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知道包慧怡，是通過她的譯作——伊麗莎白·畢肖普的詩集《唯有孤 獨恆常如新》、西爾維婭·普拉斯的詩集《愛麗爾》、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散文詩集《好骨頭》、保羅·奧斯特的長篇小說《隱者》、科倫·麥卡恩的中短篇集《在這國，萬物註定》等。
包慧怡也是詩人。2016年8月，詩集《我坐在火山的最邊緣》出版，收錄了她從20歲寫到30歲的詩歌。
包慧怡，1985年生於上海，愛爾蘭都柏林大學英文系中世紀文學博士，復旦大學英文系講師。出版詩集《我坐在火山的最邊緣》《異教時辰書》，散文集《翡翠島編年》，英文專著《Shaping the Divine: The Pearl-Poet and the Sensorium in Medieval England》，另出版譯著十二種，包括《唯有孤獨恆常如新》《島嶼和遠航：當代愛爾蘭四詩人選》等。
除了譯者和詩人，包慧怡還是復旦大學英文系講師，專攻古英語與中世紀文學。新近出版的《繕寫室》中，她重新拾起文學評論者的身份，通過追溯個人的閱讀和寫作版圖——莎士比亞、劉易斯·卡羅爾、王爾德、多麗絲·萊辛、安吉拉、卡特等——表達作為評論者的終生志業，即“編織”：“作者和作品的影子是他的布料，深陷閱讀中的目光是線；在閱讀中觸摸文法的經緯，在編織中抵達存在。評論是一種缺席在場的寫作。”
撰文 | 新京報特約記者 張暢
《繕寫室》
版本：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8年8月
做“女隱士”的老師
“決心把評論本身做成藝術”
“八月的英國已經很涼快了，如果莎士比亞八月份來上海，他可能會抓狂：花我那麼多空調電費！”話音剛落，全班三十幾個學生笑了。
星期一下午，上海復旦大學第二教學樓，英美詩歌賞析課，包慧怡正在講解莎士比亞十四行詩中的兩行：
“Rough winds do shake the darling buds of May, and summer’s lease hath all too short a date.”
她用粉筆在黑板上寫：“Sumer.”然後說：“中古英語中，summer 寫成sumer，譯作春日，指的是四到八月的任何日子，所以五月是早春。”
這是她適應了三年大學講臺的結果，能和學生對視，能講講段子，允許自己偶爾短路。她自稱“社恐患者”，扮演“正常運轉的職業人”令她心力損耗。她的理想職業是隱修士，在一間屬於自己的繕寫室中，畫細密畫，製作手抄本，只專注於手中的羊皮、墨水瓶和羽毛筆，將公共生活的喧囂與騷動統統關在門外。“生在有電視機的年代，靈魂卻屬於中世紀”，包慧怡正是安伯託·艾柯筆下的這類人，在她心目中，天堂就應該是手抄本繕寫室的模樣。
勃艮第公爵的繕寫士兼譯者讓·米耶洛肖像，出自1450年左右他親手所繕的抄本。
正因為和繕寫士之間的某種精神契合，包慧怡特地以“繕寫室”為新書命名。《繕寫室》收錄了她20歲到25歲之間的閱讀筆記，回溯了中世紀以來漫長的書寫傳統。和學術論文式的討論不同，包慧怡做文學批評或評論時，試圖超越文體的框定，以更自由的散文式筆法，在這塊“百衲被”的每一片布料上，縫製一兩個閃光點，哪怕讀者沒有發現，也足可保存自己彼時的想法和觀念。“批評、評論是要寄存你的血肉的，它不是一門冷血的藝術。”包慧怡說，
“評論者只是把當時感召的事物，用他當時認為的最好方式表現出來。你有沒有用血肉在寫，讀者是能夠感受到的。”從第一次讀到王爾德的《作為藝術家的評論家》那一刻起，包慧怡就決心把評論做成藝術。
穿過“生命的秘道”
愛爾蘭、繕寫室與詩
2008年，包慧怡從復旦大學英文系畢業後，赴愛爾蘭都柏林大學攻讀中古英語文學博士，研究領域是英國14世紀頭韻詩歌、中世紀神秘主義思想和8至15世紀手抄本。
愛爾蘭國土面積雖小，卻有許多大師級作家從這裡走向世界：王爾德、葉芝、貝克特、喬伊斯、託賓……在歐洲最為混亂的四到七世紀，由於日耳曼人的襲擊，很多本土的書籍都在戰爭中遺失。位於歐洲最西端的愛爾蘭因遠離騷亂和戰火，成為保存知識和書籍的燈塔。寫書的人來到愛爾蘭，建造了一座座鉛筆塔，在塔頂的繕寫室將遺失的書抄寫下來。就在這片保存了中世紀書寫傳統、孕育文學與詩的國度，包慧怡獨自出門、獨自做飯、獨自閱讀和寫作、獨自穿越這條狹長的生命秘道，從此迎來了寫作和生命中的諸多變化。
《翡翠島編年》
版本：上海三聯書店 2015年1月
包慧怡客居愛爾蘭期間的見聞札記。
在愛爾蘭的四年，包慧怡住在城東郊的黑巖鎮，都柏林地圖上很難找到的地方，出門向東走路十五分鐘就是愛爾蘭海。傍晚時分，教堂的晚鐘敲過，藥店和漢堡店早已打烊，黑巖鎮宛如一座空城，“如果街對面突然有一個人走過來對我微笑或打招呼，我恐怕會嚇一跳的”。
去學校上課，常常需要在陰雨中走上一個多小時。途徑大海，海浪的節奏一下接一下，“那些詩句就出來了，腦子裡會有成段的詩湧出來，而且不會忘記，做夢也是詩”。在這片孤絕的島嶼上，包慧怡寫下了日後收錄於詩集《異教時辰書》的多篇詩作。
除了寫課程論文和收集文獻，多數時間包慧怡都手握一枚放大鏡，努力辨別殘篇摹真本上的拉丁文字跡，根據形狀怪異的字母、勾連在一處的殘存筆畫、有十多種拼法的省略符號，判斷手稿的年份、產地、原始牛皮紙的質量，判斷它是出自僧侶還是俗眾之手，是修院或貴族私藏的珍本還是民間流傳的小冊子。再將破損羊皮上的字母完整抄寫下來，譯成英文。包慧怡機械地辨認、抄寫、翻譯、製作，繕寫士一般日復一日地勞作，這個過程讓她慢慢忘記自我，“這和翻譯是很相似的，當你從最初的機械狀態走出來的時候，你就是一個全新的人了”。
這也正是中世紀研究吸引她的緣由：
“中世紀的人都安心接受自己只是世界的一個部件，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位置，在放棄對自我的關注的過程中，自我反而會得到成全。”
十幾二十歲的包慧怡曾迷戀史詩，篤信天賦和靈感，希望能通過詩發出自己獨一無二的聲音，為想寫超越別人的詩而焦慮。種種執念曾讓她抑鬱，無法正常生活，“下到內心的最深處，發現自己坍塌成一個黑洞了”。而中世紀看似枯燥的學術訓練讓她看清：“要接受並同等地尊重自己的天賦與平凡，讓兩者互相補給……你可以想象成有一隻小精靈在彈奏你，而你只是一件樂器，靈感通過你發出聲音，而你，只是宇宙靈感的工具。”
想通了這一點，“天才的焦慮”慢慢消退，包慧怡也不再執著於從萬物之中只看見自身。她自稱“晚熟的兒童”，想通了，接受了，開始期待被時間洗練後的寫作，期待自己這塊拼圖的整全：“通過自己的手藝，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詩歌，自己的反省，把它拼完整。這是我目前最大的樂趣。”
女繕寫士：繕寫室中的意大利女詩人克里斯蒂娜·德·皮桑，最早從事書寫的中世紀女作家之一。
對話包慧怡
中世紀是可以很好地安身立命的時代
新京報：對中世紀英語文學的研究興趣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這個領域吸引你的地方有哪些？
包慧怡：我本來並不做中世紀文學，而是做現當代文學，後來對各種“主義”、“後XX”、“前XX”的大詞有點煩了，就轉到了中世紀。後現代的種種困境暫時被擱置了，就踏踏實實和字母、抄本、經文打交道，在侷限中開拓無限，這個過程特別讓人安心。中世紀不是一個黑暗的時代，而是一個人可以很好地安身立命的年代。
另外，中世紀的“人”沒有斷裂。現在，無論是學術研究還是個人寫作，都是分工化日趨精細乃至斷裂的。我們通常說的博而後專，這個“而後”之前的部分往往被忽略了，直接跳到一種快產式的、對最時髦的理論亦步亦趨的“專”。學術語境中的邏各斯中心主義越來越要求一個人在某個產業鏈上做精，這可以理解，但當它以犧牲處於後景的整體研究和廣闊視野為代價，就很成問題。中世紀人不走捷徑，就像里爾的阿蘭（Alan de Lille）那句拉丁文詩說的：
世界於我們，如一本書，如一幅畫，如一面鏡子。詩和畫是一枚硬幣的兩面，是一個人氣質的兩面。現在人們常說達芬奇什麼都會，是個通才。這在中世紀不需要說出來，因為當時文科領域的傑出者幾乎都是通才，比如大阿爾伯特、托馬斯·阿奎那、羅傑·培根都是百科全書式的作者。在中世紀，“七藝”是一個人需要掌握的最基礎的知識，然後你才能稱作一個“educated person”，才達到一個有識之士的門檻。文字工作者（literati）的門檻是很高的，比今天要高。
《讚美詩地圖》，十三世紀英國。
新京報：中世紀的文學評論和今天的文學評論相比，也有很大不同吧？
包慧怡：早期評論是可以在文字中徜徉無阻的，無論東西方都有源遠流長的散文式/創造式評論的傳統。但是今天的評論，這裡主要指的是學術評論、正式發表的期刊論文，一定要從A到B，B到C，C到D，論證縝密，缺一不可。中文是一種高度詩意的語言，它的內在邏輯是一種詩意的邏輯，比起環環相扣的小碎步，我們在傳統文學評論中看到的更多是從A到D的飛翔，不需要一步步闡明，更多仰仗暗示工作。這曾是漢語的優勢，在今天英語獨大的國際化學術語境中則成了劣勢，在以中文寫作的外國文學評論領域產出了一大批不少乏味的論文。
托爾金當年為古英語史詩《貝爾武甫》翻案的評論作品《怪獸與批評家》為他奠定了中世紀文學研究領域不可撼動的地位。僅僅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學術語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今天，他可能連碩士論文的開題都通不過。我初讀《怪獸與批評家》時，激動到發抖，但是讀今天的一些學術評論，剛讀到摘要就困了。
批評、評論不是一個冷血的藝術
新京報：《繕寫室》這本書，也是試圖在學術表達之外尋找評論的新可能？
包慧怡：《繕寫室》就是一個索引，從一本書找到另一本書，就形成了艾柯筆下像蛛網一樣的迷宮。我更多的工作是編織了別人的材料，加進自己的東西，把那些絲抽出來。讓我快樂的，就是編織本身。我塞進《繕寫室》的就是這些學術寫作的“邊角料”，類似於初心的東西。批評、評論是要寄存你的血肉的，它不是一個冷血的藝術。你有沒有用血肉在寫，有沒有真正投入，讀者是能感受到的。
新京報：這屬於你在文體上的新的嘗試嗎？
包慧怡：我其實不喜歡用文體把作品框死。比如我之前翻譯的阿特伍德的《好骨頭》，你說它是散文詩嗎？它裡面也有小說的成分，但語言又是詩的語言。因為人類生活在後巴別塔時代，一定要確定它的體裁，才能去做批評，其實不是這樣的。我相信阿特伍德寫的時候，只是把她當時感受到的事物，用她當時認為的最好方式表現出來而已。
《好骨頭》
版本：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9年10月
寫詩是潔淨自己、為生活提純的方式
新京報：“編織材料”的文學評論者，和天才、靈感驅動下的創作者，這兩種身份的轉變是怎樣發生的？
包慧怡：早期我寫詩，希望發出自己獨一無二的聲音，認為原創性、天才、經驗是最重要的。後來讀多了中世紀作家的作品，發現他們是如此坦然地接受自己的位置。就像愛爾蘭神學家愛留根納說的那樣：“世界是上帝的手指寫成的一本大書。”我們每個人都是為這本書添加的一頁，或者是在這一頁的基礎上發展成另一本書。其實你大部分寫作障礙都產生於，你認為自己必須超越前人。隨著寫詩的推進，我開始將自己看做是手藝人。天才太多了，這個世界並不缺少你的那一份，你能做的，就是將寫詩作為潔淨自己、為生活提純的方式，將這個東西保存下去，是比寫出所謂天才之作更能帶給我快樂的事。
包慧怡自制的手抄本，在一週內完成了兩三個中世紀僧人一個月的工作量，圖為第一頁，內容是拉丁文《詩篇》第一首。
新京報：這個轉變的過程痛苦嗎？
包慧怡：不會痛苦，我會覺得自己變得更廣了。當你明白了這一點，就會對自己和別人有更大的同情，不是居高臨下的同情，而是共情（syn + pathos），sympathos這個詞的詞根。這裡面有另外的詩。年少時我不太能欣賞那些平鋪直敘寫日常生活的詩，這麼乏味，也能叫詩嗎？現在我覺得其中有同樣真實的悲劇在，一株野草、一粒油光閃閃的米飯、一條柏油馬路里面也包含著整個宇宙。現在我大概處在一個轉型期。我有一種感覺，過幾年自己可能會變成一個很不一樣的寫作人，我會滿心期待接下來的變化。
新京報：什麼叫不一樣的寫作人？是指風格上的變化嗎？
包慧怡：詩到最高處，詩和人是分不開的。詩的文字是不會說謊的，你的文字很大程度上還是取決於你生活的境界。年輕的時候，人們可以在修辭上呈現一個自己沒有達到的人生境界，但進入中年和壯年以後，你打開到什麼程度，就能寫出什麼樣的詩。有些詩你寫不出來，是因為你沒有活開。
新京報：這算是你還繼續寫詩的一個動力嗎？寫詩這個行動是如何發生的？
包慧怡：我越來越不認為寫詩是純粹情緒的發洩和滿足，現在這個時代，能讓自己立刻爽的東西太多了，可能寫詩的力度更深，但它需要付出的代價也更多。寫詩更多的是試圖重新發現並整合世界，試圖在問why。現在很多人只是“看到”（see）了世界，但並沒有“看見”（perceive）——看見的拉丁文詞根是“徹底抓住，全盤把握”（per+capere）——看見並且把握，才是理解世界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在構建我們自己的真相。這不是無中生有的創造，而是儘可能看這個世界如其所是，這恰恰取決於你是什麼樣的人，這個perceive的過程需要一生的努力。對任何形式的寫作，我最看重的，是語言可以在個人對於存在的體認中打開怎樣的新維度。
《我坐在火山的最邊緣》
版本：河南大學出版社
2016年8月
包慧怡2005—2015年間的詩歌集。
讀詩是體認世界很好的方法
新京報：你曾將詩人定義為“語言的提純者”，復活和提純語言、將公共語言個人化、將含混的語言精確化，在現代生活中，這件事為什麼重要？
包慧怡：因為在今天，我們都能看到語言是以怎樣急遽的方式在被磨損和消耗。語言誕生之初是偏重集體和實際訴求的，常常是為了標地界，標家裡有多少頭牛。在某一個特別神秘的瞬間，原始人開始不為實際需求排列字句，同時說出“花”、“黃昏”和“愛”。換言之，人類偶然開始寫第一首詩，第一次將語言從功能性中抽離出來，服務於“我”想要描述的某個情境。語言獲得了本體論上的第一次小任性，這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人類從已經建立的公共語言秩序再中抽出一部分，試圖表達自己內心深處某種看不見道不明的感受，而不是用約定俗成的語法和句式去描述。
今天我們面臨的困境，奧威爾在《政治與英語語言》一文中早就診斷和預言過了，在對宏大敘事的偏愛和對現成短語不假思索的濫用中，我們每個人都參與了讓語言落得如此貧乏的過程，不是隻有政治家或廣告商有責任。
出於懶惰或疲憊，我們默許自己和別人屠殺語言。比如大家都在說“三觀”，今天人們在談論“三觀正不正”的時候，到底在說誰的三觀？一群人的三觀嗎？讓每個詞儘可能精準地在獨一無二的語境中表達獨一無二的意思，這是詩人的天命。
《政治與英語》
譯者: 郭妍儷
版本: 江蘇教育出版社 2006年8月
喬治·奧威爾的十八篇散文。
新京報：在今天，詩人已經不是一種存在方式了，將詩才和生命本身合二為一的人極少。是否可以說：詩歌和詩人的時代在消逝？
包慧怡：在一個更好的世界裡，它們理應是合一的。詩人的工作與“創造”同源，“寫詩”的古希臘語詞根ποίησις（poësis）就是 “製造”的意思。詩人本質上是一個創造者。對詩人的浪漫式想象是比較晚近才發生的，大約在十八十九世紀。浪漫主義當然是人類心靈史上很重要的一場思維革命，但今天許多人往往只理解到它最淺層的東西，比如認為詩人就應該日夜顛倒、有很多怪癖、醉酒、窮酸、居無定所，否則就不叫詩人。
中國歷史上很長一段時間內，寫詩是士大夫階層重要的應酬社交方式；上世紀八十年代，詩歌是表達異見的一種可能方式。今天我們不再希求詩歌承擔自身之外的意義，這對於詩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讀詩當然是好的，雖然詩沒有辦法使任何事情發生，但可以阻止一些事情發生；它不能改變世界，但可以改變你自己的世界。當你沉浸在詩的審美經驗中，讀詩是一個很好的自我教育、體認世界的方法。在這一意義上，詩歌和詩人的時代永遠不會消失。但這不意味著要人為製造或維持一個“全民讀詩”的景觀，詩永遠會找到真正需要它的人，無論在哪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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