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武俠泰斗金庸（本名查良鏞）逝世，享年94歲。
有人曾經問金庸：“人生應如何度過？”金庸答：“大鬧一場，悄然離去。”人生在世，去若朝露。一個人的一生，為何不可以是一部武俠小說，前半生縱情恣意、灑脫妄為，後半生心懷敬畏，有不斷向學之心。就如金庸的人生，可敬，可嘆。
從查良鏞到金庸
金庸生於1924年3月10日，是浙江海寧人。金庸於1940年代後期移居香港，其後以筆名“金庸”著作多部膾炙人口的武俠小說，如《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倚天屠龍記》《天龍八部》等，其作品更屢被翻拍電影。
“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這聯中的14個字，正是他14部武俠小說書名的第一個字。還一部不在其中的，便是《越女劍》。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金庸開始武俠小說的創作，是一次很偶然的機會。
1955年，《大公報》下一個晚報有個武俠小說寫得很成功的年輕人，和金庸是同事，他名叫梁羽生。那年梁羽生的武俠小說即將完結，而他的創作又到了疲憊期，於是，報紙總編輯邀請金庸將武俠小說繼續寫下去。
雖然此前從未寫過小說，但憑藉他對武俠小說的瞭解與喜愛，金庸還是答應接替梁羽生的任務。他把自己名字中的鏞字拆開，做了一個筆名，《書劍恩仇錄》正是他的第一部武俠作品，作品一炮而紅。
此書成功之後，金庸又在短短的幾年內創作了《碧血劍》《雪山飛狐》和《射鵰英雄傳》等作品，一時間風靡全港。十餘年間，他寫下15部洋洋大作。
20世紀80年代初，廣州一家雜誌開始連載《射鵰英雄傳》，金庸的武俠小說正式進入內地。時至今日，即便你始終不曾看過他的原著，但其作品在兩岸三地不斷被改編成的影視劇，可能也是陪伴你成長的一個標誌。
1972年，《鹿鼎記》連載結束，金庸宣佈封筆時，不少讀者為之遺憾。
急智與謙和
金庸勤奮愛學，好為人徒，少年時期因為戰亂，學業屢屢中斷，晚年一路求學。他曾說：“別人指責，我不能反駁，唯一辦法就是增加學問。”20世紀80年代，金庸要拜圍棋教練聶衛平為師學藝。聶衛平以為金庸不過是想向他學學棋。結果一見面，金庸便給他行三叩九拜的拜師大禮。金庸比聶衛平大20多歲，聶衛平大為吃驚：“這怎麼受得了，拜我為師可以，但不要磕頭了。”從此，聶衛平成了金庸的老師，金庸以師父相稱，兩人成為好友。
1959年，金庸創立了自己的報紙《明報》。他嘗說《明報》猶如自己的兒女。
1992年，金庸開始賣出《明報》的股份。其時，有—位記者問金庸：“您曾經說過《明報》是自己的兒女，可您現在卻要把它賣掉，這豈不是說，您要把自己的兒女賣了。”這是一個兩難的問題，無論回答是與不是，都顯得不太正確。面對如此棘手的問題，金庸從容答道：“不是賣兒女，而是女兒長大了，要出嫁，這也是沒辦法的事。”
又一次，金庸應邀到北京大學演講。一開始，他就對同學們說：“我剛從紹興過來。在紹興的蘭亭，有人讓我寫字。我說，這可不行，這是大書法家王羲之寫字的地方，我怎麼能寫？可是他們不幹，非要我寫。於是我就寫了‘班門弄斧，蘭亭揮毫’。今天，我來到北大，你們又要我在此演講，這又是—個怎敢當的心情，於是，我又寫了‘草堂賦詩，北大講學’。我是搞新聞出身的，做新聞的是雜家，跟專攻-學的教授不同，如果讓我做正式教授的話，那是完全沒有資格的，幸虧我當的是你們的名譽教授。”
還有，1999年，王朔發表了《我看金庸》一文，指金庸小說可與四大天王、成龍電影、瓊瑤電視劇並稱為“四大俗”。對此，金庸既沒有拍案而起，也沒有反唇相譏，而是心平氣和地說：“王朔先生的批評，或許要求得太多了些，是我的能力所達不到的，才力如此，也只能這樣了。”接下來，他又說：“四大天王、成龍先生、瓊瑤女士，我都認識，不意居然與之並列。不稱‘四大寇’，或‘四大毒’，而稱‘四大俗’，王朔先生已是筆下留情了。我與王朔先生從未見過面，將來希望能通過朋友介紹，而和他認識。”不指責對方言過其實，用語刻薄，反承認自己才力有限，並稱贊對方“筆下留情”，且希望與對方交朋友。金庸先生的做人，可謂是做到了以誠待人，以心暖人的境界。據說王朔聞聽此言，亦大受感動，坦言：金庸的確讓我慚愧。
金庸在北大演講時，曾講過三次“班門弄斧”的故事。
金庸去浙江紹興蘭亭鎮王羲之的園林住所參觀時，當地人盛情邀請他在此題字留念，他忙推辭說：“這是書聖王羲之的故鄉，我怎敢題字。”朋友勸他說一生難得幾回遊，此別蘭亭何時還。他想在書聖故鄉寫字確實機會難得，只有獻醜了。當地人誠心誠意地拿出早已備好的文房四寶，他見卻之不恭只好寫下“班門弄斧，蘭亭揮毫”。後來他去四川成都杜甫草堂遊玩時，當地人邀請他題詩留念，他誠惶誠恐謝絕說：“這是詩聖杜甫的故鄉，我怎敢題詩。”朋友勸他說浪漫主義何不為現實主義潤點色，他想起蘭亭寫字的經歷心有餘悸。當地人卻真心實意地擺好筆墨紙硯，他又只好寫下“班門弄斧，蘭亭揮毫，草堂賦詩……”最後一句卻苦思良久而不得。“今天我來北大演講，終於有了第四句，北大講學。”此語一出，即刻引起在場師生雷鳴般的掌聲，金庸先生三次巧妙的“班門弄斧”折服了所有人。
一世的不了情
遇見夏夢那一年，金庸33歲。那時的他，已是名滿香江的才子。24歲的夏夢，是香港長城電影製片公司首席女演員。
由於撰寫影評，金庸與長城電影製片公司的影人熟識。夏夢作為炙手可熱的明星，幾乎主演了當時所有叫座的影片。銀幕中的美麗身影，引起了金庸的注意。漸漸地，夏夢走進了金庸的夢中、心裡。只要是夏夢的作品，他每一部都會去看。他蒐集她每一部電影的宣傳海報，貼滿了房間的牆壁。
金庸想，如果能接近夏夢，那該有多好。機會終於來了，1957年，長城電影製片公司聘請編劇，這個消息令金庸興奮異常。他幾乎是第一時間就接手了這份工作。在電影公司裡，他工作非常賣力，兩年的時間，創作了很多電影劇本——《不要離開我》《午夜琴聲》《三戀》等，之後，他還學習做導演。他和夏夢合作的第一部電影是《絕代佳人》，他特意為她而寫。影片上映後轟動一時，這部電影成了“最昂貴的情書”。
1959年，他為夏夢量身打造了電影《王老虎搶親》。那段朝夕相處的時光，對於金庸來說，想必終生難忘。她和他聊劇本，聊電影，聊人生。金庸是名副其實的才子，兩人之間總有說不完的話題。夏夢的一顰一笑，印在他的腦海裡。夏夢慢慢被這個男子的熱情所感染，工作之外的交流與溝通也多了起來。
金庸和夏夢應該是很相配的。一個才子，一個佳人，他是導演、編劇，她是演員。只可惜，三年前，夏夢已經嫁做人妻，她是對愛情極為忠貞的女子。對金庸，她抱有欣賞與仰慕，但始終保持著適當的距離，不遠不近，不冷不熱，適可而止。她是聰明的女子，他的良苦用心，他的愛慕之意，她不會不知。她非常仰慕金庸的人品才學，然而，她亦明白，她不能揹負罵名，貿然接受金庸的愛。今生今世，自是有緣無分。
金庸和夏夢僅有過一次約會，是在街角的一家咖啡館。意外的，夏夢接受了金庸的邀請。那一晚，兩個人相對而坐，桌上的燭光影影綽綽，映襯出她臉部好看的輪廓，朦朧而美好。藉著那杯溫熱的咖啡，金庸傾吐了埋藏在心底的話語。夏夢沒有躲閃，沒有慌張，面容沉靜，她一直都在等這一天的到來。長久的沉默後，她說：“今生今世難償此願，也許來生來世還有機會……”
一絲不經意的嘆息。這一天，金庸發現，他和夏夢之間終究是不可能。愛情，不僅需要對的人，還需要在對的時間相逢。
1959年，金庸離開了工作兩年的長城電影製片公司，創辦了《明報》。他對夏夢的一往情深，並沒有隨著他的離開而結束。他依舊時時關注著夏夢，以合適的身份扮演一位守望者。《明報》創辦不久，夏夢出國旅遊了一段時間。金庸特意在報紙上開闢了一個專欄——“夏夢遊記”，追蹤夏夢的行程，報道她在旅途中的點點滴滴。
1967年，夏夢退出影壇，告別了17年的演藝生涯，隨丈夫移民加拿大。金庸在報紙上一連幾天報道此事，刊載在頭版頭條的位置。他還為此寫了長篇社論《夏夢的春夢》，獻上祝福：“對於這許多年來，曾使她成名的電影圈以及一頁在影壇中奮鬥的歷史，夏夢肯定會有無限的依戀低迴。可是，她終於走了。這其中，自然會有許多原因。在我們的想象之中，一定是加拿大草原的空氣更加新鮮，能使她過著更恬靜的生活，所以她才在事業高峰之際，毅然拋棄一切，還於幽谷，遁世獨立。正是‘去也終須去，住也不曾住，他年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我們謹於此為她祝福。”他把愛意遮掩得淺淺淡淡，不動聲色，看上去似乎合情合理。然而，瞭解此段情緣的人，無不為之動容。
再見，金庸；再見，江湖
年華似水，匆匆流逝。多少情緣，經不起歲月的打磨，早已輕描淡寫。他對她追隨的目光，卻從未停止過。她是他筆下古靈精怪的蓉兒、不食人間煙火的小龍女、清麗脫俗的王語嫣……
金庸一生經歷極其豐富，獲頒榮銜甚多，他是著名的武俠小說家、是一代傑出報人、是學者、是華人文化界的重要的人物之一等等，見證了20世紀中國無數重大歷史事件。
1972年，金庸封筆；1989年，《明報》創刊三十週年的日子，金庸卸任社長職務；20世紀90年代，金庸將《明報》集團賣給商人，退出商界；2007年，金庸辭去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職務……
在完成了一次次謝幕後
這次，他真的退出江湖了
兒女情長今猶在
江湖俠骨已無多
再見，金庸；再見，江湖。
（綜合來源：中新網、《祝您健康·文摘版》《北廣人物》《做人與處世》《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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