毕竟当我们观看这部电影时，那些创作意图清晰的镜头本身，都具有强烈的意蕴传达。
比如玛丽娜·维达尔前一秒还被人举到舞池的霓虹灯下，下一秒就失意地独行在雨夜街头；
或者她总是在孤独或喧嚣中，看见情人奥兰多那张不苟言笑的脸；
更遑论那一个几乎可以被称为「电影之眼」的「抗风镜头」——
玛丽娜·维达尔行走在街上，狂风大作，树叶以蛮横的力量扑向她，她以整个身体抵抗这可怕的风。
渐渐，身体已成倾倒状态。
这些镜头饱含的韧性与抗争，明显得足以溢出银幕。
它们几乎不参与情节的构成，但却在情节与情节间的缝隙闪出强烈光芒，并迸发出情节存在的意义。
深厚的意义之下，《普通女人》的隐性品质，在富有生命气息地脉动。
其中之一，就是电影对「普通」的诠释。
面对一些族群题材电影，比如同志题材、黑人题材，当我对电影的艺术价值或思想水准深感困惑时，我会尝试「替换法则」——
即在试想中，将片中角色替换为一般或多数族群。
比如将同志替换为男女，将黑人替换为白人。
经此替换，如果电影的故事仍然具有韵味与力量，证明电影已经穿越族群色彩，直抵「人」这一核心与普世概念。
当然，这并不适用于所有电影。
比如《断背山》、《为奴十二载》，因为「同性」或「肤色」几乎是这些电影成立的唯一基础。
依靠这种方法，可以在去年的奥斯卡中，确定《月光男孩》的「人本位」价值；
也可以在今年的奥斯卡中，确定《普通女人》的「普通」价值。
而对于横扫北美票房的《黑豹》，如果替换片中的肤色，会发现在「超级英雄」与「英雄起源」这两个重要命题上，它到底有多乏力。
几乎全是黑人演员的《黑豹》
试想《普通女人》的另一种剧情：
玛丽娜·维达尔如果不是变性人，只是一个普通女人，身份改变，但她的初始遭遇不被改变，那么，其后她被奥兰多的家人抗拒、嫌恶，仍是必会发生之事。
变性人身份只是加重这种遭遇的分量，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她的遭遇。
因为电影情节的基础，是「世俗伦理」，而非「人物的性别身份」。
给一个变性人的身份，然后将她的故事放入普通人的维度，在这种夹层与缝隙中，捕捉人生矛盾的本质，这可能是「普通女人」片名的意义，也是这部电影艺术水准高超的原因。
这一点，与《月光男孩》异曲同工。
《月光男孩》的本质不是「同志」与「黑人」，而是「人」
《普通女人》的第二层隐性品质，是玛丽娜·维达尔这一人物的性格。
「塑造人物」一直是电影的至高追求与至难之处，在今年的奥斯卡中，《三块广告牌》中的「母亲」，算是一个辨识度很高的人物。
如果还要找一个「奥斯卡人物」，玛丽娜·维达尔可以算一个。
电影中有不少情节或对白，足以证明她是一个兼具理性与感性、并且不向任何一边倾斜的动人角色。
比如她承诺会搬离奥兰多的公寓，但在搬离之前，她也无法容忍奥兰多的家人「私闯民宅」。
既体察对方的需求，也保证自己的尊严。
——「你的善意需要带些锋芒」，这本来是一句鸡汤文，但恰好切合玛丽娜·维达尔的气质与性格；
或者也可稍作修改，以更贴近她的形象：
「你的退让需要带些锋芒」。
甚至可以认为，这不仅是玛丽娜·维达尔的形象，更是所有可被归类为「普通女人」的变性人应有的形象。
如同演员丹妮拉·维加在推特上所说：
有些人以黑白两色定义这个世界，而我却看到了其它颜色。
《普通女人》所表达的，其实也是这种思想：
其它颜色可以没有黑白两色那么普通，但它们也必须被归类到颜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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