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國迎來改革開放40週年。改革開放成就了今天的上海，1990年代上海經濟社會發展從負擔沉重的全國“後衛”，一躍變“前鋒”，實現大變樣。浦東開發的高樓大廈背後，陸家嘴、張江、金橋、外高橋開發的規劃政策背後，開發開放的高速進展背後，有著怎樣的大膽嘗試、奮力進取的故事。澎湃新聞·請講欄目推出“上海改革開放40年”口述系列，今天刊發的是周橋舊區改造項目的操作者方慧芳口述。該文將收錄於即將出版的“上海改革開放40年口述”系列叢書中。
澎湃新聞 劉箏 圖
口述：方慧芳（曾任長寧區周橋街道黨工委書記）
採訪：王佩娟、彭梅芬、袁魯寧
整理：張潤峰
周家橋舊區改造是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初正式拉開序幕的，基本上到了2004年的時候完成，總共持續了十年多一點的時間。現在的聖約翰名邸是當時第一塊開始動遷的地方，在這塊地進行一半的時候，我就來到這裡工作，參與到舊區改造中，到改造結束，我一直都在，算下來差不多有十年的時間。十年間，作為舊區改造的直接參與者，在這期間我見證了周家橋所經歷的艱難歷程和所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先後動遷了天原化工廠等較大的工廠，動遷了兩萬餘戶居民，可想而知，這麼龐大的民生工程也只有在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才能夠使之付諸於實踐，並取得優異的成果。
上下齊心：發出民生工程最強音
周橋舊區改造，是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初一直到2000年左右，到了2004年時候基本上告一段落，算一算，也就10年多一點的時間，但算下來整體動遷了兩萬餘戶居民。而這一巨大的民生工程之所以得以實踐並持續推行，正是由於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後，上海開啟了全面的改革開放。我記得1993年、1994年時候，周橋還是一個具有兩萬多住戶的老城區，其中，棚戶區居民就佔了90%，新公房很少。另外一個就是大廠，比如說天原化工廠、國棉二十一廠、織布五廠等紡織系統。也就是，在當時周橋有兩塊組成，一個是居民，一個就是大廠。在1992年“南方講話”之後，上海市黨代會報告就明確提出舊區改造這個大的民生工程，當時全區上下擰成一股繩，要把周橋的棚戶區，進行徹底地改造。最後就在1993年、1994年的時候全部開始動（遷）了，當時整個周橋就有一號塊、二號塊、三號塊、四號塊，一塊地有將近兩千戶居民，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小基地，同期進行。
有一次，長寧區區長到周橋來，老百姓把他圍了裡外三層，說你一定要答應我們這個請求，把這個事給做好，你們生活條件好的人，是體會不到我們的生活困境的。同時，我在原街道黨委書記姜翠的帶領下，多次跑到舊小區去看棚戶區的情況，記得有一次到周橋的時候，有一個老百姓拉住我，他說：“請你到我們家裡去看一看，我們的生活條件，我們家裡的情況是什麼樣的。”看了以後我確實是感觸很深的，解放這麼多年了，我們老百姓還生活在這麼困難，十平方米住著三、四個人，而且這種情況在周橋比比皆是，房子都是搭建起來的，路面都是泥濘的，傢俱依舊是破舊的板凳，床也是用兩個木頭凳子，破門板搭起來的。
不僅如此，經常存在電量不足、自來水不足的情況，老百姓經常都是要半夜出來接水，這裡的水管按道理講都是要被淘汰的。而且，這裡的房子幾乎都是東倒西歪，十分簡陋，甚至有些地方是用籬笆、泥巴塗起來的。刮颱風，下大雨，周橋所有的機關幹部都要到下面去，一是讓居住在危險房屋的百姓撤退，幫他們安頓起來，並幫他們加固，事後再讓他們返回。這時候，機關幹部全下去還有一個工作，用我們的話叫“拷浜（上海話諧音）”，就是把老百姓家裡的水排出去。
記得有一次區裡面的領導漫著大水進來，老百姓把他圍住，說我們什麼時候可以改造？我們這個苦日子什麼時候可以結束？像這種情況暴雨來了以後，我們就需要送饅頭，送蠟燭，為什麼需要蠟燭？因為水漲到大櫥一半的時候，床就淹沒掉了，家裡的電就不能再開了，蠟燭給他們，晚上有時候可以用。碰到年紀大的人，我們就把他們撤到臨時的招待所住一住。總之每年碰到暴風、下雨、漲大水的時候，街道幹部多則要忙活十來天，少則也要忙碌兩三天。為了讓自己的女兒對此有個印象，我專門把她帶到周橋的棚戶區，當時上一二年級的她說，感觸很深，回來寫了一篇作文。她跑到一個老奶奶的家裡，她家裡沒地板，沒水泥，都是泥巴地，咖啡色的，並且高低不平，然後我打開她家桌上的罩子，叫女兒看了看，裡面一小塊豆腐、一點青菜，還有醬油湯，而湯裡沒有其他的東西。
因此，我們的口號就是“改造舊城區，建設新周橋”。那個時候，其他街道基本上都在招商引資，我們壓倒一切的事情就是棚戶區的改造。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周橋的棚戶區改造。沒有市裡的大力支持，區裡的全力拼搏，居民的積極配合，就沒有現在的新周橋。
親力親為：敲響大廠改造第一錘
周橋人在這十幾年的“改造舊城區、建設新周橋”當中，都是親力親為者，參加到整個舊城區改造過程當中。其中有一兩年最厲害、最高峰的時候，23塊基地開工，當然有大的、有小的，有幾件事情至今仍記憶猶新。
第一件事就是棚戶區改造，周橋固有的“歷史遺留”如何保存？這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天原化工廠，它是我們整個上海化工的鼻祖吳蘊初創辦的，在中國近代史上確實作了重大的貢獻。當天原化工廠要搬遷了，老百姓把這張《晚報》藏起來，奔走相告。當時廠裡的人有點想不通，甚至廠級幹部也想不通，從歷史角度看，是先有天原化工廠，再有這些老百姓，它將近有100多年的歷史了，你們現在像燒香趕和尚一樣，在當時，天原化工廠一會兒洩氯，一會兒爆炸，在老百姓看來他們身邊等於安了一個定時炸彈，三年間，就有7次爆炸和洩氯。因此，天原化工廠搬遷，不僅對附近居民來說，就是我們街道也非常開心，這個定時炸彈總算是拆除了。所以說，天原化工廠的搬遷，對我們周橋來說，對我們上海整個化工系統來說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結構戰略調整。
我記得在1997、1998年的時候，天原化工廠有次爆炸導致好幾個員工死亡，引起了上海震動、國務院的震動。聽到消息後，市領導、區領導，全部趕到現場，消防車把天原化工廠圍得水洩不通。我們街道的幹部也全部到第一線瞭解情況，認真做好四件事情。
一個就是以最快的速度送傷者去醫院。氯氣爆炸了以後，有毒氣體出來後對人體是有傷害的，最大的傷害就是呼吸系統，會出現咳嗽，痰帶血絲的情況。由於氯氣是朝上飄的，傳播速度很快，所以當天長中心、周邊的醫院、部隊醫院緊急接待就診居民。
然後就是摸清居民家裡房子受損情況。譬如玻璃窗全部碎掉的、電視機被震壞的、房間門被震變形的。搶險隊進駐居民區進行統計並進行修復，不需要修復的選擇賠償。這其中有一些玻璃窗損壞，電器損壞並非此次爆炸引起的，但根本分辨不清，因此，一般情況下，基本就是能修的就修。
緊接著就是一家一戶制定賠償方案。一家一戶的賠償方案工作做得相當艱難，前前後後天原化工廠的賠償，一共進行了4、5個月，街道的人員幾乎就在天原化工廠、居民區裡上班。
最後就是讓居民接受賠償方案，每戶居民的賠償方案反覆論證，為了讓居民接受賠償方案，我們就採取機關幹部包戶的方案，主要是以街道為主做好老百姓的補償工作，最後實踐證明我們這樣做，老百姓是接受的，老百姓還是通情達理的。
第二件事情就是大廠幹部人員安置的問題。在整個紡織系統調整當中，其系統的幹部充實到什麼地方，實際上就成為一件比較大的事情。當時我們長寧區，包括周橋街道有很多轉崗過來的紡織幹部。記得那時候正好是1996年，一大批上海相關的紡織幹部紛紛被吸收到社區、參加社區建設，一定程度上加強了社區的力量。
風雨十年：維護居民權益現真情
整個舊城新造過程中，在完成大廠遷移後，接下來就是棚戶區的改造。周橋基本上都是棚戶區，有點像普陀區以前的“滾地龍”。當然條件比較好的居民造到二樓，差點的居民就造到一樓，救火車、救命車都開不進去。居民間房子也經常是你的窗子對著我的窗子，大家面貼面。居民家裡的傢俱幾乎是黃魚車裝裝就可以。其中生活在這裡的居民，有“七多”。“七多”其中之一就是外來人口多，這就要歸因於上海人有時候結不起婚，就只能找“外來嫂”。其餘像吸毒人員、兩勞釋放人員等我就不多說了。可見，這裡的居民整個社會層次還是比較低的，沒有電、沒有水，可想這裡居民生活困難程度是相當大的。在棚戶區的改造中，街道做的幾件事我還是印象比較深的。
第一就是組成小分隊，深入地塊，幫助動拆遷居民，做好居民權利保障、安定維護的工作；後期就是街道組成小分隊深入居民家中解決居民家庭矛盾，有時候，居民自己家裡吵起來、打起來，會鬧得不可開交；另外，居民跟居民之間的矛盾，居民跟房產商的矛盾，由於我們街道的特殊角色，要合理維護居民權益。當居民訴求不合理的時候，我們還需要做居民工作，那麼合理的事情又該如何維護？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事件中：
首先就是在居民的人頭計算方面。有這麼一個故事，當時聽到有個居民她懷孕三個月了，懷孕三個月的一個小寶寶怎麼算呢？動拆遷房地產商說你這個孩子不能算，要她生出來為準，當他不算這個小寶寶人頭的時候，顯然就要減少面積了。當我們聽到這個情況以後，我們就做調研，瞭解整個基地裡面像這種情況到底有多少？怎麼處理比較合理？三個月不算，要是以出生為準，就會面臨動遷結束，房地產商走掉，出生後人頭依舊沒辦法算，這樣看來，顯然也是不合理的。經過調查以後，瞭解到整個一塊基地裡面像這種情況大概有十幾戶，有一些是懷孕了，有一些是結婚了，還沒懷孕。我們就跟房產商進行溝通，是否能夠做到只要她結婚了，就認她有孩子了，就把一個名額給她。後來在街道多次與房地產商溝通後，他們同意了這個方案，充分維護了老百姓的利益。
再一個就是在居民歷史遺留問題方面。周橋的居民有這麼一種情況，由於歷史上已經造好的東西，但是他的房產證或者（建築）臨時執照等由於歷史原因還未下到居民手中，據此，我們力爭跟房產商合情合理妥善地解決這些居民的歷史問題。
還有在“兩勞”服刑人員方面。有一些本地居民在監獄裡面服刑以後，家裡人對其地不做維護，也沒明確這塊到底應該由誰來解決。據此，我們主動了解並統計人數，然後跟房地產商交涉後，房產商最後保證即使是判刑了，他也有這塊地的權利。
除此之外就是“外來嫂”問題。就是說雙方已經結婚，但是她的戶口依舊在老家，我們稱之為“外來嫂”。對此，我們跟房地產商也進行溝通，當然，這其中會有突擊結婚的，像這種情況，我們是不予支持的，通過協商，大多數房地產商對此還是比較支持的。對於房地產商不能“強拆”我們也是積極進行溝通的，有一些基地是做到了，但是也存在個別房地產商違規的現象，採取斷水、斷電等強制手段，我們是堅決反對房地產商這樣做的。還有就是在動拆遷期間依舊要做好小區內衛生，保障老百姓健康衛生安全。
最後就是防止權力濫用的方面。規定機關幹部在舊區改造、棚戶區改造當中，不得發生權力濫用情況，比如說幾個不準，把自己的戶口遷到自己的親屬或者是有關係的人的棚戶區戶口裡面，這是堅決不允許的。對機關幹部發生一個這樣的情況以後，就抓住這個做典型，大會上檢查且退出；並且堅決不允許跟房產商吃飯。機關幹部，包括民警，大家都一清二楚，共同遵守，共同監督，因此，周橋的這十幾年，機關幹部沒有一個因這個而倒下。
謀篇佈局：推進公共服務暖人心
周橋在空間上如何規劃好公共設施服務工作，對於整個棚戶區改造不僅僅是最後的環節，也是相當重要的過程，如果只看短期效應，不規劃好這塊地，顯然是不符合長遠的發展戰略，違背了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因此，在整個周橋舊區改造過程中，經區裡統籌安排，大家在以下公共服務領域達成了基本共識。
最先考慮的就是規劃建設新衛生中心和文化中心。原來的周橋衛生中心又破又小，那麼如何解決周橋衛生中心對於整個舊區改造十分重要。經過前期論證，後期選址，最終落址在長寧路上，在原有基礎上，加上之前辦事處部分用地，一起擴建新衛生中心，給老百姓確實帶來了很多方便。同時又在老辦事處的基礎上建成了現在的新文化中心，同樣受到了老百姓的歡迎。
之後就是考慮規劃建設疾控中心和婦幼保健中心。在棚戶區改造中，疾控中心隨之拔地而起。後期，附近居民上訪說由此光照受到影響。為了做好居民工作，疾控中心以及區衛生系統充分考慮到居民訴求的合理部分，然後進行了退讓，妥善解決了這個問題。把婦幼保健中心規劃在了被視為長寧區黃金地段的體操中心附近，不過，目前回頭看來，依然較小，正準備對其進行擴建。
還有一個關鍵關節就是規劃建設居委會用房。目前周橋有20幾個居委會，當時用的至少是商品房，後期也有使用公房的居委會，一個居委會要近100多平方米的辦公用地，要是去買那就會很難做。因此，在整個改造過程中，居委會一個個去和房地產商談判，拿出公有的部分來做居委會的活動室，居委會的辦公用房，在當時至少有15、6個居委會全部弄好，後期就全部得到了解決。
我記得另外一個就是規劃建設市政道路。長寧路在這之前五十幾年了，沒拓寬過，改革開放後分了兩期，第一期先做到周橋文化中心這裡，再接下來由東向西移。現在的長寧路在擴建後就顯得十分漂亮，尤其是蘇州河畔的景觀路也都落成了，邊上還坐落著一個湖濱花園，“湖濱花園”四個字就是由韓正題的。
隨著舊城新造的民生工程實施以來，我們規劃建設了文化中心、周橋敬老院、社區居委會、疾控中心、衛生中心等這些公共設施，這十幾年間可謂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放在以前是不可能想象的，這也確實只有在改革開放的政策背景下，也只有在中國經濟、上海經濟、長寧經濟實力不斷增強的情況下，才能得以做成並做好的事。改造後的小區總體上還是比較有品質的，老百姓在乘坐交通、生活等方面還是比較舒適的。當然目前還有很多需要去改變，尤其是居民現在的養老問題上。目前，現在的敬老院依舊是20年前的容納水平，現在看來，儼然是不行的，規劃建設新敬老院也就必須被提上日程。除此之外，我們深知，不僅在養老問題上，在教育上和均衡發展上我們的確還存在差距。但是，總體上在改革開放後這十幾年，我深深地感到各項發展確實突飛猛進。
當然，我們還有很多軟實力的地方，譬如造好了以後怎麼管理？這其中就包括社區事務中心怎麼管理？而在臺灣有些管理上，確實是有比我們好的地方，也看到了我們之間是有差距的，所以在軟件上面，我們還是要補短板的。有一個老小區，“三座大山”老百姓反映很大，第一座大山就是小區工棚移作他用，佔據大量綠化草地；第二座大山就是小區道路破舊，高低不平；第三座大山就是小區內自行車亂放，影響居民生活。據此，街道辦事處組成拆違的小組，相關的部門也現場辦公。這期間，拆違工作也難的不得了，老百姓佔用了以後，他就不肯拆，不肯放，還有就是單位佔著，我們也要做單位的工作。記得當時我們的主任為了拆違，連續日夜工作三天，最後住了將近10天的院。可見，拆違工作困難重重，機關幹部為了居民利益是盡心盡力、恪盡職守的在工作。
總體來說，周橋棚戶區改造涉及到近兩萬戶居民，任務重、矛盾多、困難大，這時就要有敢於創新、敢於拼搏、迎難而上的精神，並具有科學規劃、科學實施、科學佈局的眼光，才能解決難題、統籌兼顧、體現民意。
【口述人簡介】
方慧芳，女，1955年4月出生，浙江慈溪人。1990年代初，任長寧區周橋街道黨工委書記近10年，後任區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區機關黨委書記，區社區辦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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