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顾景星坎坷的传奇人生为创作《红楼梦》提供了可能
一、为何说《红楼梦》的作者是顾景星？
谁都知道能写出《红楼梦》这样一部伟大著作，非一代文学大家不可为，非一代霸才不可为！纵观中国文学史，能称之为“霸才”之大家寥寥可数，如西汉以司马迁、杨雄为霸，而贾谊、司马相如、董仲舒、刘向之辈，亦皆能自霸。班固不及扬雄、司马，而亦霸东汉。魏晋以曹植为霸，唐以韩愈、李白、杜甫为霸，宋以苏轼为霸，明以王世贞、黄石斋为霸，黄石斋殁后，以顾景星取代之，清则更以顾景星为霸。景星父执、也是忘年交的金坛人张明弼在《顾赤方文集叙》中说：“赤方之力殆有过者之人也。其汉欤？其魏晋欤？其殆夺石斋之席而为明之霸欤？弼自石斋卒，私幸可自为霸，而不幸遇赤方。嗟乎！止矣。不得不俯首而为之臣矣。是天为文家产一人矣。海内治文之士，其退舍敛手，谨避之，毋辄犯其锋可矣。”张明弼这话不是自谦，而是发自肺腑之言。请看顾景星第三子昌《耳提录·论诗文》载，“府君曰：金坛张公亮先生，以文章虎视一切，然气魄悍肆，亦所谓君患多才也。一日，予取其文改之，张过予曰：何为者？曰：偶改先生集耳。张谔然，遽呼家僮，向舟中取所自订者相校十九合，乃叹曰：某老矣，文章利病，乃今知之，虽悔少作，何及吾子年富才豪！蚤岁已超腾而入，其可限耶？至为下拜。又，邓秦釪、张之中，表亦以诗文自雄，不肯与张下。一日，索扁于予，予濡墨曰：天荒天随，盖邓居天荒湖，而予以陆甫里推之，书未毕，邓已双膝着地，二公皆予父行，而自下如此。”张公亮曾经不可一世，以石斋死后自为一代霸才，而在友人子面前俯首称臣，甚至“至为下拜”。足见顾景星有众人难以企及之雄藻。《四库全书提要》言其“记诵淹博，才气尤纵横不羁，诗文雄赡，亦一时之霸才。”观《四库全书》浩浩数千文人著作，鲜有此评语。又，明末清初名士董苍水说：“黄公才高力大，气若祖龙之吞六雄，宜其傲睨百代，自成一家也”。程非二说：“今人排击袁钟，各指其习气是矣。楚后劲，如黄公一种杰洁之气，安得不霸？！”黄冈杜绍凯《顾子诗钞序》亦说：“有明以来，楚之才子惟顾赤方一人。”袁枚《随园诗话》卷十六载：“明季士大夫，学问空疏，见解迂浅，而好名特甚。”“蕲州顾黄公诗云：‘天伦关至性，张桂未全非。’又曰：‘深文论宫阃，习气恼书生。’议论深得大体。黄公与杜茶村齐名，而今人知有茶村不知有黄公。因《白茅堂集》贪多，稍近于杂，阅者寥寥，然较《变雅堂集》，已高倍蓰矣。黄蒙圣祖召见，宠问优渥，以老病乞归。再举鸿词，亦不赴试。有杨铁崖‘白衣宣至白衣还’之风。”遗憾的是袁枚撰写《随园诗话》之时，没有读过《红楼梦》，若读过，或许早就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问题了，亦无今日所谓百年红学之论争。
顾景星《寒夜坐还青客馆作·有序》说：“偶然而来，同是西阳之客；有为而作，各赋北门之诗。江黄之间，遂多异人；秋冬之际，难为怀抱。寒炉火爇，明月茶香。率赠短篇，聊志永好。”其诗云：“耳热醒清露，寒蟾明我心。偶然同作客，相感亦何深。茗色摇灯白，钟声入夜沉。阮家贤子弟，片语抵千金。（还青二子在坐）”（卷十一）可见，当年蕲黄之地多有异人。此异人指的是奇才，如顾景星、萧霁、二杜诸人。
观顾景星平生诗文，诗不亚李、杜，文不亚欧、苏，才不亚曹、温，某些方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年子建七步成诗，庭筠八叉赋成，而景星五岁作赋，六岁而能诗，年十五名冠蕲、黄。令人遗憾的是，《辞源》甚至查不出其人姓名，如此高人被中国学界冷落，实在是我国学界莫大的悲哀！
有高才者，未必就能写出《红楼梦》这样百科全书式的宏篇巨著，能写出者，亦是寥若晨星。历汉以来，如汉魏时的曹植，唐代的元稹、杜牧、温庭筠、李商隐，宋代的苏东坡、柳永、周邦彦，宋徽宗倘若是平民，李清照倘或是男性，此二人或亦能尝试，明代的如冯梦龙、凌蒙初、钱牧斋、吴伟业、龚鼎孳、阮大铖、侯方域、李渔、余怀等，清代的如洪升、孔尚任、纳兰性德等。汉魏唐宋及明代诸大家则不必说了，因不是生在《红楼梦》横空出世的时代，惟有明末清初及清中叶的几位可数之大家，或亦能尝试，然他们或对月浩叹，英年早逝，如侯方域；或年事已高，缺少激情，如冯梦龙、凌蒙初、钱牧斋、吴伟业等；或诗曲并美，然人品欠佳，如李渔；或身为佞臣，爱憎有别，如阮大铖；或有其高才，然生于清中叶，或生于满族贵族家庭，或深受满清覃恩勋爵厚禄，或未历经**之痛，与大明王朝无甚瓜葛，与大清朝更是无冤无仇，不可能来写这样一部慨叹大明**及讽刺大清帝国必然衰落的作品，如曹寅、纳兰性德、高鹗，以及洪升和孔尚任；或才气横溢，词风艳丽，对江南名士和秦淮名妓多有交往，历经过**之痛，然未身受流寇其害，穷困潦倒，平生偏守一隅而从未出过远门，如余怀；或目睹并亲历过戡乱流寇，一生颇富传奇色彩，风流冠绝，且词风婉约妍丽、悲凉不胜，完全堪与《红楼梦》中的词曲媲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为最能写出此书者，此人便是被称为“江左三大家”之一的龚鼎孳。然龚鼎孳平生一方面浮沉宦海，屡遭非议；另一方面为忙于拯救明朝遗老，弄得心力交瘁，以致早逝，自然顾屑不暇，因而，龚鼎孳没有条件来写这部伟大作品。从书中大量地运用蕲方言、楚风蕲俗等来看，当为蕲州一高人无疑。明末清初之际，蕲州著名的文人除顾景星外，还有卢纮、李炳然、汪蘅、顾昌等。卢纮为顺治乙丑进士，官至长庐盐运使，曾经撰写过《江左三大家诗抄序》、《吴梅村文集序》等，有《四照堂集》传世，可见非等闲之辈。李炳然为崇祯丁丑会试副榜，官万安知县，著有《江鹿堂集》，著名文章有《龙矶挂缆记》、《顾黄公传》等。汪蘅为顺治乙丑科进士，知福建南平县，以不媚权贵移疾归里，放怀诗酒自娱，与同邑李炳然、卢纮诸名士以诗赋相高，各立专集，一时文坛大振，著有《楚中风雅》数十卷。此三人者，均熟谙蕲方言和当地民俗，且同是著名学者，各有诗文集，其家里均遭受过与顾景星一样的张献忠屠蕲城的经历，然风流豪迈不及，晚景也不至于穷困潦倒；顾昌为景星第三子，其才亦高，与父执辈诸名士如徐子星、宋荔裳等交往，同时与表弟——执掌江宁织造的曹寅以诗唱和，然同样没有经历过**之痛，只是听父亲诉说过旧时往事，与其父亲身经历过无法相比。在蕲、黄两地，与顾景星齐名的还有黄冈的杜浚、杜岕兄弟，二杜于崇祯末流寓南京，与顾景星同为名动大江南北之名士，对蕲、黄的民俗亦多有了解，且同是秦淮常客，尤其是杜岕，与曹寅乃至交，曾经为曹寅诗文集写过序言，也是最能写出《红楼梦》首选者之一，然同样也是风流豪迈不足，更无亲历流寇涂炭生灵之痛。《红楼梦》一书所涉及知识面之广，可以说是无一人能担当此任。那么，究竟是谁具备写《红楼梦》一书的所有条件呢？此人便是龚鼎孳、黄冈二杜的至交、同时也是与执掌江宁织造数十年的曹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一代霸才——顾景星！
顾景星（1621——1687）,字赤方，号黄公，湖广蕲州（今湖北蕲春县蕲州城）人，祖籍江苏昆山，为明末清初两代文学巨擘。景星自幼宿慧，记忆超群，六岁能诗赋，读书一过成诵，八九岁已经遍读经史，有诗文一囊，时称“圣童”。年十五就黄州郡府试，拔冠九属第一。时合肥龚鼎孳为蕲水（今浠水）县令，偶过蕲州，一见景星，感叹说：“江夏黄童，天下无双。”遂荐之于黄州知府钱塘人许我西，许公“试于檐下，立章数十艺，日未昃也。知府惊异，与论古今，叹曰：‘此王佐才也’。”十六岁参加湖广学政昆山人王澄川主持的督学考试，又获第一，十九岁，是年乙卯秋，参加由江西人万元吉主持的乡试，再次获第一名，然而，该考万元吉所得士复阅经义，卷中有一字犯万名讳而被黜。不少书籍误作中副榜，乃误。《耳提录·制举说》云：“男昌曰：府君有言曰：制举帖括，不能传世，然而一代功令，及数百年士子精神，全萃于此，况童而习之，白首无成，盖亦多矣。予年十八，以礼记业魁，多士祗以犯房校字，遂乙之。”可见他中的是第一非副榜。崇祯十六年，时丁嫡母李孺人忧，贼寇张献忠陷蕲，举家归祖籍昆山。崇祯十七年九月，甲申鼎革，福王监国，南畿覃恩试，顾景星参加七省流寓生贡试，御史陈良弼再次推举第一，真个是一代霸才！十月武英殿廷试，特授福州府推官。据《四库全书库目总要·卷一百八十一·集部三十四·别集类存目八》载：“景星有《黄公说字》，已著录。景星著述甚富。初有《童子集》三卷，《愿学集》八卷，《书目》十卷，皆崇祯壬午以前作，明末毁於寇。《顾氏列传》十五卷，《阮嗣宗咏怀诗注》二卷，《李长吉诗注》四卷，《读史集论》九卷，《贉池录》一百十八卷，《南渡集》、《来耕集》共七十三卷，皆崇祯癸未以后作；康熙丙午毁於火，仅《南渡》、《来耕》二集，存十之三四，乙酉、丙戌之间，又有《登楼集》、《避地泖淀集》亦皆散佚。是集，为其子畅所辑，而其子昌编次音释之。凡赋骚一卷，乐府一卷，诗二十二卷，文二十卷。景星记诵淹博，才气尤纵横不羁，诗文雄赡，亦一时之霸才；而细大不捐，榛楛勿翦，其后人收拾遗稿，又不甚别裁，傅毅之不能自休，陆机之才多为患，殆俱有焉。”可见其才之高，其学之博，可以说是才华可贾，风流有余。遗憾的是，自清初至今，由于“《白茅堂集》贪多，稍近于杂，阅者寥寥。”（袁枚语）世人不知其故，然根据笔者阅读《白茅堂集》方知作者子孙在编辑该书时，是有其特别用心的。是什么用心呢？原来是要给后人研究《红楼梦》留下一个伏笔，如历代文人很少有将谜语诗和《十二属杂述》之类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诗作收录入集中，而在《白茅堂集》中却能找到，因为此类诗作与《红楼梦》一书有关。这就是顾景星的子孙们为何当年不听当时众多名士劝告，将“稍近于杂”的诗作收入集中之缘故。
那么，说《红楼梦》这部书为顾景星所撰，主要依据在哪里呢？
首先，《红楼梦》书中篇首的几个重要事件与顾家关系密切。一是书中女娲补天遗落之顽石与景星字赤方自号黄石之由来的联系相当密切。所谓景星，即文曲星；赤方，则指的是黄石，也即天上陨落之顽石。作者为何要引用“女娲补天”之典？请看顾景星写于早期的《书募排埠桥册子》诗句：“神鞭鞭石石流血，谁能驱石补天阙。”（卷十一）此诗句正合篇首“女娲补天”故事，作者引用此故事其目的源于其忠君爱国思想。然而，作者“补天之志”始终得不到施展，国家灭亡了，谁来驱石补天，拯救国家？作者深感无可奈何。可是，大清王朝天子独断专横，令人发指！故作者有此感叹。如作者较早在《读永和宫词三首》其中之一诗作中，便明确地批评道：“今皇多独断，大仪岂朝端。怀庙碑尤痛，诸陵弄不难。”（卷十一）故作者只好将一腔情感，愤而付之笔端。二是英莲被拐，而顾家在张献忠屠蕲城后，及至清兵屠昆山或白腰党焚劫昆山之际便丢失过一个女儿，即顾景星之妹，也就是后来执掌江宁织造的曹寅之母，从多种迹象表明曹寅的母亲顾氏死得较早，或死于嫡庶之争，这与书中英莲被拐及后来遭夏金桂迫害而死的事是如此相合；三是葫芦庙失火，与康熙丙午年顾家失火事件相同。当时，顾家位于蕲州全胜坊的家——白茅堂，因邻居失火殃及而再此遭到焚毁。作者在写这部书时为其父去世后的第三年，丙午失火，恰好这时正是作者开始写书之时，故将这两个事件一并写于书首。这在后面文章里将会详细论述。四是《嘲顽石偈》隐喻蕲城被屠。《嘲顽石偈》诗云：“惯养娇生笑你痴，菱花空对雪澌澌。好防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甄士隐抱着三岁的女儿英莲上街看热闹，遇一僧一道。那僧一见就大哭，要士隐把女儿舍给他，说此女是“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士隐不理睬，那僧就大笑起来，念了这四句诗。其中“菱花空对雪澌澌”之句，不单指下雪，还有暗喻死人极多之意，也就是将“雪澌澌”比喻地上满处都是白花。为什么说此诗说的是蕲城被屠的事呢？这是因为崇祯十六年正月二十二日夜大雪，张献忠屠蕲城。由于此事发生在蕲州最为热闹的元宵节之后，当然应了那僧所说的“好防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之语，可谓一语成谶。又因是夜大雪，所以有“菱花空对雪澌澌”的诗句，正如《红楼梦曲·收尾·飞鸟各投林》中“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五是甄士隐与顾景星父亲顾天锡同是隐士，所谓甄士隐，除有通常人们所理解的“真事隐去”外，还有“真隐士”之意，这是因为顾景星的父亲为当时著名隐士。非但如此，作者本人也是著名隐士。甄士隐最终“同了疯道人飘飘而去”。所谓“同了疯道人飘飘而去”，就是说已经成仙了，这是委婉地说法，也就是死了。而作者父亲顾天锡死于昆山归蕲州后，正如《好了歌解》中所言“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又，顾天锡晚年闭门谢客，在家著述，过着终日“观花修竹”的隐居生活，夜里静坐修道，一如甄士隐。这部声称“朝代年纪，失落无考”的小说，实则完全可考，不少人物形象、事件，甚至完全可以对号入座，只是作者采取委婉的春秋笔法式的文学手段含蓄地来表现罢了，既然是文学手段，自然就有一些时代典型形象的典型概括。
其次，书中主要人物生日、节日与顾家人的生日及其事情多有相合或近似之处。如书中贾母与景星姑妈刘贞节在大家庭里同为最有权威、最受尊敬的人物，而且二人同月同日生，丝毫不隔，因顾天锡始终将姐姐刘贞节作为母亲看待，其侄子景星将她作为祖母看待，她的生日乃至忌日是当年顾家最为重视的，所以作者将她的生日绝对真实的写于书中。其他人物生日与顾家多有相同或近似，节日、事件亦然，这在后面的数字解析一节中将有专门论述。
第三，书中的主要人物与顾家及友人家事多相契合。如贾宝玉与顾景星事相合，林黛玉与其妻萧瑜事相合，薛宝钗、史湘云、妙玉、探春等与顾景星夫妻事相合，贾母乃至李纨与顾景星姑母刘贞节事相合，贾元春、贾迎春、甄宝玉与顾景星友人佟国器家事相合等，举不胜举。这在顾景星的诗文中多有提及，这不能不说是有意而为之，而绝非巧合，更非作者穿凿附会。
第四，顾景星自青少年时代起，正是“盗贼蜂起”之时，全家遭受张献忠屠蕲城，举家避难祖籍昆山，又遭清军和白腰党的洗劫，接着明亡，可谓“命运不济”。此后，便过着“半生潦倒”的生活，常年“风尘碌碌”，到处奔波，幸有友人接济，否则，全家生活也难以保障。原来立下的鸿鹄之志不能实现，最终富贵成空，实是“有命无运”之人，与《红楼梦》书中诸多人物故事实相吻合。如第七十回，林黛玉作《桃花行》，宝玉看到后，宝琴说是她作的，宝玉怎么也不相信，宝玉笑道：“固然如此说。但我知道姐姐断不许妹妹有此伤悼语句，妹妹虽有此才，是断不肯作的。比不得林妹妹曾经离丧，作此哀音。”此处“曾经离丧”，貌似离丧父母，实则指的是国家沦丧，作者借林黛玉之笔“作此哀音”，抒写自己对“盗贼蜂起”导致国家灭亡表示切肤之痛，同时描写了一个大明遗士的悲凉、愤慨之感。
第五，书中点戏、看戏隐喻明亡和顾氏家事。如第二十九回，贾母听贾珍禀报神前拈戏的结果，第一本《白蛇记》，汉高祖斩蛇起事。第二本《满床笏》，是现在情形。第三本《南柯梦》，贾母由“笑道”至听了“便不言语”，因是凶兆，自然这样，这与顾景星家族最终结局莫不关联。所以贾母默然，止演第二本。”那么，前一曲戏表面是说刘邦斩蛇起义事，实际是暗喻明太祖朱元璋起义，以合书中贾府初封国公，为以往之事。第二曲戏是暗喻顾家祖上多有做官之人，如景星曾祖顾阙官至刑部主事，曾伯祖顾问官至贵州道御史，更重要的是，此戏文为好友龚鼎孳所撰之传奇，说的是郭子仪“七子八婿，富贵寿考”的故事，当是作者借此怀念友人。此外，顾景星在康熙十八年在京都为江南的外甥女张芸写序时，也曾说到其婆家叶氏满床笏。第三曲戏《南柯梦》为明汤显祖所撰传奇，实则是作者暗喻顾家遭张献忠屠蕲城后的悲惨生活，当然是南柯一梦。对于这一表现，王希廉说：“《南柯梦》是后来结局。”此话当然不错，只是不少研究者以为是曹家后来结局，然不知乃顾家之事。
第六，大约作者早年，因受昔日所读家藏明故荆王府纪善吴承恩所撰《西游记》中“石中蹦出美猴王”的启发，想撰写一部感叹亡明及讽刺封建王朝腐朽没落的小说，严父在世时，苦于没有下笔机会，后来父亲去世，自己正值壮年，此时不写，否则到了年事已高之时，惟恐失去激情，为了了却多年的宿愿，受自己众多诗僧道友异人的故事启发，更重要的是自己家族、本人经历和好友佟汇白家族事颇富传奇色彩，同时，又得家传所记录曾祖父阙昔日所交朋友多异人，如张叫化、僧癫仙、八百岁翁等故事，结合本人坎坷的遭际，将诸故事揉和在一起，也以“石头”作为开端，故在开始时定名《石头记》。如作者在《僧定慧册子》一文中说：“江夏有金氏，则生而不腥食者，母曰：吴故给事中吴公某之女弟，梦一头陀僦舍，觉而娩焉。四岁，昼夜哭。有僧心明者，曰：是吾友也，何缘至此？宜即出家。父母骇许之，易名定慧，果不复哭。心明死，定慧年十二，父母泣抱归。一日，逃入山，匿卢氏废寺，与癞僧俱数年，人无知者。”又如龚鼎孳《跛足上人像赞》中的上人，指的是高僧或高道。景星亦有诗。如此癞头僧、跛足上人，当为顾景星所熟悉之事，遂以上面所言异人为原型，塑造出癞头和尚、跛足道人等神仙形象，以自己家族及佟汇白家族诸多人、事，作为贾府、甄府原形等写于书首。
第七，《红楼梦》一书中的所有体裁、历史人物典故及其诸多故事，几乎十之八九均能在顾景星洋洋五十四卷的《白茅堂集》和其第三子顾昌所撰《耳提录》中找到踪影，难道说都是巧合吗？非但如此，还可以找到类似咏物、咏史的诗文，甚至还能找到与《红楼梦》书中完全一样的题目。如《明妃》：“旄头豹尾乍支持，贱妾当熊只一时。多少沙场御魑魅，愿君莫忘羽林儿。”(卷十一)书中其他历史人物典故，如第二回雨村提到的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等人，如《阅梅村王郎曲杂书十六绝句至感》之四：“西京旧日知名者，籍隶山中供奉臣。一自龟年零落后，岐王第宅属何人？（李小大善歌）”（卷十五）又如《贞慧寺主退院》诗句：“公期梁代许元度，我思晋室陶渊明。”（卷八），又如《文君》:“文君未赋白头吟,司马居然一赏音。赚得临邛诸寡妇，春来常抱听琴音。”（卷十一）又如《道士教予饮酒发可日一石醉寄同志蒋大》：“阮生耽酒不辞贫，李白狂来岂顾身。醉里天真虽可贵，醒时白眼更宜人。”(卷六)又如《携具过又韩便招杲上》：“只觉相如多四壁，蓬门深获卓文君。”又如《七月七日》：“南俗每怜儿女拙，北村不厌阮家贫。”（卷十）又如《仇英单于射雁图》诗句：“十洲老手画似真，百年粉墨开如新。”(卷十一)如此书中所提到之人名，不可胜计。作者为何在书中提到这些历史人物？这是因为这些人是他平素日或崇拜、或歌颂、或贬抑的人物，这与作者平生遭际，即所遭受的挫折和平日疏狂傲世的性格有直接关系。
此外，这里还有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的两大至关重要的证据：一是作者曾经委婉地道出撰有此书，请看作者在《复徐方伯》（按：指徐子星）的书信中的附呈一文：《谨呈为多病无才万难应荐事本月十九日奉宪牌到州为钦奉》一文载：“上论事内开本司查得蕲州乡绅推官顾景星，学德渊醇，文章鸿博，允宜荐举……伏念景星遭寇难，流离江南……四十年来著述绝少，其或写情月露寄趣■鱼……”该文章写于康熙十七年秋，讲述作者关于不愿去京城参加博学鸿儒科的一篇拒荐回复，时任湖北布政使的徐子星，作为作者友人，又是地方父母官，故作者将此文呈其一阅。此文中“四十年来著述绝少，其或写情月露寄趣■鱼”之语，分明是说自己四十年来著述很少，其间借写情月用以寄托生活之趣，这不是《红楼梦》是什么呢？只是作者说得婉转不易觉察罢了。不知何故，当年章学诚在编撰《湖北通志检存稿》一书时，引用原文时删掉此语，可以遥想删去此语当是大有文章。究竟是顾景星的子孙们惟恐他人知悉其父或祖父撰有《红楼梦》一书而殃及全家，故意将删录后的文章交给章学诚呢，还是章学诚删掉此文句？当是一个谜。论者以为，前者的可能性较大。这是因为，清初的文字狱非常残酷，他的子孙当然慎重行事。二是顾景星的友人、著名文学家华亭（今上海）人卢元子在《顾子在葺城两月便成千秋忽赋骊驹惘然话别聊叠三唱》一诗中所言及到的，堪可作证。诗云：“潇湘客子夜登舟，驿路萧萧雨雪稠。计到玉山回首处，停云片片落红楼。”（卷十四）“潇湘客子”，自然是指顾景星，诗人已经明确地道出好友顾景星撰写有《红楼梦》一书，且说作者写的是昆山避难及明亡之事。诗后有说明：“至人在青龙浦口居，丽藻惊看，挥茗就高谈，相对织帘，余若论，偕隐工文笔，应是庞家愧不如。”卢元子，为当时一代名士。顾、卢二人过从甚密，且性格多有相似之处，如二人同为一代高才，同是明末遗士、隐士，以及不喜与俗人交等。葺城同咏，草堂论诗，尽显风流。其中说到好友顾景星“偕隐工文笔”，这与书中通篇褒贬委婉的春秋笔法相合。此诗为卢元子写于康熙七年（1668年），农历戊申。当时，顾景星在葺城两月，时年四十八岁，正值壮年，也就是其父顾天锡死后的第六年，当为顾正在撰写《石头记》当中，作者痛感当年国亡家失，避难昆山，过着寄人篱下生活，战乱、天灾接踵而至，往事不堪回首，昔日荣华富贵犹如红楼一梦，于是一腔悲愤，只好倾注“红楼”一书，犹如《红楼梦》书中所言，“哭成此书”。
顾景星一生杂学旁收，上至宫闱秘事，下至三教九流无所不窥，无所不晓，且才高，每考必中第一。其知识渊博，于明、清两朝少有能及者。根据《白茅堂集》体裁数量情况，各种诗体诗作数千首除外，其他杂体诸如佛道碑记、寺庙序言、诔、祭文、状偈、哀词、墓志铭、赞篇、箴篇、铭、跋、书牍、四六体和骚体赋等，少则一两篇，多则数十篇不等。词曲当也不少于数百首，可惜的是词曲均毁于丙午火灾，不存，今仅存其词两首。然其功底深厚，为历代评论家所称道。好友施愚山在《送黄公还山》诗中，言其“才偏称野史，名已遍皇州。”能称之为“野史”的人，自古及今，能有几人？无论是诗词曲赋、书画之论，还是宫闱秘事、抑或是佛道机理，均通晓颇深，无不令人折服。综观《红楼梦》，无论是蕲方言、楚风蕲俗的运用，还是江北江南名胜的描写，以及书中诸多人物故事，均与顾景星历经丧乱的生活时代之事有关，与其游历的足迹有关，以及与其本人、家人、家族、友人家事有关。以上诸多故事，均为作者经历之事，故作者在写此书时，往往无需拧须，便可信手拈来。以此足可证明《红楼梦》一书为顾景星所撰，非本书作者刻意穿凿。可以说，缺少悲愤之泪的人，是很难撰成此书的。所以说，能写出此书者，非顾景星莫属。二、作者写书的目的何在？作者为何要写此书？其目的何在？
明朝末年，国力衰弱，积弊难除，加上内乱外患，人祸天灾，接踵而至，外有后金的入侵，内有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两路所谓农民军造反，尤其是张献忠于谷城叛变后，控制了湖广地区，为震惊全国的大事件。张献忠大肆屠杀蕲州、武昌及四川等地人口，造成了极大地恶劣影响。据顾景星第三子顾昌《耳提录·述丧乱》载：“府君曰：予自有生来滨（濒）于死者数矣，而风涛舟楫之险不与焉……例巡雉堞，漏下三鼓，更直旋家，则望见南楼上火作，犬声嗥嗥，知城陷矣。比晓，居民争以几案塞巷。予与先君，从楼牖中缒家人下，前与贼酋遇，与语释之（经按遇贼酋事，详载先世逸事），复遇贼，驱逼上城，时泥雪滑难陟。贼怒，以槊拟予曰：杀！予急举袖格之，袖阔风回槊绞，贼仆岸下，涂秽满面，予念贼起，予必死矣。贼起，振衣，反向予一笑，倒持其槊，筑予背上曰：走。走至楼下，则城北门也。”作者说的是明崇祯十六年（1643）正月二十二日夜大雪，漏下三鼓之时，张献忠率两百轻骑从蕲州城以东六十里的广济县原县城梅川长途奔袭，从浮桥关进入蕲州城岛，直接入城。顾景星作为儒生例巡城堞，值班刚回到家里，见到南门城楼上起火，顿时，杀声震天，间或着阵阵凄厉的犬吠声，梦中的蕲州城，从温柔梦乡里突然惊醒荆王府，映入眼帘的是一场血光淋漓、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蕲城被屠！于是，统治蕲州城十代的荆王结束了。荆王府的王爷、王妃、官员、守卫、杂役们及蕲州所有乡绅世族乃至市民等无论男女皆被押解来拆城，稍有反抗者均被贼杀死，顾景星的好友萧霁、州守唐世诏等也死于难。荆王府惟有某将军得到报信从西门城墙上吊筐放逃了荆王世子朱和志及其母桂氏，后母子及将军等人流寓九江荆藩国除免于难。意外的是，顾景星一家十六口也被张献忠手下的贼寇捉拿。顾天锡与姐姐顾永贞争相代死，以救家人性命，后顾永贞以头触石感贼，一家人免害。顾昌在《皇清征君前授参军顾公黄翁府君行略》中说：“岁辛巳，丁嫡母李太君忧。时饥疫相仍，寇氛四炽，贼张献忠等蟠结旁邑，日伺蕲城廓。府君（指顾景星）屡劝贞誉公，载先世书籍还吴，不果。先是总督熊文灿，挈献忠等十余营降贼过蕲，荆王止贼首饮，令走马后宫，与宠妃观之为戏。府君年十六，闻之，急谒州守唐公曰：‘熊公不得死所矣。献忠于诸贼最黠，不早除之，必贻后患。奈何既不为备，反令此辈得窥王宫虚实耶。’唐公色变，勒技勇入卫，周旋竟日而罢。明年，献忠果焚谷城，叛。癸未正月，屠蕲。戮王棺，虏其宠姬。”如此小小年纪，便能洞察秋毫，可见，顾景星有超出常人的智慧和胆识。此处州守唐公，指的是时任州守唐世诏，此后二人遂成莫逆之交，唐时常邀请顾上城楼饮酒谈兵，可惜唐世诏和江防副史许文岐均死于张献忠屠蕲城之难。如作者写于顺治四年的《明故赠太仆卿江防副史仁和许公文岐》：“许远崇褒身后事，千秋忠义出清门。一丸弹压江城小，半壁孤撑楚寇繁。坐引终童书满架，兴高庾亮酒盈尊。伤心南人归来日，空吊睢阳一郡魂。”（卷六）诗后自注：“公驻蕲州，张献忠掠野，予尝上策，公就月夜引予登楼痛饮。援兵尽叛，城陷，公死之。”
然而，顾家浩繁的藏书，以及顾景星少时所写的多部著作皆毁于张献忠屠蕲城，景星和父亲等只好怅然长叹，洒泪而别。从此，顾景星一家颠沛流离，一蹶不振。顾氏一家心有余悸，先是避难蕲州长江中央鸿宿洲一月有余，又辗转西塞山（今属黄石）两月，饥困无食，仆婢三四人叛去，靠顾景星与父亲砍柴、母亲偕同景星姐姐采野菜度日。四月举家下江南。先至九江，寓濂溪周道公祠。此时，恰遇荆王世子在九江，荆世子出来拜谒景星父亲，并赠送不少金银珠宝等物作为执弟子礼，后闻清兵至，荆世子及将军等逃难不知去向，当时舟绝不可行。如作者写于此时的《蕲陷后寓浔阳欲之昆山江路断绝》：“奔亡同汛梗，性命如鸿毛。天堑今知险，岩关何处牢。妖氛冲日月，鬼物集坑壕。结阵将军去，连城长吏逃。衣粮仅些小（浔阳人仅夺衣履，隋谣：“路粮无些小”），攘夺更前遭。杀戮原天意，凶残复此曹。中原全（土参）黩，边事败陈陶。窃恐龙蛇战，终成陆海滔。烧焚迷落照，征鼓乱惊涛。东望吴侬地，江头少一舠。”此诗写的便是当时在九江的情景。顾家人秋至江宁，寓上清河。适逢景星姑母刘贞节病卒，其母四日粒米不粘牙。冬抵昆山。在昆山，顾景星同家人一道开始了劫难之后的清贫生活。尽管当时受到昆山本房族人的热情帮助，但是如常言说的那样“久住故人疏”，顾家人总有寄人篱下之感。
崇祯十七年（1644）九月，甲申鼎革，举行南畿覃恩试，顾景星有幸参加七省流寓贡生考试，御史陈良弼举景星第一。十月武英殿廷试，特授福州推官。顾景星有感积弊，面临国家在危亡旦夕之间，随上《敬陈四事疏》给弘光皇帝，直陈时弊，词旨恺切，却被通政官阻止不敢上。此事给顾景星极大刺激，弘光小皇帝的昏庸无能，前方有清军南下，直逼江南。此时，使者透露马士英希望顾景星归附于他的意图，遭顾景星断然拒绝，并严词怒斥，性格倔强的顾景星又代太学生上《阁部书议大行庙号》等书。未几，他愤然离开南京，只好去黄山白岳游历，归来过钱塘，谒县令族祖汉石公，与其说时事，失声痛哭，拟将淀湖为长隐计。次年，清军直逼江南，昆山坚拒，清兵屠其城，顾家先避地淀湖。大片江山丧失，南明王朝岌岌可危，后方官场朋党倾轧，尔虞我诈，结党营私，卖官鬻爵，令顾景星倍感失望。顺治三年（1646）丙戌，湖兵起，顾家又先入城。不久，当年太祖朱元璋打下的江山随着烟消云散，南明小王朝名存实亡。
顾景星在江南避难期间，前后接触了不少江南本土或流寓到江南的不少名士，如有“江左三大家”之称的钱牧斋、吴梅村，龚鼎孳是老朋友就不必说了，另有诸如艾千子、张公亮、陶澄、周简臣、方密之、姜如须、曹秋岳、邵子湘、施愚山、余怀等，还有复社领袖张溥、几社领袖陈子龙，以及昔日湖广的故交佟国器和黄冈的杜浚、杜岕等。此外，当年在南京时，与龚鼎孳、张公亮等一道，在秦淮河、苏州等地还与当时名伶、艺人张燕筑、王紫稼、柳敬亭，以及柳如是、顾媚、董小宛、李香君等众多名妓交往，尽显秦淮风流。由此可以看出，顾景星所交之友，无论是在明末，还是在清初，都是如雷贯耳之辈，非后来的曹雪芹辈所能企及。
顺治七年春，顾景星陪父亲客居西湖，二月九日慈母死去，尊母遗嘱来年归蕲。顾景星一家将母亲灵柩寄放于昆山雨花庵。次年，一家三十余口扶母柩回到家乡蕲州，从此结束了近八年漂泊流浪的避难生活。然而，顾家人回到家乡蕲州以后，映入眼前的是蕲州城岛上百孔千疮，昔日全胜坊的家，更是断壁残垣，蓬艾萧萧，已经无处栖身，正如书中蘅芜君薛宝钗在《忆菊》中所吟诗句“空篱旧圃秋无迹，冷月清霜梦有知”一样，原来的旧家什么都没有了。然而，天无绝人之路，有幸得到不少好心的乡党帮助，总算盖起了一座竹篱茅舍作为暂时栖居之所。历经数年，又用黄泥筑墙，这就是后来被命名的“白茅堂”。然而，恰逢岁饥，没有吃的，顾景星与妻子一道偕同丫鬟奴仆采野菜度日。顾景星为此撰有《野菜赞》诗四十四首，以记当年之艰辛。
其友人新建陈弘绪在《顾黄公诗集叙》中，讲述了顾景星的坎坷流离的生活。陈弘绪在诗集叙里说：“予友顾黄公，以神童驰声江汉，六岁作赋，十六作《宝剑篇》，作《龙池柳色听莺歌》，二十上疏江南，切谏移书，让相国贵大帅之不法者，较朔辈殆欲过之。不幸世乱坎坷，流离侘傺怆怳之致。一寄于诗，其忠君爱国，忧天悯人，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呜呼！黄公以彼其才，使得优游。”又如顾景星《为龚端毅公请祀浠川次子星韵四首》诗句:“一生萧瑟狂歌里，谁解千秋庾信哀？”“往往山阳横笛泪，年年春雨杜鹃来。”又如《夜话龚端毅公诗句用咏志感同子星赋四首》诗句：“对酒吟成断肠句，夜深歌彻即山楼。”鉴于作者历经乱世坎坷、**之恨，这样一来，作者便要借机泄愤，借写书抒发藏于胸中的一腔爱国情怀。若乾、嘉时期的当年满人，如明义、永忠、裕瑞、高鹗诸人所欣赏的只是书中的“艳情”，看不出其中的**因素，看不出书中的反满迹象，更看不出当时汉人对**之恨所表现出的极大悲愤。即便是二、三十年代的不少文人，如胡适、俞平伯及至五十年代的周汝昌以及后来的不少红学家们，大多看不出这是一部反清复明的**小说，看不出这是一部明末遗民的血泪史，以为这是曹雪芹所写家事无疑，于是钻进了一个死胡同，全盘否定当年索隐派的代表人物蔡元培等人，导致一味地研究曹家，甚至将“红学”变成“曹学”，故近百年来红学除在研究其艺术性外，在其作者生平及其思想的研究上尚没有丝毫进展，原因就在这里。相反，他们还以为“硕果累累”。尽管蔡元培等人的研究有不少缺失，尤其是所谓本事之论的荒唐，言书中某人隐射某人，然他们是较早地认识到这是一部**小说，非明末遗士不可为，而胡适之流却没有看到这一点，尽管其研究的方法是科学的，然走的也是南辕北撤之路，终究是与红学研究愈走愈远。请看第八回，作者借后人曾有诗嘲云：“女娲炼石已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失去幽灵真境界，幻来亲就臭皮囊。好知运败金无彩，堪叹时乖玉不光。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甲戌侧批：“批得好。末二句似与题不切，然正是极贴切语。”“极贴”在哪？批书者似是一知半解，没有说明，论者以为批书者前后自相矛盾，根本不知道其中意思，只好糊涂批上“极贴切语”，他那里知道这正是顾景星的经历，更不知道当年张献忠屠蕲城“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呢！不难看出，作者写此书的目的，源于作者年轻时代便饱经乱离之殃，饱受战争之苦和历经**之恨，也就是个人遭际，家庭遭际，明末遗士诸友人遭际。再请看其《夜坐》诗：“十觞不成醉，兀坐意难忘。花下春真短，灯前夜亦长。半生憔悴恨，都为乱离忙。江外传呼急，征夫又启行。”（卷十二）可见，作者之心声如此。又如《从秋屏杨公得蒋俟斋讣》：“浮生空阅世，老至况多悲。往往伤离别，年年哭故知。才闻江笔尽，人向杜陵衰。不识羊求侣，交游更与谁？”“哀极欲无泪，悲来声转吞。如何月梁梦，不到故人魂。冷落玄亭客，荒芜隔水村（鹭洲先生别墅）。论文推后进，惟有邵青门。”从以上诗句可以看出作者对国亡和战争带来的乱离可谓悲愤至极，而不少研究者为了吻合曹雪芹所处的时代，将明明是明末清初时的“贼盗蜂起”现象，硬要说成是雍正、乾隆时期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此起彼伏的情况，简直是天大的笑话！总而言之，为作者“忠君爱国，忧天悯人”的悲愤思想，欲藉此书一泄而快！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福临驾崩于紫禁城内的养心殿。皇太子玄烨即位。是年冬，明永历帝为吴三桂擒获，南明王朝彻底灭亡。儿皇帝康熙登基后，到处闻有兵变，战争连连，生灵涂炭，尤其是蕲、黄之地，位于长江之滨，旱涝频繁，老百姓穷困至极，饿殍遍地，满目疮痍，到处有逃难的难民。顾家人回到蕲州后实在是难以为继，如此怎么不叫顾景星憎恨满清朝廷？再如作者写于康熙十年农历辛亥年的《述忧二首》诗句：“忧国非布衣，布衣耻忧国。我本山中氓，生理托稼穑。丁年血泪尽，半百减精力。泛爱问寒喧，不察惨淡色。质陋杨子云，文非皇甫湜。”“人言政不修，天心怒掊克。”“帝德胡不明，人言未为得。道逢饥夫妇，十步五扶服。■辜■辜绷中儿，索乳声塞嘿。吾曹甘饿死，孺子何皋慝。皇天本好生，糊涂用蟊贼。朱门恣饮啖，狼藉不为德。”“追惟崇祯中，事往犹可忆。鸟啼大屋空，草满城门塞。皮存毛则附，尸行貌奚饰。”“再三告出言，凶荒祸何速。虚名有月报，官廪无斗粟。矫节发何仓，徒忧我民牧。饥人纷在眼，哀鸿满平陆。昨见北来船，啾啾倚鸠鸪。”（卷十六）作者字里行间，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
顺治五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山东即墨人黄培诗案。黄培是明末锦衣卫都指挥使，明亡后，隐居在家。曾经接济过于七农民起义军，所作诗如“一自蕉符纷海上，更无日月照山东”、“杀尽楼兰未肯归，还将铁骑人金徽”等诗句。被其家奴黄宽之孙黄元衡告发，黄培等十四人因此被捕入狱，遭处斩。同年，黄元衡上了一道《南北通逆》的禀文，指控顾炎武等“故明废臣”是对清廷怀有二心之人，南北之间的通信，不是密谋造反，就是诽谤朝廷。在这份居心叵测的禀文中，黄元衡点了约三百人的名字，企图制造一件大案。顾炎武为此被囚禁了近七个月，经朱彝尊等人四处营救方出狱。故《红楼梦》书中多采取寓委婉于讽刺之笔法。
前面已经说过封建宗法制度的不合理，作为庶出的顾景星在其幼年的心灵上造成了极大的创伤，也促使他更加有信心来写这部奇书。
纵观顾景星一生，历经乱世坎坷，颠沛流离，一腔爱国情怀跃入纸上，如写于张献忠屠蕲城后的《满江红·和王昭仪韵》词句：“戈壁横空，马上过、几番山色。回首处、乱云抹断，帝城双阙。万里风沙生死地，十年魂梦君王侧。听琵琶、弹到《汉宫秋》，声声歇。 永嘉恨，难磨灭；天宝事，何人说？向玄都观里、偷弹泪血。乞得黄冠双鬓影，伴他青冢三更月。问姮娥，何事不长圆？山河缺。”可见作者的爱国情怀，正像书中【枉凝眉】说的那样“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禁得秋流到冬尽、春流到夏！”受以上爱国情结驱使，所以，决意撰写一部“借爱情之托，抒**之恨，写兴衰之感，纪家事（史）之实”的**小说，来讽刺、戒告大清王朝，就像书中的诗句“三春过后诸芳尽”，纵然盛世也必然有走向衰落的一天！这便是作者为何要写此书，以及书中为何采用隐曲之笔的缘故。
三、成书情况及大致年代
为了便于人们弄清顾景星创作《石头记》一书的时间和地点，不妨将其列表说明：
《石头记》创作过程及大致时间表
年 号
（康熙）
生活经历和写作过程
交 往 情况
相 关 事 件
说 明
二 年
（癸卯）
因父亲身体不适，未出远门
与佛幢禅师和同邑名士卢綋等交往
二月，顺治妃佟佳氏薨；妹夫曹玺以内务府郎中首任江宁织造；五月，浙江湖州人庄廷鑨刻《明史》被剖棺戮尸；冬日父亲卒；第八子昱降生
守制
三 年
（甲辰）
奉父亲遗命，夏日启程南下昆山迁先贞姑玉峰之厝归葬蕲州。
与友人宋琦、方楼冈兄弟、沈友圣、姜汇思及侄儿诚久等交往
友人钱谦益卒
守制
四 年
（乙巳）
秋日从昆山返蕲，安葬姑母刘贞节灵柩，大约是年开始酝酿《石头记》
与龚鼎孳、吴太安等亲友继续交往
好友龚鼎孳任职刑部；长女玉玖落草
守制
五 年
（丙午）
大约是年冬开始，正式创作《石头记》
好友施愚山莅临蕲州探访
是年冬，糊涂邻居失火，殃及顾家，家藏万卷书籍尽焚；发生山东即墨人黄培诗案。
守制；半年创作
六 年
（丁未）
继续创作《石头记》，闲暇饮酒为乐；夏日，受友人之邀北上河南。
与王宝臣、邵子湘、竺炼禅师等交往
江南沈天甫选“逆诗”以诬陷平人一案，天甫等弃市。
半年创作
七 年
（戊申）
继续创作《石头记》；夏秋之际，受友人之邀，先至宣城，再游福建、华亭，年底抵金陵、昆山故地。
与马总戎、施尚白、佟汇白、周栎园、卢澹岩、周釜山、卢文子、董阆石、沈友圣、张蓼匪等交往
同邑好友、著名隐士王子云卒于庐山
半年创作
八 年
（乙酉）
春节，与邑人好友卢澹岩相聚昆山；夏日归蕲继续创作《石头记》。
与昆山侄征远及友人叶白泉、愿云禅师等交往
外甥曹寅选拔进宫，成为康熙帝早年的学习侍从；同年五月，鳌拜革职拘禁。
半年创作
九 年
（庚戌）
为所作传奇《虎媒记》撰写《虎媒剧引》，首次见其落款“虎头公”
好友董苍水来访
外甥曹寅被选为御前侍卫，时年13岁。
全年创作
十 年
（辛亥）
继续创作《石头记》。
继续与湖广布政使徐惺及蒋虎臣等交往
友人谈长益卒
全年创作
十一年
（壬子）
继续创作《石头记》
与纪子湘等交往
友人周栎园卒
全年创作
十二年
（癸丑）
《石头记》创作已近尾声
江南后学顾贞观莅临蕲州拜访；另与张长人、向书友、梅子真等交往。
九月，一代文学大家龚鼎孳卒于京城；湖南兵变，三藩叛乱开始
全年创作
十三年
（甲寅）
大约是年春，历时十年的长篇小说《石头记》撰成。并接着开始研究六书之学，即撰写《黄公说字》字典
与同邑名士李嵩岑等交往。
是年秋，其爱妻爱妻萧瑜卒，享年45岁。
顾景星作为生于一个理学世家的公子，父亲在世时，他不可能来写这部冒杀头之罪的带有浓厚排满倾向**色彩和有为封建礼教的叛逆之书。其理由是：
首先，尽管顾景星具有较强的叛逆思想，也尽管既具有封建正统思想所不容忍的“不孝”，但他又是一个“孝子”，对父母、长辈，乃至奴婢极为尊敬。其父作为出身于理学世家的一代大儒，封建礼教尤严，加之顾景星是他惟一的儿子，惟恐儿子遭到文字狱的迫害，有违封建礼教是其次，更何况主要是与大清帝国有着严重的**冲突，顾天锡在世时绝不容忍儿子写《石头记》这种反叛思想的书。从顾景星当年在江南时所购书籍，父亲将其全部卖掉，并令其下跪，拧他的耳朵，就是怕他受文字狱的牵连。因此，父亲在世时，顾景星无论如何不敢写这部封建时代所极力反对的所谓“离经叛道”的书。其父死于康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享年七十五岁。这正是他们一家人于顺治八年秋从祖籍昆山回到蕲州后的十二年，同时也是父执艾千子、张公亮等相继死去之后，正如书中甄士隐《好了歌解》中所言“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一样。
其次，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康熙三年，顾景星奉先府君遗命迁先贞姑玉峰之厝归葬蕲州，在昆山呆了数月，等他扶先姑灵柩返蕲时已经是次年的秋日，他安葬好姑母刘贞节的灵柩，此时，仍然是为严父守制期间，按照古俗:父母丁忧须守制三年，谢绝一切应酬。顾景星朋友较多，情况特殊，不可能谢绝一切应酬。但是，此期间他不可能来写这部书，因为这违背了理学世家以及父亲的遗训，父亲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息的。那么，按照推算，当是将先姑刘贞节的灵柩安葬完毕以后开始的，也只是构思酝酿阶段。正式写作应该是从康熙五年冬开始的，因为这时父亲去世的三年守制期已经完毕。
其三，康熙五年丙午冬，顾家惨遭焚烧，据顾景星第三子顾昌《皇清征君前授参军顾公黄翁府君行略》载：“丙午冬，邻居火延及草堂，焚贞誉公遗书暨府君所著《贉池录》、《顾氏历代列传》、《诸家诗注》、《读史集论》、《诗话》，凡三百余卷，皆烬。独《南渡》、《来耕》二集，以先妣抱救，得不尽失。”糊涂邻家失火殃及顾家，这与《红楼梦》书中篇首胡芦庙失火殃及邻居甄家的事如出一辙。而此期间，恰恰是顾景星开始创作《石头记》一书之时。 再看康熙七年冬月，距离他正式创作《石头记》整整两年时间，大约此时，已经写好了十回或二十回以上，故好友卢文子在在诗中吟道：“计到玉山回首处，停云片片落红楼”，因为，此时正好也是顾景星在写作《石头记》期间。为何说此书写成于康熙十二或十三年呢？其依据又在哪里？
请看顾景星第三子顾昌在《皇清征君前授参军顾公黄翁府君行略》中说：“（府君）癸丑以后，究心‘六书’之学。”癸丑以后，便是甲寅，也就是康熙十三年，如果包括癸丑当年，也就是康熙十二年，所谓‘六书’之学，即是作者后来完成的《黄公说字》。按此推论，大约是康熙十二年末或十三年初便开始撰写《黄公说字》。那么，在此之前，顾景星作了什么呢？然只字未提，原因何在？就在于这部著作是一部颇为敏感的**小说，是一部封建时代那些道学家们所不容忍的“淫书”，如此透露相关信息，岂不是要株连九族？道理就在这里！顾景星的儿孙们再傻也傻不到如此程度。那么，从康熙四年开始构思阶段算起到康熙十二年或十三年，正好整整九个或十个年头，即便是九年，古人往往从其概数，习惯上也会说成十年，正合《红楼梦》书中篇首所言“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之语。
关于是书是否完成，历来研究《红楼梦》的学者颇多猜测，有说完成一百一十回，有说完成一百零八回，有说根本就没有完成，实质上只完成八十回作者就死了，当初所谓前八十回本《石头记》原本就是未竟残稿。总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论者以为，作者已经完成全部书稿，而且是全部书稿完成只有一百零八回。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
第一、其子顾昌在《皇清征君前授参军顾公黄翁府君行略》中，既然说“（府君）癸丑以后，究心《六书》之学。”那么，说明癸丑或此前《红楼梦》一书便完成了。顾景星生平治学非常严谨，他不会虎头蛇尾，因为写此书是他多年来的夙愿，或许当年避难江南昆山期间就有此想法，只是其父对他非常严厉，不敢擅自动笔而已。或许有人会问，此书既然是顾景星所写，那为何其子不在父亲的行略中暗示呢？这在当时康熙大兴文字狱的时代，他能暗示吗？那可是要满门抄斩哪！再说顾昌也是一代高才，再糊涂也不至于糊涂到如此地步！或许其父在临终前再三嘱咐过此事，不可随意外传，除非在有必要时交给表弟曹寅一阅。其实，作者本人已经暗示过了，就是前面提到的“四十年来著述绝少，其或写情月露寄趣■鱼……”。
第二，作者深受蕲州佛道文化的影响，自然多有寓意。如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后，贾珍便命贾琼、贾琛、贾璘、贾蔷四个人去陪客，一面吩咐去请钦天监阴阳司来择日，推准停灵七七四十九日，三日后开丧送讣闻。这四十九日，单请一百单八众禅僧在大厅上拜大悲忏，超度前亡后化诸魂，以免亡者之罪；另设一坛于天香楼上，（按：此条所评正文之“天香楼”，靖藏本作“西帆楼”。）是九十九位全真道士，打四十九日解冤洗业醮。前面有关蕲州佛道文化一节中曾讲到秦可卿死后斋醮一事取自蕲州佛道风俗，如念“七七四十九日”经，“单请一百单八众禅僧”，“九十九位全真道士”等等。作者熟悉蕲州的佛道文化，佛教认为人生有一百零八种烦恼，也许有人会说稍微懂一点佛教常识的人都知道，佛教也不是起源于蕲州，但是你要知道禅宗可是起源于蕲州呀！昔日蕲州凤凰山的四祖正觉禅寺的钟声所敲声数便是一百零八响，遥想当年顾景星在写作《红楼梦》时，每天清晨寺钟敲响的时候，想必他颇多感慨，于是将此书写成一百零八回。加之顾景星平生遭际与常人迥异，从其大量诗作中可以看出，不是悲愤，便是苦恼、烦恼；不是血，便是泪！再从《红楼梦》中的诸多数字与人物名字一样，颇多寓意，所以，作为亦佛亦道（玉山居士、玉山道人）的顾景星不会写到一百一十回，也不会只写到八十回就搁笔，说只有八十回的人，是因为认为该书作者是曹雪芹，那就是脂砚斋等说过“书未成，而芹卿逝矣”的话，由此误导了不少人。由此推论，顾景星完成的书稿应该是一百零八回，而非仅有八十回。说作者完成一百零八回，是说此数目暗喻其悲凉、困苦、烦恼的一生！这是与蕲州的佛道教文化颇有关系的。因为蕲州自古佛道兴盛，蕲人往往从一百零八、九十九、四十九等数字，这也是书中秦可卿死后为何“单请一百单八众禅僧”“九十九位全真道士”“停灵七七四十九日”的缘故。
为何说是书完成于蕲州而不是其祖籍昆山呢？从上面列表内容可以看出，其间活动主要在故乡蕲州。康熙九年至十二年，为全年均在家写作，几乎没出过蕲州大门，因为该书已经接近尾声，作者想抓紧时间写成，以便早日开始撰写《黄公说字》，故这四年没有出过远门。另有康熙五年至八年、十三年，这五个半年，每年最多也只有半年写作时间，其中受友人之邀，外出游历，前五个半年，加上后四个整年，合起来就是六年半写成此书，书中说“十年辛苦不寻常”当是一个概数，指前后历经十个年头而已。当然，他外出游历期间，是否在写此书，不能否认没有动笔，因为邀请他出去游历的都是一些“铁哥儿”朋友，加上他好学勤奋，夜间不写作或许闷得慌，也许在外出游历时赶写过书稿，亦未可知。这是从顾景星写作时间和经历来考证。也许有人会问，顾景星写作速度有这么快吗？古人写作用的可是毛笔而非当今的钢笔或圆珠笔啊！不妨举一个例子，若按顾昌所言其父撰写《黄公说字》一事，为康熙十二年癸丑以后，到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完成，也只是历经十一、二年，如此二百三十卷的浩大工程，那要有何其渊博的知识啊！倘若是常人可能要花费毕生精力也难以完成，可是顾景星仅仅只花费十一、二年的时间，其间同样要接待客人和外出拜访友人。李时珍编撰五十二卷的《本草纲目》花了整整二十七年，因为他要外出考察、验证药方，洋洋二百三十卷的《黄公说字》，顾景星与李时珍一样要做的工作实在太多了，大家都知道字典可不比小说，那是要翻阅大量史书、工具书的，其编写速度之快，实在是令人惊讶！而顾景星撰写《红楼梦》又是在晚年，也就是游历江南和楚地众多地方之后，再一点便是他才思敏捷，故作者撰写《红楼梦》一书花上六年半的时间，当在情理之中。
从以上诸多迹象表明，该书成书于蕲州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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