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初期的两淮和江南地区十分动荡不安。一方面，是由于金朝气势汹汹的进攻。另一方面，南宋内部的匪寇、叛乱之类也令南宋朝廷不胜烦恼。江西地区在南宋初年，不管是盗匪之流还是农民起义，都深深困扰着南宋朝廷。北宋末年，徽宗无道，钟相见时事混乱，百姓生活与水深火热中，便利用宗教教义的欺骗性，在民间聚众结社。

南宋疆域

引言

南宋初期，由于战乱频发，兵祸连年，不少军贼悍匪四处流窜，再加上南宋政府甘心屈辱的向金媾和，颇有“穷南宋之物力，谋金国之欢心”的态度，向百姓征收高额的赋税，在两税之外更是巧加名目，致使匪寇流窜，农民起义频发。一方面牵制了南宋兵力，影响着南宋后方的稳定，另一方面，由于此时的匪寇及农民起义甚至出现了与金结盟的情况，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南宋与金在军事方面的力量对比，南宋初期所面临的内忧外患的局势。

南宋官员曾经这样描述当时如何民不聊生，十室九空的景象和原因：“极目灰烬，所至残破，十室九空。皆缘金人来到，而溃散之兵先之；金人既去，而袭逐之师继至”。“官兵盗贼，劫掠一同”。而待“盗贼继退，疮痍未苏，官吏不务安集”，反而“更加刻剥”。军匪、金兵、甚至宋朝正规之师，以及负责安民的地方官员的不作为，使得民间怨声载道，百姓生活困苦，以至“民心散畔”，农民起义不绝。

一、聚众为盗，钞掠江南

南宋初期的两淮和江南地区十分动荡不安。一方面，是金国气势汹汹的进攻。另一方面，南宋内部的匪寇、叛乱之类也令南宋朝廷不胜烦恼。其中，在两淮、江南地区最活跃的乃是兵匪。所谓的兵匪，多是北宋末年和南宋初年在与金对战过程中的一些溃兵，他们趁着时局动荡，得以扩大，形成势力，四处烧杀劫掠，无恶不作。

甚至这些人在金军到来之前，就把城市和村庄洗劫一遍，听闻金军将至，便闻风而逃。金军走了，又卷土重来，百姓不堪其扰。南宋初年，淮南、江南地区就多有兵匪，其中势力比较大的有李成、曹成等。李成，雄州人（今河北雄县），曾任归信知县，在建炎初年率众投靠宋高宗。

宋高宗

宋高宗采用羁縻之法，命他为舒州、蕲州、光州和黄州镇抚使。李成听信术士说他“有割据之相”而叛乱，以图割据为王，后被刘光世击败。此后李成几次归顺有几次叛乱，使南宋朝廷十分困扰。李成盘踞在滁州等地，在两淮地区活动了较长的时间。

金史描述李成为“聚众为盗，钞掠江南”。后在长芦镇被岳飞击败。李成对宋金之间的局势影响较大，他在与张俊、岳飞对战失利之后，投奔伪齐，在伪齐被废以后，又转投了金，并在伪齐和金国都受到了重用，被评为“降附诸将中最勇鸷”，曾攻下了南宋在荆湖的要塞襄阳等地。他与南宋方面在军事战斗上多次交锋，但屡次被岳飞打败。

二、匪盗丛生，霍乱一方

江西地区在南宋初期，不管是盗匪之流还是农民起义，都深深困扰着南宋朝廷。盗匪方面，主要是李成部众。李成在两淮地区被岳飞打败以后，并没有就此作鸟兽散，而是趁着金朝南侵，南宋朝廷无暇对他进行清剿之机，转而盘踞江西。他“据江淮十余州，连兵数十万”，又不时骚扰州郡，成了南宋朝廷应付金军之余的心腹之患。

绍兴元年（１１３０），李成围攻江州，吕颐浩、杨惟忠等率军来援，都被李成击败，江州知州弃城而逃。李成在江州烧杀劫掠，无恶不作，又派部将马进率十万之众攻打洪州（今南昌）。南宋朝廷震惊，派岳飞从宜兴率兵飞援。

岳飞

绍兴元年二月，岳飞日夜行军，先是在鄱阳与张俊挥师，竟比马进先到达洪州。不久双方展开激战，马进大败，仓皇逃遁而去，岳飞一鼓作气，继续追击，马进率十余骑逃走。李成听说马进大败，又率十万余众亲自与宋军作战。双方在奉新（今江西奉新）激战，李成被岳飞和张俊军大败，不得已投奔伪齐去了。

然而李成虽已遁走，江西却并未因此便得安宁。当时除了李成，还有游寇张用拥兵数万，扰民滋事。他曾和岳飞都是宗泽部下。杜充被任命为东京留守后，张用叛走，成为为害一方的游寇。这次岳飞奉命到江西攻打李成，对张用则行招安之策。张用在中原时，曾多次为岳飞所败，因此这次他归降了岳飞。李进遁走，张用归降，江西尤其是与两淮和东南相邻的地区一时间获得了相对的安定。

除了兵匪游寇，江西在南宋初年，“盗贼”横行。说是盗贼，事实上更是农民起义。江西在南宋初期农民起义频发，如那“离离原上草，春风吹又生”。而其中又以“虔为最，吉、抚、筠、袁次之”。周必大曾提到，至绍兴三年，“群盗充斥吉、虔间，多至三百余火”。吉州、虔州的农民起义在建炎和绍兴初年十分频繁，这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密切相关。正如龚延明先生所说，乃是“金兵骚扰、官军掳掠、政府横征暴敛、官逼民反”的产物。唐宋以来随着，经济重心逐渐南移，江西地区日渐富饶，人口充足，经济发达。而吉州等地尤为富庶。

宋代农学家曾安止说：“江南俗厚，以农为生，吉居其右，尤殷且勤。漕合岁贡百万斛，调之吉者十常六七。”吉州等地的富庶可见一斑。但到了绍兴元年，已是“人屋俱无”。但宄其原因，主要是金军入侵，烧杀劫掠，给江西带来了很大的灾难。加上建炎四年，孟太后避祸虔州，金军追击而至，给虔州及其周边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所以，朱胜非说，

宋朝官兵也趁着管理松散混乱，强取豪夺。再加上南宋朝廷既要应对金军的追击，又要满足宋高宗等人的奢靡生活，而对江西、湖北等经济发达的地区“横敛不宜，名色既多，贫民不能生”。但江西本身民风彪悍，他们不满于沉重的压迫，奋起反抗，以至于很多

根据王曾瑜先生的统计，到绍兴三年，仅虔州一地的“叛军”便有四百多支。他们不仅侵扰江西，甚至江南东路、广南东路等地都不堪其扰。众多的叛乱队伍给南宋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上都造成很大的压力。最终岳飞镇压了这一地区的农民起义，这也成为了岳飞征伐生涯中的一个被后人争议的地方。

三、荆湖水匪，本是穷苦

钟相是两宋间鼎州（今湖南常德）人，是一个巫师。北宋末年，徽宗无道，钟相见时事混乱，百姓生活与水深火热中，便利用宗教教义的欺骗性，在民间聚众结社。他提倡所谓的“法”，宣扬人无厚薄，法无贵贱。又藉两宋之交，“勤王”之机，聚集了不少的人。“勤王”兵团被遣散后，钟相及其子钟子昂意欲自立。

很快，钟相就自立为楚王并改元天载，正式与南宋朝廷对抗。由于有之前的宗教基础和群众基础，他的队伍很快壮大并占据了鼎州全境，在洞庭湖一带的湖南湖北地区，形成了不小的割据势力。当时，除了钟相，在两湖地区的另一割据势力是孔彦舟。

为了争夺地盘和势力，钟、孔两股势力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战争，最终，钟相及其妻儿被孔彦舟部所杀。而孔彦舟在鼎州等地区洗劫一番，亦是惹得天怒人怨，因忌惮南宋率军剿灭他，孔彦舟便投奔伪齐去了。

钟相被孔彦舟所杀以后，其部众分化为许多小势力继续在洞庭湖周围活跃。其中杨么一支，因扶持钟相之子钟子义而渐渐壮大。他占据鼎州和澧州等地，依靠洞庭湖水域及其周边茂密的山区，大力造船，设立水寨，建立起一支比较有实力的水军。当时任鼎州、澧州镇抚使的是程昌寓，他奉命镇压杨么。但他的随从兵士们竟如

绍兴元年，程昌寓大造车船，并迅速投入战斗，但却战败了，就连车船与造船工人都被杨么军缴获。杨么军受此启发，大造各式车船百余艘，极大地加强了杨么军的势力，不过由于杨么在此大肆伐木造船，对洞庭湖区域的生态环境也造成了一定的破坏。

杨么

杨么军在洞庭湖一带声势浩大，一时成为南宋朝廷的心腹大患，在程昌寓之后后又派王璦镇压，但也铩羽而归。杨么军在湖湘间割据五六年，日益壮大，到绍兴四五年间，方才为岳飞镇压。后来南宋朝廷又收编了相关的水军，浩浩荡荡的钟相、杨么起义终于落幕。

南宋初期，荆湖地区除了钟相、杨么起义，还有一支较大的军匪势力由曹成领导。曹成早年投奔官军，靖康之变以后，他收集溃兵败卒，集结在两湖地区作乱。曹成和其他军匪一样，对南宋朝廷叛服无常，屡招屡叛，“狡狯残酷犹甚”，滋扰民事，打家劫舍，甚至“以人为粮，靡有噍类”。使得德安府和郢州等地区“野无耕种，廪无储积”。这些充分说明曹成等人不能以农民起义军来论，而是为害一方的贼寇。岳飞剿灭他是具有争议性的。

岳飞

绍兴二年，岳飞奉命剿除曹成。曹成在两湖被岳飞击败，南逃广西，途中，曹成的许多得力部将在郴州一带被宋军击杀。至此，为害两湖已久的这股军匪势力才被消除。其残部被韩世忠部收编。后来岳飞又顺势清除了两湖地区的其他几股贼寇势力，荆湖、江西一带终于稍归平静，也成为了岳飞北伐的有力后方和大本营。

由此可见，南宋初年，南宋朝廷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来自金军和伪齐。宋与金之间展开了长期的或是防御性质的、或是反攻性质的战争，也可通过这些战争，能看出在不同的时间段，随着双方各自内外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实力的变化，宋金之间呈现了不同的军事态势。

这一军事态势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直到绍兴十一年，南宋与金签订了屈辱又不平等的和议，向金称臣，双方才暂时息兵，进入政治上南北对峙局面。另一方面，绍兴和议以前的南宋，除了要面对来自金朝的威胁，还要处理内部四处作乱的匪寇和生生不息的农民起义。

此时南朱所面临的局面，正是内忧外患。但由于有岳飞、吴玢、韩世忠这样的骁将四处征战，戎马倥偬，才使得南宋逐渐摆脱初期的囵势，渐渐稳定，在以“行在”临安为中心的南方建立并稳定自己的统治，与金分庭抗礼。

煮酒看茶聊历史

通过南宋初期的史事，我们可以看到，岳飞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人物，不管是抗金兵，还是伐游寇，岳飞及其岳家军都是重要的军事力量，岳飞本人也凭借自己出色的能力，成为了举重若轻的大将。他的一生，是在征战中度过的，他在马背上，用卓越的军事才华和征伐的一生为南宋初期的安定和强大贡献了很大的力量。

​岳飞宛如“及时雨”一般，哪里需要去哪里，何时是个头？如果统治者能够贤明一些，收复燕云十六州并不是可望不可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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