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日本国宪法》第十一条、十二条规定，陆海军直接隶属于天皇，编制和兵力规模亦由天皇本人直接决定。这就形成了著名的“统帅权独立”传统，等于是将军事体系和文治政府列为平行关系。同时，作一部君主立宪性质的宪法，明治宪法又将天皇进行了"需君"化的处理，使得天皇并不直接治理国政，期在重大事件的决策上只表态，并不直接进行前台运作。这就进一步扩大了军人的活动空间，大大压缩了文治政府的决策范围。
参加甲午战争大清陆军
即便将19世纪的世界理解为一个放大的全球性战国时代，也不应忘记克劳塞维茨的教悔：战争永远只是手段，政治才是目的。脱离了目的的手段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克里蒙梭又说：“战争是如此重要，绝不能任由军人决定。”日本的认知错误就在于，过于强调了军事斗争的内在逻辑，忽视了驾驭军事斗争的政治逻辑，从而造成了军略凌驾于政略之上的态势，进而埋下的军事战略取代国家战略的伏笔。
甲午海战中的中日双方军舰
在明治时代，日本去武家政治未远，无论是文官还是武将，都是旧幕藩体系下的武士出身。在这些人身上，还看不到文武对立的严重痕迹，但不祥的预兆已经出现。甲午战争爆发前夕，陆军总参谋部全力推动战争前进，事先不仅未与政府进行必要沟通，甚至没有与海军进行协商。大本营成立后，作为政府首脑的伊藤博文居然被排斥在外，最后只有依靠其与天皇的特殊关系破格列席大本营会议，连旧陆军遗老编纂的《大本营陆军部》也不得不承认：
明治时代的日本武士
总理伊藤博文决心承担国家安危于一身------经奏请天皇，特许列席大本营会议，这是由于不明军事作战情况，即无法确定内政、外交方针的缘故------伊藤博文总理列席大本营会议时，据说从政治、外交的立场进而议论作战，往往与陆军海军幕僚发生激烈辩论-----参照伊藤博文总理的战争指导方案的结果------政、战两略似乎接近珠联璧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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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时代的日本生活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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