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玉溪通海县的溶湖之畔，烟柳岚霭，村舍错落，拥立着一座玲珑奇巧的危岩，这就是以奇石而得名的云峨石，云峨石之后嵌立着一通古碑，历史的沧桑使古碑染就了斑斓的苔痕。这里就是滇中奇才葛中选隐居的地方。
葛中选，字见尧，号淡渊，云南通海县河西（原为县）人。明·万历二十八年（庚子）（公元1600年）举人，以大挑出宰湖北省嘉鱼县令。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升调广西省思恩府知府，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擢升贵州省安顺道道台，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荣升陕西省苑马寺正卿。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葛中选奉旨到南京候任。因为朝廷已拟定葛中选任安徽巡抚（省长）之职。
明朝到了万历、天启间，由于官僚的腐败和民族矛盾的加剧，国家内忧外患，危机四伏，再加上朝廷宦官的“阉党之乱”特别是天启皇帝昏馈无能，魏忠贤把持朝政，网络党羽，陷害忠良，葛中选虽在南京候任，对朝廷的内幕也了解甚深。同僚们对他说：“候任已数月，此正值九千岁（魏忠贤的称呼）六十大寿，请作（书）‘寿序’一堂，于君多善。”本来葛中选秉性就刚直不阿，且对魏阉之流恨入骨，虽在朝为官对魏阉就不屑一顾。遂言：“吾非攀附阉堂之流。”不想，此话即被奸佞小人告知魏忠贤，魏遂派爪牙到南京捉拿葛中选，葛提早得知消息，趁夜潜出南京，改装成卖艺之人逃回家乡河西。回到家乡后，葛中选一方面为了静心地研究音乐，完成毕生所倾心血的巨著《泰律》一书，再一方面也为了躲避阉党的迫害，他没有住在河西城里，而是只身隐居在溶湖岸边的云峨石畔。
《泰律》一书，在葛中选出仕之前就开始了研究，它是一部音韵和音乐理论的专著。《泰律》之名：泰，从古代字义上可以做通字用，律即音律。为什么葛中选以“泰律”以冠书名，因为其研究韵的基础是声音音韵，最终进入到声音的最高境界音乐。对《泰律》一书，葛中选自出宰嘉鱼令至南京候任的二十多年中，一直没有间断过研究。上取《易经》中的六十四卦，以阴阳推理，对春秋时的师旷，汉代的上林乐府，魏晋南朝的龟兹、天竺的佛乐，唐代梨园教坊音乐和宋元小唱都作了系统的研究。按中国古代十二音律（黄钟、大吕等）衍生出二十四律，追衍为六十四律，之后，又通过中国古代的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的黄钟之宫（音）中，研究出古箫笛音孔的三寸九分加五的音乐理论.在《泰律》中写道：“吾学得黄钟之宫三寸九分五之音，此 法失自新莽诸儒修律之后，知黄钟而不知黄钟之宫，知三寸九分，而不知五之误。”
《泰律》一书，在明末崇祯初刻板印刷成书之后就被当时的知识界上层称赞为“绝学”。赋以这样高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因为《泰律》系统地从声音的初始发声，到乐音，又到乐音所形成有情感色彩和有形象思维的雅乐与俗乐，再推演而为，分章段的“标问”（十五问），“轻重问”（七问），“泰律断”（十四断），“泰律通”（阴阳之通）等等。《泰律》又对古代各种器乐所演奏的方法及演奏出的音声效果作了“器乐说”的主论。如：“瑟说”、“笛说”、“笙说”等等。又再将乐队仪仗，乐器配置，挂悬的形式以及打击乐的大小都作了详尽的说明。葛公曾引用孔子对乐仪的定位，曰：“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他解释为：“钟鼓之用为多，然皆用之以为乐仪也。”
《泰律》中专门一章为音乐的“雅俗论”中写道：“秦汉之际，去古未远，秦改韶乐为文（乐），始武乐为五行，房中之乐也改其名。汉，唐山夫人改房中乐为楚声律，中夹钟以太簇（D、#D）商格为清商。”又“清商律中，夹钟（#D）在汉为楚声。师旷晋太师也，鼓清商之操，则清商亦中国之音，古之遗音也！”葛公再将古乐分为“新”、“旧”之声，“新声”即西凉的龟兹乐，天竺的佛曲和汉上林乐府曲牌，定为俗乐，而“旧声”即周秦之乐，定为雅乐。
《泰律》中，对音乐学，器乐学论述之时，又对乐舞（专指祭孔乐舞）也进行了详述。曰：“以礼乐相示，是以知乐，皆乐和也，乐之舞示事也。则所谓达灵成性，象德昭功者，非心相与言也。”他将舞蹈表现的“示事”概括为“灵性”的体现，而不必用语言表达的一种最高境界的艺术乐舞。这是葛公在研究音乐的同时推之联系舞蹈的治学方法。当然，中国古代的高雅艺术形式就是乐舞，研究音乐的人必然懂得或进而通晓舞蹈。
《泰律》一书，是葛中选聚毕生心血的成果。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服官同僚及江南的名士与葛中选在南京紫金山的灵谷寺举行诗会。葛中选即向诸君介绍（之手稿），当众讲述音律，并云唱呼律，使众人耳目一新。当朝的新科状元焦竑未约赴会，因足疾之故未能参加，诗会结束，焦竑特为《泰律》作序曰：“韵事乃宇宙听具之事，亦宇宙所不无之事。余童习至今不能不疑，至律则天下所无疑也！何也？此耳学也，浚世以意为之，以形揣之，恶乎得近世之黄积庆，王帮直、瞿九思之言律，余益不知其所谓矣。葛见尧独以声为律，以耳决声，有所议论弹 ，皆抉 洞髓，大明古人之浊以谐今人之天异哉！黄钟大吕等字皆以为律名。见尧援周礼，以为阴阳之声与五相交恰足以括天下之声，而开合平仄一一消扫有伦，异哉！宋儒累黍截管字翔龟鉴之间，而不能得一黄钟。见尧以察黄钟之宫能次具上下之等，移易之变，确然一有处果哉！声音之形，象位数位，通变和会引类极大发明者。近自《泰律》出而天下于是乎有耳矣！”当时参加诗会的御使董见龙也为该书作序曰：“安得朝廷深知天下讲求古乐得如见尧（中选）者，以应一夔之选，使我明声律上接韶濩（即韶乐、汤濩均为古乐）。予从海上闻之，抚膺高蹈，讽讽乎，千载之一奇也！”
葛公初任湖北嘉鱼令时，特在衙署中设馆教授邑中之好学后生，以此时教授的一童子金声（字文毅）后来以文雄天下，明崇祯初官至大学士。葛公在家乡隐居九年，白天在溶湖之岸垂钓，夜晚在云峨石后的茅屋中修订着《泰律》一书，书成付梓（刻板印刷），金声奉旨专程来云南河西的溶湖之畔请先生还朝，并在《泰律》的首序中写道：“滇蜀僻处，天西南，其人才不若中士多出，出则必雄深怪异，遒然一人，至今吾师淡渊先生，学悟精绝，跨越秦汉而上。”此时的金声已经是声闻朝野的大学士，大人物驾临河西，尤令小城涌动。金声特在河西葛氏宗祠中挥毫写下“绝学名儒之邦”的大字匾额，（此匾被毁于上世纪的50年代）。
金声来河西之前，崇祯在朝诏问天下奇才者谁，金声当推其师中选。崇祯即赐予七宝珍珠朝靴一双，碧玉如玉一支，命金声专程到河西请葛中选还朝，但由于中选长期呕心沥血的著书，加之隐居生活的清苦，才六十以上，已显现了老人的目衰体弱，已不能还朝任事了。再加上葛中选已经看到大明朝前途的渺茫，当以体弱目衰托辞圣请。
金声为了表答尊师之义，特为乃师撰写一块记事碑（《明陕西苑马寺正卿神道碑》此碑已公布为玉溪市单位保护和石刻对联嵌立在葛中选隐居的云峨石后），以此报恩师之情。碑在清朝初年遭毁，乾隆时任河西县知事周天任出于对葛公的仰慕，出资重修。金声撰写的石刻对联上联曰：“苑马久著先生德竞言台前鸣凤”；下联曰：“嘉鱼犹怀恩师惠伫望峨嶺行云。”落款：“门人金声拜题。”
葛中选自明·天启五年为避魏忠贤之迫害，隐居于溶湖畔的云峨石至明崇祯七年金声到河西请先生还朝，历时九年，完成了《泰律》之书，实现了毕生的宏愿。虽未回朝任事，但朝廷对他的恩典，除了赐七宝珍珠朝靴如意之外，崇祯还诏命葛公为大中大夫，公之夫人为“一品诰命”夫人，赐凤冠霞披，（后辈原来保存着明代葛公和夫人的画像，可惜毁于“破四旧”，如今县图书馆还保存着画像的照片）并赐与金帛。为上述原因，葛中选晚年生活较优足，在家乡河西，由他出资购置乐器，组建“雅乐社”，教授了一批乐人，为后来的“洞经音乐”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并形成了如今通海洞经古乐的特色。
葛中选毕生精力凝铸《泰律》中，但诗词，书法，绘画都有很高造诣。《滇南书画录》中称他：“山水得宋元遗意，墨牡丹尤妙，与董宗伯（董其昌）齐名。”书法由唐楷直追魏晋的钟繇，又旁及汉隶，如今存世的作品有《三元文昌宫碑》（立于四街镇中心小学内）、《重修河西城祠记》（立于河西文庙内）；诗词有琉璃山诗：“琉璃山幻紫霞宫，大泽盈盈怀杓中。日耀水光金象动，花开山态玉童融。云烟上拍留青凤，城廓高临绕白虹。二十年来题壁处，冷俨松竹翠葱葱。”此诗赞美家乡河西琉璃山顶端的一座元朝用石头砌筑的城廊。
葛中选从二十五岁出仕任湖北嘉鱼县令，历任广西思恩知府，贵州安顺道台，陕西苑马寺正卿等职。嘉鱼的抗洪保民，思恩、安顺的平息叛乱保卫黎民，陕西的治军防寇，均体现了他的政治、军事才能。其弟子金声在碑文中对乃师有赞辞：
“入黔黔存，去黔黔变；
在秦秦休，离秦秦叛。
身系安危，万邦屏翰。
怀遗爱兮，依棠咏叹。
大德兮，望砚悼惋。
勒奋黄泉，永坚青汉。”
自民国以来的介绍葛中选的文章史事多偏于“葛苑马公识鸟音”神童般的描述，对葛公奇才俊杰和卓绝之学问，未有人能专门去研究。难得民国初年保山闵为德能以五六载之春秋潜心研读过《泰律》一书，并也撰写过《泰律补遗》，但仅对音韵之学问矣。对葛公这样一位奇才俊杰的评价，在滇省中首推袁公嘉谷（状元）先生，袁公的《滇绎》中写道：“康熙以后永革藩王，始跻中州，而滇人文化亦以此数百年为极盛，杨文襄（一清），葛淡渊（中选），钱南园（沣）、师荔扉（范）之流，虽中原人士也敛手叹服”。
来源：李景泰撰文、博客 礼乐名邦通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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