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墉與和珅
劉墉與和珅的關係，人們習慣於把他們的關係描述為忠奸對立、水火難容。的確，劉墉不阿附和珅，採取的是獨善其身的做法。朝鮮官員徐有聞說，“和珅專權數十年，內外諸臣，無不趨走，惟王傑、劉墉、董誥、朱珪、紀昀、鐵保、玉保等諸人，終不依附。”當劉墉入京任職之後，他首先調整了自己的為官處事策略，變剛直方正為行為模稜，所以不可能和權勢遮天的和珅做正面抗衡。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當乾隆皇帝“龍馭上賓”之後，已是體仁閣大學士的劉墉卻積極參加了對和珅的處理，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乾隆駕崩後的沒幾天，嘉慶帝就撤去了和珅軍機大臣、九門提督等職務，並任劉墉為上書房總師傅，入內當差，以供隨時諮詢。隨後各省督撫及給事中，紛紛開始彈劾和珅，要求將和珅執行斬決。不過劉墉等人建議，和珅雖然罪大惡極，但畢竟是先朝的重臣，不得不考慮先帝的面子，請從次律，於是嘉慶帝賜和珅自盡，以保其全屍。
為防止有人借和珅案打擊報復，避免案件擴大化，劉墉等人又向嘉慶皇帝諫言，做好善後事宜。結果，在處死和珅的第二天，嘉慶帝發佈聖旨，申明和珅一案已結，藉以安撫人心。
和珅之案結束後，嘉慶帝封劉墉為太子太保，以示對他的肯定。和珅之案的處理，頗得時人的稱讚。由此也可見，劉墉並未因一己之私洩憤，充分體現了一位群臣領袖應該有的風範。
劉墉和紀曉嵐
劉墉與和珅的關係雖然不怎麼好，但與紀曉嵐的關係卻十分融洽。紀曉嵐是劉墉之父劉統勳的門生，與劉墉有師兄、師弟之誼。據《恩福堂筆記》中記載，紀曉嵐和劉墉關係極好，紀曉嵐才思敏捷，劉墉字寫得很漂亮，所以紀曉嵐常請劉墉為自己寫對聯，比如“浮沉宦海如鷗鳥，生死書叢似蠹魚”，是紀曉嵐非常喜歡的詩句，曾將此詩作為自輓聯。
劉墉和紀曉嵐都喜歡收藏硯臺，兩人也常常相贈送唱和。乾隆五十七年，劉墉贈給正任都御史的紀曉嵐一方硯臺，還特意在上面題字：紀曉嵐喜歡我的黻(fú)文硯，因此我把它送給他，而書之以銘文，“石理縝密石骨剛，贈都御史寫奏章，此翁此硯真相當”。蔣師瀹(yuè)也題此硯說：
城南多少貴人居，歌舞繁華錦不如。
誰見空齋評硯史，白頭相對兩尚書。
嘉慶八年，劉墉又曾送給紀曉嵐硯一方，稱：“送上古硯一方，領取韓稿一部。硯乃朴茂沉鬱之格，譬之文格，為如此也。”紀曉嵐也記載到：劉墉送我硯一方，左側有“鶴山”字，認為是宋代的東西，但我並不以為然。但劉墉又說，“專諸巷所依託，不過蘇黃米蔡數家耳。彼烏知宋有魏了翁哉?”大意是說，仿照宋代的古董，一般都宣稱是蘇東坡、米芾等人的東西，怎麼會假冒魏了翁的名號呢？紀曉嵐承認，劉墉所言，“是或一說矣”。
嘉慶九年，劉墉去世之前，還給紀曉嵐送過硯，紀曉嵐在硯上題詞說，“餘與石庵(劉墉)皆好蓄硯，每互相贈送。亦互相攘奪，雖至愛不能割，然彼此均恬不為意也。太平卿相，不以聲色貨利相矜，而惟以此事為笑樂，殆亦後來之佳話歟?”
除了贈硯寫詩，兩人還經常在一起暢談佛法。由此可見，劉墉和紀曉嵐感情之深，私交之好。
劉墉與乾隆
民間有流傳說，劉墉是太后的乾兒子，是乾隆的幹兄弟。還有“和珅使計，劉墉參萬歲”的傳說，這個傳說還被編入了傳統相聲《官場鬥》之中。總之，把劉墉說成是個膽大妄為，連皇帝都敢捉弄的人物。當然這些事是沒有什麼依據，不可當真。那麼，歷史上的劉墉與乾隆是怎樣的關係呢？
劉墉是乾隆年間大學士劉統勳的兒子，他前期在官場中的榮辱進退在很大程度上與其父有關。而劉統勳是乾隆皇帝頗為信任的大臣，所以這個時期乾隆對還是比較關照劉墉。劉墉被外放到安徽和江蘇做學政，乾隆都有以詩相贈，可見關注與期許。後來，劉墉因陽曲知縣虧空案本應該被判斬決，乾隆看在劉統勳的面子上才對其從輕發落並重新起用。
劉墉作為臣子，當然知道要和乾隆搞好關係。乾隆四十二年，當時任江蘇學政的劉墉向乾隆皇帝奏請自行刊刻乾隆的《御製新樂府》、《全韻詩》，使之在江蘇全省傳播，並建議敕發各直省刊刻。這一提議讓乾隆皇帝覺得很舒服，此後一段時間裡劉墉的仕途順風順水。
劉墉入朝為官後，雖然多次因懶於職事、行事模稜受到乾隆皇帝申飭，但官位還算平穩。據說乾隆六十年，乾隆禪位於嘉慶時發生過一件“爭大寶”事件。當時一位參加過禪位大典的朝鮮官員給其國君的報告說，臨當受賀時，乾隆皇帝不肯交出印璽，劉墉於是制止群臣向新皇帝道賀，自己入內向太上皇乾隆追索大寶。“半日力爭，卒得大寶而出，始行賀禮”。如果此記載屬實，則證明劉墉在大事上依舊保持著“勁直”之風，並非一味模稜。同時也隱約看出，做了很長時間上書房總師傅的劉墉，與嘉慶的關係似乎更親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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