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導，筆名為“金庸”的武俠小說泰斗查良鏞逝世，享年94歲。金庸筆下創作多部膾炙人口的武俠小說，包括《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倚天屠龍記》、《天龍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記》等。
金庸本名查良鏞，1924年3月10日生於浙江海寧，1948年移居香港， 金庸是新派武俠小說最傑出的代表作家，香港著名的政論家、企業家、報人，與黃霑、蔡瀾、倪匡並稱“香港四大才子”。
從20世紀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金庸共寫武俠小說15部，取其中14部作品名稱的字首，可概括為“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外加一部《越女劍》。“凡是有華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俠小說。”金庸繼承了古典武俠技擊小說的寫作傳統，又在現代的閱讀氛圍中對這一傳統進行了空前的技法與思想革命，開創了“新派武俠”的風格。六十年來，其作品在風靡了全球華人世界的同時，也使中國特有的武俠小說創作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出身海寧查家，與穆旦、徐志摩和瓊瑤都有親緣關係
金庸是海寧査家的第二十二代孫。海寧查家的家族史可追溯到600多年前，是真正的“以文為業，書香傳家”。查家的發展可以分為3個階段：興盛期在明清，共出了22個進士，康熙年間創造了“一門十進士，叔侄五翰林”的科舉神話；雍正年間，海寧查氏傳到第十一代和第十二代，因文字獄案，不準參加科舉，家族進入靜默期；到第十四代以後，重開科舉，他們又中了進士，進入近代的復興期。由此觀之，金庸的橫空出世並非偶然，而是家學淵源使然。
在近現代文壇，和金庸的名字聯結在一起的，還有兩個大名鼎鼎的人物：明朝中期，海寧査氏第三代中有一支遷往北京、天津一帶，著名詩人穆旦（查良錚）正是“北査”的後代。他中學時開始寫詩，翻譯了普希金、雪萊、拜倫等文學巨匠的作品，被許多現代文學專家推為“現代詩歌第一人”。因為南北兩地，查良錚和查良鏞素昧平生，但兩人的生命中有著驚人的巧合。查良錚是把姓“査”拆開成“木”、“旦”，然後用“穆旦”做了筆名；而查良鏞則是將名“鏞”拆成“金”和“庸”，用“金庸”做了筆名。金庸還有一位近親徐志摩。海寧徐家也是望族，和査家結為姻親，金庸母親徐祿是徐志摩的堂姑媽，金庸喚徐志摩表哥。只不過坊間傳聞金庸對錶哥的為人頗有意見，從其筆下諸多負心薄倖的“表哥”形象便是明證。此外，其姑父為民國時期著名軍事理論家蔣百里、表姐為錢學森的夫人蔣英，臺灣知名女作家瓊瑤則是他的表外甥女，著名的古建築“糾偏大師”曹時中是金庸的妹夫，已過世的北京德雲社演員張文良本名叫查良燮，是金庸的親叔伯兄弟。 真可謂一門煊赫，人才輩出。
自小博覽群書，八歲對武俠著迷
查良鏞出生的時候，查家還擁有3600多畝田地，租種查家田地的農民有上百戶之多。所以，他的父親查樞卿實乃“當仁不讓”的大地主。因為家學淵博，海寧查家藏書十分豐富，“查氏藏書”在浙西一帶很有名聲。查家珍藏著900卷之多的《海寧查氏詩鈔》雕版，是查文清生前編寫的。這些雕版置滿兩間房子，查良鏞和兄弟們把這些雕版當玩具，還時常鑽到這些雕版之中捉迷藏。日子長了，對雕版上的詩詞，查良鏞也能耳熟能詳，隨意就能讀出幾句來。可以說，查良鏞是在書堆中長大的。
他曾經回憶說：“家中藏書很多，我幼時雖看不懂，但找書卻方便；而且不單有古書，也有新書，因為我的伯父、父親、兄長都是大學畢業生。我自小與書為伍，培養出喜歡讀書的基本性格，加上長輩的文化修養好，家裡房產亦豐，生活不愁，家人間的活動也很文雅，閒來多是下棋、看書……”儘管那時查良鏞年紀幼小，但所涉讀的書籍已相當廣泛。
在現代知識方面，查良鏞稱小學時代“得益最多，記憶很深”的，是父親、兄長購置的鄒韜奮所著《萍蹤寄語》、《萍蹤憶語》等世界各地旅行記，以及鄒韜奮主編的《生活週報》。
八歲那年，查良鏞無意中看到武俠小說《荒江女俠》，“琴劍二俠”的行使生涯深深地吸引了他。這是查良鏞看到的第一部武俠小說。之後，查良鏞到處蒐羅武俠小說，一睹為快。其後，他在當時相當流行的、上海出版的消閒性讀物《紅玫瑰》中讀到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另外，平江不肖生在《順探世界》雜誌上連載的描述清末民初武林真人真事的《近代俠義英雄傳》，更使查良鏞看得入迷。以後幾年，查良鏞看過武俠小說有好幾十本，其中描寫梁山好漢反抗官府的《水滸傳》，寫包青天安良除暴、一身正氣的《三俠五義》及其續篇《小五義》、《彭公案》、《施公案》等等，看得查良鏞如痴如醉。
叛逆少年，先後兩次被中學、大學開除
1936年，金庸小學畢業，入嘉興中學。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日軍不時空襲嘉興，11月打到城池下，師生徒步遷徙至浙江聯合中學。憑天賦努力，他不僅數理化成績優異，英語國文更出色，入高中後利用圖書館，他讀了更多的課外書。初中三年級時，年僅15歲的金庸出版了人生中的第一本書，書名叫作《給投考初中者》，指導打算升初中的學生如何考試得高分。
1940年，查良鏞模仿英國作家卡羅爾的童話小說《愛麗絲漫遊奇境記》作《阿麗絲漫遊記》一文，刊於壁報之上，影射權勢在校長之上的訓育主任沈乃昌是眼鏡蛇，因此被開除。金庸回憶說：“學校開除，不但失卻了繼續求學的機會，連吃飯、住宿的生活也發生問題……那是生死繫於一線的大難”。
7月，在校長張印通和同學好友餘兆文幫助下，金庸得以轉入衢州中學。這裡生活很艱苦，常有敵機來襲，好在國文老師不錯，圖書館不錯，金庸的精神生活比較富足。1941年底，衢州中學鬧學潮，反對訓育主任，金庸積極參與，再次差點被開除。
1942年5月，金庸高中畢業，第二年去重慶，考上了國民黨“黨立的最高學府”中央政治學校的外交系不收費，希望將來在外交方面為國效力。然而當時校內國民黨學生“特務”橫行霸道，學校縱容包庇，不加理會。金庸打抱不平，向學校投訴這些學生，進而對校方加以指責，又一次被勒令退學。
1947年在時任上海市法院院長、上海東吳大學法學院（後併入華東政法大學）兼職教授的堂兄查良鑑的幫助下，他以中央政治學校外交系的學歷，插班進入東吳大學法學院攻讀國際法專業，於1948年畢業。
因《大公報》遷居香港：以筆名金庸連載《書劍恩仇錄》
抗戰後，查良鏞始到杭州的《東南日報》當記者，4個月後，趕上上海《大公報》招聘國際新聞翻譯，被錄用。1948年3月5日，《大公報》香港版復刊，急需一名翻譯，24歲的查良鏞被暫派前往香港館工作。在《大公報》香港館任職期間，查良鏞先後做過記者、翻譯和編輯。
1950年，當查良鏞的父親查樞卿在內地被作為“反動地主”批鬥時，他在香江也過著窮記者的日子。他向《大公報》辭職，滿懷著做外交官的希望，隻身北上來到北京。然而，在各種條條框框的限制和人事的刁難下，對進入外交部工作的事不再樂觀，於是返回香港，回到《大公報》做國際電訊翻譯和編輯。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香港《大公報》《文匯報》這些左派報紙“一般不用外國通訊社的稿件，特別是關於朝鮮戰爭的消息，更是拒用外電”。可是新華社的消息來得比較慢，為了及時報道戰況，當時新華社香港分社考慮辦一張“灰色”的晚報。10月5日，《大公報》分出部分人力創辦《新晚報》。
1952年，查良鏞轉入《新晚報》做副刊編輯。這是他踏入報界後第一次大量寫作副刊文章，為此起了“林歡”“姚馥蘭”等筆名。他說，“姚馥蘭”就是英文YourFriend(你的朋友)的諧音，因當時副刊男性色彩偏重，他想以一個女性味道十足的名字來寫影評，沖淡一下。查良鏞說自己本來是電影的門外漢，只是由於工作中要處理關於電影、戲劇的稿件，有時還要自己動筆寫，故除了閱讀理論書，他幾乎每天都流連於電影院。電影看多了，影評寫多了，他甚至動手寫起了電影劇本。1953年，他將郭沫若的歷史劇《虎符》改編成電影劇本《絕代佳人》。那段時間，他還為電影歌曲填詞， 為長城電影製片廠寫劇本，《蘭花花》、《王老虎搶親》等編劇即為金庸(林歡)，其中《王老虎搶親》還使他過了一回導演癮(與胡小峰合導)。
1953年，兩位著名拳師──太極拳掌門吳公儀與白鶴拳師父陳剋夫大師打擂比武，由於香港法律禁止武師之間決鬥，遂移師澳門舉行。想不到香港竟有數萬人乘船過海，日夜觀戰，盛況空前。香港各報都予以大版報道，風行一時。《新晚報》由此獲得啟發，便在副刊上試闢武俠小說連載專欄，約請能編能寫的副刊編輯陳文統、查良鏞出陣，陳文統以筆名梁羽生寫第一部武俠小說《龍虎鬥京華》，查良鏞以筆名金庸寫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結果一炮打響，《新晚報》一時間洛陽紙貴，銷路倍增，梁羽生、金庸亦因此聲名大噪。《新晚報》之外，他又開始在《商報》連載《碧血劍》，之後是《射鵰英雄傳》。
1957年夏天起，內地形勢驟變，反右運動呼嘯而來，千千萬萬知識分子落入“陽謀”陷阱，並波及香港，《大公報》的言論尺度也跟著內地局勢的變化而變化，思想控制明顯比過去加強。香港《大公報》已不是當年獨立的民間報，而是一張不折不扣的左派報紙，政治色彩越來越濃，生性自由、喜歡獨來獨往的他感到格格不入，工作熱情漸漸消失。
1957年冬天，他辭職離開《大公報》，“我離開左派報紙，是因為那裡不能發表反對當時‘大躍進’錯誤路線的意見，這實在太違反我作為新聞工作者的本意”。他多次自稱個人主義者：“所謂個人主義，是相對於集權主義或國家主義而言。在某些政治制度中，當權者假借國家的名義，宣稱為了國家或公眾的利益，肆行侵犯人民的權利和自由，他們認為國家高於一切，個人必須為國家而犧牲。所謂國家高於一切，就是政府高於一切，也就是掌握政權之人高於一切，生殺予奪，為所欲為。個人主義者某種意義上，其實便等於是人權主義，也就是民權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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