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當沃納·海森堡因為他在量子力學上的成就，領取諾貝爾獎的時候，里奧·西拉德在英國也有了一個關於核裂變的偉大構想。一個日耳曼人，一個猶太人，這注定了這兩個物理學巨人將在敵對的兩個陣營裡，展開一場原子能開發利用的較量。
西拉德在人類科學史上雖然沒有科學超人尼古拉·特斯拉那般神奇，但無疑也是一位現象級大師。他們的共同點是，都有許多個人怪癖，都是科學界的預言家、思想家、科學理論基礎的創建者，和人類久遠的施惠者，最顯著的區別則在於，特斯拉不但是思想家，也是實驗派，他一直致力於將自己的發現付諸事實，而西拉德則更願意將自己的思想拋出來，讓別人去執行。
這就是說，他們一個是奇思妙想如群星般閃爍浩瀚，卻受限於資金、環境等條件，不得施展，一個是同樣會走在時代前列，卻基本不肯將自己與一項科學研究、一份具體工作捆綁起來。
特斯拉特別討厭耳環、樟腦球這類東西，看到珍珠甚至會發火，他還有很嚴重的強迫症，就連吃飯、走路如果不計算，有偏差，都會特別難受，而西拉德則有很深的恐懼症，尤其怕水，他甚至對傾斜下來的水流都感到莫名的恐懼，所以在浴室裡從來不肯採用沖洗的做法。
強迫是伴隨特斯拉一生的東西，所以他那繁忙的大腦就始終停不下來，一輩子都沒有結婚，只有工作。恐懼是西拉德一生沒法擺脫的東西，所以他就在發現膀胱癌的時候也拒絕手術，自己用射線療法治癒，在結婚的第二天就給妻子韋斯寫信，告訴她自己因為結婚喪失了所有“自由”的希望，因為恐懼，已經完全無法工作，併到處在諮詢離婚事宜。
西拉德一生都在行走中，思想在行走，身體也在行走，他既不能安於一項科學研究，一個具體工作，也害怕被一個女人，一個家庭束縛。他早先就隨身所有的物件，基本都在兩個大箱子裡，在隨時做好離開的準備，而他結婚之後也基本如此。如果不是同為物理學家的韋斯那麼理解他，愛他，寬容他，幫助他，他也愛著韋斯，只怕這份束縛也早就結束了。與韋斯的婚姻，這大概是西拉德唯一肯忍受恐懼，接受下來的一份束縛。
這對夫婦是1951年結婚的，竟直到1964年才在拉霍亞有了第一個穩定的家，而這之後僅僅幾個月，西拉德就溘然長逝。這距離西拉德離開布達佩斯老家已經長達四十五年之久，無怪乎人們會將他稱之為一個流浪漢。
或許，西拉德那種天才的預感也正與他這恐懼、敏感又極不安分的性格有關。西拉德不僅是一位科學家，他對政治也具有濃厚的興趣，他早先離開家鄉，就是因為參與了一場政治事件。他擁護的政府失敗了，只有悄悄逃往柏林。
也幸虧有這場逃亡，不然西拉德也不可能接觸到愛因斯坦等那些大師級的科學天才，從此對物理學產生濃厚的興趣，有了施展天分的機會。人類更需要的是一位卓越的科學家，而不是一個曇花一現的局域政治家。
只不過有趣的是，西拉德的大名，最終卻偏偏是與一些卓越的政治家並列在一起的。
燈光總是很少會打到編劇這類人物身上，西拉德和特斯拉一樣，也總在科學界那麼備受尊崇，而在大眾那裡卻基本默默無聞，好在美國著名的《哈柏斯雜誌》，在1960年提到的這項評選，是在一些大學教授中進行的。
那年的一場大學教授的聚會上，有人提議入會者每人寫下一個在近代史中發揮不可替代作用的人物，進行評選，結果排在前五位的竟分別是林肯、甘地、希特勒、丘吉爾，和西拉德。
這位流浪漢一般的科學家，卻是以事實上的原子彈之父，和原子和平之父立於人類歷史豐碑的。
西拉德在德國期間，只有兩篇論文發表：第一篇是博士論文，他居然沒有使用原子概念，僅用一個熱力學第二定律就推導出了漲落現象，這讓愛因斯坦和西拉德的導師馮·勞厄大為吃驚；第二篇也是有關熱力學的，它率先預言了信息論的必然興起，被認為是現代信息論的先導。
這同時，西拉德單獨或與愛因斯坦合作，也產生了31項重要專利，因為這其中大部分都涵蓋很廣，在將來實現，所以又有人將他稱之為“二十世紀的愛迪生”，而他們的電磁泵，更在後來的“曼哈頓工程”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西拉德還有另外兩個專利，說起來頗具諷刺性。西拉德1928年申請的線性粒子加速器，和1929年申請的環形加速器，一個通過，一個沒有通過，但後來都被別人造了出來，並獲得諾貝爾獎，而他自己，最終卻只能作為第一個原理髮現和設計者存世。
他總能在別人遠遠還未想到的時候就已經想通，卻又從來不肯動手。他的這兩項專利也是原子粉碎不可缺少的工具。
西拉德不但在科學上超前，在政治上也超前，他早在1930年就預見到德國將要發生的事情，計劃組織一個推進世界和平的同盟會，早在1931年就預見了希特勒的必將上臺，早在希特勒上臺的當月，就預見了猶太人的命運，做好了離開的準備，他是一點都不含糊的，以至於愛因斯坦不由發出這樣的讚歎：“他通常不給人錯覺。”
存摺總是藏在鞋底下，所有行李都在兩個大箱子裡，西拉德就這樣在提醒過親屬之後，立刻走了。結果他走後第二天，納粹士兵就封鎖了車站，開始在他乘過的那趟列車上，嚴格盤問每一個乘客。“如果你想在這個世界上成功，不必比別人聰明多少，只需要比別人早一天就行。”西拉德事後如此說道。
西拉德1933年的那個重大構想，使原子能的利用成為可能，這一切表面上看似一個偶然事件，實際上卻是基於長期的關注、研究，和他一貫的先導性。
西拉德在這年來到英國之後，看到了著名物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盧瑟福爵士發表在科學雜誌《自然》上的一個演講。作為核發現者的盧瑟福爵士在演講中居然說，從原子嬗變中獲取能量完全是一種妄想，西拉德大為不服。
此前一年，盧瑟福的同事，年輕的物理學家詹姆斯·查德威克通過粒子轟擊發現的中子，已經讓鏈式核反應成為可能，這再加上核能量的開發利用足以改變世界命運，所以西拉德立刻全身心地投入了這個項目的思考、研究。
即便是偉大的盧瑟福，也無法預知其他人可能會發明什麼！西拉德高速運轉的大腦不久就幹出了一個大活。他在一次等候綠燈亮起，穿過馬路時忽然想到：如果能找到一個被中子劈開的元素，當它吸收一箇中子後能釋放二箇中子，再將這許多元素放在一起，就能維持一種鏈式核反應。
西拉德的這個構想一旦實現，一旦能應用於工業規模化釋放，就等於是掌握了撬動世界的槓桿，既足以造福人類，也足以毀滅人類，但是那時候他想到的只是前者，所以他開始時跟其他科學家一樣，都極其狂熱。
1934年初，居里夫婦關於人工放射性的發現，無疑證明了西拉德預見的可靠性，於是思想隨之成熟的西拉德，隨即在當年的3月12日，登記了他的這一專利。西拉德在專利中首次表述了維持鏈式核反應的原理，提出了鏈式核反應的重要概念——臨界質量，又一次遠遠超出了所有同僚。
德國物理學家奧托·哈恩發現中子可以引發鈾裂變是在1938年末，哈恩正是靠發現核裂變獲得諾貝爾獎的，他的這一發現晚於西拉德整整四年半還多，那麼這項殊榮又是怎樣從西拉德手中滑走的呢？西拉德的中子轟擊實驗儘管偏離方向，一直沒有用於鈾轟擊，甚至因為失敗一度還曾想把專利撤回，但他的專利到底在先，這是為什麼呢？
原來西拉德在發現了原子彈製造的可能和巨大威力之後，就產生了極大的恐懼，他早在1936年就將專利移交給了英國海軍。他在移交時要求不能將這項專利用於製造戰爭武器，並根據禁令，始終保守了這項秘密。這也就是說，世人根本就不知道在哈恩之前，就已經有了這項專利，西拉德為了世界和平，根本就不曾在意過自己將失去什麼。
1962年的諾貝爾化學獎得主馬克斯·F·佩魯茨，在提到這件事的時候曾經說，西拉德未曾用中子轟擊鈾或釷，實在是人類的幸運，這當然是有原因的。如果西拉德很早就這樣開始，那核裂變將早就被證明，那麼當時還未意識到危險程度的西拉德一旦宣佈，只怕這項技術早就被德國利用。畢竟1942年之前的德國，在原子技術研究上是遠遠超過世界其他各國的。
也正是基於這個原因，西拉德在其後的作為就越發顯示出巨大的意義。
哈恩在發現核裂變之後，也曾非常後悔，他就因為宣稱如果將這項技術用於製造戰爭武器，就將自殺，而被希特勒關進監獄，而西拉德在得知哈恩的成就之初，卻反而採取了另一個行動。
他找到愛因斯坦，由愛因斯坦向羅斯福總統發出了建議，必須搶在德國之前研究原子能的開發利用，製造出原子彈。愛因斯坦寫給羅斯福總統的那封著名的信件，正是西拉德口授的，這個舉動最終促成了著名的“曼哈頓工程”的建立。
西拉德隨後就留在美國，與意大利物理學家費米合作，開始了下一步關鍵性的實驗研究。用某種高純度的石墨吸收中子的量，足以少到維持一個鏈式反應，正是他們率先發現的。這個關鍵性的技術解決，原子能的開發利用，和原子彈的製造，隨即進入倒計時。
這又是一項極其重大的科學成果，但是西拉德卻又一次阻止將這一成果發佈。他先前就阻止過居里，現在又阻止費米，曾經使這些人大為惱火，這些人卻是到戰爭形勢越來越緊張的時候，才意識到西拉德這一做法的重要性的。人們等戰後資料公佈，就更加佩服西拉德的作為。
幾乎與英美同時，德國在海森堡主持下，也正在試驗利用石墨建立反應堆，但是由於德國的研究人員使用的石墨純度不高，導致認為獲得容易的石墨無法成為合適的減速劑，所以他們竟就輕易將它放了過去。顯而易見，如果費米當時公佈這項成果的話，率先製造出原子彈的是誰（微·同），恐怕就更難說了。
當然，製造原子彈也並非這樣一個因素就行，這還是一個龐大到嚇人的大工程。
美國的“曼哈頓工程”在頂峰時期起用了53.9萬人，總耗資高達25億美元，這其中的科學家數量是一個天文數字，在某些部門，甚至擁有博士頭銜的科學家比一般工作人員都要多，這一點，只怕驅趕了那麼多科學家的希特勒在後期一定難以做到。
還有，西拉德和愛因斯坦在起先就想到了對資源的爭奪和控制，美國早先行一步，他們在其後更對德國的重要資源進行了不遺餘力地破壞。德國放棄石墨之後，轉向對重水的製造利用，但是盟國採取的一系列行動，使他們在這裡也遭遇失敗。
1942年，得到情報的英國傘兵率先攻擊了德國重水的唯一來源——挪威威爾莫科水電廠，使其損失慘重。1943年，挪威地下組織再次襲擊，迫使水電廠停工達幾個月之久。重水廠剛剛修復，美國在1943年11月，就給了它一個徹底摧毀，就連德國人將最後的重水打算運回去時，船也被不惜犧牲的挪威人，鑿沉了。
除了重水廠，還有製造鈾立方的工廠，這些毀滅性打擊，都使德國人的原子彈夢想歸於破滅。
這裡唯有的爭議是，德國1942年的技術遠遠落後，到底與海森堡等人有多大關係。
海森堡戰後聲稱，自己是故意在拖延原子彈的製造進程，這一點有人同意，有人譏笑，因為戰後大量事實證明，海森堡是完全支持納粹的各種行動的，他每到一處，都在為納粹行為辯護。最為可信的原因可能是，海森堡雖然不否認原子能利用開發的可能性，甚至合理性，但他也認為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短期內根本無法實現。
海森堡在希特勒的催逼之下，仍然堅持這一觀點，他的消極無疑從客觀上幫助了盟軍。但更為顯著的事實是，美國在這樣龐大的支持下，卻仍舊無法在德國投降之前，完成原子彈實驗，這顯然說明，海森堡的話，也不算完全錯誤。
德國其時更多是在進行學術性的，小規模的研究，這個報告英國早在1944年就已經得到，但是美國人卻根本無法相信，他們不但曾轟炸過與之相關的研究機構，甚至一度還想刺殺海森堡。只不過美國情報局的莫·伯格在接觸過海森堡之後，並沒有把口袋裡的手槍掏出來。海森堡在接觸中始終沒有提及原子彈方面的任何內容，這讓伯格意識到這種威脅是不存在的。
美國是在毫無根據地臆想中驚慌失措，加緊了原子彈的製造，或許這真是一個滑稽的事實。
西拉德促成了“曼哈頓工程”，促成了保密計劃實施，解決了原子彈的重要技術問題，是原子彈開發的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環節，但是他，最終卻被排斥在“曼哈頓工程”之外了。
西拉德在發現石墨的秘密之後，就逐漸退出了原子彈製造的行列，轉而成為了反對者。他對任何一方製造原子彈都感覺到了巨大的恐懼，不但不肯再弄髒自己的手，還到處呼籲停止，到處組織反對組織，結果他很快就成了主持“曼哈頓工程”的格羅夫斯將軍的眼中釘。
格羅夫斯認為西拉德是曼哈頓工程的反派人物，一個判斷力令人生疑，忠誠度太不確定的人，而西拉德干脆公開指責格羅夫斯是個傻瓜，於是格羅夫斯最終向陸軍部和司法部遞交了逮捕西拉德的申請。但是他的這個要求卻被陸軍部長司廷森拒絕了。
西拉德後來轉向生物學研究，照樣成就巨大，那些著名的科學家後來給了他如此一些讚譽：他是能力超群，多才多藝，最富有智慧的人；他頭腦中湧現的思想猶如從泉眼中湧出的泉水一樣；他擁有其他人決不會有的想法，既深刻，又有獨創性；他是一隻智慧野蜂，能給許多人的科學研究傳授花粉……他們甚至還曾將他跟特斯拉一樣，稱之為“火星人”（超人）。
但是西拉德終其一生，無論如何，都不曾放棄過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禁止、限制，他身體力行的各種和平運動，在東西方同時進行，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重大影響和效果。
他促成的原子彈工程，實際上是無法停止的，但他在原子科學上的貢獻，以及在二戰期間所發揮的巨大作用無人可以替代。
他的研究成果，及促成的研究成果保密，不只是對第二次世界大戰進程的改變，更是對世界的拯救，所以他入選近代史上最有影響力的人物，是肯定沒有問題的。
也所以，我們說美國原子彈和德國原子彈，中間隔著一個流浪漢，也沒有問題。這是一個在科學和人類和平中不斷奔波的流浪漢，他的恐懼決不僅僅是關於他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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