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達國家的中青年納稅人在工作年齡辛苦工作、繳納稅收，不僅僅是為了維持政府的正常運轉，也為了支撐各自國家必要的社會福利系統（如醫療、養老、低收入者福利）。但是，全球化帶來企業訂單外包、資本外流的同時，會造成對外投資國的產業空心化和失業率上升。當美國的中產階級從上個世紀占人口三分之二下降到奧巴馬時代的47%時，這個納稅主力群體的個人所得稅繳納數額便不斷萎縮。與此同時，全球化還產生了兩種稅收逃逸：第一是跨國公司境外運營，利潤隱藏國外的避稅天堂，對本國繳納的企業所得稅迅速減少；第二是，從事跨國業務的人士從境外取得收入，將金融資產留在避稅天堂，以逃避國內個人所得稅。2012年“稅收公正網絡(the Tax Justice Network)”發佈的一份報告估計，大約有21到32兆美元的金融資產藏身於避稅天堂，以逃避本國稅收。
毫無疑問，當稅收不斷流失、而社會福利開支不能削減時，政府只能不斷髮行國債，這些債務收入絕非“免費午餐”，而是要由納稅人今後繳納更多的稅收來償還。川普上臺後採取了一些補救措施，包括通過減稅來吸引跨國公司將境外利潤匯回國，以及吸引本國和外資企業將供應鏈移回美國。這些措施刺激了美國經濟，深受中低端勞動者的歡迎，但同時也遭到了號稱全球化擁護者的外國政府（比如中國政府）的強烈批評，這種批評的一個理由是，川普政府在破壞全球化形成的國際經濟秩序，這種說法得到了不少西方經濟學者的支持。
西方經濟學界的主流觀點認為，全球化幫助資源和生產過程在全球實現最有效的分工，推動經濟增長，同時將新的科技和知識傳播到發展中國家。經濟全球化在經濟學界和金融界戴著“學術正確”的“桂冠”，似乎成了不可質疑的話題。但是，經濟全球化本身存在的最大問題就在於，它其實存在著部分的學術“不正確”，因為全球化本身是一個微觀經濟學命題，只從企業層面考慮全球化的益處，卻忽視了宏觀層面的全球化負面效應：稅收逃逸和納稅人錢包失控。如果從宏觀經濟學的角度來認識經濟全球化，可以說，當產業鏈全球化時，各國的財政收支不可能全球化，而後者決定了對外投資國為了財政平衡，需要採取適應全球化的新稅收政策。
閱讀更多 家事國事天下事雜談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