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降将（8）投降了还能被立庙的王立
1227年，西夏国灭后，蒙古势力的控制范围开始与宋四川北部接壤。蒙古军队自此不断地侵扰四川。1259年（宋开庆元年）蒙哥发动他的第一次全面攻宋之战，他亲自率军自六盘山往南进入四川，但终于死于钓鱼城下，南宋由此获得了对蒙古作战的大捷。钓鱼城也因此闻名天下。
立此大功的钓鱼城守将王坚，在第二年升任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后改任湖北安抚使、兼知江陵府。1263年十月，张珏出知合州，负责钓鱼城的守卫。1266年十二月，蒙古军队再次来袭，张珏遣部将史照、王立率五十名敢死士兵收复被蒙军侵占的渠州城，自此在合州凭借钓鱼城与蒙元军队进行了十几年的坚韧对抗。
重庆合川钓鱼城
1275年二月，宋主投降之后，南宋各地守将纷纷降元。四月，京湖、四川宣抚使朱禩孙降元。六月，成都安抚使昝万寿以嘉定及三龟、九顶、紫云城降元。接着，泸州安抚梅应春杀判官李丁孙、推官唐奎投降；达州守将鲜汝忠、乐胜城守将蒲济川、石城堡守将潭汝和、鸡冠城守将杜赋投降；叙（现宜宾）、开、巴（现巴中）、渠等州郡，在一个月内相继沦陷。唯有重庆还在坚守，但自此陷入元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1276年春，在合州钓鱼城的张珏遣勇将张万以巨舰载精兵突破封锁，入援重庆。六月，张珏收复泸州，杀守将熊耳、安抚梅应春，俘元将眷属多人，重庆因此得以解围。从这场泸州之战的俘虏之中，张珏的部将王立收获了一个身份不明的女子，他以“义妹”的名义将此女子纳入后房。
1276年十二月，张珏令部将王立守钓鱼城，自己率兵入驻重庆，使重庆与钓鱼城形成犄角之势而相互呼应。在张珏的艰难挣扎之下，重庆的局面有所好转。
南宋在四川建立的抗蒙体系
在驻守钓鱼城之初，王立还曾努力地发动兵民，主动攻打合州周围被元军占领的州县。也曾配合重庆守军，收复了果州、青居、遂州等城池。以此拓展钓鱼城的生存空间。
但是，形势在1277年底时开始极速恶化。1278年二月，元军终于攻破重庆，张珏受俘而死。失去重庆的呼应，钓鱼城彻底成了一座孤城
由于钓鱼城易守难攻的地理优势，要想攻下钓鱼城，元军就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因此，元军长期对钓鱼城采取围而不攻的战术，只是将钓鱼城死死困住。钓鱼城与外界的消息基本被断绝，城内军民根本无法获得南宋流亡政府的任何消息，也无法获得外界的任何补给。
在张珏以身殉国之后，城中存粮已绝，摆在守将王立面前只有两条路了：一是继续坚守，直至城破身死；二是向元军投降。
钓鱼城防御体系图
其实仗打到这份上，连皇帝都投降了，没了效忠对象的地方守将，已经很难撑得下去。他们必须面对一个为何而战的问题。是民族，还是天下，或是百姓？这些责任都过于沉重，是王立这样的人根本承受不了的。当然，也没必要去承受。因此，这时候的投降是可以让人理解的。
可是，王立投降的动机却并没有这么简单。之前，他是被逼着才不投降的。
首先，上官张珏还活着，他要敢投降就过不了坚强不屈的张珏这一关。其次，重庆地方宋军长期与东川蒙元部队作战，令东川行院属下蒙军死伤惨重，投降之后一定会被对方寻机报复。加上死于钓鱼城下的蒙哥汗曾留下“尽屠此城”的遗训，王立对于投降是很有顾虑的，担心一个操弄不好，投了降还是活不了命。
在王立有点纠结与烦恼时，他的小妾李氏（一说是宗氏）向他表露了身份。这个在乱世之中四处存活的女人不简单，她是元军西川行院王相李德辉的同母异父之妹（一说是其表妹），又是蒙元泸州守官熊耳之妻，在沪州被宋军俘虏后，成为王立妾室，两人对外却以“兄妹”相称。
这位前熊夫人力劝王立，向自己的兄长李德辉投降。有李德辉在完全可以保证王立在投降后性命无忧，而且还可以避开东川行院的报复行径。于是，在张珏去世的第二个月，王立便向李德辉献城投降。元军自此完成了对四川全境的占领。
这次投降可谓皆大欢喜：李德辉捡得一件大功；王立的生命与地位得到保全；前熊耳夫人身份地位与待遇自此重回尊贵。
郁闷的是东川行院的汪惟正，大仇不得报，功劳也没捞着。因此他一直力阻王立投降，还趁机将降后的王立逮捕并申请处死。在忽必烈的直接干涉下，王立才得以化险为夷。
歌剧《钓鱼城》中的王立
降元时，王立曾说过一句话：“某等荷国厚恩，当以死报，然其数十万生灵何？今渝城已陷，置制亦擒，将如之何”。每个投降的将领都有各自不同的原因与借口，虽然不知道小小钓鱼城能否塞得下王立口中的这十万军民，但这个借口总算是冠冕堂皇的。
让人不解的是，后人就凭着王立的这样的一个借口，而为其立庙祭祀，甚至将其塑造为“民族和解”的典型。这种行为就相当怪异了。
明朝弘治年间，在朝的合州官员王玺，经皇帝恩准，于1494年在钓鱼城建“王张祠”，以纪念曾在钓鱼城中坚强抗敌的王坚与张珏。清乾隆年间改“王张祠”为“忠烈祠”，加入了余玠、冉进、冉璞三尊牌位。忠烈祠完工不久，合州知府陈大文将王立、熊耳夫人与李德辉一起塞进忠烈祠。此后，坚定的抗元者、降元者及受降者共列一祠受祭。这在中国的历史上可能是唯此一例了。
1892年，合州知府华国英将李德辉兄妹移祀别室，把王立牌位清出忠义祠，并立碑文斥其“为宋之叛臣，元之降人，以之从祀，是为渎祀”。
但如今，被挪出去的王立又回到了钓鱼城忠义祠，重新与李德辉兄妹在正堂左室中获得供奉。不知道这种行为是缘于对生命的尊重，还是缘于对投降的支持。
前些年出了一台名为《钓鱼城》的歌剧，在这部歌剧里，前熊夫人被称为挽救全城百姓的“义女”，而王立则被塑造为“顾全大局”的英雄，称其有“大胸怀、大视野”。
如果王立可以称为“英雄”的话，那些自称为了军民百姓而降的都可以称为“英雄”了。比如大获城的杨大渊；襄阳的吕文焕；扬州的朱焕；还有安庆的范文虎、鄂州的程鹏飞、庐州的吕文福、建康府的翁福、镇江府的石祖忠、平江府的王邦杰、嘉兴府的刘汉杰、岳州的高世杰、江陵府的高达、泰州的孙良臣……..几乎所有投降的将领都可以立庙祭祀。
合川忠义祠中被供奉的王立等三人牌位
在宋末的抗元战争中，还有许多因为英勇抗敌宁死不降，而惨遭屠城的将领，如樊城的牛富、沙市的司马梦求、常州的姚訔、静江府的马塈、兴化军的陈瓒。相对于“顾全大局”式的英雄王立，这些人又该情何以堪？
民族脊梁，很多时候就是在这种“顾全大局”的形式下慢慢地被折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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