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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都不需要盟友來對抗對方
譯者：姚無銘，本科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現為北京大學法學院2017級法律碩士。法意讀書編譯組成員
威爾遜中心
法意導言
本文是基辛格與芮效儉在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全稱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創建50週年的活動上關於中美關係對話的文字記錄。基辛格曾在1973年至1977年擔任美國國務卿，芮效儉是當今美國外交界和學術界首屈一指的中國問題專家。二人就當今的中美關係展開了對話。基辛格在對話中表達了中美兩國應當避免戰爭尋求合作的觀點。該文登載於威爾遜中心官網，原標題為“The Key Problem of Our Time: A Conversation with Henry Kissinger on Sino-U.S. Relations”。
中美都不需要盟友來對抗對方
翻譯：姚無銘
9月13日，威爾遜中心舉辦了盛大的活動來慶祝其創建50週年和基辛格中美關係研究所成立10週年。在1973年至1977年擔任美國國務卿的亨利•基辛格被授予首屆“威爾遜精神獎”(Spirit of Wilson Award)，並參與了與芮效儉(J. Stapleton “Stape” Roy)大使的對話，他是基辛格研究所的名譽創始董事和傑出學者。
以下是他們對話的文字記錄：
芮效儉：亨利，我們真的很高興，你能用你意志的力量把颶風轉移到更南的地方（笑聲），並從紐約來到這裡。在理查德·阿克森(Richard Ackerson)的精彩介紹之後，我覺得我真的應該問問你有關銅價和類似問題的問題。但我並不打算這樣做。
50年前，也是威爾遜中心成立的同一年，你還是納爾遜·洛克菲勒的一名外交政策顧問，蘇聯是我們的主要敵人。當時，你寫了一篇關於“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問題”的非常有見地的文章。儘管國際體系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你當時的許多觀察在今天仍然具有現實意義。
（對觀眾。）你們可以在網上找到那篇文章。我想你會驚訝地發現，他當時的評論與當前的形勢是有多麼相關。（對基辛格博士。）你當時說:“在未來的歲月裡，美國政策面臨的最深刻的挑戰將是哲學層面的，即在軍事兩極化、政治多極化的世界中發展某種秩序概念。”當然，當時的軍事兩極是在美國和蘇聯之間。50年後的今天，許多美國人看到美國和中國之間出現了軍事兩極化，而政治多極化涉及的國家在經濟和軍事上都比50年前強大得多。
你認為你當時的觀點仍然適用於今天嗎？中美能否共同努力，創造一個穩定的世界新秩序？或者，是否我們註定要與中國因為對世界秩序的不同看法而展開對抗性鬥爭？這與當前中美貿易戰關係重大，中美貿易戰是當今世界秩序的重要部分。
芮效儉
我們是具有相當大的破壞能力的兩個國家。我們是認為自己在政策執行方面具有特殊性質的兩個國家：我們以民主憲政的政治制度為基礎；而中國以至少可以追溯到孔子和幾個世紀以來的獨特實踐的發展為基礎。
但是我們現在所處的情境遠遠超出了我在Stape提到的那篇文章中所說的。因為我們所處的情境是，世界的和平與繁榮取決於中美能否找到一種合作的方式，這種合作不會總是一致的，而是要處理我們的分歧。同時，也要制定目標，使我們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使世界能夠找到一個結構。
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關鍵問題。我們雙方都有足夠的能力在世界範圍內創設在其中可以施加自己的偏好的情境，但這種關係的重要性將在於，雙方是否能夠相信，他們已經取得了足夠的成就，足以與自己的信念和歷史相容。這是一項艱鉅的任務。世界上從來沒有任何兩個國家有系統地嘗試過。但當我瞭解到當代的爭端，談到貿易問題時，作為一個美國人，我當然認為我們提出的一些主張有相當大的價值。
但我也希望找到一種方法，以便在達成協議時，雙方都能相信，這是它們能夠繼續運作的基礎。這是伍德羅·威爾遜中心需要思考的一個好問題。這裡的問題不是勝利。問題是連續性、世界秩序和世界正義，是去看看我們兩國能否找到一種相互討論的方式。他們不能互相愚弄；他們都足夠聰明，能夠理解他們所做事情的含義。
所以，這就是我想要表達的主要信息，中國在政策上的方法是理論性的。他們視其為一個過程，一個回到某個時期並無限地向前發展的過程。美國人則非常務實，當中美談判代表會面時，他們通常會有兩個不同的議程。美國人有一張清單，上面列著他們想在不久的將來解決的問題；中國人有一個他們想要工作的目標。所以我們可以互相學習，我們需要互相學習。
但我們有一個額外的問題是：技術的快速發展使我們陷入一種情境，在這種情境下，不僅我們自己設定的目標可以影響世界，我們的機器決定為自己設定的目標也可以影響世界，因為他們在沿著我們認為是我們原始設計的目標進行。這是前所未有的挑戰。我有信心我們會完成它，因為我們別無選擇。
因此，當你在報紙上讀到關於潛在衝突的報道時，我們應該記起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歷史。如果知道戰爭的結果會是怎樣，沒有一個參戰的領導人還會選擇參戰。沒有一個領導人認為這會打亂生活的結構。我們知道衝突會造成什麼後果，因此，我相信我們會取得進展。我將把我的其他觀點縮短一點，為了那些想知道這裡是否供應早餐的人。(笑聲、掌聲)
基辛格
芮效儉：讓我們向前跳躍50年。幾周前，《每日野獸》(The Daily Beast)發表了一篇文章，聲稱你曾建議特朗普總統與俄羅斯合作以約束中國。這讓我想到了把中國裝進盒子的想法，我不認為這反映了你的確切觀點。這是對你觀點的準確描述嗎，或者說是否有一些重要的細節被丟失了？你對處理美國與俄羅斯和中國的關係有何看法？
亨利·基辛格：我希望我曾在某個場合被邀請並告訴特朗普總統我對這一關係的戰略觀點。那篇特別的文章是一篇了不起的小說。(笑聲。）但是理解這個很重要的理由，我之前已經講過了。
我視中國為建設世界秩序的潛在夥伴。當然，如果這沒有成功，我們將處於衝突的境地，但我的想法是基於避免這種情況的需要。因此，我們的問題不是在世界各地尋找盟友來對抗中國。
我們的根本問題應該是為我們雙方都關心的一些問題找到解決辦法。因此，這種通過尋找一個額外的盟友來對抗一個我們應該與之建立合作關係的國家來開始新一屆政府的特別做法是不正確的。而談論這個問題的唯一原因是，它說明了當今世界的一個重要問題：中國和美國都不需要盟友來對抗對方。我們需要的是理念，通過這些理念我們可以共同努力來限制衝突。這就是我的基本觀點。
我們都是愛國者，如果發生衝突，我們將支持我們的國家。但我們的任務是防止這種衝突，並超越它。
芮效儉：謝謝。（掌聲）我還有成千上萬的問題要問你，但我被告知我有責任讓你回到-
亨利·基辛格：[打斷]好吧，我們再來一個。
芮效儉：好的。(笑聲、掌聲。）好吧，讓我們再來一個簡單的，這樣你就可以休息一會兒了。(笑聲。）最近有很多斷言稱美中政策是失敗的，因為它的中心原則之一是經濟發展將把中國變成一個自由民主國家，這是我們政策的目標。而這顯然沒有發生。
然而，在50年前那篇關於美國外交政策核心問題的文章中，你寫道過，我也引用過：“美國人對政治結構的主流觀點是，它或多或少會隨著經濟的進步而自動跟進，而且它會以憲政民主的形式出現。”因此，這個理念是經濟發展產生政治變革，而這種變革的本質將是憲政民主。
但你接著說:“這兩種假設都存在嚴重問題。”在你的評估中，正如你在你的文章中解釋的那樣，“在每個發達國家，都是政治穩定先於工業化進程出現，而不是從工業化進程中出現。事實上，帶來工業化的政府體制，無論是受歡迎的還是專制的，都傾向於被這一成就鞏固而不是徹底改變。這是在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10年前寫的，改革開放政策開啟了中國經濟幾十年的快速發展。
你認為中國過去40年的發展是否證實了你50年前的設想?
亨利·基辛格：這是兩個獨立的問題。一個是你說的：中國過去40年的發展證明了怎樣的政治演變過程？
芮效儉：對的。
亨利·基辛格：第二個問題是：我們採取的具體措施會產生某些結果，這是不是美國外交政策的目的?
這裡是分階段進行的。在中美關係的第一階段，我認為中美雙方都認為對方是平衡一個危險蘇聯的力量。當時我們與中國沒有任何關係，我們向中國開放，為了給俄羅斯和蘇聯引入額外的計算因素。同時，也是為了在越南戰爭和國內分裂時期給我們的人民希望，他們的政府有一個和平世界的願景，這個和平的世界包括那些被排除在外的因素。
這是我們的兩個主要目標。之所以能夠實現這些目標，是因為中國有同樣的目標。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遠遠快於任何人的預期。一開始，我們做了一些交易，這些交易從純粹的經濟角度來看似乎是有利於中國的。但我們做了這些交易，因為我們認為中國實力的增長彌補了蘇聯的不平衡。
然後，隨著時間的發展，中國的發展是如此迅速，以至於它創造了在早期沒有人預見到的經濟發展的可能性。在這個過程中，需要一定程度平衡的通常的商業考慮，變得越來越占主導地位。這是目前討論的基礎，我認為，如果這些討論得到冷靜考慮，將引領雙方達成解決辦法。
另一個問題是，美國的政策是否試圖在中國有計劃地實現民主？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
作為美國人，特別是作為我這樣的移民，美國的民主是一段奇妙的經歷。當我來到這個國家的時候，我15歲，被要求寫一篇關於作為一個美國人意味著什麼的文章。我寫道，“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能夠昂著頭走在街上。”這很重要。但當你執行外交政策時，有時你必須權衡短期內可以達到的目標和需要改進的目標。而中國人管理自己的事務已經幾千年了。
因此，我想說的是，我們希望雙方的價值觀能夠走得更近。但我們認為，為了維護和平與穩定，我們有義務不讓中國的轉變變成一個壓倒其他所有事情的目標。
所以，這仍然是我目前對美國總體態度的看法。我們不可能解決世界上所有的問題，解決世界上所有國家的國內結構問題。作為一項國家努力，我們必須在這方面有目標，我們必須在我們能夠的地方促進這一目標。
根據我的經驗——不是與中國——我們在猶太人移民問題上與俄羅斯存在分歧。尼克松上臺時，俄羅斯的猶太移民人數約為700人。我打電話給俄羅斯大使說，“移民通常不被認為是一個國際問題。但我們會觀察你的行為，不是作為條件，但我們會觀察，我們會根據你的行為做出反應。”所以，我們試圖把它從討價還價變成一個哲學問題，於是三年內，移民從700人增加到37000人。然後它成為了美國國內政治的一個問題，移民數量又下降到15000。
因此，我對中國的看法是，就我們對世界的影響而言，美國的表現是影響其他國家的最好方式。當然，儘管我更喜歡我們的制度——出於我給出的理由，但我也相信，我們必須根據具體情況對它的持久影響有足夠的信心，不要讓它成為我們與其他國家之間的權力政治問題。這是我的大體看法。
我認為，隨著國家的發展，存在著某些現實——人口從農村向城市流動的影響，教育體制的調整的影響——這些都是產生變化的因素。我們將堅持自己的主張，但不會把它變成中美之間的權力問題。
有許多我非常尊敬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我的觀點主要是這樣一個事實：你們應該選擇促進和平與進步的目標，你們必須努力實現合作，但你們不能用短期的壓力來破壞歷史的演變。
這是一個重要的話題，它將在我國被討論。我想有些人會認為，我們必須長久不變地尋求強加我們的偏好。威爾遜中心將舉辦許多關於這個主題的研討會。
芮效儉：最後一個簡單的問題。這是一個“是否”的問題，而不是“如何”的問題。不久前，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在國會作證時表示，到2025年，中國將成為美國的主要威脅。如果你是國務卿，你會接受這樣的評價作為一個預先的結論嗎?或者你相信巧妙的外交手段有可能使一個強大的中國崛起而不威脅美國嗎?
亨利·基辛格：回答這個問題有兩個層面。第一，我不希望2025年中國的軍事實力超過美國。我始終支持使我們保持足夠強大以應對可預見的危險的軍事政策。因此，隨著中國、俄羅斯或其他國家的發展，我將努力確保我們永遠不會陷入那種境地。但同時,我認為至關重要的是，中國和美國，在尋找各自安全的同時，在對話中尋求避免威脅對方的利益，他們將尋求開發一些合作項目，以拉近人們之間的距離。
因為，作為一個研究戰略的學生，我們不能想象在先進的高科技國家之間發生戰爭，就像以前的戰爭一樣。它們涉及到一定程度的破壞、一定程度的溝通和對彼此的影響，可以肯定地說，世界將永遠不再是原來的樣子。因此，我認為實現這種政治狀態應該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目標。我還認為，我們永遠都不應該處於一個無法尋求安全保障的境地。所以我會嘗試兩者都做，但我會嘗試做安全元素同時時刻將對話記在心中。
我想回到我之前提到的一個技術問題上。當我成為國家安全顧問時，我當然開始意識到我們的戰爭計劃，我意識到戰爭的後果是巨大的。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我們被迫討論這些影響。現在我們已經領先了很多。危險也要大得多。這些武器的複雜性甚至沒有被完全瞭解。所以討論總是要進行的，這樣我們就不會因為溝通不暢或意外而迷失方向。
但我想讓你們所有人都堅信，我認為這是可以解決的，我認為這不是不可避免的，我認為它應該在沒有戰爭的情況下實現。這些是基本原則。
芮效儉：謝謝。(掌聲)
輸
翻譯文章：
J. Stapleton Roy, The Key Problem of Our Time: A Conversation with Henry Kissinger on Sino-U.S. Relations, Wilson Center, Sep 20,2018.
原文鏈接：
https://www.wilsoncenter.org/article/the-key-problem-our-time-conversation-henry-kissinger-sino-us-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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