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27年，已经登基称帝的唐太宗李世民正式改年号“贞观”，唐朝进入了“贞观之治”时期。安居乐业的人们生活富足了，自然要在文化生活上创造点乐趣。
这一年，在陕西省宝鸡市郊的荒郊野地里，一村民无意中发现了几块奇怪的石头。荒野中石头遍地都是，并不稀罕，奇怪的是这些石墩好像是一个模子里扣出来的，其形似鼓。圆而见方，上狭下大，中间微突。直径约一米，数了数，整整十块，材质是花岗岩。村民试着清除掉石头身上的泥土却不由惊呆了，他惊奇地发现，石头上居然刻有文字，而且十个石墩无一例外！不过，石墩上的字虽然看起来是字，却没人看得懂！
这十个石鼓，每个上刻有的文字数量都不等。每个字约二寸见方，风格独特，既不像西周金文那么随意豪放，也不像秦小那么规范纤细，字体开朗、圆润，工整，可以说是稀世遗文。
石鼓在唐朝被发现时已风雨剥蚀。满目疮，一些文字已模棚不清。唐朝统治者也没能很好地保护石鼓，任凭石鼓风吹雨淋。安史之乱时，唐玄宗奔蜀，后唐肃宗平叛，坐镇风拥，风期成为唐王宫延所在地。肃宗要看石鼓，陈仓县令立即将十面鼓运到风期城南，后因战事又起。就将石鼓埋入地下。元和九年，风期府尹郑余庆将石鼓移到文庙保管。不料却少了面“作原”鼓。后来唐朝衰败，战火四起，剩余的这9个石鼓在随之而来的五代战乱中淹没散失了。
10个石鼓本是一母同胞的兄弟，为什么会少了一个呢？它们又是怎么诞生的呢？这还得从秦人的祖先说起。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雒邑（今洛阳），秦人因护驾有功，得封“岐以西之地”建立秦国，秦人的领袖也由大夫升为诸侯，其第一位君主秦襄公率领秦人与强大的戎狄进行了连续四年的战争，最后战死在今宝鸡地区。
他的儿子秦文公继任后，继续与我狄作战，公元前763年，他率领700勇士“东猎”，历时一年，把秦疆土推进到了泾渭之汇，而这里正是秦先祖非子为周王牧马之地，于是，“乃ト居之”。据史料记载，秦国君“初开汧殿”，即举行敬祖祭天大礼，周王也派使臣参祭。为了让后代都铭记这段历史，秦国把这些事情都编成咏歌刻在石头上，记述秦人祭祀活动，征旅渔猎等活动。那个年代还没有纸张，把文字刻在石头上在当时本是很自然的事情。到了后世，人们再看见这些石头上的文字时，就觉得和看天书一样，既神秘又惊奇。
北宋仁宗初年，时任风期知县的司马池。也就是司马光的父亲。主攻风期时，几个农民在荒郊野外发现了失落的9面石鼓。司马池拿出银两收购了这些石鼓，并将它们运送到风府学妥善安置。可惜的是，少了一个鼓。
北宋皇祐四年（1052年），一位名叫向传师的金石收藏家，有一次去乡下探亲。在一位农户的家里，看到了被做成捣米白子的石鼓一一“作原”。原本好好的石鼓被凿出了一个大洞，向传师哀鸣不已，以全部盘缠及帮工干活的代价，买了这面石鼓，运回风期府学。虽然“作原”石鼓已经伤痕累累，顶部还被凿成了白形，但十面石鼓终于聚齐了。
北宋大观年间，痴迷于书画的宋徽宗下诏将石鼓运往汴京（今河南开封）。他对石鼓十分喜欢，希望可以就近观看、研磨书法。石鼓运来后，先放太学，后又置保和大殿，并用黄金泥填入字内，以示宝贵。“靖康之变”时，二位皇帝和石鼓一起被金军押送到北方的金朝。金人爱金不爱宝，剜出文字上的黄金，把石鼓扔于荒野。元灭金后，忽必烈采纳了王樴的建议，在金朝枢密院原址上建起国子学。王樴四处寻找石鼓，终于在荒野发现遗弃的石鼓，就将其置于国子学，派专人看护。而后又根据太学祭酒虞集建议，将石鼓放在孔庙大成殿门内左右石壁下，下砌砖坛，庞设围栏，供学子观看，直至民国。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大批文物（包括石鼓）被迫大迁移，以远避战乱。1933年2月5日，文物先后分四批从北京经平汉、陇海转津浦铁路运到浦口，再换轮船到上海，分别存放在法国和英国租界。石鼓被安置在仁济医院库房的最下层。1934年，国民政府在南京修建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以图永久保存。1936年，石鼓等文物从上海迁到南京。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南京成为日本轰炸的主要目标。文物又要大转移。这次文物分三路运输，最后送到四川重庆附近。石鼓在北线的文物箱中。装石鼓的车在路上翻过几次，然而石鼓却安然无恙。就这样躲躲停停，直到1941年才到达目的地。
1945年日本投降，抗战胜利，石鼓随着这些文物又从重庆经水路运到南京。1947年底，西迁国宝历时14年安然无恙重返南京故宫博物院分院。
1950年，石鼓连同其他文物一起重回北京故宫博物院保存，如今放在故宫博物院宁寿馆展出，供游人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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