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谨以此小文纪念《新青年》第四卷第一期100周年（1918-2018）。《新青年》第四卷第一期（1918年1月）开始起改用白话文，采用新式标点符号。由此，汉语书写和写作进入一个崭新的天地。
因《新青年》（1915—1926）的初期（1915—1919）的肇事，而成为中国新旧文化的分水岭。在此期间，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吴稚晖，稍后的周树人兄弟、吴虞等，激扬文字，狂飙呼啸，猛攻中国的一切传统。几乎所有的在此之前的文化，都在他们这批勇士和思想者的反思和批判范围，连一向有好名声的杜诗也不例外。
胡适批杜诗源于任鸿隽致胡适的一函。任鸿隽（1886-1961），四川垫江人，先后留学日本美国，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并任首任董事会会长兼科学社社长，还创办中国最早之一的科学期刊《科学》。从美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后历任南京东南大学副校长、四川大学校长。从这一简历看，任鸿隽是一标准的“科技男”（这也正符合新文化运动启蒙的两大要素“科学”与“民主”）。但那时的学人，往往是通才，即便是“科技男”，其中国的古典修养以及在国外留学所形成的外国文学修养，都一定是杠杠的。1918年某天，任鸿隽致信胡适。在肯定并赞扬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火注，该文载《新青年》第四卷第四期，1918年4月）后，就一些具体话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任说“就唐一代而言，足下要承认白香山是诗人，大致也不能不承认杜工部是诗人。”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除了坚持《文学改良刍议》（1917、1）的“八不主义”外，又加了4条： 1、要有话说，方才说话；2、有什么话，说什么话； 3、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4、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这些都是任赞成和肯定的。任针对胡的话是这一段：“我们为什么爱读《木兰辞》和《孔雀东南飞》呢?因为这两首诗是用白话作的。为什么爱读陶渊明的诗和李后主的词呢?因为他们的诗词是用白话作的。为什么爱杜甫的《石壕吏》、《兵车行》诸诗呢?因为他们都是用白话作的。为什么不爱韩愈的《南山》呢?因为他用的是死字死话。……简单说来，自从《三百篇》到于今，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其余的都是没有生气的古董，都是博物院中的陈列品!”于是任接着他的前一句说：“要承认杜工部的《兵车行》《石豪村》是好诗，大约也不能承认《诸将》《怀古》《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是好诗。”
“要承认杜工部的《兵车行》《石豪村》是好诗，大约也不能承认《诸将》《怀古》《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是好诗。”就是这一句，惹到了胡适。下面是胡适批杜的话——请允许我分条列出：
——《闻官军》一首的确是好诗。之所以好，是他用白话（火案：在唐一代，是中国白话发展的一个重要时代，连当时的佛经转译成汉文，也多用白话译出）写出当时的高兴。不过“‘白首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便有点做作，不自然了。”
——《诸将》五首，在律诗中可算得是革命的诗体。但是“律诗究竟是不配发议论，故老杜的这五首诗可算得完全失败。”譬如“见愁汗马西戎逼，曾闪朱旗北斗殷”就“实在不通”。
——《咏怀古迹》五首，“也算不得好诗”。譬如“三峡楼台掩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胡说此联“实在不象话”，又说“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句“是律诗中极坏的句子”。胡还接着说；此联“上句无意思，下句是凑的”。还说如“志决身歼军务劳”等句“文法上便不通了”。
……
杜诗，中国诗歌史上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是绕不过的大山。在唐一代，已经有了对杜诗发难的声音（其实这很正常，因为，没有一部文学作品是不可以批评的）。不然韩愈不会有“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这样怒怼而愤激的话语。不过到了宋，杜甫及杜诗显然超过了唐代所有的诗人和诗作的影响和地位，宋的“千家注杜”现象，便可以表明。这也许跟黄庭坚学杜诗有关，也与黄庭坚认定的杜诗“无一字无来处”有关。而刚好是黄庭坚的杜诗“无一字无来处”的话语，激怒了五四新文化开山鼻祖们的“八不主义”。杜诗里的用典与精致且又严格的对仗，与胡适们的“不用典”、“不摹仿古人”、“言之有物”、“可用俗语”等主张格格不入。因此，胡适拿杜诗里的律诗开刀，便在理在情。不过，胡适为什么不拿律诗最成熟的也是顶峰的《秋兴》八首开刀呢？首先、八首的格律最为后人称道；其次、每一首都用典，而且一联里就用两个典（如“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这还是最拗的，最拗当数八首最后一首的“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如果按胡适认为的“三峡楼台掩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都实在不象话的话，那么“香稻”怎能可“啄馀鹦鹉粒”，“碧梧”怎么成了栖息老树的“凤凰枝”。这不是乱扯吗？连植物/动物都不分、连动词/名词都不分、连谓语/宾语都不分，老杜还是诗人吗？《秋兴》八首还是中国诗歌史的皇冠吗？
显然，胡适批杜诗有些矫枉过正了。特别是胡适批“独留青冢向黄昏”更是莫明其妙。胡适说：“‘青冢向黄昏’，难道不向白日吗？”这样的批评就如后人批“春江水暖鸭先知”的难道鹅不可以先知吗的故事一样，幼稚，甚至于可笑。诚然，胡适批杜诗建立在他“不用典”、“不对仗”、“说白话”等的新文化革命的理论之上，但具体到某首诗来，如被诗歌诗一争争执不休的“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等诗句来看，便有些缘木求鱼了（文革期间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一书里的扬李抑杜的源头是否来自胡适的批杜？）。尽管胡适在实践陈独秀的“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方面，推波助澜，身体力行，做出了许多别人不可替代的功绩（甚至可以说是“丰功伟绩”），但就具体到批杜诗来说，胡适要么是故做惊人之语，要么是胡适那时还不太懂得杜诗的意义和价值。包括杜诗的社会意义和杜诗的美学意义，以及杜诗在中国诗史上的格律学意义。（2018/10/14八米居）
本文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特色内容
如需参与古籍相关交流，请回复【善本古籍】公众号消息：群聊
閱讀更多 善本古籍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