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南玉溪通海縣的溶湖之畔，煙柳嵐靄，村舍錯落，擁立著一座玲瓏奇巧的危巖，這就是以奇石而得名的雲峨石，雲峨石之後嵌立著一通古碑，歷史的滄桑使古碑染就了斑斕的苔痕。這裡就是滇中奇才葛中選隱居的地方。
葛中選，字見堯，號淡淵，雲南通海縣河西（原為縣）人。明·萬曆二十八年（庚子）（公元1600年）舉人，以大挑出宰湖北省嘉魚縣令。萬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升調廣西省思恩府知府，萬曆四十年（公元1612年）擢升貴州省安順道道臺，萬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榮升陝西省苑馬寺正卿。天啟四年（公元1624年），葛中選奉旨到南京候任。因為朝廷已擬定葛中選任安徽巡撫（省長）之職。
明朝到了萬曆、天啟間，由於官僚的腐敗和民族矛盾的加劇，國家內憂外患，危機四伏，再加上朝廷宦官的“閹黨之亂”特別是天啟皇帝昏饋無能，魏忠賢把持朝政，網絡黨羽，陷害忠良，葛中選雖在南京候任，對朝廷的內幕也瞭解甚深。同僚們對他說：“候任已數月，此正值九千歲（魏忠賢的稱呼）六十大壽，請作（書）‘壽序’一堂，於君多善。”本來葛中選秉性就剛直不阿，且對魏閹之流恨入骨，雖在朝為官對魏閹就不屑一顧。遂言：“吾非攀附閹堂之流。”不想，此話即被奸佞小人告知魏忠賢，魏遂派爪牙到南京捉拿葛中選，葛提早得知消息，趁夜潛出南京，改裝成賣藝之人逃回家鄉河西。回到家鄉後，葛中選一方面為了靜心地研究音樂，完成畢生所傾心血的鉅著《泰律》一書，再一方面也為了躲避閹黨的迫害，他沒有住在河西城裡，而是隻身隱居在溶湖岸邊的雲峨石畔。
《泰律》一書，在葛中選出仕之前就開始了研究，它是一部音韻和音樂理論的專著。《泰律》之名：泰，從古代字義上可以做通字用，律即音律。為什麼葛中選以“泰律”以冠書名，因為其研究韻的基礎是聲音音韻，最終進入到聲音的最高境界音樂。對《泰律》一書，葛中選自出宰嘉魚令至南京候任的二十多年中，一直沒有間斷過研究。上取《易經》中的六十四卦，以陰陽推理，對春秋時的師曠，漢代的上林樂府，魏晉南朝的龜茲、天竺的佛樂，唐代梨園教坊音樂和宋元小唱都作了系統的研究。按中國古代十二音律（黃鐘、大呂等）衍生出二十四律，追衍為六十四律，之後，又通過中國古代的五聲音階：宮、商、角、徵、羽的黃鐘之宮（音）中，研究出古簫笛音孔的三寸九分加五的音樂理論.在《泰律》中寫道：“吾學得黃鐘之宮三寸九分五之音，此 法失自新莽諸儒修律之後，知黃鐘而不知黃鐘之宮，知三寸九分，而不知五之誤。”
《泰律》一書，在明末崇禎初刻板印刷成書之後就被當時的知識界上層稱讚為“絕學”。賦以這樣高的評價是恰如其分的。因為《泰律》系統地從聲音的初始發聲，到樂音，又到樂音所形成有情感色彩和有形象思維的雅樂與俗樂，再推演而為，分章段的“標問”（十五問），“輕重問”（七問），“泰律斷”（十四斷），“泰律通”（陰陽之通）等等。《泰律》又對古代各種器樂所演奏的方法及演奏出的音聲效果作了“器樂說”的主論。如：“瑟說”、“笛說”、“笙說”等等。又再將樂隊儀仗，樂器配置，掛懸的形式以及打擊樂的大小都作了詳盡的說明。葛公曾引用孔子對樂儀的定位，曰：“樂雲樂雲，鐘鼓云乎哉！”他解釋為：“鐘鼓之用為多，然皆用之以為樂儀也。”
《泰律》中專門一章為音樂的“雅俗論”中寫道：“秦漢之際，去古未遠，秦改韶樂為文（樂），始武樂為五行，房中之樂也改其名。漢，唐山夫人改房中樂為楚聲律，中夾鍾以太簇（D、#D）商格為清商。”又“清商律中，夾鍾（#D）在漢為楚聲。師曠晉太師也，鼓清商之操，則清商亦中國之音，古之遺音也！”葛公再將古樂分為“新”、“舊”之聲，“新聲”即西涼的龜茲樂，天竺的佛曲和漢上林樂府曲牌，定為俗樂，而“舊聲”即周秦之樂，定為雅樂。
《泰律》中，對音樂學，器樂學論述之時，又對樂舞（專指祭孔樂舞）也進行了詳述。曰：“以禮樂相示，是以知樂，皆樂和也，樂之舞示事也。則所謂達靈成性，象德昭功者，非心相與言也。”他將舞蹈表現的“示事”概括為“靈性”的體現，而不必用語言表達的一種最高境界的藝術樂舞。這是葛公在研究音樂的同時推之聯繫舞蹈的治學方法。當然，中國古代的高雅藝術形式就是樂舞，研究音樂的人必然懂得或進而通曉舞蹈。
《泰律》一書，是葛中選聚畢生心血的成果。明·萬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服官同僚及江南的名士與葛中選在南京紫金山的靈谷寺舉行詩會。葛中選即向諸君介紹（之手稿），當眾講述音律，並雲唱呼律，使眾人耳目一新。當朝的新科狀元焦竑未約赴會，因足疾之故未能參加，詩會結束，焦竑特為《泰律》作序曰：“韻事乃宇宙聽具之事，亦宇宙所不無之事。餘童習至今不能不疑，至律則天下所無疑也！何也？此耳學也，浚世以意為之，以形揣之，惡乎得近世之黃積慶，王幫直、瞿九思之言律，餘益不知其所謂矣。葛見堯獨以聲為律，以耳決聲，有所議論彈 ，皆抉 洞髓，大明古人之濁以諧今人之天異哉！黃鐘大呂等字皆以為律名。見堯援周禮，以為陰陽之聲與五相交恰足以括天下之聲，而開合平仄一一消掃有倫，異哉！宋儒累黍截管字翔龜鑑之間，而不能得一黃鐘。見堯以察黃鐘之宮能次具上下之等，移易之變，確然一有處果哉！聲音之形，象位數位，通變和會引類極大發明者。近自《泰律》出而天下於是乎有耳矣！”當時參加詩會的御使董見龍也為該書作序曰：“安得朝廷深知天下講求古樂得如見堯（中選）者，以應一夔之選，使我明聲律上接韶濩（即韶樂、湯濩均為古樂）。予從海上聞之，撫膺高蹈，諷諷乎，千載之一奇也！”
葛公初任湖北嘉魚令時，特在衙署中設館教授邑中之好學後生，以此時教授的一童子金聲（字文毅）後來以文雄天下，明崇禎初官至大學士。葛公在家鄉隱居九年，白天在溶湖之岸垂釣，夜晚在雲峨石後的茅屋中修訂著《泰律》一書，書成付梓（刻板印刷），金聲奉旨專程來雲南河西的溶湖之畔請先生還朝，並在《泰律》的首序中寫道：“滇蜀僻處，天西南，其人才不若中士多出，出則必雄深怪異，遒然一人，至今吾師淡淵先生，學悟精絕，跨越秦漢而上。”此時的金聲已經是聲聞朝野的大學士，大人物駕臨河西，尤令小城湧動。金聲特在河西葛氏宗祠中揮毫寫下“絕學名儒之邦”的大字匾額，（此匾被毀於上世紀的50年代）。
金聲來河西之前，崇禎在朝詔問天下奇才者誰，金聲當推其師中選。崇禎即賜予七寶珍珠朝靴一雙，碧玉如玉一支，命金聲專程到河西請葛中選還朝，但由於中選長期嘔心瀝血的著書，加之隱居生活的清苦，才六十以上，已顯現了老人的目衰體弱，已不能還朝任事了。再加上葛中選已經看到大明朝前途的渺茫，當以體弱目衰託辭聖請。
金聲為了表答尊師之義，特為乃師撰寫一塊記事碑（《明陝西苑馬寺正卿神道碑》此碑已公佈為玉溪市單位保護和石刻對聯嵌立在葛中選隱居的雲峨石後），以此報恩師之情。碑在清朝初年遭毀，乾隆時任河西縣知事周天任出於對葛公的仰慕，出資重修。金聲撰寫的石刻對聯上聯曰：“苑馬久著先生德競言臺前鳴鳳”；下聯曰：“嘉魚猶懷恩師惠佇望峨嶺行雲。”落款：“門人金聲拜題。”
葛中選自明·天啟五年為避魏忠賢之迫害，隱居於溶湖畔的雲峨石至明崇禎七年金聲到河西請先生還朝，歷時九年，完成了《泰律》之書，實現了畢生的宏願。雖未回朝任事，但朝廷對他的恩典，除了賜七寶珍珠朝靴如意之外，崇禎還詔命葛公為大中大夫，公之夫人為“一品誥命”夫人，賜鳳冠霞披，（後輩原來保存著明代葛公和夫人的畫像，可惜毀於“破四舊”，如今縣圖書館還保存著畫像的照片）並賜與金帛。為上述原因，葛中選晚年生活較優足，在家鄉河西，由他出資購置樂器，組建“雅樂社”，教授了一批樂人，為後來的“洞經音樂”的發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礎，並形成了如今通海洞經古樂的特色。
葛中選畢生精力凝鑄《泰律》中，但詩詞，書法，繪畫都有很高造詣。《滇南書畫錄》中稱他：“山水得宋元遺意，墨牡丹尤妙，與董宗伯（董其昌）齊名。”書法由唐楷直追魏晉的鐘繇，又旁及漢隸，如今存世的作品有《三元文昌宮碑》（立於四街鎮中心小學內）、《重修河西城祠記》（立於河西文廟內）；詩詞有琉璃山詩：“琉璃山幻紫霞宮，大澤盈盈懷杓中。日耀水光金象動，花開山態玉童融。雲煙上拍留青鳳，城廓高臨繞白虹。二十年來題壁處，冷儼松竹翠蔥蔥。”此詩讚美家鄉河西琉璃山頂端的一座元朝用石頭砌築的城廊。
葛中選從二十五歲出仕任湖北嘉魚縣令，歷任廣西思恩知府，貴州安順道臺，陝西苑馬寺正卿等職。嘉魚的抗洪保民，思恩、安順的平息叛亂保衛黎民，陝西的治軍防寇，均體現了他的政治、軍事才能。其弟子金聲在碑文中對乃師有讚辭：
“入黔黔存，去黔黔變；
在秦秦休，離秦秦叛。
身系安危，萬邦屏翰。
懷遺愛兮，依棠詠歎。
大德兮，望硯悼惋。
勒奮黃泉，永堅青漢。”
自民國以來的介紹葛中選的文章史事多偏於“葛苑馬公識鳥音”神童般的描述，對葛公奇才俊傑和卓絕之學問，未有人能專門去研究。難得民國初年保山閔為德能以五六載之春秋潛心研讀過《泰律》一書，並也撰寫過《泰律補遺》，但僅對音韻之學問矣。對葛公這樣一位奇才俊傑的評價，在滇省中首推袁公嘉穀（狀元）先生，袁公的《滇繹》中寫道：“康熙以後永革藩王，始躋中州，而滇人文化亦以此數百年為極盛，楊文襄（一清），葛淡淵（中選），錢南園（灃）、師荔扉（範）之流，雖中原人士也斂手歎服”。
來源：李景泰撰文、博客 禮樂名邦通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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