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退民進
有一種說法叫“叢林法則”，說的是物競天擇、優勝劣汰。
改革開放的大潮，以更加洶湧澎湃的氣勢衝擊著神州大地，也衝擊著軍事工業這個特殊的行業。“軍退民進”，讓一些明智者已敏銳判斷到軍工企業今後的“好日子”難以再有了。那此國有大型中企業尚且如此，何況那些從“三線”轉過來的軍工企業，日子可想而知。但誰也沒辦法，這是市場經濟的大勢所趨。
身為軍工企業職工的優越感正快速地消失，擺在面前的將是一條逐漸衰落的下坡路。比如，在前文中曾提到過的那家在建設初期“發生大爆炸”生產反坦克地雷的黃河機械廠，在停止軍品生產任務轉為國有企業後，效益是急轉直下，在這一過程中，他們更像一個蹣跚學步的嬰兒，走得跌跌碰碰，困難多了。
這還還算，更有棘手事讓人所始料不及。
嚴格地說，上世紀90年代，國內多數國有大中小型企業普遍存在的產能落後，生產力閒置等，使得經營江河日下，下崗失業、減員增效、結構調整……有資料顯示，特別是在那場由國家提出“三年搞活國有企業”的潮流中，除了少數有資源壟斷優勢的大型企業之外，數以十萬計的中小企業被“關停並轉”，超過兩千萬的產業工人被要求下崗。
這就像經濟學中的“多米諾骨牌效應”之說，一旦資金短缺或資金斷鏈的情況下，就會馬上出現入不敷出的情況，繼而導致失業、停產、破產等可怕的惡果。
某都市報刊載：讀中學的兒子回家，說學校要開運動會，老師要求穿運動鞋。家裡實在拿不出買鞋的錢，吃飯期間，妻子開始抱怨丈夫沒有本事，丈夫埋頭吃飯，一語不發，妻子抱怨不止。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陽臺一躍而下。
在當時，有很多“雙職工”的家庭，同時下崗，生活無著，生活艱辛。這種情況在南方，或許因商品經濟活躍，下崗工人投親靠友，很快就能重新找到工作。而在北方，往往一家兩代人都在一個工廠，在過去幾十年裡，他們自認是 “工廠的主人翁”，也從來沒有培育自主謀生的技能。一旦失去工作，就完全成了無產階級者。有技術的還好，去私企去工作，但沒技術、年齡大的就一籌莫展。做生意沒技術沒本錢。於是只好掃大街、蹬三輪、當保姆，或幹起了修理電器、賣菸酒糖茶、做小吃、理髮等，這都不在少數。
況且，當時還沒有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實行的是工齡買斷的辦法。工齡計費在各省也不相同，東北地區大約是2000元，南方一帶則是800元到1000元——也就是說，一個工齡二、三十年的工人拿了幾萬元錢就被扔到了馬路上。
前面已提到的黃河機械廠的老陳和他的妻子、老夥計們正是這樣的一群人。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化，優化組合、減員增效……他們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被市場突然拋棄。
就在這一個時期，也有資料顯示，曾一度輝煌的“共和國長子”河南柴油機廠，因產業結構調整，企業生產規模縮小，致使多年沒招一個新工人，原有的7000多名工人，一下子銳減到了4000人。
中國第一拖拉機廠，這個被譽為“共和國長子”的“老牌”大廠，曾為國家的工業、農業發展立下汗馬功勞，也沒能躲過這一“劫”。還有洛陽礦山機械廠也不得不走改制之路，被兼併後更名為中信重型機械公司。洛陽軸承廠、洛陽銅加工廠……等國家“一五”期間的“共和國長子”，普遍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和困境，一愁莫展。
嚴格意義上講，黃河機械廠也並非就是“一頭栽倒在地上起不來的”企業。起初，為開源增效、擴大市場，或準確地說讓工人有活幹、有飯吃，廠裡的頭頭腦腦們，也想了不少辦法。
比如，他們創辦的“藍夢”席夢思床墊，曾有一段時間，由於床墊供不應求，需憑票購買，工廠還將票作為福利發給員工，那張票在當時可以賣到一百多塊錢。
然而，市場畢竟是市場，是新生的事物，一種新的經濟業態。隨著東部沿海改革步伐的大步邁開，當糧票、布票、肉票突然之間驟成親切的懷念，隱匿起來，市場調節機制已完全滲透到計劃經濟領域的方方面面。此時，隨著“藍夢”的市場走俏，各地一哄而起，光“席夢思”這一產品僅洛陽投入生產的就有二、三十家。但到後來，終因經營不利、產大於銷等因素，大多停產，成了“黃梁一夢”。本來就近似脆弱的“軍轉民”經濟被徹底拉入泥潭，連續虧損，最終資不抵債，只好進行了政策性破產。
這一變化也影響了不少人的生活軌跡。對於大半生生活在三線廠院的職工而言，工廠倒了，天塌了。因為生計，他們只得走出三線廠院，去抓緊追趕這個極速蛻變的時代。曾經在上班號、下班號中成群結隊的場景不再了，廠院裡的孩子一起嬉戲玩耍的機會少了，有的隨父母外出務工，有的返鄉搬遷了，更多的成了留守兒童。
“工資發不下來，年輕力壯、有點技術的職工就到外地去闖天下了，更多的職工採取‘買斷工齡’這樣的方式，迫於生計，開摩托車、跑的士，各行各業的都有，生活並不容易。”關於三線廠院破產後職工的現狀，工人們說起來毫不諱言。
對此，工人們也極其痛心，他們痛心疾首，議論紛紛，甚至提出質問：交的這筆“學費”太昂貴了。黃河機械廠的軍工番號被取消，屬於那一輩人的事業自此畫上了句號。以至於後來人們在談起黃河機械廠時，不無感嘆。
捫心而論，作為一個生產武器裝備的軍工廠，去生產如此社會通用的大眾消費品——床墊，實在有些高射機槍打蚊子的感覺。但這也實屬是沒辦法的辦法，不是出路的出路，這涉及到上千口人的衣食住行。有時候，它的政治作用甚至是遠大於經濟意義的。
但從客觀來說，這些從備戰中走來的“三線企業”，之所以從輝煌走向沒落，既有管理者經營不善的原因，但也不可置否，由於建設之初，考慮軍事隱蔽性，大都依山而建，資源匱乏，交通不便，導致成本高昂，根本無法適應商品經濟。
也有經濟學家指出，當時造成企業困境的：一是由於國家緊縮銀根控制信貸，工廠效益又差，資金將十分困難；二是原材料和能源供應缺口大，滿足不了生產的需要；三是原材料漲價，特別是一些大宗材料漲價的幅度很大，工廠難以內部消化；四是有的產品的生產能力要閒置，而有的產品的生產能力又不足；五是職工人數逐年攀升，“指令性”生產量逐年下降，工廠“吃不飽”，工人季節性待業，機器設備也季節性閒置。
從中也不難看出，這些軍工企業轉型後，生產出的民用品毫無市場競爭力，企業的經營是每況愈下。再加之那時的小三線企業的整個經濟狀況，基本上都是自給自足，略有盈餘，資金積累都很少。由此，決策上一旦稍有不慎，頹廢的效應很快就顯現了出來。
在“軍退民進”這個轉型時期，相對其他軍工企業，由於前進、工農的產品從建廠就實行的“軍品”和“民品”雙軌制，取消了軍品供應後，對產品結構調整影響不算太大，畢竟是基礎工業的基礎，但凡有基礎工業的地方，就有他們的影子。
這就像土壤生成植物，植物長出的葉和果為昆蟲提供了食物，昆蟲成為鳥的食物源，有了鳥，才會有鷹和蛇，有了鷹和蛇，鼠類才不會成災的破壞土壤的“生物鏈條”一樣，炸藥和雷管是這“鏈條”上的土壤，工業基礎的基礎。
以工農機械廠為例，該廠主導產品是硝銨炸藥，原設計產能2000噸。經過市場發展，後發展成為年產6000噸且具有較高生產水平和應變能力的中型企業，產品銷售至河南、山西、陝西、湖北、四川、遼寧等15個省的廣大地區，在中原地區生產同類產品的廠家中居於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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