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柏克來自英國，是那個時代風雲際會之思想與政治複雜互動的產物，在跨國或跨文化語境中加以消化，必然有不同的側重與方向。綜合來看，柏克之一生在政治上並不成功，在思想上亦不體系化，在單純的政治家與哲學家名單裡，他都很難居於榜首，但就其自身定位的“行動哲學家”而言，他堪稱時代第一人。
博克教授與諾曼議員都將柏克一生歸結為“五大政治戰役”的偉大斗士，其政治故事與思想故事是兩面合一、相互建構的，你可以說他的思想文本（常常是演講詞或宣傳小冊子）是政治實踐的一部分，也可以說他的政治實踐是思想過程的一部分。這“五場戰役”沒有確定的先後順序與時間節點，而是交互貫穿於柏克主要的政治生涯，哪個議題凸顯、急迫或有政治突破可能性時，他就即刻轉移到哪個議題戰場，像一匹沙場老馬一樣太過熟悉於政治戰場的具體味道與風雲變幻，又像一個高妙的棋手一樣同時在人生格局上佈下了五個棋盤。
柏克與其政治人生的五個棋盤
博克教授的思想傳記亦追隨柏克本身的實踐歷史而在五個戰場之間輾轉跳躍，合拍起伏。這“五場戰役”分別是：
第一，英國憲法與議會改革，主旨在於限制王權擴張和濫用，推動政黨政治規範化，同時避免議會改革的激進取向，維持英國憲法秩序的內在平衡與穩定；
第二，北美殖民地危機與革命，主旨在於維護帝國主權及北美殖民地自由，在價值衝突中優先為自由精神辯護；
第三，愛爾蘭自治與宗教寬容問題，主旨在於推動愛爾蘭天主教徒的自由權利保護以及愛爾蘭自治的制度進展，但反對愛爾蘭的激進叛亂；
第四，印度治理改革與黑斯廷斯彈劾問題，主旨在於通過議會立法確保印度的正當治理以及通過彈劾黑斯廷斯對東印度公司的殖民暴政加以政治問責；
第五，法國大革命及英國憲法鞏固問題，主旨在於批判和揭露法國大革命的反文明本質，阻卻法國革命向英國的輸出，鞏固英國憲法的制度自信與自由秩序定位。
埃德蒙·伯克
Edmund Burke，1729/1/12－1797/7/9
一個思想家同時下著五盤棋，不是一般人。柏克作為大英帝國憲法秩序中的“行動哲學家”，以其面對革命挑戰的政治與思想回應作為敘事主線，可以勾勒出其政治人生的“五大戰役”之交叉敘事的五色斑斕。柏克對帝國利益的維護是恰當而有限的，限度在哪裡呢？就在“英國式的自由”那裡。注意是“英國式的自由”，而不是其他意義上的自由。革命前的北美殖民地主張和實踐的就是一種英國式的自由，因而柏克認為不必強制徵稅並施加單方威權，而應當進行憲法“歸化”，柏克甚至提議了作為歸化方案的新聯邦制模式，但未獲採納。即便是美國革命也符合英國式的自由，所以他並不排斥美國革命，但法國大革命意圖摧毀英國式的自由，所以即便以啟蒙價值觀和自由革命的名義，本質是仍然是暴政與極權行為。柏克在《法國革命論》中不僅預言到了革命後的秩序動盪，甚至也預言到了秩序重新穩定需要出現“軍事強人”，拿破崙印證了他的先見之明。當然，由於柏克不是體系化哲學家，其具體的思想文本只是思想體系的顯性部分，如果不精通當時段的英國史細節以及對柏克政治人生有細緻把握，就很難理解其思想的博大精深與深謀遠慮。
柏克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柏兩種自由主義：
言詞的自由主義與實踐的自由主義
在我看來，藉助柏克視角，我們可以恰當地區分兩種自由主義：一種是言詞的自由主義，側重宣揚自由的普適價值，推重激進變革，其結果要麼是不接地氣、軟弱無力的道德呼籲，要麼演變為法國式的自由暴政，重返一種柏克極力反對的“征服精神”；一種是實踐的自由主義，內心有自由的想象和理念，但更側重語境化的具體政策議題，將自由精神落實於具體實踐過程，通過合法抗爭、理性辯論與共識化處理逐步積累自由的政治社會經驗，這樣可以一直保證自由主義的“自由精神”。很多國家的現代政治轉型模仿了法國模式，大都經歷了諸多困境，走了不少彎路，導致世界歷史的主導權最終落於英美之手，歐陸則是歷經兩次世界大戰及戰後重建而非常艱難地重新進入了世界主流國家體系。
在博克教授的書中，柏克對“征服權利”並不排斥 ，因為：一方面，現代英國就是諾曼人征服的結果，潘恩曾以此為據批判英國沒有“憲法”，也沒有“自由”；另一方面，英國獲取殖民地的方式顯然也是“征服”，如果“征服”不正當，則後續一切安排皆不合法。柏克是承認既定政治秩序之歷史正當性的，不在起源方式上太過計較，而是看相應的社會是否逐步具備了“自由精神”和自由制度，只要有自由，起源上的某些歷史汙點可以漂白。但即便是具備“自由精神”的社會也可能出現向“征服精神”的倒退，典型有二：其一是英國殖民帝國擴張中對殖民地的征服與壓迫，即征服之後未能賦予自由；其二是法國大革命對內摧毀財產權、宗教權和慣例權，對外輸出革命，強制進行秩序變遷，構建法蘭西大帝國，表現出野蠻化的“征服精神”。
△《英國人的權力伸張，法國人的野心破滅》，反法宣傳畫
英國的“自由精神”以代際智慧、普通法和代議制來維護，這是柏克保守主義的歷史基礎和信心來源。而法國的“自由精神”是變質與異化的，依靠革命專政與革命輸出來加以維護，從而是一種歐陸古老之“征服精神”的變種。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實質上支持法國大革命模式，因為盧梭斷言：強制不構成權利的基礎，只有起源上的社會契約過程亦即同意過程才構成正當統治。這就留下了一個巨大的挑戰：諸多歷史上形成的政治秩序，在可追溯的起源上很難或基本不可能符合社會契約論的要求，那麼是否都是不正當的統治而需要一場徹底的革命加以推翻呢？嚴格執行盧梭的理論路線，是需要的，而潘恩在《人的權利》中對英國憲法的貶損正是基於同一邏輯。
歐陸自由主義有激進主義的傳統，要求一種歷史起源上的合法性與純潔性，有“源頭潔癖”，所以很容易傾向於徹底革命，因為革命是一種人民出場的集體行為，是一種可觀察、可實證的社會契約過程，是自由邏輯最完美、最生動的展現。
然而社會不是思想實驗室，也不是政治醫生的手術檯，而是具有文明內涵與規則存量的主體，是政治制度的基礎與前提。在思想實驗或比較觀察中驗證過的自由原則，必須經過與所在國社會秩序的深層對話與實踐轉化才能紮根生長。
哈羅德·約瑟夫·拉斯基
（英）政治理論家、經濟學家
△
1945-1946年任英國工黨主席
1926-1950年任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
應該指出，保守主義並不是文化決定論，它更看重歷史，而在歷史框架中，文化只是一個因素，除此之外還有社會、宗教、文化交流變遷、政治決斷等諸多因素。柏克有言，歷史是“審慎的導師”。我們需要聆聽歷史的智慧之聲，而不僅僅是在文化的單調敘事中沉淪。即便是基督教文化，還有新教改革的變異，這是歷史實踐與社會進步使然。文化與政治之間應當是相互適應與相互建構的關係，而不是單向的決定關係。如果是文化單向決定政治，類似於政教合一。如果是政治單向決定文化，類似於政治專制。柏克的保守主義教誨我們：在文化與政治之間存在一定的彈性空間與作用中介，自由的社會實踐就是這個中介。
柏克當然不是泥古主義者，不是真正反動的保守主義者，而是非常重視文化與政治之間的作用中介，他的目光始終是流變與向前的，他在議會辯論與議題動員造勢中總是以改革派自居。他反對激進革命，但並不反對改革，而是以一種保守改良主義的程序對待改革，即改革必須建立在政治上的審慎美德與審議理性基礎之上，必須經由和傳統與秩序的深切合理的憲制對話才可逐步推行。不敬畏傳統與秩序的任何改革難免落入法國式自由主義的窠臼之中，最終倒退入歐洲歷史上的“征服精神”範疇。
柏克有非常好的歷史感，從而也就有非常好的政治哲學與政治改革的方向感。同樣鍾情於英國政治改革的哈羅德·拉斯基（Harold Laski）曾有對柏克這種微妙而精妙之改革哲學的由衷讚歎：“他為他那一代的政治哲學帶來了一種方向感，一種合目的的崇高力量，以及關於政治複雜性的完備知識，而其他政治家並不曾擁有這些。他的洞察力光芒刺入了政治複雜性的隱秘深處，很少有人堪與比肩......他寫下了不朽篇章，永久地成為關於政治家技藝的最高分析。”這是很高的評價。
現代世界語境中的柏克思想啟迪
柏克之於當今世界的意義，從世界範圍來看，柏克也仍然具有其重要性。耶魯法學院有個女教授蔡美兒有本暢銷書《起火的世界》，講述的是美國自由民主秩序輸出造成中東等地國家的秩序動盪問題。事實上現在糾纏歐洲的“難民危機”也與此有關。在我看來，民主輸出從理念上看肯定是自由主義的，但這種輸出方式類似於法國大革命的模式，內含一種不加節制的社會實驗激進主義和征服精神，所以造成了類似法國大革命的政治動盪，但法國畢竟有著西方文明的傳統基礎及大的民主文化氛圍，因此可以逐步從震盪中走出來，但中東國家一旦成為失序的“失敗國家”就很難走出來了，其秩序重建之路充滿艱難，是否一定堅持“自由精神”的方向更難保證。“伊斯蘭國”現象就是例證。“歷史終結論”的福山對此有所反思，改寫“政治秩序論”，在更宏大範圍內比較分析政治秩序的起源歷史與條件，有些保守化的苗頭。歷史不因理念而簡單終結，相反是理念因歷史實踐與複雜性而不斷調適。多看柏克的保守主義，對此是可以有更多、更深之領悟的。
△《法國入侵後的恐怖》，英國畫家吉爾雷的政治諷刺畫，描繪了倫敦被法軍攻佔後的景象
其實起火的何止是中東地區，甚至包括了作為秩序原型地的英美，比如英國脫歐公投和美國特朗普當選。這兩大事件具有重大的世界歷史意義，學術界通常標識為“逆全球化”。英美是全球化領導者，它們不可能反全球化，但確實發生了無法承受傳統全球化負擔與代價的問題，其中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無節制地接受難民及移民。這兩個事件都有英美保守主義回潮的背景，但弔詭的是英國以激進的公投方式追求脫歐的保守政治目標，而作為種族“熔爐”的美國則選上了特朗普來執行移民禁令。保守主義使英美世界的政治邊界再次凸顯，公民資格的正當程序讓位於實體性的道德標準，這種調整是符合民主政治的利益原理的，也符合保守主義的文化社會保護性邏輯。
美國大選時我就在美國，對選舉過程及美國民情有近距離觀察，我認為，脫歐主義與特朗普主義不是英美政治的異數，而是其保守政治傳統的合理結果。不過，公投文化進入英國憲法政治，還確實是英國保守政治傳統的某種變異，甚至蘇格蘭問題也要用公投解決，這可能造成英國的國家解體危機，同時也是英國精英政治與責任倫理的危機。
特朗普
英美社會不再是平等多元主義的大“熔爐”，事實上許多異教移民根本不可能在“熔爐”中熔化，反而成為社會福利的擠佔者、社會秩序的破壞者以及文化政治秩序的敵人。英美社會由此產生自我保護的政治意識，通過公投或選舉行為支持一種對移民的更高審查標準，這或許與人權及多元主義價值有衝突，但肯定符合民主政治的一般邏輯以及保守主義的基本原理。長期以來，本來屬於嚴格憲法問題的歸化法被降格為行政法問題，這是一種法律歸類上的誤置。我覺得正因為英美存在保守主義傳統，所以這樣的社會自我保護措施才能重新憲法化。相比歐陸尤其是德國，反而喪失了這樣的保守之維，繼續在人道人權的多元主義政治正確下承受“難民危機”之苦。歐盟不敢在移民政策上做出合理政治決斷的背後，是一種德國基本法式的“基本權利”教義侷限，這在本質上繼承了某種“啟蒙自由主義”的邏輯。或許這就是柏克的真正教誨所在，也是一種中道的保守憲制思想之精髓。
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講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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