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趙致真
1946年7月1日《時代》封面的愛因斯坦。圖片來源：timecoverstore
1946年7月1日，愛因斯坦的頭像在巨大蘑菇雲映襯下，登上《時代週刊》雜誌的封面。
編輯錢伯斯寫道，愛因斯坦成為“原子彈之父”有兩個原因，其一是他的E=MC2質能轉換公式為原子彈奠定了理論基礎，其二是他啟動了美國對原子彈的研究。
作為一個終生的和平主義者，原子彈的光環和蘑菇雲的桂冠，是很難讓愛因斯坦引以為榮的。
事實上，愛因斯坦對原子物理造詣不深，也沒有參與原子彈的製造，但他在推動原子彈“立項”的遊說中，確實發揮了關鍵和核心作用。
一
1938年1月，猶太裔匈牙利物理學家西拉德為逃避納粹迫害而輾轉來到美國，成為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他在1933年便萌生了重元素鏈式反應的設想。
當哈恩、梅特納1938年12月發現了鈾核裂變後，西拉德便敏銳意識到核武器將“應劫而生”，必須防止納粹政權搶先製造出原子彈毀滅人類。
而最有效的行動，是阻止德國從鈾礦石的最大產地比屬剛果獲得原料。但誰又能向比利時當權者發出警示呢？
“人託人，臉託臉”，西拉德想到了愛因斯坦。
早在20世紀20年代，愛因斯坦便和西拉德有師生之誼，還共同發明了“無運動部件冰箱”。
愛因斯坦1929年10月訪問比利時皇室，曾和皇后伊麗莎白建立友誼並保持書信來往，而伊麗莎白的長子正是當今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三世。
1939年7月16日，西拉德乘坐魏格納的汽車，前往愛因斯坦度假的長島海濱。
行前他從普林斯頓高級研究院瞭解到愛因斯坦的住處，但來到皮克尼克灣打聽後，卻發現無人知道“莫爾博士小屋”。西拉德試著詢問路邊一個小男孩是否聽說愛因斯坦，這下才找到了嚮導。
當愛因斯坦聽完西拉德講述鏈式反應後，驚訝地說，“我可壓根沒想到這些”。
因感到事態嚴重，他們三人反覆斟酌，最終決定先通過美國國務院寫信給比利時駐美大使。由愛因斯坦用德文起草，魏格納翻成英文交秘書打印。
適逢其時，西拉德通過朋友認識了華爾街金融家薩克斯，他是總統羅斯福的私人朋友和顧問。薩克斯建議由愛因斯坦直接寫信給羅斯福，並自告奮勇親手遞交。
西拉德喜出望外，上達天聽，搶佔先機，這也正合幾位科學家的初心。
7月30日，西拉德再次會見愛因斯坦，由於魏格納到佛羅里達度假，便請泰勒開車。這位日後的“氫彈之父”後來笑言“我是以西拉德車伕的身份走進歷史的”。
西拉德拿出和薩克斯共同草擬的初稿，愛因斯坦正襟危坐，用德語口授，泰勒握筆在側隨時記錄，一封改變世界的信就此初具雛形。
回家後，西拉德整理成2個版本，一個45行，一個25行，寄給愛因斯坦定奪。愛因斯坦最終選定較長的版本。並在兩份文稿上都簽了名，時間是1939年8月2日。
1939年7月30日，愛因斯坦在長島別墅和西拉德商定給羅斯福總統的信。圖片來源：scnews.info
二
1939年9月1日德軍進攻波蘭，二戰正式爆發。
西拉德憂心如焚，為了保險起見，又打算請首位飛越大西洋的“國家英雄”林德伯格出面幫忙。
愛因斯坦幾年前曾在紐約和林德伯格有過交往。西拉德致函林德伯格請求會面，並附上愛因斯坦的介紹信，但卻沒有迴音。
9月13日再次寫信催問，但兩天後便在廣播上聽到林德伯格鼓吹“孤立主義”的論調，並得知他一年前就接受了戈林代表希特勒頒發的“德國雄鷹十字勳章”。
西拉德寫信給愛因斯坦說，“林德伯格不是我們的人”。
在這種情形下，遞交羅斯福總統的信，只能賭在薩克斯身上了。西拉德給了薩克斯10天時間為最後期限。
10月11日，薩克斯終於走進了羅斯福的白宮橢圓辦公室。
沒有寒暄，更害怕把信留下後會淹沒在大堆文牘中，薩克斯站在羅斯福辦公桌前大聲朗讀了愛因斯坦信中的片段，“船上裝一顆這樣的炸彈就足以毀滅一個港口和周邊地區，空中投放威力更大”“德國佔領下的捷克斯洛伐克已經禁止鈾礦出口，威廉皇帝學院已經開始研究，美國應該加快行動”。
西拉德聲情並茂，但效果並不理想。羅斯福表示有興趣，卻認為政府幹預為時尚早。
眼看希望成空，薩克斯情急之下向羅斯福提出次日共進早餐並獲得同意。
住在距離白宮兩個街區的卡爾頓旅館，薩克斯一夜無眠，在附近公園裡“搔首躑躅，屈指徘徊”，緊張思考著該如何抓住千金一刻的早餐時光……
到了早晨，當羅斯福坐著輪椅來到餐桌旁時，薩克斯講了一個故事，“拿破崙拒絕美國發明家富爾頓關於組建蒸汽船海軍的提議，英國因此而得救。如果拿破崙更有想象力和謙卑感，19世紀的歷史將會重寫”。
羅斯福總統沉默良久，吩咐僕人拿來一瓶拿破崙年代法國白蘭地酒，和薩克斯乾杯。羅斯福說，“你將看到納粹不會把我們炸飛”，並吩咐秘書埃德溫，“這需要行動”。
1939年10月19日，羅斯福總統回信給愛因斯坦，表示“我已經召集了一個由標準局局長和陸軍、海軍選派代表組成的委員會，全力以赴考察你關於鈾元素建議的可行性”。
空前規模的曼哈頓工程從此拉開序幕。
三
西拉德在看到二戰勝負已定時，第一個站出來反對使用原子彈。
1945年3月他又去拜訪愛因斯坦，再次為新的共同憂慮而決定寫信給羅斯福，請求決策層聽取科學家意見。
但兩位“繫鈴人”自以為有“解鈴”的能力，卻未免太天真幼稚了。何況愛因斯坦的信到達總統辦公桌上時，羅斯福已經去世，閱讀者換成了新就任的總統杜魯門。
把原子彈“銷售”給美國的3個人：愛因斯坦、薩克斯、西拉德。圖片來源：The Atomic Future
1945年8月6日，美軍在日本廣島投下原子彈“小男孩”，8月9日在長崎投下原子彈“胖子”。
杜魯門8月6日發表聲明說：“我們花了20億美元進行了歷史上最偉大的科學賭博並贏得勝利。”
1949年，西拉德寫下短篇小說《我以戰犯的名義受審》，再次申述自己的態度和立場。
1947年3月愛因斯坦對《新聞週刊雜誌》表示，“當初如果知道德國造不出原子彈，我連一個指頭都不會動”。
晚年他和化學家鮑林談話時更明確地說：“我今生最重大的錯誤之一，是簽署了給羅斯福總統的信，建議他製造原子彈。”
曼哈頓工程無疑是一項大科學工程，由科學家發起，集中全美國最優秀的科學家，應用最新科學原理和技術而取得的成功。它深刻改變了戰爭與和平的形態，影響了人類的前途和命運。
至於在納粹有可能領先的形勢下，原子彈到底該不該製造；在日本發出“一億玉碎”的叫囂時，原子彈到底該不該使用，讓歷史學家繼續辯論吧。
目前全球的基本共識是，最終全面禁止和徹底銷燬核武器。
但“請神容易送神難”，何況這位“死神”當初是科學家以責任、理性和良知的名義，千方百計邀請來的呢？
《中國科學報》 (2019-03-29 第5版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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