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的中青年纳税人在工作年龄辛苦工作、缴纳税收，不仅仅是为了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转，也为了支撑各自国家必要的社会福利系统（如医疗、养老、低收入者福利）。但是，全球化带来企业订单外包、资本外流的同时，会造成对外投资国的产业空心化和失业率上升。当美国的中产阶级从上个世纪占人口三分之二下降到奥巴马时代的47%时，这个纳税主力群体的个人所得税缴纳数额便不断萎缩。与此同时，全球化还产生了两种税收逃逸：第一是跨国公司境外运营，利润隐藏国外的避税天堂，对本国缴纳的企业所得税迅速减少；第二是，从事跨国业务的人士从境外取得收入，将金融资产留在避税天堂，以逃避国内个人所得税。2012年“税收公正网络(the Tax Justice Network)”发布的一份报告估计，大约有21到32兆美元的金融资产藏身于避税天堂，以逃避本国税收。
毫无疑问，当税收不断流失、而社会福利开支不能削减时，政府只能不断发行国债，这些债务收入绝非“免费午餐”，而是要由纳税人今后缴纳更多的税收来偿还。川普上台后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包括通过减税来吸引跨国公司将境外利润汇回国，以及吸引本国和外资企业将供应链移回美国。这些措施刺激了美国经济，深受中低端劳动者的欢迎，但同时也遭到了号称全球化拥护者的外国政府（比如中国政府）的强烈批评，这种批评的一个理由是，川普政府在破坏全球化形成的国际经济秩序，这种说法得到了不少西方经济学者的支持。
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全球化帮助资源和生产过程在全球实现最有效的分工，推动经济增长，同时将新的科技和知识传播到发展中国家。经济全球化在经济学界和金融界戴着“学术正确”的“桂冠”，似乎成了不可质疑的话题。但是，经济全球化本身存在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它其实存在着部分的学术“不正确”，因为全球化本身是一个微观经济学命题，只从企业层面考虑全球化的益处，却忽视了宏观层面的全球化负面效应：税收逃逸和纳税人钱包失控。如果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认识经济全球化，可以说，当产业链全球化时，各国的财政收支不可能全球化，而后者决定了对外投资国为了财政平衡，需要采取适应全球化的新税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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