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退民进
有一种说法叫“丛林法则”，说的是物竞天择、优胜劣汰。
改革开放的大潮，以更加汹涌澎湃的气势冲击着神州大地，也冲击着军事工业这个特殊的行业。“军退民进”，让一些明智者已敏锐判断到军工企业今后的“好日子”难以再有了。那此国有大型中企业尚且如此，何况那些从“三线”转过来的军工企业，日子可想而知。但谁也没办法，这是市场经济的大势所趋。
身为军工企业职工的优越感正快速地消失，摆在面前的将是一条逐渐衰落的下坡路。比如，在前文中曾提到过的那家在建设初期“发生大爆炸”生产反坦克地雷的黄河机械厂，在停止军品生产任务转为国有企业后，效益是急转直下，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更像一个蹒跚学步的婴儿，走得跌跌碰碰，困难多了。
这还还算，更有棘手事让人所始料不及。
严格地说，上世纪90年代，国内多数国有大中小型企业普遍存在的产能落后，生产力闲置等，使得经营江河日下，下岗失业、减员增效、结构调整……有资料显示，特别是在那场由国家提出“三年搞活国有企业”的潮流中，除了少数有资源垄断优势的大型企业之外，数以十万计的中小企业被“关停并转”，超过两千万的产业工人被要求下岗。
这就像经济学中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之说，一旦资金短缺或资金断链的情况下，就会马上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继而导致失业、停产、破产等可怕的恶果。
某都市报刊载：读中学的儿子回家，说学校要开运动会，老师要求穿运动鞋。家里实在拿不出买鞋的钱，吃饭期间，妻子开始抱怨丈夫没有本事，丈夫埋头吃饭，一语不发，妻子抱怨不止。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阳台一跃而下。
在当时，有很多“双职工”的家庭，同时下岗，生活无着，生活艰辛。这种情况在南方，或许因商品经济活跃，下岗工人投亲靠友，很快就能重新找到工作。而在北方，往往一家两代人都在一个工厂，在过去几十年里，他们自认是 “工厂的主人翁”，也从来没有培育自主谋生的技能。一旦失去工作，就完全成了无产阶级者。有技术的还好，去私企去工作，但没技术、年龄大的就一筹莫展。做生意没技术没本钱。于是只好扫大街、蹬三轮、当保姆，或干起了修理电器、卖烟酒糖茶、做小吃、理发等，这都不在少数。
况且，当时还没有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实行的是工龄买断的办法。工龄计费在各省也不相同，东北地区大约是2000元，南方一带则是800元到1000元——也就是说，一个工龄二、三十年的工人拿了几万元钱就被扔到了马路上。
前面已提到的黄河机械厂的老陈和他的妻子、老伙计们正是这样的一群人。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优化组合、减员增效……他们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市场突然抛弃。
就在这一个时期，也有资料显示，曾一度辉煌的“共和国长子”河南柴油机厂，因产业结构调整，企业生产规模缩小，致使多年没招一个新工人，原有的7000多名工人，一下子锐减到了4000人。
中国第一拖拉机厂，这个被誉为“共和国长子”的“老牌”大厂，曾为国家的工业、农业发展立下汗马功劳，也没能躲过这一“劫”。还有洛阳矿山机械厂也不得不走改制之路，被兼并后更名为中信重型机械公司。洛阳轴承厂、洛阳铜加工厂……等国家“一五”期间的“共和国长子”，普遍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境，一愁莫展。
严格意义上讲，黄河机械厂也并非就是“一头栽倒在地上起不来的”企业。起初，为开源增效、扩大市场，或准确地说让工人有活干、有饭吃，厂里的头头脑脑们，也想了不少办法。
比如，他们创办的“蓝梦”席梦思床垫，曾有一段时间，由于床垫供不应求，需凭票购买，工厂还将票作为福利发给员工，那张票在当时可以卖到一百多块钱。
然而，市场毕竟是市场，是新生的事物，一种新的经济业态。随着东部沿海改革步伐的大步迈开，当粮票、布票、肉票突然之间骤成亲切的怀念，隐匿起来，市场调节机制已完全渗透到计划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此时，随着“蓝梦”的市场走俏，各地一哄而起，光“席梦思”这一产品仅洛阳投入生产的就有二、三十家。但到后来，终因经营不利、产大于销等因素，大多停产，成了“黄梁一梦”。本来就近似脆弱的“军转民”经济被彻底拉入泥潭，连续亏损，最终资不抵债，只好进行了政策性破产。
这一变化也影响了不少人的生活轨迹。对于大半生生活在三线厂院的职工而言，工厂倒了，天塌了。因为生计，他们只得走出三线厂院，去抓紧追赶这个极速蜕变的时代。曾经在上班号、下班号中成群结队的场景不再了，厂院里的孩子一起嬉戏玩耍的机会少了，有的随父母外出务工，有的返乡搬迁了，更多的成了留守儿童。
“工资发不下来，年轻力壮、有点技术的职工就到外地去闯天下了，更多的职工采取‘买断工龄’这样的方式，迫于生计，开摩托车、跑的士，各行各业的都有，生活并不容易。”关于三线厂院破产后职工的现状，工人们说起来毫不讳言。
对此，工人们也极其痛心，他们痛心疾首，议论纷纷，甚至提出质问：交的这笔“学费”太昂贵了。黄河机械厂的军工番号被取消，属于那一辈人的事业自此画上了句号。以至于后来人们在谈起黄河机械厂时，不无感叹。
扪心而论，作为一个生产武器装备的军工厂，去生产如此社会通用的大众消费品——床垫，实在有些高射机枪打蚊子的感觉。但这也实属是没办法的办法，不是出路的出路，这涉及到上千口人的衣食住行。有时候，它的政治作用甚至是远大于经济意义的。
但从客观来说，这些从备战中走来的“三线企业”，之所以从辉煌走向没落，既有管理者经营不善的原因，但也不可置否，由于建设之初，考虑军事隐蔽性，大都依山而建，资源匮乏，交通不便，导致成本高昂，根本无法适应商品经济。
也有经济学家指出，当时造成企业困境的：一是由于国家紧缩银根控制信贷，工厂效益又差，资金将十分困难；二是原材料和能源供应缺口大，满足不了生产的需要；三是原材料涨价，特别是一些大宗材料涨价的幅度很大，工厂难以内部消化；四是有的产品的生产能力要闲置，而有的产品的生产能力又不足；五是职工人数逐年攀升，“指令性”生产量逐年下降，工厂“吃不饱”，工人季节性待业，机器设备也季节性闲置。
从中也不难看出，这些军工企业转型后，生产出的民用品毫无市场竞争力，企业的经营是每况愈下。再加之那时的小三线企业的整个经济状况，基本上都是自给自足，略有盈余，资金积累都很少。由此，决策上一旦稍有不慎，颓废的效应很快就显现了出来。
在“军退民进”这个转型时期，相对其他军工企业，由于前进、工农的产品从建厂就实行的“军品”和“民品”双轨制，取消了军品供应后，对产品结构调整影响不算太大，毕竟是基础工业的基础，但凡有基础工业的地方，就有他们的影子。
这就像土壤生成植物，植物长出的叶和果为昆虫提供了食物，昆虫成为鸟的食物源，有了鸟，才会有鹰和蛇，有了鹰和蛇，鼠类才不会成灾的破坏土壤的“生物链条”一样，炸药和雷管是这“链条”上的土壤，工业基础的基础。
以工农机械厂为例，该厂主导产品是硝铵炸药，原设计产能2000吨。经过市场发展，后发展成为年产6000吨且具有较高生产水平和应变能力的中型企业，产品销售至河南、山西、陕西、湖北、四川、辽宁等15个省的广大地区，在中原地区生产同类产品的厂家中居于重要地位。
閱讀更多 前平說事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