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顧景星坎坷的傳奇人生為創作《紅樓夢》提供了可能
一、為何說《紅樓夢》的作者是顧景星？
誰都知道能寫出《紅樓夢》這樣一部偉大著作，非一代文學大家不可為，非一代霸才不可為！縱觀中國文學史，能稱之為“霸才”之大家寥寥可數，如西漢以司馬遷、楊雄為霸，而賈誼、司馬相如、董仲舒、劉向之輩，亦皆能自霸。班固不及揚雄、司馬，而亦霸東漢。魏晉以曹植為霸，唐以韓愈、李白、杜甫為霸，宋以蘇軾為霸，明以王世貞、黃石齋為霸，黃石齋歿後，以顧景星取代之，清則更以顧景星為霸。景星父執、也是忘年交的金壇人張明弼在《顧赤方文集敘》中說：“赤方之力殆有過者之人也。其漢歟？其魏晉歟？其殆奪石齋之席而為明之霸歟？弼自石齋卒，私幸可自為霸，而不幸遇赤方。嗟乎！止矣。不得不俯首而為之臣矣。是天為文家產一人矣。海內治文之士，其退舍斂手，謹避之，毋輒犯其鋒可矣。”張明弼這話不是自謙，而是發自肺腑之言。請看顧景星第三子昌《耳提錄·論詩文》載，“府君曰：金壇張公亮先生，以文章虎視一切，然氣魄悍肆，亦所謂君患多才也。一日，予取其文改之，張過予曰：何為者？曰：偶改先生集耳。張諤然，遽呼家僮，向舟中取所自訂者相校十九合，乃嘆曰：某老矣，文章利病，乃今知之，雖悔少作，何及吾子年富才豪！蚤歲已超騰而入，其可限耶？至為下拜。又，鄧秦釪、張之中，表亦以詩文自雄，不肯與張下。一日，索扁於予，予濡墨曰：天荒天隨，蓋鄧居天荒湖，而予以陸甫裡推之，書未畢，鄧已雙膝著地，二公皆予父行，而自下如此。”張公亮曾經不可一世，以石齋死後自為一代霸才，而在友人子面前俯首稱臣，甚至“至為下拜”。足見顧景星有眾人難以企及之雄藻。《四庫全書提要》言其“記誦淹博，才氣尤縱橫不羈，詩文雄贍，亦一時之霸才。”觀《四庫全書》浩浩數千文人著作，鮮有此評語。又，明末清初名士董蒼水說：“黃公才高力大，氣若祖龍之吞六雄，宜其傲睨百代，自成一家也”。程非二說：“今人排擊袁鍾，各指其習氣是矣。楚後勁，如黃公一種傑潔之氣，安得不霸？！”黃岡杜紹凱《顧子詩鈔序》亦說：“有明以來，楚之才子惟顧赤方一人。”袁枚《隨園詩話》卷十六載：“明季士大夫，學問空疏，見解迂淺，而好名特甚。”“蘄州顧黃公詩云：‘天倫關至性，張桂未全非。’又曰：‘深文論宮閫，習氣惱書生。’議論深得大體。黃公與杜茶村齊名，而今人知有茶村不知有黃公。因《白茅堂集》貪多，稍近於雜，閱者寥寥，然較《變雅堂集》，已高倍蓰矣。黃蒙聖祖召見，寵問優渥，以老病乞歸。再舉鴻詞，亦不赴試。有楊鐵崖‘白衣宣至白衣還’之風。”遺憾的是袁枚撰寫《隨園詩話》之時，沒有讀過《紅樓夢》，若讀過，或許早就揭開《紅樓夢》作者之謎問題了，亦無今日所謂百年紅學之論爭。
顧景星《寒夜坐還青客館作·有序》說：“偶然而來，同是西陽之客；有為而作，各賦北門之詩。江黃之間，遂多異人；秋冬之際，難為懷抱。寒爐火爇，明月茶香。率贈短篇，聊志永好。”其詩云：“耳熱醒清露，寒蟾明我心。偶然同作客，相感亦何深。茗色搖燈白，鐘聲入夜沉。阮家賢子弟，片語抵千金。（還青二子在坐）”（卷十一）可見，當年蘄黃之地多有異人。此異人指的是奇才，如顧景星、蕭霽、二杜諸人。
觀顧景星平生詩文，詩不亞李、杜，文不亞歐、蘇，才不亞曹、溫，某些方面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當年子建七步成詩，庭筠八叉賦成，而景星五歲作賦，六歲而能詩，年十五名冠蘄、黃。令人遺憾的是，《辭源》甚至查不出其人姓名，如此高人被中國學界冷落，實在是我國學界莫大的悲哀！
有高才者，未必就能寫出《紅樓夢》這樣百科全書式的宏篇鉅著，能寫出者，亦是寥若晨星。歷漢以來，如漢魏時的曹植，唐代的元稹、杜牧、溫庭筠、李商隱，宋代的蘇東坡、柳永、周邦彥，宋徽宗倘若是平民，李清照倘或是男性，此二人或亦能嘗試，明代的如馮夢龍、淩濛初、錢牧齋、吳偉業、龔鼎孳、阮大鋮、侯方域、李漁、餘懷等，清代的如洪昇、孔尚任、納蘭性德等。漢魏唐宋及明代諸大家則不必說了，因不是生在《紅樓夢》橫空出世的時代，惟有明末清初及清中葉的幾位可數之大家，或亦能嘗試，然他們或對月浩嘆，英年早逝，如侯方域；或年事已高，缺少激情，如馮夢龍、淩濛初、錢牧齋、吳偉業等；或詩曲並美，然人品欠佳，如李漁；或身為佞臣，愛憎有別，如阮大鋮；或有其高才，然生於清中葉，或生於滿族貴族家庭，或深受滿清覃恩勳爵厚祿，或未歷經**之痛，與大明王朝無甚瓜葛，與大清朝更是無冤無仇，不可能來寫這樣一部慨嘆大明**及諷刺大清帝國必然衰落的作品，如曹寅、納蘭性德、高鶚，以及洪昇和孔尚任；或才氣橫溢，詞風豔麗，對江南名士和秦淮名妓多有交往，歷經過**之痛，然未身受流寇其害，窮困潦倒，平生偏守一隅而從未出過遠門，如餘懷；或目睹並親歷過戡亂流寇，一生頗富傳奇色彩，風流冠絕，且詞風婉約妍麗、悲涼不勝，完全堪與《紅樓夢》中的詞曲媲美，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為最能寫出此書者，此人便是被稱為“江左三大家”之一的龔鼎孳。然龔鼎孳平生一方面浮沉宦海，屢遭非議；另一方面為忙於拯救明朝遺老，弄得心力交瘁，以致早逝，自然顧屑不暇，因而，龔鼎孳沒有條件來寫這部偉大作品。從書中大量地運用蘄方言、楚風蘄俗等來看，當為蘄州一高人無疑。明末清初之際，蘄州著名的文人除顧景星外，還有盧紘、李炳然、汪蘅、顧昌等。盧紘為順治乙丑進士，官至長廬鹽運使，曾經撰寫過《江左三大家詩抄序》、《吳梅村文集序》等，有《四照堂集》傳世，可見非等閒之輩。李炳然為崇禎丁丑會試副榜，官萬安知縣，著有《江鹿堂集》，著名文章有《龍磯掛纜記》、《顧黃公傳》等。汪蘅為順治乙丑科進士，知福建南平縣，以不媚權貴移疾歸裡，放懷詩酒自娛，與同邑李炳然、盧紘諸名士以詩賦相高，各立專集，一時文壇大振，著有《楚中風雅》數十卷。此三人者，均熟諳蘄方言和當地民俗，且同是著名學者，各有詩文集，其家裡均遭受過與顧景星一樣的張獻忠屠蘄城的經歷，然風流豪邁不及，晚景也不至於窮困潦倒；顧昌為景星第三子，其才亦高，與父執輩諸名士如徐子星、宋荔裳等交往，同時與表弟——執掌江寧織造的曹寅以詩唱和，然同樣沒有經歷過**之痛，只是聽父親訴說過舊時往事，與其父親身經歷過無法相比。在蘄、黃兩地，與顧景星齊名的還有黃岡的杜浚、杜岕兄弟，二杜於崇禎末流寓南京，與顧景星同為名動大江南北之名士，對蘄、黃的民俗亦多有了解，且同是秦淮常客，尤其是杜岕，與曹寅乃至交，曾經為曹寅詩文集寫過序言，也是最能寫出《紅樓夢》首選者之一，然同樣也是風流豪邁不足，更無親歷流寇塗炭生靈之痛。《紅樓夢》一書所涉及知識面之廣，可以說是無一人能擔當此任。那麼，究竟是誰具備寫《紅樓夢》一書的所有條件呢？此人便是龔鼎孳、黃岡二杜的至交、同時也是與執掌江寧織造數十年的曹家有著千絲萬縷聯繫的一代霸才——顧景星！
顧景星（1621——1687）,字赤方，號黃公，湖廣蘄州（今湖北蘄春縣蘄州城）人，祖籍江蘇崑山，為明末清初兩代文學巨擘。景星自幼宿慧，記憶超群，六歲能詩賦，讀書一過成誦，八九歲已經遍讀經史，有詩文一囊，時稱“聖童”。年十五就黃州郡府試，拔冠九屬第一。時合肥龔鼎孳為蘄水（今浠水）縣令，偶過蘄州，一見景星，感嘆說：“江夏黃童，天下無雙。”遂薦之於黃州知府錢塘人許我西，許公“試於簷下，立章數十藝，日未昃也。知府驚異，與論古今，嘆曰：‘此王佐才也’。”十六歲參加湖廣學政崑山人王澄川主持的督學考試，又獲第一，十九歲，是年乙卯秋，參加由江西人萬元吉主持的鄉試，再次獲第一名，然而，該考萬元吉所得士複閱經義，卷中有一字犯萬名諱而被黜。不少書籍誤作中副榜，乃誤。《耳提錄·制舉說》雲：“男昌曰：府君有言曰：制舉帖括，不能傳世，然而一代功令，及數百年士子精神，全萃於此，況童而習之，白首無成，蓋亦多矣。予年十八，以禮記業魁，多士祗以犯房校字，遂乙之。”可見他中的是第一非副榜。崇禎十六年，時丁嫡母李孺人憂，賊寇張獻忠陷蘄，舉家歸祖籍崑山。崇禎十七年九月，甲申鼎革，福王監國，南畿覃恩試，顧景星參加七省流寓生貢試，御史陳良弼再次推舉第一，真個是一代霸才！十月武英殿廷試，特授福州府推官。據《四庫全書庫目總要·卷一百八十一·集部三十四·別集類存目八》載：“景星有《黃公說字》，已著錄。景星著述甚富。初有《童子集》三卷，《願學集》八卷，《書目》十卷，皆崇禎壬午以前作，明末毀於寇。《顧氏列傳》十五卷，《阮嗣宗詠懷詩注》二卷，《李長吉詩注》四卷，《讀史集論》九卷，《贉池錄》一百十八卷，《南渡集》、《來耕集》共七十三卷，皆崇禎癸未以後作；康熙丙午毀於火，僅《南渡》、《來耕》二集，存十之三四，乙酉、丙戌之間，又有《登樓集》、《避地泖澱集》亦皆散佚。是集，為其子暢所輯，而其子昌編次音釋之。凡賦騷一卷，樂府一卷，詩二十二卷，文二十卷。景星記誦淹博，才氣尤縱橫不羈，詩文雄贍，亦一時之霸才；而細大不捐，榛楛勿翦，其後人收拾遺稿，又不甚別裁，傅毅之不能自休，陸機之才多為患，殆俱有焉。”可見其才之高，其學之博，可以說是才華可賈，風流有餘。遺憾的是，自清初至今，由於“《白茅堂集》貪多，稍近於雜，閱者寥寥。”（袁枚語）世人不知其故，然根據筆者閱讀《白茅堂集》方知作者子孫在編輯該書時，是有其特別用心的。是什麼用心呢？原來是要給後人研究《紅樓夢》留下一個伏筆，如歷代文人很少有將謎語詩和《十二屬雜述》之類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詩作收錄入集中，而在《白茅堂集》中卻能找到，因為此類詩作與《紅樓夢》一書有關。這就是顧景星的子孫們為何當年不聽當時眾多名士勸告，將“稍近於雜”的詩作收入集中之緣故。
那麼，說《紅樓夢》這部書為顧景星所撰，主要依據在哪裡呢？
首先，《紅樓夢》書中篇首的幾個重要事件與顧家關係密切。一是書中女媧補天遺落之頑石與景星字赤方自號黃石之由來的聯繫相當密切。所謂景星，即文曲星；赤方，則指的是黃石，也即天上隕落之頑石。作者為何要引用“女媧補天”之典？請看顧景星寫於早期的《書募排埠橋冊子》詩句：“神鞭鞭石石流血，誰能驅石補天闕。”（卷十一）此詩句正合篇首“女媧補天”故事，作者引用此故事其目的源於其忠君愛國思想。然而，作者“補天之志”始終得不到施展，國家滅亡了，誰來驅石補天，拯救國家？作者深感無可奈何。可是，大清王朝天子獨斷專橫，令人髮指！故作者有此感嘆。如作者較早在《讀永和宮詞三首》其中之一詩作中，便明確地批評道：“今皇多獨斷，大儀豈朝端。懷廟碑尤痛，諸陵弄不難。”（卷十一）故作者只好將一腔情感，憤而付之筆端。二是英蓮被拐，而顧家在張獻忠屠蘄城後，及至清兵屠崑山或白腰黨焚劫崑山之際便丟失過一個女兒，即顧景星之妹，也就是後來執掌江寧織造的曹寅之母，從多種跡象表明曹寅的母親顧氏死得較早，或死於嫡庶之爭，這與書中英蓮被拐及後來遭夏金桂迫害而死的事是如此相合；三是葫蘆廟失火，與康熙丙午年顧家失火事件相同。當時，顧家位於蘄州全勝坊的家——白茅堂，因鄰居失火殃及而再此遭到焚燬。作者在寫這部書時為其父去世後的第三年，丙午失火，恰好這時正是作者開始寫書之時，故將這兩個事件一併寫於書首。這在後面文章裡將會詳細論述。四是《嘲頑石偈》隱喻蘄城被屠。《嘲頑石偈》詩云：“慣養嬌生笑你痴，菱花空對雪澌澌。好防佳節元宵後，便是煙消火滅時。”甄士隱抱著三歲的女兒英蓮上街看熱鬧，遇一僧一道。那僧一見就大哭，要士隱把女兒舍給他，說此女是“有命無運、累及爹孃之物”。士隱不理睬，那僧就大笑起來，唸了這四句詩。其中“菱花空對雪澌澌”之句，不單指下雪，還有暗喻死人極多之意，也就是將“雪澌澌”比喻地上滿處都是白花。為什麼說此詩說的是蘄城被屠的事呢？這是因為崇禎十六年正月二十二日夜大雪，張獻忠屠蘄城。由於此事發生在蘄州最為熱鬧的元宵節之後，當然應了那僧所說的“好防佳節元宵後，便是煙消火滅時”之語，可謂一語成讖。又因是夜大雪，所以有“菱花空對雪澌澌”的詩句，正如《紅樓夢曲·收尾·飛鳥各投林》中“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五是甄士隱與顧景星父親顧天錫同是隱士，所謂甄士隱，除有通常人們所理解的“真事隱去”外，還有“真隱士”之意，這是因為顧景星的父親為當時著名隱士。非但如此，作者本人也是著名隱士。甄士隱最終“同了瘋道人飄飄而去”。所謂“同了瘋道人飄飄而去”，就是說已經成仙了，這是委婉地說法，也就是死了。而作者父親顧天錫死於崑山歸蘄州後，正如《好了歌解》中所言“正嘆他人命不長，那知自己歸來喪！”又，顧天錫晚年閉門謝客，在家著述，過著終日“觀花修竹”的隱居生活，夜裡靜坐修道，一如甄士隱。這部聲稱“朝代年紀，失落無考”的小說，實則完全可考，不少人物形象、事件，甚至完全可以對號入座，只是作者採取委婉的春秋筆法式的文學手段含蓄地來表現罷了，既然是文學手段，自然就有一些時代典型形象的典型概括。
其次，書中主要人物生日、節日與顧家人的生日及其事情多有相合或近似之處。如書中賈母與景星姑媽劉貞節在大家庭裡同為最有權威、最受尊敬的人物，而且二人同月同日生，絲毫不隔，因顧天錫始終將姐姐劉貞節作為母親看待，其侄子景星將她作為祖母看待，她的生日乃至忌日是當年顧家最為重視的，所以作者將她的生日絕對真實的寫於書中。其他人物生日與顧家多有相同或近似，節日、事件亦然，這在後面的數字解析一節中將有專門論述。
第三，書中的主要人物與顧家及友人家事多相契合。如賈寶玉與顧景星事相合，林黛玉與其妻蕭瑜事相合，薛寶釵、史湘雲、妙玉、探春等與顧景星夫妻事相合，賈母乃至李紈與顧景星姑母劉貞節事相合，賈元春、賈迎春、甄寶玉與顧景星友人佟國器家事相合等，舉不勝舉。這在顧景星的詩文中多有提及，這不能不說是有意而為之，而絕非巧合，更非作者穿鑿附會。
第四，顧景星自青少年時代起，正是“盜賊蜂起”之時，全家遭受張獻忠屠蘄城，舉家避難祖籍崑山，又遭清軍和白腰黨的洗劫，接著明亡，可謂“命運不濟”。此後，便過著“半生潦倒”的生活，常年“風塵碌碌”，到處奔波，幸有友人接濟，否則，全家生活也難以保障。原來立下的鴻鵠之志不能實現，最終富貴成空，實是“有命無運”之人，與《紅樓夢》書中諸多人物故事實相吻合。如第七十回，林黛玉作《桃花行》，寶玉看到後，寶琴說是她作的，寶玉怎麼也不相信，寶玉笑道：“固然如此說。但我知道姐姐斷不許妹妹有此傷悼語句，妹妹雖有此才，是斷不肯作的。比不得林妹妹曾經離喪，作此哀音。”此處“曾經離喪”，貌似離喪父母，實則指的是國家淪喪，作者借林黛玉之筆“作此哀音”，抒寫自己對“盜賊蜂起”導致國家滅亡表示切膚之痛，同時描寫了一個大明遺士的悲涼、憤慨之感。
第五，書中點戲、看戲隱喻明亡和顧氏家事。如第二十九回，賈母聽賈珍稟報神前拈戲的結果，第一本《白蛇記》，漢高祖斬蛇起事。第二本《滿床笏》，是現在情形。第三本《南柯夢》，賈母由“笑道”至聽了“便不言語”，因是凶兆，自然這樣，這與顧景星家族最終結局莫不關聯。所以賈母默然，止演第二本。”那麼，前一曲戲表面是說劉邦斬蛇起義事，實際是暗喻明太祖朱元璋起義，以合書中賈府初封國公，為以往之事。第二曲戲是暗喻顧家祖上多有做官之人，如景星曾祖顧闕官至刑部主事，曾伯祖顧問官至貴州道御史，更重要的是，此戲文為好友龔鼎孳所撰之傳奇，說的是郭子儀“七子八婿，富貴壽考”的故事，當是作者藉此懷念友人。此外，顧景星在康熙十八年在京都為江南的外甥女張芸寫序時，也曾說到其婆家葉氏滿床笏。第三曲戲《南柯夢》為明湯顯祖所撰傳奇，實則是作者暗喻顧家遭張獻忠屠蘄城後的悲慘生活，當然是南柯一夢。對於這一表現，王希廉說：“《南柯夢》是後來結局。”此話當然不錯，只是不少研究者以為是曹家後來結局，然不知乃顧家之事。
第六，大約作者早年，因受昔日所讀家藏明故荊王府紀善吳承恩所撰《西遊記》中“石中蹦出美猴王”的啟發，想撰寫一部感嘆亡明及諷刺封建王朝腐朽沒落的小說，嚴父在世時，苦於沒有下筆機會，後來父親去世，自己正值壯年，此時不寫，否則到了年事已高之時，惟恐失去激情，為了了卻多年的宿願，受自己眾多詩僧道友異人的故事啟發，更重要的是自己家族、本人經歷和好友佟匯白家族事頗富傳奇色彩，同時，又得家傳所記錄曾祖父闕昔日所交朋友多異人，如張叫化、僧癲仙、八百歲翁等故事，結合本人坎坷的遭際，將諸故事揉和在一起，也以“石頭”作為開端，故在開始時定名《石頭記》。如作者在《僧定慧冊子》一文中說：“江夏有金氏，則生而不腥食者，母曰：吳故給事中吳公某之女弟，夢一頭陀僦舍，覺而娩焉。四歲，晝夜哭。有僧心明者，曰：是吾友也，何緣至此？宜即出家。父母駭許之，易名定慧，果不復哭。心明死，定慧年十二，父母泣抱歸。一日，逃入山，匿盧氏廢寺，與癩僧俱數年，人無知者。”又如龔鼎孳《跛足上人像贊》中的上人，指的是高僧或高道。景星亦有詩。如此癩頭僧、跛足上人，當為顧景星所熟悉之事，遂以上面所言異人為原型，塑造出癩頭和尚、跛足道人等神仙形象，以自己家族及佟匯白家族諸多人、事，作為賈府、甄府原形等寫於書首。
第七，《紅樓夢》一書中的所有體裁、歷史人物典故及其諸多故事，幾乎十之八九均能在顧景星洋洋五十四卷的《白茅堂集》和其第三子顧昌所撰《耳提錄》中找到蹤影，難道說都是巧合嗎？非但如此，還可以找到類似詠物、詠史的詩文，甚至還能找到與《紅樓夢》書中完全一樣的題目。如《明妃》：“旄頭豹尾乍支持，賤妾當熊只一時。多少沙場御魑魅，願君莫忘羽林兒。”(卷十一)書中其他歷史人物典故，如第二回雨村提到的許由、陶潛、阮籍、嵇康、劉伶、王謝二族、顧虎頭、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宗、劉庭芝、溫飛卿、米南宮、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雲林、唐伯虎、祝枝山、李龜年、黃幡綽、敬新磨、卓文君、紅拂、薛濤、崔鶯、朝雲等人，如《閱梅村王郎曲雜書十六絕句至感》之四：“西京舊日知名者，籍隸山中供奉臣。一自龜年零落後，岐王第宅屬何人？（李小大善歌）”（卷十五）又如《貞慧寺主退院》詩句：“公期梁代許元度，我思晉室陶淵明。”（卷八），又如《文君》:“文君未賦白頭吟,司馬居然一賞音。賺得臨邛諸寡婦，春來常抱聽琴音。”（卷十一）又如《道士教予飲酒發可日一石醉寄同志蔣大》：“阮生耽酒不辭貧，李白狂來豈顧身。醉裡天真雖可貴，醒時白眼更宜人。”(卷六)又如《攜具過又韓便招杲上》：“只覺相如多四壁，蓬門深獲卓文君。”又如《七月七日》：“南俗每憐兒女拙，北村不厭阮家貧。”（卷十）又如《仇英單于射雁圖》詩句：“十洲老手畫似真，百年粉墨開如新。”(卷十一)如此書中所提到之人名，不可勝計。作者為何在書中提到這些歷史人物？這是因為這些人是他平素日或崇拜、或歌頌、或貶抑的人物，這與作者平生遭際，即所遭受的挫折和平日疏狂傲世的性格有直接關係。
此外，這裡還有揭開《紅樓夢》作者之謎的兩大至關重要的證據：一是作者曾經委婉地道出撰有此書，請看作者在《復徐方伯》（按：指徐子星）的書信中的附呈一文：《謹呈為多病無才萬難應薦事本月十九日奉憲牌到州為欽奉》一文載：“上論事內開本司查得蘄州鄉紳推官顧景星，學德淵醇，文章鴻博，允宜薦舉……伏念景星遭寇難，流離江南……四十年來著述絕少，其或寫情月露寄趣■魚……”該文章寫於康熙十七年秋，講述作者關於不願去京城參加博學鴻儒科的一篇拒薦回覆，時任湖北布政使的徐子星，作為作者友人，又是地方父母官，故作者將此文呈其一閱。此文中“四十年來著述絕少，其或寫情月露寄趣■魚”之語，分明是說自己四十年來著述很少，其間借寫情月用以寄託生活之趣，這不是《紅樓夢》是什麼呢？只是作者說得婉轉不易覺察罷了。不知何故，當年章學誠在編撰《湖北通志檢存稿》一書時，引用原文時刪掉此語，可以遙想刪去此語當是大有文章。究竟是顧景星的子孫們惟恐他人知悉其父或祖父撰有《紅樓夢》一書而殃及全家，故意將刪錄後的文章交給章學誠呢，還是章學誠刪掉此文句？當是一個謎。論者以為，前者的可能性較大。這是因為，清初的文字獄非常殘酷，他的子孫當然慎重行事。二是顧景星的友人、著名文學家華亭（今上海）人盧元子在《顧子在葺城兩月便成千秋忽賦驪駒惘然話別聊疊三唱》一詩中所言及到的，堪可作證。詩云：“瀟湘客子夜登舟，驛路蕭蕭雨雪稠。計到玉山回首處，停雲片片落紅樓。”（卷十四）“瀟湘客子”，自然是指顧景星，詩人已經明確地道出好友顧景星撰寫有《紅樓夢》一書，且說作者寫的是崑山避難及明亡之事。詩後有說明：“至人在青龍浦口居，麗藻驚看，揮茗就高談，相對織簾，餘若論，偕隱工文筆，應是龐家愧不如。”盧元子，為當時一代名士。顧、盧二人過從甚密，且性格多有相似之處，如二人同為一代高才，同是明末遺士、隱士，以及不喜與俗人交等。葺城同詠，草堂論詩，盡顯風流。其中說到好友顧景星“偕隱工文筆”，這與書中通篇褒貶委婉的春秋筆法相合。此詩為盧元子寫於康熙七年（1668年），農曆戊申。當時，顧景星在葺城兩月，時年四十八歲，正值壯年，也就是其父顧天錫死後的第六年，當為顧正在撰寫《石頭記》當中，作者痛感當年國亡家失，避難崑山，過著寄人籬下生活，戰亂、天災接踵而至，往事不堪回首，昔日榮華富貴猶如紅樓一夢，於是一腔悲憤，只好傾注“紅樓”一書，猶如《紅樓夢》書中所言，“哭成此書”。
顧景星一生雜學旁收，上至宮闈秘事，下至三教九流無所不窺，無所不曉，且才高，每考必中第一。其知識淵博，於明、清兩朝少有能及者。根據《白茅堂集》體裁數量情況，各種詩體詩作數千首除外，其他雜體諸如佛道碑記、寺廟序言、誄、祭文、狀偈、哀詞、墓誌銘、贊篇、箴篇、銘、跋、書牘、四六體和騷體賦等，少則一兩篇，多則數十篇不等。詞曲當也不少於數百首，可惜的是詞曲均毀於丙午火災，不存，今僅存其詞兩首。然其功底深厚，為歷代評論家所稱道。好友施愚山在《送黃公還山》詩中，言其“才偏稱野史，名已遍皇州。”能稱之為“野史”的人，自古及今，能有幾人？無論是詩詞曲賦、書畫之論，還是宮闈秘事、抑或是佛道機理，均通曉頗深，無不令人折服。綜觀《紅樓夢》，無論是蘄方言、楚風蘄俗的運用，還是江北江南名勝的描寫，以及書中諸多人物故事，均與顧景星曆經喪亂的生活時代之事有關，與其遊歷的足跡有關，以及與其本人、家人、家族、友人家事有關。以上諸多故事，均為作者經歷之事，故作者在寫此書時，往往無需擰須，便可信手拈來。以此足可證明《紅樓夢》一書為顧景星所撰，非本書作者刻意穿鑿。可以說，缺少悲憤之淚的人，是很難撰成此書的。所以說，能寫出此書者，非顧景星莫屬。二、作者寫書的目的何在？作者為何要寫此書？其目的何在？
明朝末年，國力衰弱，積弊難除，加上內亂外患，人禍天災，接踵而至，外有後金的入侵，內有李自成、張獻忠領導的兩路所謂農民軍造反，尤其是張獻忠於谷城叛變後，控制了湖廣地區，為震驚全國的大事件。張獻忠大肆屠殺蘄州、武昌及四川等地人口，造成了極大地惡劣影響。據顧景星第三子顧昌《耳提錄·述喪亂》載：“府君曰：予自有生來濱（瀕）於死者數矣，而風濤舟楫之險不與焉……例巡雉堞，漏下三鼓，更直旋家，則望見南樓上火作，犬聲嗥嗥，知城陷矣。比曉，居民爭以几案塞巷。予與先君，從樓牖中縋家人下，前與賊酋遇，與語釋之（經按遇賊酋事，詳載先世逸事），復遇賊，驅逼上城，時泥雪滑難陟。賊怒，以槊擬予曰：殺！予急舉袖格之，袖闊風回槊絞，賊僕岸下，塗穢滿面，予念賊起，予必死矣。賊起，振衣，反向予一笑，倒持其槊，築予背上曰：走。走至樓下，則城北門也。”作者說的是明崇禎十六年（1643）正月二十二日夜大雪，漏下三鼓之時，張獻忠率兩百輕騎從蘄州城以東六十里的廣濟縣原縣城梅川長途奔襲，從浮橋關進入蘄州城島，直接入城。顧景星作為儒生例巡城堞，值班剛回到家裡，見到南門城樓上起火，頓時，殺聲震天，間或著陣陣淒厲的犬吠聲，夢中的蘄州城，從溫柔夢鄉里突然驚醒荊王府，映入眼簾的是一場血光淋漓、慘絕人寰的大屠殺——蘄城被屠！於是，統治蘄州城十代的荊王結束了。荊王府的王爺、王妃、官員、守衛、雜役們及蘄州所有鄉紳世族乃至市民等無論男女皆被押解來拆城，稍有反抗者均被賊殺死，顧景星的好友蕭霽、州守唐世詔等也死於難。荊王府惟有某將軍得到報信從西門城牆上吊筐放逃了荊王世子朱和志及其母桂氏，後母子及將軍等人流寓九江荊藩國除免於難。意外的是，顧景星一家十六口也被張獻忠手下的賊寇捉拿。顧天錫與姐姐顧永貞爭相代死，以救家人性命，後顧永貞以頭觸石感賊，一家人免害。顧昌在《皇清徵君前授參軍顧公黃翁府君行略》中說：“歲辛巳，丁嫡母李太君憂。時飢疫相仍，寇氛四熾，賊張獻忠等蟠結旁邑，日伺蘄城廓。府君（指顧景星）屢勸貞譽公，載先世書籍還吳，不果。先是總督熊文燦，挈獻忠等十餘營降賊過蘄，荊王止賊首飲，令走馬後宮，與寵妃觀之為戲。府君年十六，聞之，急謁州守唐公曰：‘熊公不得死所矣。獻忠於諸賊最黠，不早除之，必貽後患。奈何既不為備，反令此輩得窺王宮虛實耶。’唐公色變，勒技勇入衛，周旋竟日而罷。明年，獻忠果焚谷城，叛。癸未正月，屠蘄。戮王棺，虜其寵姬。”如此小小年紀，便能洞察秋毫，可見，顧景星有超出常人的智慧和膽識。此處州守唐公，指的是時任州守唐世詔，此後二人遂成莫逆之交，唐時常邀請顧上城樓飲酒談兵，可惜唐世詔和江防副史許文岐均死於張獻忠屠蘄城之難。如作者寫於順治四年的《明故贈太僕卿江防副史仁和許公文岐》：“許遠崇褒身後事，千秋忠義出清門。一丸彈壓江城小，半壁孤撐楚寇繁。坐引終童書滿架，興高庾亮酒盈尊。傷心南人歸來日，空吊睢陽一郡魂。”（卷六）詩後自注：“公駐蘄州，張獻忠掠野，予嘗上策，公就月夜引予登樓痛飲。援兵盡叛，城陷，公死之。”
然而，顧家浩繁的藏書，以及顧景星少時所寫的多部著作皆毀於張獻忠屠蘄城，景星和父親等只好悵然長嘆，灑淚而別。從此，顧景星一家顛沛流離，一蹶不振。顧氏一家心有餘悸，先是避難蘄州長江中央鴻宿洲一月有餘，又輾轉西塞山（今屬黃石）兩月，飢困無食，僕婢三四人叛去，靠顧景星與父親砍柴、母親偕同景星姐姐採野菜度日。四月舉家下江南。先至九江，寓濂溪周道公祠。此時，恰遇荊王世子在九江，荊世子出來拜謁景星父親，並贈送不少金銀珠寶等物作為執弟子禮，後聞清兵至，荊世子及將軍等逃難不知去向，當時舟絕不可行。如作者寫於此時的《蘄陷後寓潯陽欲之崑山江路斷絕》：“奔亡同汛梗，性命如鴻毛。天塹今知險，巖關何處牢。妖氛衝日月，鬼物集坑壕。結陣將軍去，連城長吏逃。衣糧僅些小（潯陽人僅奪衣履，隋謠：“路糧無些小”），攘奪更前遭。殺戮原天意，兇殘復此曹。中原全（土參）黷，邊事敗陳陶。竊恐龍蛇戰，終成陸海滔。燒焚迷落照，徵鼓亂驚濤。東望吳儂地，江頭少一舠。”此詩寫的便是當時在九江的情景。顧家人秋至江寧，寓上清河。適逢景星姑母劉貞節病卒，其母四日粒米不粘牙。冬抵崑山。在崑山，顧景星同家人一道開始了劫難之後的清貧生活。儘管當時受到崑山本房族人的熱情幫助，但是如常言說的那樣“久住故人疏”，顧家人總有寄人籬下之感。
崇禎十七年（1644）九月，甲申鼎革，舉行南畿覃恩試，顧景星有幸參加七省流寓貢生考試，御史陳良弼舉景星第一。十月武英殿廷試，特授福州推官。顧景星有感積弊，面臨國家在危亡旦夕之間，隨上《敬陳四事疏》給弘光皇帝，直陳時弊，詞旨愷切，卻被通政官阻止不敢上。此事給顧景星極大刺激，弘光小皇帝的昏庸無能，前方有清軍南下，直逼江南。此時，使者透露馬士英希望顧景星歸附於他的意圖，遭顧景星斷然拒絕，並嚴詞怒斥，性格倔強的顧景星又代太學生上《閣部書議大行廟號》等書。未幾，他憤然離開南京，只好去黃山白嶽遊歷，歸來過錢塘，謁縣令族祖漢石公，與其說時事，失聲痛哭，擬將澱湖為長隱計。次年，清軍直逼江南，崑山堅拒，清兵屠其城，顧家先避地澱湖。大片江山喪失，南明王朝岌岌可危，後方官場朋黨傾軋，爾虞我詐，結黨營私，賣官鬻爵，令顧景星倍感失望。順治三年（1646）丙戌，湖兵起，顧家又先入城。不久，當年太祖朱元璋打下的江山隨著煙消雲散，南明小王朝名存實亡。
顧景星在江南避難期間，前後接觸了不少江南本土或流寓到江南的不少名士，如有“江左三大家”之稱的錢牧齋、吳梅村，龔鼎孳是老朋友就不必說了，另有諸如艾千子、張公亮、陶澄、周簡臣、方密之、姜如須、曹秋嶽、邵子湘、施愚山、餘懷等，還有復社領袖張溥、幾社領袖陳子龍，以及昔日湖廣的故交佟國器和黃岡的杜浚、杜岕等。此外，當年在南京時，與龔鼎孳、張公亮等一道，在秦淮河、蘇州等地還與當時名伶、藝人張燕築、王紫稼、柳敬亭，以及柳如是、顧媚、董小宛、李香君等眾多名妓交往，盡顯秦淮風流。由此可以看出，顧景星所交之友，無論是在明末，還是在清初，都是如雷貫耳之輩，非後來的曹雪芹輩所能企及。
順治七年春，顧景星陪父親客居西湖，二月九日慈母死去，尊母遺囑來年歸蘄。顧景星一家將母親靈柩寄放於崑山雨花庵。次年，一家三十餘口扶母柩回到家鄉蘄州，從此結束了近八年漂泊流浪的避難生活。然而，顧家人回到家鄉蘄州以後，映入眼前的是蘄州城島上百孔千瘡，昔日全勝坊的家，更是斷壁殘垣，蓬艾蕭蕭，已經無處棲身，正如書中蘅蕪君薛寶釵在《憶菊》中所吟詩句“空籬舊圃秋無跡，冷月清霜夢有知”一樣，原來的舊傢什麼都沒有了。然而，天無絕人之路，有幸得到不少好心的鄉黨幫助，總算蓋起了一座竹籬茅舍作為暫時棲居之所。歷經數年，又用黃泥築牆，這就是後來被命名的“白茅堂”。然而，恰逢歲飢，沒有吃的，顧景星與妻子一道偕同丫鬟奴僕採野菜度日。顧景星為此撰有《野菜贊》詩四十四首，以記當年之艱辛。
其友人新建陳弘緒在《顧黃公詩集敘》中，講述了顧景星的坎坷流離的生活。陳弘緒在詩集敘裡說：“予友顧黃公，以神童馳聲江漢，六歲作賦，十六作《寶劍篇》，作《龍池柳色聽鶯歌》，二十上疏江南，切諫移書，讓相國貴大帥之不法者，較朔輩殆欲過之。不幸世亂坎坷，流離侘傺愴怳之致。一寄於詩，其忠君愛國，憂天憫人，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嗚呼！黃公以彼其才，使得優遊。”又如顧景星《為龔端毅公請祀浠川次子星韻四首》詩句:“一生蕭瑟狂歌裡，誰解千秋庾信哀？”“往往山陽橫笛淚，年年春雨杜鵑來。”又如《夜話龔端毅公詩句用詠志感同子星賦四首》詩句：“對酒吟成斷腸句，夜深歌徹即山樓。”鑑於作者歷經亂世坎坷、**之恨，這樣一來，作者便要藉機洩憤，借寫書抒發藏於胸中的一腔愛國情懷。若乾、嘉時期的當年滿人，如明義、永忠、裕瑞、高鶚諸人所欣賞的只是書中的“豔情”，看不出其中的**因素，看不出書中的反滿跡象，更看不出當時漢人對**之恨所表現出的極大悲憤。即便是二、三十年代的不少文人，如胡適、俞平伯及至五十年代的周汝昌以及後來的不少紅學家們，大多看不出這是一部反清復明的**小說，看不出這是一部明末遺民的血淚史，以為這是曹雪芹所寫家事無疑，於是鑽進了一個死衚衕，全盤否定當年索隱派的代表人物蔡元培等人，導致一味地研究曹家，甚至將“紅學”變成“曹學”，故近百年來紅學除在研究其藝術性外，在其作者生平及其思想的研究上尚沒有絲毫進展，原因就在這裡。相反，他們還以為“碩果累累”。儘管蔡元培等人的研究有不少缺失，尤其是所謂本事之論的荒唐，言書中某人隱射某人，然他們是較早地認識到這是一部**小說，非明末遺士不可為，而胡適之流卻沒有看到這一點，儘管其研究的方法是科學的，然走的也是南轅北撤之路，終究是與紅學研究愈走愈遠。請看第八回，作者借後人曾有詩嘲雲：“女媧煉石已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失去幽靈真境界，幻來親就臭皮囊。好知運敗金無彩，堪嘆時乖玉不光。白骨如山忘姓氏，無非公子與紅妝。”甲戌側批：“批得好。末二句似與題不切，然正是極貼切語。”“極貼”在哪？批書者似是一知半解，沒有說明，論者以為批書者前後自相矛盾，根本不知道其中意思，只好糊塗批上“極貼切語”，他那裡知道這正是顧景星的經歷，更不知道當年張獻忠屠蘄城“白骨如山忘姓氏，無非公子與紅妝”呢！不難看出，作者寫此書的目的，源於作者年輕時代便飽經亂離之殃，飽受戰爭之苦和歷經**之恨，也就是個人遭際，家庭遭際，明末遺士諸友人遭際。再請看其《夜坐》詩：“十觴不成醉，兀坐意難忘。花下春真短，燈前夜亦長。半生憔悴恨，都為亂離忙。江外傳呼急，征夫又啟行。”（卷十二）可見，作者之心聲如此。又如《從秋屏楊公得蔣俟齋訃》：“浮生空閱世，老至況多悲。往往傷離別，年年哭故知。才聞江筆盡，人向杜陵衰。不識羊求侶，交遊更與誰？”“哀極欲無淚，悲來聲轉吞。如何月梁夢，不到故人魂。冷落玄亭客，荒蕪隔水村（鷺洲先生別墅）。論文推後進，惟有邵青門。”從以上詩句可以看出作者對國亡和戰爭帶來的亂離可謂悲憤至極，而不少研究者為了吻合曹雪芹所處的時代，將明明是明末清初時的“賊盜蜂起”現象，硬要說成是雍正、乾隆時期農民階級對地主階級此起彼伏的情況，簡直是天大的笑話！總而言之，為作者“忠君愛國，憂天憫人”的悲憤思想，欲藉此書一洩而快！
順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福臨駕崩於紫禁城內的養心殿。皇太子玄燁即位。是年冬，明永曆帝為吳三桂擒獲，南明王朝徹底滅亡。兒皇帝康熙登基後，到處聞有兵變，戰爭連連，生靈塗炭，尤其是蘄、黃之地，位於長江之濱，旱澇頻繁，老百姓窮困至極，餓殍遍地，滿目瘡痍，到處有逃難的難民。顧家人回到蘄州後實在是難以為繼，如此怎麼不叫顧景星憎恨滿清朝廷？再如作者寫於康熙十年農曆辛亥年的《述憂二首》詩句：“憂國非布衣，布衣恥憂國。我本山中氓，生理託稼穡。丁年血淚盡，半百減精力。泛愛問寒喧，不察慘淡色。質陋楊子云，文非皇甫湜。”“人言政不修，天心怒掊克。”“帝德胡不明，人言未為得。道逢飢夫婦，十步五扶服。■辜■辜繃中兒，索乳聲塞嘿。吾曹甘餓死，孺子何皋慝。皇天本好生，糊塗用蟊賊。朱門恣飲啖，狼藉不為德。”“追惟崇禎中，事往猶可憶。鳥啼大屋空，草滿城門塞。皮存毛則附，屍行貌奚飾。”“再三告出言，凶荒禍何速。虛名有月報，官廩無鬥粟。矯節發何倉，徒憂我民牧。飢人紛在眼，哀鴻滿平陸。昨見北來船，啾啾倚鳩鴣。”（卷十六）作者字裡行間，憂國憂民之心，溢於言表。
順治五年，發生了震驚全國的山東即墨人黃培詩案。黃培是明末錦衣衛都指揮使，明亡後，隱居在家。曾經接濟過於七農民起義軍，所作詩如“一自蕉符紛海上，更無日月照山東”、“殺盡樓蘭未肯歸，還將鐵騎人金徽”等詩句。被其家奴黃寬之孫黃元衡告發，黃培等十四人因此被捕入獄，遭處斬。同年，黃元衡上了一道《南北通逆》的稟文，指控顧炎武等“故明廢臣”是對清廷懷有二心之人，南北之間的通信，不是密謀造反，就是誹謗朝廷。在這份居心叵測的稟文中，黃元衡點了約三百人的名字，企圖製造一件大案。顧炎武為此被囚禁了近七個月，經朱彝尊等人四處營救方出獄。故《紅樓夢》書中多采取寓委婉於諷刺之筆法。
前面已經說過封建宗法制度的不合理，作為庶出的顧景星在其幼年的心靈上造成了極大的創傷，也促使他更加有信心來寫這部奇書。
縱觀顧景星一生，歷經亂世坎坷，顛沛流離，一腔愛國情懷躍入紙上，如寫於張獻忠屠蘄城後的《滿江紅·和王昭儀韻》詞句：“戈壁橫空，馬上過、幾番山色。回首處、亂雲抹斷，帝城雙闕。萬里風沙生死地，十年魂夢君王側。聽琵琶、彈到《漢宮秋》，聲聲歇。 永嘉恨，難磨滅；天寶事，何人說？向玄都觀裡、偷彈淚血。乞得黃冠雙鬢影，伴他青冢三更月。問姮娥，何事不長圓？山河缺。”可見作者的愛國情懷，正像書中【枉凝眉】說的那樣“想眼中能有多少淚珠兒，怎禁得秋流到冬盡、春流到夏！”受以上愛國情結驅使，所以，決意撰寫一部“借愛情之託，抒**之恨，寫興衰之感，紀家事（史）之實”的**小說，來諷刺、戒告大清王朝，就像書中的詩句“三春過後諸芳盡”，縱然盛世也必然有走向衰落的一天！這便是作者為何要寫此書，以及書中為何採用隱曲之筆的緣故。
三、成書情況及大致年代
為了便於人們弄清顧景星創作《石頭記》一書的時間和地點，不妨將其列表說明：
《石頭記》創作過程及大致時間表
年 號
（康熙）
生活經歷和寫作過程
交 往 情況
相 關 事 件
說 明
二 年
（癸卯）
因父親身體不適，未出遠門
與佛幢禪師和同邑名士盧綋等交往
二月，順治妃佟佳氏薨；妹夫曹璽以內務府郎中首任江寧織造；五月，浙江湖州人莊廷鑨刻《明史》被剖棺戮屍；冬日父親卒；第八子昱降生
守制
三 年
（甲辰）
奉父親遺命，夏日啟程南下崑山遷先貞姑玉峰之厝歸葬蘄州。
與友人宋琦、方樓岡兄弟、沈友聖、姜匯思及侄兒誠久等交往
友人錢謙益卒
守制
四 年
（乙巳）
秋日從崑山返蘄，安葬姑母劉貞節靈柩，大約是年開始醞釀《石頭記》
與龔鼎孳、吳太安等親友繼續交往
好友龔鼎孳任職刑部；長女玉玖落草
守制
五 年
（丙午）
大約是年冬開始，正式創作《石頭記》
好友施愚山蒞臨蘄州探訪
是年冬，糊塗鄰居失火，殃及顧家，家藏萬卷書籍盡焚；發生山東即墨人黃培詩案。
守制；半年創作
六 年
（丁未）
繼續創作《石頭記》，閒暇飲酒為樂；夏日，受友人之邀北上河南。
與王寶臣、邵子湘、竺煉禪師等交往
江南沈天甫選“逆詩”以誣陷平人一案，天甫等棄市。
半年創作
七 年
（戊申）
繼續創作《石頭記》；夏秋之際，受友人之邀，先至宣城，再遊福建、華亭，年底抵金陵、崑山故地。
與馬總戎、施尚白、佟匯白、周櫟園、盧澹巖、周釜山、盧文子、董閬石、沈友聖、張蓼匪等交往
同邑好友、著名隱士王子云卒於廬山
半年創作
八 年
（乙酉）
春節，與邑人好友盧澹巖相聚崑山；夏日歸蘄繼續創作《石頭記》。
與崑山侄徵遠及友人葉白泉、願雲禪師等交往
外甥曹寅選拔進宮，成為康熙帝早年的學習侍從；同年五月，鰲拜革職拘禁。
半年創作
九 年
（庚戌）
為所作傳奇《虎媒記》撰寫《虎媒劇引》，首次見其落款“虎頭公”
好友董蒼水來訪
外甥曹寅被選為御前侍衛，時年13歲。
全年創作
十 年
（辛亥）
繼續創作《石頭記》。
繼續與湖廣佈政使徐惺及蔣虎臣等交往
友人談長益卒
全年創作
十一年
（壬子）
繼續創作《石頭記》
與紀子湘等交往
友人周櫟園卒
全年創作
十二年
（癸丑）
《石頭記》創作已近尾聲
江南後學顧貞觀蒞臨蘄州拜訪；另與張長人、向書友、梅子真等交往。
九月，一代文學大家龔鼎孳卒於京城；湖南兵變，三藩叛亂開始
全年創作
十三年
（甲寅）
大約是年春，歷時十年的長篇小說《石頭記》撰成。並接著開始研究六書之學，即撰寫《黃公說字》字典
與同邑名士李嵩岑等交往。
是年秋，其愛妻愛妻蕭瑜卒，享年45歲。
顧景星作為生於一個理學世家的公子，父親在世時，他不可能來寫這部冒殺頭之罪的帶有濃厚排滿傾向**色彩和有為封建禮教的叛逆之書。其理由是：
首先，儘管顧景星具有較強的叛逆思想，也儘管既具有封建正統思想所不容忍的“不孝”，但他又是一個“孝子”，對父母、長輩，乃至奴婢極為尊敬。其父作為出身於理學世家的一代大儒，封建禮教尤嚴，加之顧景星是他惟一的兒子，惟恐兒子遭到文字獄的迫害，有違封建禮教是其次，更何況主要是與大清帝國有著嚴重的**衝突，顧天錫在世時絕不容忍兒子寫《石頭記》這種反叛思想的書。從顧景星當年在江南時所購書籍，父親將其全部賣掉，並令其下跪，擰他的耳朵，就是怕他受文字獄的牽連。因此，父親在世時，顧景星無論如何不敢寫這部封建時代所極力反對的所謂“離經叛道”的書。其父死於康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享年七十五歲。這正是他們一家人於順治八年秋從祖籍崑山回到蘄州後的十二年，同時也是父執艾千子、張公亮等相繼死去之後，正如書中甄士隱《好了歌解》中所言“正嘆他人命不長，那知自己歸來喪”一樣。
其次，從上表中可以看出，康熙三年，顧景星奉先府君遺命遷先貞姑玉峰之厝歸葬蘄州，在崑山呆了數月，等他扶先姑靈柩返蘄時已經是次年的秋日，他安葬好姑母劉貞節的靈柩，此時，仍然是為嚴父守制期間，按照古俗:父母丁憂須守制三年，謝絕一切應酬。顧景星朋友較多，情況特殊，不可能謝絕一切應酬。但是，此期間他不可能來寫這部書，因為這違背了理學世家以及父親的遺訓，父親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息的。那麼，按照推算，當是將先姑劉貞節的靈柩安葬完畢以後開始的，也只是構思醞釀階段。正式寫作應該是從康熙五年冬開始的，因為這時父親去世的三年守制期已經完畢。
其三，康熙五年丙午冬，顧家慘遭焚燒，據顧景星第三子顧昌《皇清徵君前授參軍顧公黃翁府君行略》載：“丙午冬，鄰居火延及草堂，焚貞譽公遺書暨府君所著《贉池錄》、《顧氏歷代列傳》、《諸家詩注》、《讀史集論》、《詩話》，凡三百餘卷，皆燼。獨《南渡》、《來耕》二集，以先妣抱救，得不盡失。”糊塗鄰家失火殃及顧家，這與《紅樓夢》書中篇首胡蘆廟失火殃及鄰居甄家的事如出一轍。而此期間，恰恰是顧景星開始創作《石頭記》一書之時。 再看康熙七年冬月，距離他正式創作《石頭記》整整兩年時間，大約此時，已經寫好了十回或二十回以上，故好友盧文子在在詩中吟道：“計到玉山回首處，停雲片片落紅樓”，因為，此時正好也是顧景星在寫作《石頭記》期間。為何說此書寫成於康熙十二或十三年呢？其依據又在哪裡？
請看顧景星第三子顧昌在《皇清徵君前授參軍顧公黃翁府君行略》中說：“（府君）癸丑以後，究心‘六書’之學。”癸丑以後，便是甲寅，也就是康熙十三年，如果包括癸丑當年，也就是康熙十二年，所謂‘六書’之學，即是作者後來完成的《黃公說字》。按此推論，大約是康熙十二年末或十三年初便開始撰寫《黃公說字》。那麼，在此之前，顧景星作了什麼呢？然隻字未提，原因何在？就在於這部著作是一部頗為敏感的**小說，是一部封建時代那些道學家們所不容忍的“淫書”，如此透露相關信息，豈不是要株連九族？道理就在這裡！顧景星的兒孫們再傻也傻不到如此程度。那麼，從康熙四年開始構思階段算起到康熙十二年或十三年，正好整整九個或十個年頭，即便是九年，古人往往從其概數，習慣上也會說成十年，正合《紅樓夢》書中篇首所言“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之語。
關於是書是否完成，歷來研究《紅樓夢》的學者頗多猜測，有說完成一百一十回，有說完成一百零八回，有說根本就沒有完成，實質上只完成八十回作者就死了，當初所謂前八十回本《石頭記》原本就是未竟殘稿。總之，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論者以為，作者已經完成全部書稿，而且是全部書稿完成只有一百零八回。為什麼這樣說呢？這是因為：
第一、其子顧昌在《皇清徵君前授參軍顧公黃翁府君行略》中，既然說“（府君）癸丑以後，究心《六書》之學。”那麼，說明癸丑或此前《紅樓夢》一書便完成了。顧景星生平治學非常嚴謹，他不會虎頭蛇尾，因為寫此書是他多年來的夙願，或許當年避難江南崑山期間就有此想法，只是其父對他非常嚴厲，不敢擅自動筆而已。或許有人會問，此書既然是顧景星所寫，那為何其子不在父親的行略中暗示呢？這在當時康熙大興文字獄的時代，他能暗示嗎？那可是要滿門抄斬哪！再說顧昌也是一代高才，再糊塗也不至於糊塗到如此地步！或許其父在臨終前再三囑咐過此事，不可隨意外傳，除非在有必要時交給表弟曹寅一閱。其實，作者本人已經暗示過了，就是前面提到的“四十年來著述絕少，其或寫情月露寄趣■魚……”。
第二，作者深受蘄州佛道文化的影響，自然多有寓意。如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後，賈珍便命賈瓊、賈琛、賈璘、賈薔四個人去陪客，一面吩咐去請欽天監陰陽司來擇日，推準停靈七七四十九日，三日後開喪送訃聞。這四十九日，單請一百單八眾禪僧在大廳上拜大悲懺，超度前亡後化諸魂，以免亡者之罪；另設一罈於天香樓上，（按：此條所評正文之“天香樓”，靖藏本作“西帆樓”。）是九十九位全真道士，打四十九日解冤洗業醮。前面有關蘄州佛道文化一節中曾講到秦可卿死後齋醮一事取自蘄州佛道風俗，如念“七七四十九日”經，“單請一百單八眾禪僧”，“九十九位全真道士”等等。作者熟悉蘄州的佛道文化，佛教認為人生有一百零八種煩惱，也許有人會說稍微懂一點佛教常識的人都知道，佛教也不是起源於蘄州，但是你要知道禪宗可是起源於蘄州呀！昔日蘄州鳳凰山的四祖正覺禪寺的鐘聲所敲聲數便是一百零八響，遙想當年顧景星在寫作《紅樓夢》時，每天清晨寺鐘敲響的時候，想必他頗多感慨，於是將此書寫成一百零八回。加之顧景星平生遭際與常人迥異，從其大量詩作中可以看出，不是悲憤，便是苦惱、煩惱；不是血，便是淚！再從《紅樓夢》中的諸多數字與人物名字一樣，頗多寓意，所以，作為亦佛亦道（玉山居士、玉山道人）的顧景星不會寫到一百一十回，也不會只寫到八十回就擱筆，說只有八十回的人，是因為認為該書作者是曹雪芹，那就是脂硯齋等說過“書未成，而芹卿逝矣”的話，由此誤導了不少人。由此推論，顧景星完成的書稿應該是一百零八回，而非僅有八十回。說作者完成一百零八回，是說此數目暗喻其悲涼、困苦、煩惱的一生！這是與蘄州的佛道教文化頗有關係的。因為蘄州自古佛道興盛，蘄人往往從一百零八、九十九、四十九等數字，這也是書中秦可卿死後為何“單請一百單八眾禪僧”“九十九位全真道士”“停靈七七四十九日”的緣故。
為何說是書完成於蘄州而不是其祖籍崑山呢？從上面列表內容可以看出，其間活動主要在故鄉蘄州。康熙九年至十二年，為全年均在家寫作，幾乎沒出過蘄州大門，因為該書已經接近尾聲，作者想抓緊時間寫成，以便早日開始撰寫《黃公說字》，故這四年沒有出過遠門。另有康熙五年至八年、十三年，這五個半年，每年最多也只有半年寫作時間，其中受友人之邀，外出遊歷，前五個半年，加上後四個整年，合起來就是六年半寫成此書，書中說“十年辛苦不尋常”當是一個概數，指前後歷經十個年頭而已。當然，他外出遊歷期間，是否在寫此書，不能否認沒有動筆，因為邀請他出去遊歷的都是一些“鐵哥兒”朋友，加上他好學勤奮，夜間不寫作或許悶得慌，也許在外出遊歷時趕寫過書稿，亦未可知。這是從顧景星寫作時間和經歷來考證。也許有人會問，顧景星寫作速度有這麼快嗎？古人寫作用的可是毛筆而非當今的鋼筆或圓珠筆啊！不妨舉一個例子，若按顧昌所言其父撰寫《黃公說字》一事，為康熙十二年癸丑以後，到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完成，也只是歷經十一、二年，如此二百三十卷的浩大工程，那要有何其淵博的知識啊！倘若是常人可能要花費畢生精力也難以完成，可是顧景星僅僅只花費十一、二年的時間，其間同樣要接待客人和外出拜訪友人。李時珍編撰五十二卷的《本草綱目》花了整整二十七年，因為他要外出考察、驗證藥方，洋洋二百三十卷的《黃公說字》，顧景星與李時珍一樣要做的工作實在太多了，大家都知道字典可不比小說，那是要翻閱大量史書、工具書的，其編寫速度之快，實在是令人驚訝！而顧景星撰寫《紅樓夢》又是在晚年，也就是遊歷江南和楚地眾多地方之後，再一點便是他才思敏捷，故作者撰寫《紅樓夢》一書花上六年半的時間，當在情理之中。
從以上諸多跡象表明，該書成書於蘄州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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