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康臨《化度寺碑》
這是一個十分奇怪的人物。
他是民國初北洋政府的高官，曾任清末刑部主事、北洋的大理院院長、高等文官懲戒委員會委員長、司法總長、財政總長。又任東吳大學法學院教授、上海法科大學校長、北京大學法科教授，執業律師。晚年失節任華北偽政府司法委員長、最高法院院長。著有《中國法制史講演錄》《前清法制概要》，是個地道的司法界風雲人物，頂級法律大家。在同時代，論文藝界司法出身的大家，大約只有餘紹宋可與之比肩。
餘紹宋投身書畫，董康卻轉身痴迷於古籍收藏。最著名的是從日本買書回來，訪書刻書，成為藏書界一位大腕，尤其是他的《書舶庸譚》四卷，自1930年由大東書局石印面世後聲譽大起。其後數度往返中日，增續修訂，釐為九卷，1939年署“武進董氏誦芬室刊行”，一舉奠定其不可取代的專業地位，為古籍收藏界一代名著。法學大家避居日本，往返頻繁但滯留時間並不長，竟成就了一部創意十足的目錄學著作且為世界歎為觀止，這樣的事蹟，在號為俊才迭出的民國時期也不多見。
董康刻本《中吳紀聞》
董康的日本訪書不同於楊守敬，訪求古書以舊槧孤本尤其是搜尋舊小說為主，還有訪書時的吟詠詩唱，尤其是不僅以藏書更以刻書相交流。1907年陸氏皕宋樓藏書悉被賣給日本巖崎文庫，海內震動，是一件近代文化史上的大事件。島田翰撰《皕宋樓藏書源流考》，因老朋友董康善於刻書，遂寄中國請其刊印，董康並撰題識：
古芬未墜，異域言歸，反不如臺城之炬、絳雲之燼，魂魄猶長守故都也！
這是一種好書寧願逢火災燒掉也不願意流落異域的民族立場，既如此，怎會在20世紀30年代又會選擇任偽職以鑄成大錯？人之多面多樣性，於是可見一斑。
關於董康的經歷與心路歷程，他在初刊本之序中有此自述：“襁褓失怙，依倚慈闈。燈影機聲，飫嘗艱困……此後而政變（指戊戌），而拳匪，而光復，而復辟，及其他統系戰爭，各役皆躬歷其境。不圖人心詭詐，更隨世途遞為崎嶇……”，知其中艱難困苦，自不待言。但他好像一直有一種氣結不散，不斷尋找自己人生的突破口，比如他自己為避病禍赴日，不得不因生計而將“流連廠肆閱二十年”所得的家藏善本售於日本大倉氏，又賣給嘉業堂，其後有感於世道無常，藏書聚散難有定律；遂改藏書訪書為刻書，“以影印異書為唯一職志”。校勘精良，紙墨佳美，一代目錄版本學大師傅增湘亦譽之為“能殫畢世之功，卒成不朽之業者，同時朋輩殆鮮比倫”。以藏書訪書大家，眼界既廣，要求極高，變身為刻書家，自然是不肯有絲毫苟且馬虎，傅增湘的評語，諒不虛妄。
董康在日本訪書與此前的楊守敬赴日訪書不同，楊守敬多從街町書肆得佳本，協助黎庶昌編《古逸叢書》，自撰《日本訪書志》，基本上少有學界來往的記錄。董康則身份極高，首先是“總長”位階，故而在日本交往的，都是一代名流學者，如史學家內藤湖南、狩野直喜、鹽谷溫、倉石武四郎，版本目錄學家長澤規矩也、田中慶太郎，宮內廳圖書寮的古籍專家神田喜一郎、印刷影印專家小林忠治等，但最有意思的是，不唯藏書，即使為了刻書，董康也曾經有過交匯中日兩國的幾次重大舉措。
第一，民國初影印與活字排印，中國大大落後於日本。董康對自己要影印的書大都寄到日本，找影印技術最著名的小林忠治製版後再取回印刷。這種跨國的技術交流，堪稱奢侈。
第二，前述光緒三十三年1907皕宋樓藏書售於日本，漢學家島田翰著《皕宋樓藏書源流考》以原稿寄返中國，求董康精心刊刻，遂至其消息馳聞於世，全國震驚，痛惜扼腕。其後再有藏書樓售於外人的動議，必遭民意輿論阻撓，藉此保存了一大批珍貴的國寶級古籍，有功傳統文獻保護匪淺。
另有一些史實與傳聞，也為他人所無能為，值得在此一提。
首先，是董康既由收書藏書轉向刻書，其出手極有專業風範。他曾在北京爛漫衚衕法源寺的居所內，以每月收入之三分之一，長期養成一批刻書能匠，先後達三十年，成《誦芬室叢刊》等30多種，還為吳昌綬“雙照樓”、蔣汝藻“密韻樓”、陶湘“渉園”代刻書籍。其次，他在刻書技術方面不厭其精，嫌通用鉛字毫無古意，為求宋版字體之美，不惜將密藏的《龍龕手鑑》《廣韻》拆頁作為鉛字楷範，如此不惜代價精益求精，恐他人未可望及也。
董康以司法高官，一生竟受過兩次“通緝”。第一次是民國十五年1916，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下令通緝蔡元培、董康等十一人，起因於孫傳芳欲聯絡奉、魯軍南下抵禦革命軍進攻而遭社會反對事，董康即匆匆避禍日本。第二次是民國二十九年1940，董康因出任華北偽政權失其大節被國民政府通緝。抗戰後因病保外就醫，至1948年病死於北平，年八十二。一個曾任司法總長和最高法院院長的法律專家，卻被通緝兩次，人生浮沉，顛沛坎坷，亦可謂為奇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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