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探索稅曉潔
這是n多年前的一篇舊作，自2003年漂流漢江發現此物，折騰了好幾年。某種程度上，是與十堰博物館祝恆富、劉志軍、黃旭初等先生，共同完成的。那幾年，一起跑了不少現場，但是，寫作時，仍是謎。後刪節刊出在中國國家地理 2009年第03期
轉眼又是很多年，到了2018夏，近日，他們幾位開始對鄖西縣的一處崖墓進行正規的考古發掘，特找出舊作原文存在這裡。以求教各位方家，同時也希望獲得線索，便於後續考察。
一、匪夷所思的棄老傳說與神秘消亡的古方國
二、如果確實存在過這種將老人放入洞中活活餓死的習俗，那會是什麼時候的事情？
三、從漢水到長江，以及岷江“天下第一吻”
四、漢江“老人洞”的最新考古發現
（一）、匪夷所思的棄老傳說與神秘消亡的古方國
“上古的時候，人一過六十，就要被送到這種洞子裡，只給三天的糧食。”
“然後哪？”
“然後，就等著活活餓死……”
岸邊高崖上出現的幾排奇怪洞穴，再次吸引了我們的注意。2003年我們漂流漢江，行至陝西和湖北交界處的柳樹灣，十堰電視臺生活頻道總監庹明生給我們講述了這樣一個匪夷所思的傳說。
庹明生是土生土長的本地人，家就在此地不遠處，小時候經常在這種洞裡玩耍，他說：“這不是我編故事逗你們玩，祖祖輩輩都是這麼傳的。”從漂流船上遠遠望去，十多個方形石洞分三層垂直分佈在離江面十幾米山崖上，有單個的，也有兩、三個連成一排的。這種石洞，從漢江源頭漂下來，一路上我們零零散散也見到過不少，但這裡一下子出現了十幾個，像一個個巨大的問號吸引著我們。
停船靠岸，我們穿著救生衣攀爬。手腳並用爬到洞口，艱難地一個個察看。都不大，約半人高，深一、二米的樣子。很遺憾，除了能看出這些石洞均屬人工開鑿外，一無所獲。棺材、骨骸、隨葬品之類的歷史遺痕，統統沒有。大多數洞，完全是空的，除了底部洪水沖刷過後留下的淺淺淤泥，沒有任何東西。有些洞口堆砌著石塊，整齊而嚴密，也只能看到半洞淤泥而已。誰也不能肯定這是不是文物，不敢輕舉妄動，記者和隊員們察看半天，只有悻悻離開。
下到岸邊，不經意間，腳邊卻突然踢出一片人的頭蓋骨殘骸，不知道是崖上石洞掉下來的還是上游衝下來的，搞得人心裡怪怪的，氣氛有點壓抑。
繼續往下，這樣的石洞更多了。不遠處江邊就是湖北鄖西縣夾河鎮，鎮口東頭的公路邊，臨江的一面陡崖上，就赫然高聳著一排這樣的“老人洞”。也是洞口不大，僅能容成人彎腰進入。洞內也不大，勉強能放一口棺材的樣子。洞口在公路以上十多米處，洞下一排標語“生娃子去醫院大人小孩都安全”，公路往下到江面，也有十多米。從江上看起來就很高聳了，這讓我沒來由地想起前些年徒步長江時在四川和三峽見過的懸棺，疑心二者相關。
隨隊的上海《東方早報》記者李道權在當時有這樣的報道：“在10月8日陝西白河至湖北鄖西段的漂流中，我們不斷髮現這樣的石洞，粗粗算下來至少近50處……1994年湖北省十堰市曾對漢江段十堰境內做過專門的文物普查工作，據參與普查的湖北省考古學會理事、十堰市博物館館長鬍文魁介紹，當時在羊尾鎮、夾河一帶也曾發現過類似的石洞，而且是“密集、成排的”。由於各種原因，胡文魁只能簡單的將這些石洞稱之為“方形孔洞”。……胡文魁告訴記者，石洞在當地廣為流傳著的說法是“老人洞”或者是“自死窯”,胡認為這只是流落在民間的一種傳說而已。胡文魁解釋說，從中華民族千百年來確定的倫理道德及孝道角度出發，將年滿60歲的老人送往懸崖上開鑿的石洞讓其自生自滅不符合倫理綱常。……而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副教授羅二虎告訴記者，其實民間傳說是在一定的事實基礎上進行文學再加工的過程，而“老人洞”的傳說是有一定的歷史基礎的。在漫長的封建歷史進程中，棄老的習俗在一些民族或者地區是存在的。“老人洞的說法是可能存在的”。
“漢漂”之後，我們繼續調查這神秘的“老人洞”，以滿足好奇心。實地走訪發現，在湖北十堰境內主要分佈在漢江兩岸及眾多支流沿線。鄖西、鄖縣、丹江口等地。成片的有鄖縣城附近、鄖縣五峰鄉、鄖西羊尾鎮、鄖西上津鎮等地，甚至，在鬧市區的人民公園的山上也有。道教聖地武當山周圍也有不少。官山鎮附近有不少，鹽池河鎮也有十幾處，距離集鎮一華里的葉家埡有，6公里大嶺坡村兩河口也有。形制大小都差不多，均位於險要的懸崖，選擇整塊巨大的岩石雕鑿而成，也都是空無一物，只留下那個傳說。
其實在這一帶，說起這些奇怪的石洞，當地人並不陌生，一般稱作“老人洞”，也叫“寄死窯”、“自死窯”、“跑匪洞”、“巴人洞”等等，多年來，其傳說在民間由來已久，版本也很多。“老人洞”邊，隨便找個本地人打聽，都是張口就來，所述大同小異，只是細節略有不同。
“爹，你下來，大大（爹的姊妹）來了，沒得菜。”一個60多歲的老人在修屋頂，兒子喊他下來，把爹殺了當菜招待客人。在當地學者張華鵬、張富清先生的著作《武當早期文明》中，甚至有比“老人洞”更離奇的傳說。然而，找來能夠找到的當地的各種地方誌和史料，均沒有發現關於這種“老人洞”究竟是怎麼回事的翔實記載。這種老人洞，也大都沒有被當作文物管理，倒是引起了一些民俗研究者的注意。
據瞭解，1980年一楠先生蒐集整理了張灣區長坪村全廷秀講述的有關故事，收入《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湖北卷·十堰市民間故事集》。之後，湖北省民間文藝家協會在十堰市舉辦民間文學骨幹培訓班，喜愛民間文學的一楠同志向協會主席、華中師範大學劉守華教授轉述了這個《鬥鼠記》的故事：
大意是說古代鄖縣這一帶的“麇國”裡，凡是上了60歲的老人，都要按老規矩送進“自死窯”讓他們凍餓而死。有個叫楊三的農民，偷偷把老父親藏在家裡，恰好這時外國送來一隻像黃牛那麼大的“犀鼠”，全國上下無人能識別和制服這一怪獸，陷入驚恐不安之中。楊三將此事告知老父親，老人家教他用一隻13斤半的貓鬥敗了犀鼠。國王從這件事認識到智慧豐富的老人是個寶，從此就廢除了將老人送進“自死窯”的古老習俗。
當時，十堰市幾個民間文學愛好者還爬上山，鑽進白浪鄉一個這樣的“自死窯”，拍了照片給他看。當時，劉教授就很奇怪：這究竟是一個純屬虛構的故事，還是有一定事實依據的傳說？類似的傳說，他蒐集到的印度、印尼、日本、朝鮮以及國內多個民族大同小異的類似文本有20多篇，最著名的是出自印度佛經的《棄老國緣》，說古時印度有一個棄老國，“有老人者，皆遠驅棄”，後來發生了老人為國解難題的事才廢除棄老習俗。這樣看來，它可能就是從佛經中脫胎而來的虛構故事。可在鄂西北，竟有實物留存？
後來，劉教授去武當山下官山鎮的呂家河民歌村進行考察，在湖北汽車工業學院人文社科系主任屈崇麗、當地著名的民間文藝家李徵康先生等陪同下，考察了這裡的幾十個“寄死窯”。劉教授研究後認為：從這一帶有幾十個這樣的“寄死窯”，以及人們對相關傳說家喻戶曉來看，過去這裡流行過將老人送進“寄死窯”的習俗看來是毋庸置疑的了。
當地學者對這種匪夷所思的傳說所述事實的存在，持肯定態度的不少。鄖陽師專副校長潘世東教授認為：“事實上，“‘寄死窯’風俗的形成和延續，不僅反映了漢水流域一定歷史時期社會生產力和物質經濟的發展水平，同時，也反映了當時當地社會文化和文明的進化程度，並突出而鮮明的折射出漢水流域人們對待生命和死亡的態度和觀念。可以說，‘寄死窯’習俗不是野蠻落後，也不是惡俗、不孝，它所昭示的是一種最古老、最樸素的死亡觀，同時也是一種最自然、最理性、最世俗、最崇高的死亡觀，它所反映出的是漢水文化在生命哲學上的深層底蘊。”
附記：這是n多年前的一篇舊作，自2003年漂流漢江發現此物，折騰了好幾年。某種程度上，是與十堰博物館祝恆富、劉志軍、黃旭初等先生，共同完成的。那幾年，一起跑了不少現場，但是，寫作時，仍是謎。
轉眼又是很多年，近日，他們幾位開始對鄖西縣的一處崖墓進行正規的考古發掘，特找出舊文存在這裡。
（二）、如果確實存在過這種將老人放入洞中活活餓死的習俗，那會是什麼時候的事情？
湖北十堰目前一般認為是一個“汽車拖來的城市”，1969年因為國家建設第二汽車製造廠而從一個小山溝成長為幾十萬人口的城市。在沒有城市之前，似乎就是一個偏遠的蠻荒之地，其城市定位和形象被長期歪曲和誤解，文化價值被有意無意遺忘了。事實上，在中國歷史上，鄂西北地區特別是漢江沿線，長久以來就是南北交流的重要孔道。這裡面除了現代的誤會更有深刻的歷史淵源。宋代以後，中央政治經濟中心由關中逐漸移於東南，秦巴山區亦驟然失去自秦漢以來的繁榮。南宋以後，干戈紛擾，百姓流徙，社會日趨凋敝，接著又是元末的兵災，又有明初的山禁，於是秦巴山區除川道以外竟半成荒蕪。衰落一直持續到清乾隆年間川、湘、鄂、豫、閩的大量移民進入才慢慢得以恢復。
鄂西北、陝東南、豫西南接合部的這一地區，地處長江、黃河兩大河流之間的漢江中上游，地處中國腹地，歷史文化源遠流長，與長江、黃河、淮河並稱“江河淮漢”，是中華民族歷史進程中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文化的交匯區，孕育了古韻悠長的漢文化，歷史遺存豐富。自然地理上，是緊鄰黃河中游與長江中游地區的分水嶺，從文化區劃上講，又是黃河中游與長江中游兩大地域文化的接壤地帶，是我國古代文化最為重要的發源地之一。
秦漢以前的十堰區域，不僅存在文獻可考的幾個古代方國，近幾年，還不斷有小方國隨著考古發現浮出水面。這些方國的規模，也似乎都不亞於曾出土了編鐘的著名曾候乙的那個國家。特別是最近幾年，隨著十堰境內在建的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實施，淹沒區不斷被發現文物，其價值已被證明遠超三峽。專家認為，作為黃河中游與長江中游兩大區域文化交流的中間地帶，這一地區的遺存對於研究中華文化交流的方式、文化變遷的原因、文化與環境的關係，乃至各文化與中國早期文明的關係，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義。
作者供職的《十堰晚報》發出有關報道後，引起了一些讀者和網友的關注，提出了一些新的線索和有趣觀點。
對漢水文化研究多年的十堰市圖書館趙朝君先生認為：在生產力極端低下的古代某個時期，人們獲得食物的能力有限，為了種族的繁衍，存在這種習俗是可能性是有的。他說，不僅在漢水流域有這樣的傳說，世界上其他國家，這樣的傳說也不罕見。在很久遠的某個時期，人們的生死觀可能與現在不同。在那些古代先民的意識中，死亡並非現在人們認為的是生命的完全消失，生生死死不過是人生存在的不同形式而已，真有這樣的習俗，也並非不可思議。
網友“論壇靈魂”也持同樣的觀點，他說：我看了幾篇日本小說，其中有一篇被拍成過電影，叫《木酋（左木右酋）山節小考》，還有《桑孩》，講的是日本類似的風俗……凡此種種講的都是在社會生產力及其低下的環境裡，人類為了保持延續，不惜以犧牲人倫來支持有生力量發展，來換取社會進步，現在看起來雖然覺得殘酷，但實際上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來看是有進步意義的……那個貓捉老鼠的傳說，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物質豐富了，人們不需要再以遺棄老人來保證對有生力量的食物分配供給，這個傳說，恰好為“自死”這種“遺老”風俗的中止，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臺階”。
另有觀點以網友“敬亭山”為代表，他說：我認為更可能是叫“祭祀窯”，而不是“寄死窯”，後者是前者在口傳中的音誤和低文化者的想當然。他認為，十堰一直是偏僻山區，民眾文化程度普遍偏低，把“祭祀窯”誤為“寄死窯”是很正常的。比如，有很多山上有“明堂”，有時候我們說什麼東西“有名堂”時，不識字的以為我們說“明堂”，他們很納悶。比如，我們十堰說女孩子叫“女娃子”（nvazi），實際上是三個字音的連讀，但是不識字的以為是兩個音，他們認為有nva這個字。再比如，浙江餘姚有王陽明得來的地名陽明山、陽明醫院，但是不識字的以為是“養命山”、“養命醫院”。古代漢江流域有不少古國，這些古國一定有著某種特殊的祭祀方式。宗教本來就有很多石窟文化。所以在山壁上鑿石窟，用來從事某種祭祀活動，估計是準確的。
十堰職業技術學院王一軍教授是訓詁學的專家，他說：“祭祀窯”傳成“寄死窯”、“自死窯”之類，在訓詁學上是能解釋通的。音同音近的字，可以相互借用，相沿已久，古今一理，就像我們今天的人寫了別字還不自覺一樣。王教授說，古人書寫時以音表意的現象十分普遍，比如“蚤”指“跳蚤”，古文獻中“蚤”又作為“早”、“爪”的借字。《史記·項羽本紀》中“旦曰不可不蚤來謝項王”，就是以“蚤”代“爪”。文人尚且如此，民間自不待言。湖北襄陽縣以前有一個叫“荒集”的地方，現在則稱為“黃集”；武當山原有一山古稱“天門山”，現在卻有人叫“天明山”，另有一處名叫“古詩嶺”的地方，現在有的出版物上就稱為“故事嶺”等等，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這樣的話，一種可能就是：十堰本地歷史上並未存在過這種將老人放入洞中活活餓死的習俗，而“祭祀窯”演變成“寄死窯”，只是一些外來傳說和當地祭祀習俗結合後附會的一種產物。
網友“紫貝殼”的觀點也很有意思，他認為“老人洞”的研究沒有把“崇巫與鬼神的民風”考慮進去，是解釋“老人洞”現象不清的主要原因。遠古人們文明低下，崇拜和信仰是控制部落群眾精神意識、行為舉止的重要手段。否定這一點，用“人老了，為了不連累子女，就跑到洞裡去自生自滅”是根本解釋不清楚的。
據潘世東教授總結，在當地，對“老人洞”習俗確實存在持肯定態度的觀點，詳細說來主要有以下這幾種：
死亡地說。因為在所有的“寄死窯”中都沒有發現屍骨遺蹟，因而可以大膽推斷，“寄死窯”主要是老人提早結束生命的死亡地，並不是喪葬地。等到老人死亡之後，再重新舉行喪葬儀式。所以人們把這種窯洞稱為“自死”、“借死”、“待死”、“寄死”。
遠古遺存說。“寄死窯”習俗應產生於遠古時代。漢水流域中游“寄死窯”分佈的地方，均為舊石器時代人類居住地和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地。這一帶，確實存在庸、麇、絞、疆、彭等方國和部族。那麼，“寄死窯”習俗最早興起應該在春秋時期以前。人類最早的生存地，也是包括生老病死在內的古老民俗最早形成的區域。
生存法則說。十堰市政協文教衛委員會主任袁紹北先生認為，“寄死窯”是在遠古嚴酷的環境裡生物自然選擇和生存鬥爭中“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自然法則的體現。惡劣的地理自然條件下，當災害使得作物減產、獵物稀缺、實物總量銳減，不能保證每個個體存活的時候，一些衰老病殘的個體就因自然選擇而被淘汰，因生存鬥爭而被排除於供養之外，甚至成為被吃的對象。恩格斯在考察研究歐洲一些民族發展史時，就曾指出：“由於食物來源經常沒有保證，在這個階段上大概發生食人之風，這種風氣後來保持頗久。”
災年不得已說。袁紹北先生認為，“寄死窯”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有過悠久的流傳或斷續的復活。當人們在生存因食物的短缺而受到嚴重威脅，哀鴻遍野，餓殍枕藉的時候，原始的非人道的“寄死窯”習俗又常常在特定的地方、特定人戶中重新復活。
野葬遺留物說。華中師大劉守華教授指出，人類的喪葬習俗形形色色，有土葬、火葬、樹葬、天葬、水葬、懸葬，甚至還有食葬——部落族群一起，將死者割而食之，還有糞葬——將夭折的小孩埋進豬圈，漚糞。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是，將老人放進“寄死窯”讓他們活活凍餓而死，還從未見諸記載，可能就是唐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提到的古印度的棄老國將老人“驅棄於野”的野葬習俗的遺留物。
不管怎樣，那麼，如果真的存在過這樣的習俗，究竟發生在什麼時候呢？這種神秘的“老人洞”、“寄死窯”，究竟是何人、在什麼年代所留？
劉守華教授當時同西河村黨支部書記胡世勇討論此事。胡世勇說，他聽老人講這是唐朝以前的事。唐朝武則天當女皇帝，曾經把盧陵王流放在房縣，這裡屬於古房縣的範圍。當地唱薅草鑼鼓的歌班子，至今仍叫“唐將班子”，據說就是從盧陵王那時遺留下來的稱呼。
那麼，這一習俗上限到什麼時侯呢？在當地口頭傳說中提到過“麇國”，這個古方國春秋戰國時代確實在鄂西北存在過，《左傳•文公十一年》：“春，楚子伐麇。”那麼？是否這一帶從春秋戰國時起就流行“棄老”習俗，直到唐代盧陵王來後進行經濟文化開發，才移風易俗，將“棄老”轉變為“敬老”的呢？劉守華教授認為：查閱中華史籍，從未見有人提到將老人送進這樣的“寄死窯”讓他們活活凍餓而死再行安葬的記述。就中國總的情況而論，周朝就有了敬老並厚葬老人的習俗。姜子牙80歲當宰相，民間至今傳為佳話。春秋戰國時期，老人的智慧謀略在眾多諸侯國爭霸爭雄的激烈爭鬥中大放異彩。到漢代，官家給年滿70歲的老人贈送“鳩杖”以示祝賀，敬老習俗完全確立。在這樣的歷史文化背景上，竟然還流行過如此野蠻落後的“自死”或“寄死”習俗，很難使人相信。
那麼，也許，這“老人洞”年代，比周朝還久遠？
周武王伐紂時，所依靠的主要力量是庸、蜀、羌、髦、微、陸、彭、濮等。《左傳》有春秋戰國時期“庸人帥群蠻以叛楚”、“糜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等記載，表明百濮與庸、糜的關係密切。庸、糜已被現有資料證實就是曾存在於我們十堰和陝西安康一帶的漢水流域的古方國。研究證明，這些古代方國並非是單一民族佔據某個地區，同一地區多民族雜居的情況在當時是普遍的，濮人曾生活在十堰地區的可能性也是相當大的。
目前的研究已經基本肯定，古巴人和古濮人等神秘消失的古民族都曾在“老人洞”密集分佈的漢江中游這一帶繁衍生息。顧頡剛先生認為“自楚營濮，濮人當散處在武當、荊、巫諸山脈中”。濮人殷商時期曾以安康、十堰一帶為基地，向江漢平原發展，春秋時期受阻於迅速壯大起來的荊楚。
關於古巴族，西南師範大學的歷史系鄧廷良教授是研究華夏文明起源的權威，著有《巴史考》。他對我說：古代巴人屬於氐系之龍蛇團族，源出隴右沿東西漢水東南遷。從母系角度論，巴為夏的支親，而其男系的祖先太伏羲氏本身，也是西方蛇龍團族與東方鳥繫結合的後裔。所以，巴人雖有部分東夷系血統，但主族源仍屬西方氐系之裔。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李紹明研究員認為：巴族有東西二源，是東方濮越人部落與西方氐羌人部落的融合。文獻記載和不斷增多的考古發現表明：早期巴人可能正是沿著漢水上游與嘉陵江上游的大巴山、巫山不斷推進，在春秋中期以後至三峽地區，於春秋、戰國之際到達清江流域。也就是說，至少在殷周之際或更早，巴人就已經在漢水流域聚居生息。巴人的國家曾“東至魚復，西至僰道，北接漢中，南極黔涪”。
這個故事的最初講述著庹明生，他這個常常被誤認為是毛主席的席或者印度的度的奇怪姓氏，就有人研究認為是源自於古巴人。目前，很多學者都認為巴人最初的領地就在漢水中上游。
如果是這樣，那麼，這些“老人洞”是否和神秘消失的巴人、濮人等古代民族有關，是否和其他地方的懸棺等崖葬習俗有關呢？或者說“老人洞”是否就是巴人、濮人們順漢水而下遷居時所留？在進一步推斷，懸棺和崖穴墓是否有著不可分割的親密聯繫？
我們沿漢江上行繼續調查，發現類似的方形孔洞在陝西安康、白河、平利縣等地均有分佈。安康市的資料說，據不完全統計，除去修路等施工所毀，尚有232座。同十堰一樣，除了傳說，要想知道更多，就再也沒有更詳細資料了。繼續往上，在陝西漢中，這種“老人洞”比較少，資料罕見。
我們多見的最奇特的一個“老人洞”是在陝西安康市漢陰縣雙河口鄉火鐮煸。這是在一座小山頂上的整塊巨石間開鑿的一個孤零零的崖墓，也是罕見的有題刻的一處，時間據考證是唐開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
題記文字為：“開元二十一年十二月造，李思本記。
金州旬陽縣大陽分（）谷裡胡平裡，李母本為儀鳳生，開元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死，年五八，兒子敬造石人橫室一所，葬大吉區安康縣界，府永用不替。開元二十一年十二月十日。李思本年年大富貴，後世留名，千年不朽。”
在我們漂流漢江的第二年，新華社的電訊說：陝西省商洛市考古隊經過一年多的艱苦考察研究，在商洛丹江、乾佑河等流域發現了3000多座崖墓，並初步揭開了這些崖墓的神秘面紗。目前最新數字是，在商洛共發現崖墓點680處、崖墓4220座。
這使我們的視野進一步擴大，沿著漢水，我們展開了進一步的追尋。
（三）、從漢水到長江，以及岷江“天下第一吻”
事情進行到這裡，思路一是循著這些崖葬的分佈，看能否與古民族的遷徙歷史相合；另一個就是在年代先後中尋找線索。然而，這些古老的東西，能被確認年代的是在不多。而關於古代個民族的歷史，基本也是一本糊塗賬，越看越覺得是一頭霧水。
沿漢江而下，荊山南部的遠安縣、當陽市境內，漢江支流沮河兩岸近幾年發現了大量“石窟”、“巖屋”。我們去了一看，與“老人洞”非常類似。也是大都鑿在水邊的危崖峭壁上，有的單家獨戶，有的比鄰而居。所不同的是，有幾個、十幾個、幾十個成一字形並列，也有分成兩層、三層，甚至五層並列的。
著名的百寶寨巖屋群，就在當陽市區19公里的青龍湖畔，據稱整個核心景區內發現巖屋3000多座。讓人感到奇怪的是，這裡的巖屋從外看是單獨一間一間的，裡面卻像是一座複式樓群。目前，當地一般認為，絕大多數“巖屋”是一種古民居。因為裡邊至今可見依山石鑿成的灶、架木為床的樁孔、儲糧的大櫃以及供屋門轉動的上下樞孔等等。有人說，據一位八十歲老人講，其外婆在清咸豐年間親眼見過為躲白蓮教而開鑿巖屋的情形。這也和已經發現的一塊竣工石碑所記載的“咸豐四年”相符。但“巖屋”看起來並不都是一個時代所建，更大量的巖屋始建於何時？卻找不到任何證據，大都無法考證。
在民間傳說中，有說是王莽時期綠林軍起義的屯兵洞，還有說是關羽走麥城時代所留下……我們注意到，這裡也有和十堰地區幾乎一模一樣的“自死窯”傳說：遠古時候，人到六十歲都被送到巖屋中餓死，故名之為“自死窯”。
去往百寶寨的路上，我們注意到兩座空空“巖屋”旁，還並排存在著的整齊人工方框，及象密封完好還未打開的的墓門，也像是豎立過石碑的痕跡。
繼續往下向南就是三峽，這一帶，懸棺、崖葬、崖墓很是豐富。據武漢市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原恩施博物館館長）鄧輝先生研究考證：目前，三峽地區的宜昌、秭歸、巴東、奉節、巫溪，恩施土家族自治州的利川、恩施、建始、咸豐、來鳳，湘西的保靖、龍山、永順、慈利，貴州銅仁地區的松桃、岑鞏，重慶黔江地區的黔江、彭水、秀山等土家族分佈地區，懸棺痕跡、自然巖磴、人工洞室墓、自然洞穴、裂隙放置棺木等“崖葬”均有分佈。
其中，三峽地區是整個土家族地區，或者統稱為“五溪”地區崖葬墓的發端起始期，時間在戰國——西漢階段。其中類似於漢江“老人洞”的，人工鑿成洞室的崖葬，在不同的區域，洞室的形狀、大小、深淺、放置葬具的方式也各有特點，但總體上比較接近。這批崖葬的年代，從發現的一些遺物推測，整體上可能仍然是唐宋歷史時期，而以宋代為主。
進入四川，崖墓的分佈範圍很廣，東起巫山、巫溪，西至漢源、昭覺，北抵廣元，南達雲南、貴州，除甘孜州和攀枝花外，19條江河流域、70餘縣市均有分佈，這是我國崖墓數量最多，分佈最廣的地區。其中岷江中游地區和涪江中游是四川崖墓的兩大中心區域，其中尤其成都以下至樂山市境內的岷江中游地區為甚，崖墓總數不下2萬座，有些地方一山即達數百座，幾乎整山皆洞，密如蜂房。數量最多、規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則數彭山江口、樂山市中區兩地。
關於“崖墓”，目前一般認為世界上最早的是在古埃及。從公元前2000年的中王國時期興起，延續千年至新王國時期。在亞洲，除了我國，日本、朝鮮、東南亞等地都有崖墓發現，與中國崖墓形制結構相似之處甚多。
世界各民族崖墓的眾多相似之處，使很多學者認為其中具有文化的同一性，相互之間有文化上的傳播和影響。有人認為東亞的崖墓或許就源於古埃及。法國學者色伽蘭在《中國西部考古記》一書中曾說：“鑿崖為墓之法，一如埃及、西亞、波斯之利用地勢之法……必可斷定其發源於極西，而不發源於中國，吾人今日敢自信也。”但縱觀各國崖墓，相同點僅在於鑿崖為橫穴室墓葬，佈局、雕刻、藏具、隨葬品等等實在相去萬里，以上說法，難免顯得牽強。
我國最早的崖墓，目前已有的考古資料認為是河南永城的西漢景帝時期梁孝王墓。崖墓分佈最廣的是四川樂山、彭山地區。至於四川崖墓的起源，有人認為是大一統的西漢帝國時期漢民族帶進四川的；也有人認為與僰族文化有關，1934年的《樂山縣誌》就稱之為“蠻洞”、“獠洞”，認為是“僚人所鑿也”；還有人認為“與蜀人不無關係”，是巴蜀民族自秦漢以後緩慢吸收漢文化，在逐漸漢化的過程中使用的墓葬，其經歷的時代與崖墓出現、發展的時代正大體吻合。
四川樂山市文物保護研究所唐長壽所長告訴我：“樂山彭山地區最早的崖墓是彭山縣江口高家溝崖墓，年代大約是王莽時期至東漢初年。有明確的年代題刻的是樂山肖壩的“永平元年（公元58年）”崖墓。其後，蜀漢、兩晉，仍在開鑿，到南北朝的時期，卻已經難得一見了。到了宋代，大詩人陸佑在這裡做官，曾在城郊發掘了一座漢墓，已經不知道這是崖墓，當作神仙洞府，認認真真寫了一篇《藏丹洞記》。另一方面，又有很多把崖墓當作少數民族以及的傳說，白崖山宋人的碑刻就把白崖山崖墓稱為“羌洞”，認為是“羌人”的石室。明、清、的地方誌多稱之為“僚洞”，民間則稱之為“蠻洞子”、“蠻王洞”等等。
為什麼樂山的崖墓就這樣消失了。因何興起？因何而亡？為什麼似乎突然一下子就沒了?至今眾說紛紜。”
唐所長說， 1928年，郭沫若在其傳記文學《我的童年》中就兩次提到家鄉的樂山崖墓，並在1963年由其主編的《中國史稿》中首次引用樂山崖墓的資料，極大地影響了中國史學界。在人們視樂山大佛為樂山文物之最時，郭沫若卻說樂山崖墓“才有搞頭”。
四川彭山縣的江口崖墓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縣境內有5000多座漢代崖墓。博物館設在第951號漢崖墓內，佔地3100多平方米，分雕塑、文物、崖墓群現場陳列3個部分，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天下第一吻”的秘戲圖石刻雕像。上面一男一女全身裸體並坐相擁抱，1941 年出土於該縣江口鎮梅花村第550 號崖墓附第三層門楣上，通高49 釐米，寬43 釐米。其藝術價值不言而喻的，更重要的是，其內容與歷史正統觀念完全相悖。郭沫若先生觀後，稱之為“天下第一吻”。那麼，建造這座崖墓的，一定是個率性浪漫的民族。
與漢江“老人洞”完全不同，樂山、彭山的崖墓都很巨大，一般都有墓道、墓門、墓室組成，墓道長的有十幾甚至二十米，有些豪華的，道旁還鋪排水管，墓門刻飾玉簷、斗拱、雙闕、花卉；墓室設前室後寢、左右廂房、廳堂、內室、廚房、壁櫥等等。
而與之距離不遠的宜賓懸棺，則盛行在明代。
宜賓珙縣洛表鎮的麻塘壩是懸棺最為集中的地方，被稱作“僰人故里”，在一個陰雨霏霏的春天，剛一到，就運氣極好地巧遇洛表中學黃華良老師。
黃華良是土生土長的洛表人，按他的話說，是看著懸棺長大的。不斷聽到遊客抱怨說：“不來懸棺遺憾終生，來了懸棺終生遺憾”，這些懸棺究竟是怎麼回事？誰也說不清楚。他覺得自己作為僰人故里的一員，有責任對僰文化進行研究和宣傳。於是，他利用業餘時間進行資料收集和研究，並隨時擔任業餘解說員，給遊客們介紹相關知識，儘量使他們不再產生遺憾的感覺。
據黃華良先生研究，僰人消失在萬曆（明神宗朱翊鈞）元年（1573年明朝廷對之的第十二次對僰人進剿。在張居正的主導下，一名叫做劉顯的大將具體執行。自三月領兵以來，攻破僰人城寨60餘個，擒僰人名將36人，俘斬僰人4600多人（赴火、跳巖死亡及因戰爭間接死亡者，未計入），招降5600多人，拓地400餘里，獲諸葛銅鼓93面。《平蠻碑記》載：“冬十月，取次就擒都蠻，至是盡滅。”由於上級要求劉顯採取斬盡殺絕政策，到冬十月，僰人“至是盡滅”。一些僥倖逃脫的僰人，只得隱姓埋名，不敢承認自己是僰人，僰人下落從此便成一個謎。
黃華良先生認為：翻開珙縣的歷史，自漢至明，上下1700餘年，在此生活過的民族有僰人（漢代以前）、僚人（南北朝以後）、都掌人（明代）。從已查明的懸棺年代，其下限為明代中期。因此，多數專家學者認為懸棺族屬應從明代或明代以前在此生存的民族中去找。有人說是僚人的、有人說是都掌人的、有人說是僰人的，可謂眾說紛紜。
僰人與百越、葛僚、僚、仡佬、都掌蠻是同一族源 百越人在古代被稱作濮人，居住在吳越之地，後來因越國強大，統一了眾多的濮人部屬，被稱為百越，或將其原始稱呼相連仍叫濮越，據民俗學家研究，濮人和僰人同屬一個民族，濮和僰在發音上可疑讀bo、bu、po、pu，因而在語源上是一致的，歷史也認為僰就是濮人。大致可以說濮、僰是同一個族源的民族。到漢以後，有關濮的記載就少一些。在文獻中或被稱為葛僚、僚、仡佬，明朝時被稱為都掌蠻。
繼續向南，懸棺等崖墓葬習俗仍有分佈，2005年我們在貴陽附近的高坡既看到了洞葬也看到的懸棺。繼續望南到廣西南丹，裡湖白褲瑤地區也有洞葬。
但類似於“老人洞”的“方型孔洞”，卻很罕見。
仔細檢索資料，在全國其他地方也零星分佈這人工開鑿崖墓葬。我所聽到的最聳動的一個是北京延慶縣八達嶺長城北面軍都山山崖上發現的規模龐大、整整齊齊的一排排洞室，有專家考證為“神秘古崖居”，認為主人是一種身高只有一米多點的小矮人。原因可能裡面發現了鍋灶、排水管等遺蹟。
其實，類似的鍋灶、排水管等遺蹟遺蹟在四川崖墓、“商洛崖墓”中也有發現。
沿著312國道行進在漢江支流丹水岸邊，我才發現，原來兩邊“老人洞”還真不少。以前多次途經過這裡，還騎自行車走過一趟，但心不在焉，竟沒有一點印象。快到著名作家賈平凹故鄉丹鳳縣棣花鎮時，赫然看見遠處的山崖頂部就有好幾排。
商州市區南郊的一座山邊崖墓，當地人將一大片蜂巢狀的“老人洞”已經開發成了旅遊點。與漢江干流相同的是，大小、性質均相差無幾。不同的是，這裡的崖墓，土質很像四川樂山彭山一帶，很多的裡面也能看到鍋灶、排水管等遺蹟。
商洛市考古隊隊長王昌富對我說：“商洛崖墓”更像是房子，類似於懸棺，但又不是懸棺。幾乎都是在豎立的崖面上垂直九十度角鑿刻的，開鑿難度相當大。猜不出到底先人是通過什麼手段在懸崖峭壁上鑿出這些洞的。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專家們認為，從中國目前崖墓分佈的現狀看，商洛的崖墓遺存無疑是中國西北邊緣崖墓遺存最集中和數量最多的，其蘊藏的深厚文化內涵還有待於進一步認識和探索。
陝西“商洛崖墓”考古科研項目，現在已獲國家文物局批准立項，是新中國建立以來商洛地區第一個獲國家立項的考古科研項目，被列為陝西２００５年度的五大考古發現之一。
關於商洛崖墓，我們找到的一段史料很有意思（《巴蜀移民史》（譚紅主編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2006 01）：“兩漢時期，不僅有不少中原移民遷徙入蜀，而且也有部分巴蜀土著遷入中原。在楚漢戰爭期間，劉邦不斷從巴蜀之地調撥人力物力資源，從巴蜀之地補充兵源，以支持對項羽的戰爭。據史籍記載，劉邦曾在巴地招募賨民七姓參與平定三秦的戰爭。當劉邦平定三秦之後，賨cong人不願隨劉邦出關遠征，要求返回巴地。劉邦為了表彰這批出徵的賨cong民，決定免除參戰的賨cong（上宗下貝）民羅、樸、昝、鄂、度、文、龔七姓不供租賦。不過，賨cong人七姓並非全部回到了巴地，其中部分仍隨劉邦轉戰南北，戰後便留在了關中，成為了移民。《隋書·地理志》： “上洛、弘農本與三輔同俗。自漢高發巴、蜀之人，定三秦，遷巴之渠率七姓居於商、洛之地，由是風俗不改其壤。其人自巴來者，風俗猶同巴郡。”商洛，即今陝西東南商縣、商南一帶。《太平御覽》卷141商州風俗：“漢高祖發自巴蜀以克三秦，遂遷巴中渠帥七姓於商洛之間，至今猶存。”金州風俗：“漢高祖發巴蜀伐三秦，遷巴中渠帥七姓居商洛，其俗至今猶多獵山伐木。” 漢高祖遷賨民之事是在漢初，距宋代已有千餘年時間，但遷於商洛之地的賨民，至此時猶能保持巴地之風俗習慣。由此可見，當初遷徙之時，賨民數量一定不小，且遷入之後，當聚族而居，不如此，則早就為當地之漢族融合了，不可能保持巴地風俗達千年之久。”
與此同時，這本《巴蜀移民史》還有這樣的分析：在秦統治巴蜀的100多年的時間裡，秦入川移民大體可以分為三種類型：一類是秦地的普通居民，一類是秦滅六國之時遷移的六國豪強、貴族或普通居民，還有一類是秦的各種罪犯。《漢書·高帝紀》記載：漢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六月，令士卒從入蜀、漢、關中者皆復終身。”這一政策對於脫下軍裝便是農民的士卒來說，免除其終身交納賦稅，是非常有吸引力的。這些隨之入蜀漢的漢王朝士兵，一定有在巴蜀地區定居的，成了移居巴蜀的移民。
《華陽國志·蜀志》記載：“僰道縣……高後六年城之，治馬湖江會。水通越巂，本有僰人，故《秦記》言僰童之富。漢民多，漸斥徙之。”
漢僰道治今四川宜賓，地處四川盆地南部，原為僰人居住之地，自秦統一巴蜀之後，便有中原人民不斷遷入該地區。到了漢代，該地漢人遷入者更多了，以至於將當地的僰人也“斥徙之”，南遷到了今雲南等地。正因為僰地遷入了大量的漢人，漢高後六年（前）182才得以在此重新築城。20世紀，還在於僰道相鄰不遠的高縣等地，出土有漢代的錢範等物。也證明僰道及附近地區，從秦至漢，不斷有中原移民遷入。
崖穴墓一般是在岩石上開鑿出能放進棺木或者屍體的大洞，而懸棺是開鑿小洞直接把棺木懸於高空？這兩者是否存在某種演進關係？是不是與不同地域岩石的堅硬程度以及氣候、森林植被以及風俗的演變等有關？商洛的調查中，還發現了一些和西南地區的懸棺基本相同的，利用不規則的天然崖洞和自然裂隙，在洞中或裂隙中加設木槓，或在洞口的巖面上鑿出圓孔楔入木樁來擱置棺木的“懸棺”，也許正好證明了這一點。類似情況，在漢江流域的其他地區，近年也有零星發現。
從懸棺的安置方式來看，大致可以分為六種形式：第一種是木樁架壑式，即棺木一頭放入人工或天然的孔穴中，一頭用木樁支撐；第二種是天然洞穴式，即對天然洞穴稍加修整，將棺木放置其中；第三種是人工開鑿橫穴式，即人工鑿穴，大小寬窄以放入棺材大小為限；第四種為懸崖木樁式，即鑿孔打入木樁，然後置棺其上；第五種為崖礅式，在岩石突出部位之上放置棺木；第六種為崖沿式，由岩石形成的天然平臺，將棺木置於其上。從這點上講，在漢江發現的石洞很接近懸棺葬棺木的安置方式中的第三種。
引起我們注意的是，以漢江流經的鄂西北十堰為線，以北，商洛崖墓據報道考察者發現的年代標誌有漢代的東西，其中在商南富水發現有“元鳳元年”（公元前８０年）、“建武中元二年”（公元５７年）等模印紀年的年號磚；往南，重慶和四川境內的崖墓數量更多，分佈更廣，延續的時間也更長，年代一般也被認為是從兩漢起始。
而十堰地區的崖墓據我們的粗淺所見而言，一般都是空墓，墓室的雕鑿痕跡要粗陋和簡單很多，也罕有發現文物的記載，從其風化情況等一些基本條件可以判斷，可能要早於商洛地區，最起碼要早於工藝要精美很多的巴蜀崖墓。
從現存“老人洞”遺蹟的直觀印象來看，漢江干流的要更早一些。這，不由不讓人聯想到古民族的遷徙。
不管是巴人還是濮人或者別的古民族，值得注意的是，從遺存“老人洞”的漢江，到發現的“石窟”的荊山南部遠安、當陽沮河，恰好有一條傳統上的古道相連，是古人從鄂西北進入荊南的要道，而從沮河到三峽，距離很近，也沒有什麼地理上的障礙。
結合以上情況，翻閱一些資料後不由不讓人聯想：這種崖墓葬習俗是不是沿著漢江及其支流，隨著民族的遷徙沿著支流傳入商洛，擴散到巴蜀的？
值得注意的是，商洛地區的“自死窯”在當地有些就乾脆被稱為“巴人洞”。而關於巴人的族源，目前流行的觀點認為起源於鄂西長陽縣清江上的武落種離山，後越三峽，進入川東和漢江流域。而另一種觀點正好相反，認為巴發源於漢江流域上游，後沿漢江遷徙到三峽、川東，這種觀點，隨著在漢江流域越來越多與之相關的考古發現而一次次被提出。
這不由讓人聯想到“老人洞”與“懸棺”是否有關聯？目前，漢江流域發現的崖穴墓，一般是在岩石上開鑿出能放進棺木或者屍體的大洞，而懸棺是開鑿小洞直接把棺木懸於高空。這兩者是否存在某種演進關係？是不是與不同地域岩石的堅硬程度以及氣候、森林植被以及風俗的演變等有關？商洛的調查中，還發現了一些和西南地區的懸棺基本相同的，利用不規則的天然崖洞和自然裂隙，在洞中或裂隙中加設木槓，或在洞口的巖面上鑿出圓孔楔入木樁來擱置棺木的“懸棺”，也許正好證明了這一點。
關於巴人懸棺，目前一般認為起源於5000年前，這恰好是氐羌、巴氐、夏羌分化時代。巴人從氐人中分化出去，從漢江、嘉陵江上游地區進入長江流域，由相對乾燥少雨缺水的地區進入了潮溼、多水、陰雨連綿的地區，氣候、生活環境的改變使得他們形成了不同於氐羌和華夏的獨特文化，在此過程中，“老人洞”演變為“懸棺”是可能性一種。
巴人祖居高原的時候，終日陽光明媚視野廣闊，南下來到長江漢水兩岸，巴山深處，這裡群山峻嶺，山大溝深，陰雨連綿，基於懷念和渴望故鄉的陽光燦爛的深層心理，產生人死了要安葬的越高越好的習俗，是符合情理的。越高處離太陽越近，還能登高遠望，或許能看見北高原的故鄉。
懸棺在20世紀40年代始被史學界發現，集中地在四川宜賓一帶，學術界傾向於為“僰人”所留。關於“僰人”族屬，一般也正是歸結到“濮越”、“百濮”。懸棺被稱為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觀，據目前已知的情況來看，中國懸棺葬的地理分佈幾乎全部集中在南方，主要分佈在福建、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四川、重慶、雲南、貴州、廣西以及臺灣等11省市境內河流兩岸的峽谷之中，離我們最近的是三峽懸棺，近年發現有戰國兵器以及西漢的殉葬品。
而關於懸棺，目前考古界至今也是沒有統一意見。流行的觀點認為可能來自東南沿海的福建武夷山等地，考古證據表明為武夷山懸棺為三千多年前的東西。引人關注的是，懸棺葬的棺材一般都是船形，而引人聯想的是，蜀人的船棺葬，近些年在漢江源頭附近的四川廣元大量發現。巴蜀同源，這裡面，有沒有什麼聯繫呢？
據統計，史籍記載的我國古代民族有160餘個之多，而實際存在過的民族肯定不止此數。考察這一地區的古民族史，對之進行一場有趣的歷史通俗劇式的猜象與追尋，故紙堆裡找來找去，也不超過這幾個字：“濮、僚、巴、僰、蠻”。
一般認為，“僰人”之稱最早出現在戰國末年的《呂氏春秋》中，被稱為“西方之戎”，屬氐羌族系。後來又有“西僰”、“氐僰”、“羌僰”等稱謂。目前一般認為，僰人最早活動於今川南核電東北一帶，今宜賓市可能是僰人早期活動中心。僰人以農耕經濟為主，是西南各族中經濟文化發展水平較高的一個民族，先秦時期就建立過“僰侯國”。秦漢之際，中央王朝大力經營西南地區，在僰人聚居地區開闢道路、設置郡縣、派駐軍隊和移民，並大肆掠賣“僰僮”，迫使僰人大量南遷。
關於僚、濮，目前學術界認為東漢以後，西南及嶺南西部地區出現了大量的僚類。這個族稱一直使用到清代。學術界比較一致的認為僚人是西南及嶺南地區百越各支系的後裔。他們與今天的壯侗語諸族有著直接的淵源關係。僚人因分佈地區不同或風俗習慣不同、時代不同而有不同的稱呼。如廣西地區有俚僚（即俚人）、烏武僚（烏滸人），雲南一帶有鴆僚，貴州四川一帶有守宮僚、南平僚、葛僚、仡僚、侗僚等。西南地區的百越後裔除被稱為“僚”外，一些地區還被稱為“濮”。如貴州的夜郎後人被稱為“夷濮”，句町王后來史書中也被稱為濮王，滇西南有閩越濮、閩濮，滇東北有木濮等。在西南地區，可以說凡有僚分佈的地區也幾乎都有濮。
漢中博物館研究員劉長源老先生考證說，《左傳·昭公七年》載：“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古王臣公，功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晨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這是早期史料中關於“僚”的最早記載。至少說明，遠在奴隸社會，“僚”和“僕（濮）”這兩個最底層的階級或者階層是存在的。從後世的史料中得知，僚族無君長統領，無名姓、居深山川洞，常被買賣為奴，歷經數千年，讓保留原始特點。就連稱謂也保留了數千年，發人深思。
關於僚，《魏書·獠傳》卷101“獠者，蓋南蠻之別種，自漢中達於邛笮，川洞之間，所在皆有。種類甚多，散居山谷，略無氏族之別，又無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長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稱「阿謨」、「阿段」，婦人「阿夷」、「阿等」之類，皆語之次第稱謂也。”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卷二十七》：“沔水又東徑西樂城（今漢中勉縣東南）北。城在山上，週三十里，甚險固。城側有谷，謂之容裘谷。道通益州，山多群獠，諸葛亮築以防遏。……又東徑魏興郡(今安康)廣城縣，縣治王谷。穀道南出巴獠，有鹽井，食之令人癭疾。”均說明，僚曾生息於漢江流域。
濮人殷商時期曾在漢江流域生活，曾以安康、十堰一帶為基地，向江漢平原發展，春秋時期受阻於迅速壯大起來的荊楚。這段歷史至今頭緒紛雜，難以理清，故有“百濮”之說。
很多古方國、部族諸如巴、蜀、庸、濮、僚等，早期都曾在漢水上游活動，由於歷史的演變，不得不順流而下，以及中游甚而達於長江流域。
恩施州博物館朱世學先生認為：在唐人張鷟《朝野僉載》裡有這樣的記載：“五溪蠻，父母死，於村外擱其屍三年而葬。打鼓踏歌,親屬宴飲，舞戲一月餘日。盡產為棺，於臨江高山半肋鑿龕以葬之，自山上懸索下柩，彌高者以為至孝，即終生不復祀祭。”所謂“五溪蠻”《水經注·沅水》(卷三十七)載：“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樠溪、潕溪、酉溪，辰溪其一焉。夾溪悉是蠻左所居，故謂此蠻五溪蠻也。五溪蠻地包括湘西和湖北、重慶、貴州交界的廣大山區，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先民與原來地處江漢流域的濮人有關。
“濮”在“商之正南”（《逸周書·朝獻》）；西周時，濮為“周之南土”（《左傳·昭公九年》）；春秋時，“濮在楚西南”（《史記·楚世家》；《尚書·牧誓》卷十一則明言：“濮在江漢之間。”據朱世學先生考證，這種說法可信。西周末年，由於楚在江漢地區的崛起，早期濮人便逐步向西南地區遷徙，西則進入長江上游、巴蜀之境，因之，楊雄《蜀都賦》雲“東有巴賨,綿亙百濮。”，向南，則進入五溪一帶。
巴最早也生活在江漢流域，並與濮的關係十分密切。“巴濮的上層統治部族雖然不同，但是他們的人民，原來都是江漢平原上農業社會的成員，他們本來就是一家，後來由於統治部族的不同，才把他們分裂為巴、濮兩族。”（徐中舒《巴蜀文化論叢》）“戰國時代因為楚國的強大，巴、濮兩組不得不經由大巴山與清江入蜀、入黔。（鄧少琴《巴史新探》）”從而散佈於鄂西、川東及湘西黔東一帶。
漢晉至唐，西南地區的濮人改稱成“僚”，而不再稱“濮”。西晉張華《博物志》雲：“荊州極西南界至蜀，諸民曰僚子。”“荊州極西南界”即包括今鄂西南地區及湘西、川東南即黔東北等地，這些地區有相當數量的濮人之後裔，大致從東漢以後逐步改稱僚或者鳩僚。
所謂“僰人懸棺”，據有關專家考證，“僰人”即“僚人”，均為“濮人”後裔。
還吸引我們注意的是，從漢江源頭自上而下，“老人洞”在整個漢中地區很少發現，進入安康市境內，始有零星分佈，其中心區和密集區正是可能為“百濮”和“巴人”聚居的十堰、安康一帶。這僅僅是一種巧合還是一種歷史遺存的線索？
關於“懸棺”，近年來，在漢江流域也有發現。據漢中市地方誌辦公室主任郭鵬介紹，漢中鎮巴、西鄉、佛坪等地都發現有懸棺。《安康日報》2001年也曾報道說，漢江上游安康石泉縣銅錢縣銀橋鄉也曾發現一處懸棺。2004年，在陝西鎮坪白家鄉七坪村也發現了懸棺，據鎮坪縣文管所鄒衛鵬所長介紹，該懸棺是他們在9月底進行田野勘察中意外發現的，經文物專家認定是僰人懸棺。
懸棺葬的年代與族屬有著密切關係。關於懸棺的族屬，考古界至今也是沒有統一意見。流行的觀點認為可能來自東南沿海的福建武夷山等地，考古證據表明為武夷山懸棺為三千多年前的東西。
引人關注的是，懸棺葬的棺材一般都是船形，而引人聯想的是，蜀人的船棺葬，近些年在漢江源頭附近的四川廣元大量發現。巴蜀同源，這裡面，有沒有什麼聯繫呢？
四、漢江“老人洞”的最新考古發現
（四）漢江“老人洞”的最新考古發現
一次計劃外的考古發掘，使十堰地區傳說已久的“老人洞”、“寄死窯”，躍身成為“文物”，神秘面紗初露。多年前，華中師範大學劉守華教授曾預言：如果能破解這些文化遺蹟之謎，或許是研究我國乃至亞洲敬老習俗確立和喪葬習俗演進課題的一把重要鑰匙。
這是十堰的一個意外收穫。繼三峽之後，在雲集丹江口庫區“大會戰”的來自全國各地考古界的精兵強將中，博士生導師、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欒豐實教授等抵達他們負責的鄖縣青曲一處東周遺址現場時，發現原定的項目並不理想，倒是旁邊眾多傳說中的“老人洞”引起了他們的興趣。經過多方協調，報經上級批准，他們開始了調查發掘。
“出土的文物，證明確實是墓葬。有些洞裡還能看到一些殘存的人骨，大部分都已風化成灰……畢竟1500多年了。”2007年，鄖縣文物局長周興明日前給記者回放考古現場照片時，仍有些興奮：“收穫不小，價值很大，這一批崖墓的年代，初步確定為隋唐時期。”
1月12日這天，他們就在李家灣發現ABCD四個地點有崖墓存在，確認崖墓34座。ABCD四地點沿江岸依次往上游排開，墓口均朝向漢江，大致朝南。這四處崖墓，專家認為：總的來看，相互之間的直線距離不遠，形制大多是比較接近，可能屬於同一時期，或相差不遠，大部分帶象徵性墓道的崖墓和剛發掘的後房口崖墓群較為接近，橫向墓室的則有所不同，B地點M10內壁鑿的形制，和流灣崖墓群有一定相似的地方。這三處崖墓群直線距離也不遠，均分佈在漢江北岸。後房口崖墓及流灣崖墓根據出土物可定為唐中期，那麼李家灣崖墓群的年代估計也大致屬於同一時期。
在此之前，這種“崖墓”一直被老百姓稱作傳說中的“寄死窯”，並未當作文物對待。周興明局長說，整個鄖縣估計有數百座崖墓，他們正在對此展開進一步調查。
鄖縣的出土文物表明這裡所謂“老人洞”，實際上就是隋唐時期的崖墓，但鄖陽博物館副館長黃旭初認為，並不能因此就認為“老人洞”的傳說荒誕不經，沒有意義。他介紹說，前些年，武漢大學曾對鄖西的一座類似崖墓進行發掘，結果就表明是戰國時代的遺蹟。他說，在這次發掘的基礎上，他們將對整個十堰乃至漢江流域的崖墓進行進一步研究，應該會有更多的新發現。
鄖縣青曲的考古發掘，證實了漢江流域的“老人洞”至少一部分為其實不過就是隋唐時期的“崖墓”。
時間到了2008年11月，又一次新的考古發現，使這種“老人洞”更顯得撲朔迷離。
為配合南水北調國家重點工程建設，湖北省文物研究考古所經上級文物主管部門批准，在漢江淹沒區下鄖縣五峰鄉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段進行考古調查與發掘，發現了21座秦漢墓葬皆為帶墓道的洞室墓，在這批洞室墓中，4座巖洞墓，其餘是土洞。
這種土洞墓與巖洞墓混雜在一起的場面，使鄖陽博物館副館長黃旭初感到奇怪：
這批秦漢洞室墓，形制眾多，結構複雜，分佈在二級臺地的山坡上。墓葬總長一般在7到10米。在這批洞室墓中，土洞墓所鑿的墓室主體是土質的山體，發掘時其洞室全都塌陷，洞室頂部的結構已不太清楚。巖洞墓所鑿的墓室的主體都是麻面石的山體，均為直接在山上先鑿成豎井式墓道，再在墓道一側橫向鑿出墓室。其墓頂距現地表一般深約1.53－3.76米，發掘時大多保存了當時所構築的原貌。所有墓葬分墓道、墓門和墓室三部分。墓道部分都是在臺地的平臺上先挖出長方形的明道至山壁，在山壁處向內鑿出長方形的墓室。墓道最長的可達7.4米，深度達1.14—2.4米，墓道底部可分為向內斜坡、向外斜坡和平底三種。墓室皆鑿為長方形劵頂，長度一般在2.8—3.46、寬0.8—2.14洞室高1.02—2.14米。少數墓室見有鋪底磚，墓室內或置單棺或置雙棺。人骨大多已朽，從殘痕看，多為仰身直肢葬。墓門位於墓道和墓室之間，完整的巖洞墓門鑿成劵頂形，在墓門處的兩壁和底部都鑿有寬約20、深約10釐米的凹槽，從殘存的痕跡分析，除有用木板封門外，還有用卵石加泥土壘築封門的，個別洞室墓則用磚封門。所有洞室墓都出有隨葬品，共出300餘件。其中，最多的一座墓葬（M48）共出29件。質地主要有陶、銅、鐵、鉛錫、漆木等。器類主要有鼎、罐、壺、鍾、釜、灶、耳杯和銅錢等。所有器物儘管有殘破，但都可修復和復原。根據器物的形制，初步可斷定這批墓葬的年代的跨度可始自秦末一直至東漢晚期。
這是是近來在鄖縣發掘最多的一個墓地。過去，儘管在鄖縣的韓家洲、劉家院，也有發現，由於土洞墓的墓室全都塌陷，但對其墓室結構一直都不太清楚，人們大多諱而不談。鄖縣喬家院巖洞墓發掘後，基本上保存了當時原貌，可復原這一區域秦漢洞室墓包括土洞墓的形制和構築方法。同時，對深入探討流行這一葬俗的族屬及分佈區域都有著重大的學術價值。更為重要的是，所有墓葬都未被盜掘，都出有各類不同質地的隨葬品，尤其是一些新器種的發現，對建立這一區域的秦漢年代學序列大有裨益。
“目前，只能推測是某個氏族的遺俗。五峰的崖墓和洞室墓，洞室墓最早在西漢，崖墓還是在東漢。土洞墓和巖洞墓交織在一起，據隨葬器物來看，有些就同屬一個時代。
我個人還是認為土洞墓從形制和器物看還是有秦人的風俗，畢竟五峰離秦近。可能往往還有戰爭的關係呀，
可不可以猜想？這是秦人統治這裡後，秦人的土洞墓室形制和本土的崖墓形制的一種融合？或者妥協的產物？
一個部落佔領了另一地，他所佔領區也有被同化的過程。
我個人認為在時代上他肯定是有個延續的，至少我們這次發現的崖墓就延續著土洞墓的形制。
在這些巖洞墓的下方，更靠近漢江的水邊就有三座真正意義上的崖墓，已經只剩下洞了。另外，在據這批墓葬不遠的肖家河村（大概2公里）也有四座空蕩蕩的“老人洞”。
漢江崖墓究竟是來自四川方向的習俗向北演進的產物還是本來就是一箇中心傳播者？究竟是從東南沿海一帶逆江而上傳來，還是沿漢江而下傳播四方？
漢江“老人洞”仍佇立在茫茫蒼蒼的秦嶺巴山間，象一個個巨大的問號。
一、匪夷所思的棄老傳說與神秘消亡的古方國
二、如果確實存在過這種將老人放入洞中活活餓死的習俗，那會是什麼時候的事情？
三、從漢水到長江，以及岷江“天下第一吻”
四、漢江“老人洞”的最新考古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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