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學報國的新機遇已經到了！”
前不久，坐在韓國延世大學中央圖書館自習室蒐集課題研究資料的張雷生，在微信朋友圈上發了這樣一句話，瞬間得到了許多海外留學生朋友的點贊。張雷生是吉林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員和韓國高校的中國兼職教授，按照韓方高校的教學安排，有十幾位韓國博士生要聽他講解中國教育改革與發展。
因為家境貧寒，童年的張雷生學習和生活並不輕鬆。但在黨和國家的政策照顧和父母的堅定支持下，張雷生先後走出鄉村，走出縣城，最後走到了省城，後來又在國家留學基金委獎學金的支持下走出國門，入讀韓國延世大學。2014年，作為海外博士百人計劃引進的優秀青年人才，他順利入職吉林大學。
“沒有黨和國家的培養和支持，我就不可能留學，更不可能有今天。”張雷生心懷感恩地說。而作為海歸報國代表之一，張雷生能夠“逆襲”，其背後，正是有黨和國家的政策做堅強後盾。
這一切，得從40年前那場偉大並開啟中國教育新篇章的歷史決策說起。
從恢復派遣留學生到形成出國留學潮
莫道大海蒼茫，濫觴必有源頭。
時光倒轉，回到1978年。
“我贊成留學生的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
“這是五年內快見成效，提高我國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隻派十個八個。”
當年6月23日，在聽取清華大學校長劉達的工作彙報，並與國務院副總理方毅、教育部部長蔣南翔、教育部副部長劉西堯等進行座談時，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同志“一錘定音”，作出了恢復派遣留學生的重要戰略決策，並作出以上指示。
決策一經傳出，首先在教育界激起強烈反響，全國上下亦為之振奮。這一決策可謂“高瞻遠矚”。
那時的中國，高級專業人才出現斷層，科研機構和高校人才匱乏，改革發展急需的人才更是青黃不接，“枯藤老樹昏鴉”。
中華民族當如何破局？
好在，歷史總是存在轉折點。
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敏銳地意識到，加速人才培養，學習吸取國外先進的科學技術、經營管理經驗以及其他有益的文化以適應國家四個現代化建設的需要，乃當務之急。
畢竟，剛剛過去的十年，中國耽誤了太久，不能等了，也等不起了。
為落實鄧小平同志的重要指示，教育部迅速制定計劃，採取措施，在最短的時間內確定了“突出重點、統籌兼顧、保證質量、力爭多派”的國家公派出國留學生選派原則，於1978年7月11日向方毅和鄧小平報送了教育部外事局幹部張寅安起草的《關於加大選派留學生數量的報告》，同時作出了3000人的派遣計劃。
報告遞上去後，卻招來不少反對意見，其中最尖銳的疑問是：“人派出去不回來怎麼辦？”鄧小平聽後說：“不要怕出一點問題，中國留學生絕大多數是好的，個別人出一點問題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即使一千人跑掉一百個，也只佔十分之一，還剩九百個。”
隨後，1978年12月26日，中國向美國派出的首批52名留學人員正式走出國門。
曾分管教育外事工作的原教育部副部長李琦曾在央視紀錄片中回憶，當年7月，方毅在會見來華訪問的美國科技代表團時，與對方商定，我國派團赴美直接商談雙方互派留學生事宜，希望能借此打開局面。同時，派教育部副部長雍文濤率團赴日本、加拿大，我國駐西歐的一些使館也同時展開接洽留學生的事務。
決定向西方國家派遣留學生，隨之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前奏。
然而，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那個年代，往美國派留學生難度可以設想，畢竟當時的中美兩國還沒有正式建立官方外交關係。
1978年10月7日，作為中美《上海公報》發表後我國派出的第一個談判代表團，以北京大學校長周培源為團長，李琦、清華大學副校長張維、教育部外事局副局長李瓊、國家科委外事局副局長黃坤益、外交部美大司負責人艾大琰，以及有關部門的工作人員徐光磊、廉正保、倪耀禮、馬家驪、郭懿清等老中青團員共11人，用民間訪問、交流的形式，開始了急迫而緊張的訪美之旅。
一場艱苦的談判隨之開始，由於隔閡太久，中美雙方意見存在較大分歧，談判一度僵持。最終，經過雙方努力，達成了11項口頭諒解。
在這些口頭諒解中，明確了以下內容：美方在1978—1979學年接收中方500—700名留學生、研究生和訪問學者，中方接收美方60名留學生、訪問學者；學習費用由派出方支付，但對於可能提供的獎學金，雙方均可充分利用；派出人員應遵守接收國的法律和規定，並尊重其風俗習慣。
與此同時，中國教育向美國學子敞開了大門。1979年，中國熱情地接待了美國的第一批來華留學生、訪問學者。
以中美互派留學生為標誌和契機，中國正式拉開向西方國家派遣留學生的序幕。
40載白雲蒼狗。截至2017年，我國出國留學人數首次突破60萬大關。40年間，我國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累計已達519.49萬人。
中國，迎來了歷史上規模最大、領域最多、範圍最廣的出國留學熱潮。
教育對外開放的道路越走越寬
驛路梨花處處開，沁香入脾瓣蕊白。
先後與36個國家和地區的219所大學、研究機構建立了長期穩定的合作關係，每年派出600多名各層次學生赴海外高校交流學習，2017年有來自97個國家和地區的各類留學生1500多名在校學習……這組數據，來自一所以東北命名的高校——東北大學。
東北大學的教育合作與交流成就，只是40年來中國進一步擴大教育對外開放的一個縮影。
然而，上世紀80年代，東北大學還叫東北工學院。那時，老東北大學的海內外校友強烈希望能恢復東北大學校名。1993年3月8日，經國家教委正式批准，東北工學院複名為東北大學。
以東北大學複名為標誌性事件，1993年，中國改革開放史上註定記載著不平凡。這一年年初，2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提出進一步擴大教育對外開放，加強國家教育交流與合作。
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1993年6月30日，國家教委在對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行為進行了大量調查研究的基礎上，下發了第一個較為全面規範合作辦學的政策性文件《關於境外機構和個人來華合作辦學問題的通知》。
1993年11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四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首次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確立了“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出國留學政策。
政策撐腰，教育大膽向前：2004年,全球第一所孔子學院在韓國首爾掛牌；2005年，寧波諾丁漢大學由教育部批准建立，這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創辦的第一所中外合作大學；2013年，廈門大學馬來西亞分校獲批准建設，成為第一所中國高校全資設立的、具有獨立校園的海外分校……
其間，孔子學院的誕生，堪稱中國進一步擴大教育對外開放歷史上的里程碑事件。進入21世紀後，中國綜合國力與國際地位不斷提升，漢語熱也持續升溫，但國內外的漢語教學機構和資源儲備遠遠無法滿足其日益增長的需求。從2002年開始，教育部和國家對外漢語教學領導小組開始醞釀借鑑各國推廣本民族語言的經驗，在海外設立語言推廣機構。
目前，我國已在全球149個國家（地區）建立530所孔子學院和1113個孔子課堂，現有中外專兼職教師4.62萬人，累計培養各類學員900多萬人。
2013年10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歐美同學會成立100週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提出“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發揮作用”的十六字留學工作方針。2014年12月，全國留學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習近平總書記、李克強總理專門對留學工作作出重要批示。
40年間，進一步擴大教育開放，最直接的收穫就是世界和中國有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才。
1978年第一批被派遣出國的52人中，歸國後17人成為院士。40年間，中國留學生的足跡已經遍佈世界100多個國家，70%以上的“985”高校校長、90%以上的長江學者、98%的“青年千人計劃”入選者，都曾求學於海外。據不完全統計，中國科學院院士的81%、中國工程院院士的54%、國家“863”計劃首席科學家的72%均為留學回國人員；在載人航天工程、高溫超導等重大項目和高科技領域的重大突破中，留學回國人員作出了重大貢獻。
今天，已經形成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規模留學人才“回國潮”。教育部最新統計數據顯示，留學人員年度回國人數達到了48.09萬，其中獲得碩士、博士研究生學歷及博士後出站人員達到22.74萬。
國際教育合作與交流的大門越開越大
“中國塑造了我，我要用我學到的知識為未來東盟與中國交流盡一份力。” 在2017年第十屆中國—東盟教育交流周開幕式上，正在北京大學中文系攻讀博士學位的泰國留學生彭文彬，作出了這樣一個承諾。
彭文彬沒有任何中國血統，普通話卻說得跟中國人一樣地道。在中國的6年，彭文彬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高速發展和日益繁榮，也見證了中國教育對外開放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的巨大貢獻。
“放眼世界，我們面對的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2017年1月18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瑞士日內瓦萬國宮出席“共商共築人類命運共同體”高級別會議，並發表題為《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旨演講，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早在2015年第70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講話中，習近平主席就曾指出：“我們要促進和而不同、兼收幷蓄的文明交流。”
國之交在於民相親，民相親在於心相通。世界和中國都需要越來越多的“彭文彬”，而教育，無疑最有資格最先“聯通”。
2016年4月，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份全面指導我國教育對外開放事業發展的綱領性文件《關於做好新時期教育對外開放工作的若干意見》發佈。作為《意見》的配套文件，教育部2017年印發《推進共建“一帶一路”教育行動》的通知。
截至目前，我國已經成立中俄、中美、中法、中英、中歐盟、中印尼、中南非、中德八大中外人文交流機制，與188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教育合作與交流關係，與46個重要國際組織開展教育合作與交流。
2018年3月11日下午，習近平主席關於“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內容被寫入了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投票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的序言中。
“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制。”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契合世界人民的共同願望，順應人類社會進步發展的潮流，也因此而成為中國教育對外開放欲達之境。
同時，世界因中國教育對外開放而更為絢麗。回首改革開放40年，越來越多的外國學生背起行囊，奔向這個古老而又充滿創新色彩的東方大國——中國。數據顯示，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三、亞洲第一留學目的地國。
2017年2月，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主任展濤，掌舵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教育信息技術研究所。這意味著該所成立20週年來，首次出現了中國面孔的總舵主。早在2013年，時任教育部副部長郝平當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主席，就曾引起國際“驚鴻一瞥”。以展濤、郝平為代表，中國高校、政府、學者和專家正逐漸走向世界教育舞臺的中央。
2016年10月6日，亞太經合組織（APEC）教育部長會議在秘魯首都利馬閉幕，會議通過的《APEC教育戰略》確定了到2030年亞太地區教育發展的願景、目標與行動。而《APEC教育戰略》，正是由中國牽頭制定的教育發展藍圖。
中國上海學生在PISA（國際學生評估項目）測試中屢次獨佔鰲頭之後，英國先後派出兩批數學教育專家和教師來華“取經”，並邀請上海數學教師赴英國開展示範教學活動。從今年1月起，英國約8400多所小學可以選擇使用翻譯自中國的數學教材。
基礎教育向世界展示特色和底蘊的同時，中國高等教育也在全球壯麗璀璨。“一帶一路”倡議實施以來，巴基斯坦、哈薩克斯坦、約旦、埃及等10多個國家向我國發出境外辦學申請。2015年初，約旦首相馬舍爾邀請我國高校赴約旦開展職業教育辦學，為其培養應用型人才。
40年如白駒過隙，中國是教育對外開放的最大參與者，亦為直接受益者；面向未來，我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中國教育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
《中國教育報》2018年10月16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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