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過1935年2月西北軍委成立時的3名當事人白堅(西北軍委秘書長)、郭洪濤(西北工委組織部長)、崔田夫(西北工委代書記)(另3人是劉志丹、高崗、馬明方)和西北軍委作戰教肓科長雷恩均、情報偵察科長高朗亭2名親歷者及見證人賀晉年、馬佩勳、吳岱峰及當時的中組部長李維漢同志的回憶，敘述了西北軍委的成立過程和謝子長、劉志丹兩位西北革命領袖相互推讓的情況，不僅回答了1985年9月，中央西北紅軍歷史座談會沒有搞清軍委主席到底是誰的問題；而且從這件事上充分體現了劉志丹、謝子長兩位先烈的高風亮節及深厚情誼。在商定主席人選時，志丹提名子長擔任，子長“命令”志丹擔任；會議選舉時，志丹仍堅持選子長，最後選舉子長為主席，志丹為副主席。子長去世後，志丹繼任主席。
謝子長（左）、劉志丹（右）
在我黨、我軍歷史上，關於上世紀三十年代，“西北軍委主席究竟是由誰擔任的”這個問題，一直有兩種說法：一說劉志丹為主席，一說謝子長為主席。
事實到底是怎麼樣的呢?我在1978年4月幫助陝北老紅軍雷恩均同志寫回憶錄時，以及後來在撰寫《謝子長》一書的過程中，都遇到過這個問題。經過反覆詢問當時健在的當事人和知情人，查找歷史資料，終於弄清了這件事的來龍去脈。
當然，要搞清這個問題，最有力的證據就是尋找當時的原始檔案，如會議記錄、行文公告之類的文字材料。比如，許多老同志都記得西北軍委成立後，劉志丹同志親自起草過一份關於粉碎敵人進攻的動員令。黨內軍內進行傳達動員，在當時是個絕密文件。為此，我專門查找了慶陽地區、延安地區、甘肅省和陝西省檔案館所存的革命歷史檔案，一無所獲。唯一的辦法，只能從當事人和知情人的回憶中去了解實情。好在，上世紀70年代，一些陝北的革命老前輩還健在。雖則他們已是耄耋之年，但談起當年的一些事情，還記憶猶新。
從1978年4月開始，為幫助老同志寫回憶錄，我跟隨劉志丹、謝子長的老戰友、時任甘肅省政協副主席的雷思均同志到西安、陝北、蘭州、北京，採訪了劉志丹的夫人同桂榮，謝子長的夫人尤祥齋，兒子謝紹明，和他們的老戰友馬文瑞、賀晉年、張秀山、王世泰、劉景範、高錦純、吳岱峰、蔡子偉、李赤然、楊和亭、馬雲澤、馬佩勳、楊林、白佔玉、劉明山、劉約三、徐錫齡。徐昌弟、劉光漢，李蘊生、沙增錄、史光書、李向春、楊培勝、王殿斌、宋飛諸革命老前輩和他們鬧革命地方的許多老年群眾；查閱了李維漢、王首道、林伯渠、徐海東、宋任窮、閏紅彥、李象九、史唯然、習仲勳、郭洪濤、白堅、劉瀾濤、張達志、汪鋒、朱子休、崔田夫、高克林、閆揆要、黃羅斌、張策、張邦英、裴周玉、孫作賓、高朗亭、李樹林、馮世光、王子莊、李瑞陽、鄭殿華、劉映勝、李錦峰、王儒林、王四海、呼震西、張家修、白盛英、馬錫五、姜兆瑩、白應奎、薛蘭崗等同志的回憶文章。
下面，就將我瞭解的情況，分敘於後。
我覺得最能說清問題的是當事人白堅和郭洪濤、崔田夫的回憶。
當時任陝北特委秘書長的白堅同志在《陝西革命軍事鬥爭回憶》一文中說：“志丹同志到水晶溝不久，就會同郭洪濤、馬明方同志和我到柳溝探望謝子長同志，在交談中，對於迅速地統一陝甘軍隊的統一指揮和黨的統一領導，完全取得了一致的意見。大體概括起來，有以下三點：第一，迅速成立陝甘地區革命軍事委員會，認為也是完全必要的。子長同志認為：軍隊統一的問題，我和志丹同志可以決定了，至於兩個黨委統一的問題，我們兩個地區也不好作決定。郭洪濤同志說：‘是呀!上級沒有決定是不好決定的。’謝、劉即建議兩個特委趕快派出代表，志丹提出請惠子俊(席施)同志(陝甘邊特委書記)上來研究。這一點郭洪濤同志也表示贊成。第二，鞏固地建立陝北革命根據地，……臨離別時，子長同志拉住志丹同志的手，不忍離別，流了淚。……‘但關於軍委的具體組成人員還沒有確定。當時，志丹、高崗和我再一次去子長同志轉移後的休養地安定西區董家峁子看子長同志。從上午一直談到天黑，子長同志的精神比較好一點了，能夠坐起來。……在這次見面中，擬定了西北軍委的組織和人選問題。在議論這個問題的交談中，志丹同志反映：陝北有的同志懷疑說：上級沒有指示，成立西北軍委是否成熟，子長同志很明確的表示，現在不僅是陝甘邊區和上級斷了關係，陝北此時也和上級斷了關係，革命需要統一組織，陝北軍事方面由我負責的，陝甘邊區軍事方面是由你負責的，只要我們的意見一致了，還有什麼問題呢?應該很快地組織起來，不能再遲誤了。對於軍委的人選，誰當軍委主席問題，他們兩人互相推辭了很久。子長同志很懇切地對志丹說：‘我這個病是不治之症，即使不死，也是上氣不接下氣，實際上不能工作。不要用我的名義了，工作你來搞，這副擔子你擔起來。’志丹同志也很尊重子長同志，一再推讓，要子長同志出面，並說：‘如果需要的話，我可以做你的助手。’兩人相持不下，最後子長同志很真摯地說：‘你那裡和上級已斷絕關係，我是北方局派來的軍事特派員，我以軍事特派員的名義，確定你來擔任軍委會的主席。’這才確定劉志丹同志為軍事委員會主席，謝子長同志為副主席。謝說不要掛我的名了，我和高崗說還是掛上吧。軍委的委員還有高崗、楊森、張達志共五人組成，指定我擔任軍委秘書長。軍委這個名單醞釀以後，志丹同志為了和特委交換意見，並正式成立軍委，在安定西區周家礆村和特委交換了意見。參加這個會議的有劉志丹、高崗、崔田夫、馬明方、郭洪濤和我六個人。當時張達志帶遊擊一支隊正在清澗，楊森帶騎兵團正在關中一帶活動，沒有參加這次會議。……這樣，在這次會議上就正式成立了軍委。同時，會議還醞釀瞭如何儘快地將黨的西北工委組織起來的問題，請陝北特委速催陝甘邊特委惠子俊同志趕快到來，共同商議決定。這次會後就迅速組成了軍事委員會機構，軍委機關移到安定以西高家焉。軍委下設：第一科主管作戰，調安定縣軍事部長雷思均為科長；第二科主管情報，調九支隊隊長高郎亭為科長；……”
白堅同志在這份回憶中詳細地記述了西北軍委組成人員名單的醞釀過程和劉、謝兩位領袖互相推讓主席的感人情節，但關於周家峻會議成立西北軍委的選舉過程和結果，作會議紀錄的白堅同志卻未說。參加會議的郭洪濤關於劉謝兩位領袖互相推讓主席的說法一致，他則明確說會議選舉了謝子長任西北軍委主席，劉志丹任副主席。但未詳說選舉過程。郭洪濤同志當時擔任陝北特委組織部長兼陝北紅軍游擊隊總指揮部政委，後任西北工委組織部長、秘書長，他回憶說：“我與白堅同志陪同劉志丹同志去看望謝子長同志，當時商定成立西北軍委，在研究主席由誰擔任的問題上，子長、志丹兩同志互相推讓。子長同志認為自己傷重，建議志丹同志當軍委主席；志丹同志堅決不同意，他深情地表示：‘老謝是老大哥，是中央駐北方代表派駐西北軍事特派員，應當擔任軍委主席，我協助完成任務。’志丹同志廣闊的胸懷感人至深。1935年2月5日，在赤源縣周家礆召開了兩個特委的聯席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劉志丹、崔田夫、高崗、馬明方和我。謝子長同志因傷重未出席。由白堅同志擔任記錄。會上，先研究了軍事問題，大家認為，為了粉碎敵人對陝北蘇區的第二次‘圍剿’，需成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西北軍委)。會議決定成立西北軍委，選舉謝子長同志擔任軍委主席，劉志丹同志擔任副主席。由於謝子長同志養傷未到職，實際工作是由劉志丹同志負責的。成立西北軍委就產生了歸誰領導的問題，於是又決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簡稱西北工委)，統一陝北和陝甘邊兩個根據地黨、政、軍的領導。同時確定：西北工委書記，由惠子俊同志擔任，他一直未到任，由崔田夫同志代理；我先任組織部長，後改任秘書長，由王達成同志接任組織部長，張秀山同志任宣傳部長；白茜同志任婦女部長。”
對此，我們可否作這樣的推論：在劉謝兩人醞釀名單時，向來剛毅果斷的謝子長，最後命令式地作了結論。但正式到周家礆上會討論時，一貫顧全大局，遇事考慮周全的劉志丹又力主讓謝子長擔任主席。最後大家還是同意了志丹的意見。郭洪濤回憶志丹說的話，可能就是周家礆會議討論時，志丹又把和子長推讓時說的話再一次說了出來。
當時參加會的另一位，時任陝北特委書記後又因當時選出的西北工委書記惠子俊未到任，而擔任代理書記的崔田夫同志的記憶也是認定當時選出的軍委主席是謝子長。我未找到他的直接回憶材料，但在他兒子的回憶中，卻講了他父親生前對他講的這件事。崔田夫之子崔軍少將所撰《田夫之子一一崔軍回憶錄》中“出生長工家”一節中稱：“1935年2月5日，陝甘特委和陝北特委在陝北安定縣周家礆舉行聯席會議，討論決定：(1)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由劉志丹、崔文憲(即崔田夫)、郭洪濤、惠子俊、高崗5人組成；書記為惠子俊，在惠子俊未到職前，由崔文憲(即崔田夫)代理書記……(2)成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由謝子長擔任(謝養傷未到職，實際工作由副主席劉志丹主持)，統一領導陝甘、陝北兩個根據地的紅軍地方武裝”。
我們再來看當時軍委一成立就任軍委作戰教育科長的雷恩均和情報偵察科長的高朗亭是怎麼回憶這件事的。
時任赤源縣蘇維埃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又稱軍事部長)的雷恩均同志被劉志丹提名擔任新成立的西北軍委作戰科長。雷恩均是1925年2月入黨的陝北老紅軍，從1924年起就一直跟隨謝子長、劉志丹從事武裝鬥爭。謝子長對他很信任，稱讚他“人老實，話不多，但軍事上很能行，打仗能沉住氣，不怕死很勇敢。”他當時在安定清澗一帶農村搞地下活動。子長負傷後，打發人把雷恩均叫去，讓他把安定縣軍事委員會建立起來，統一指揮全縣的游擊隊。雷恩均回憶說：“1934年9月18日，在子長的領導下，以安定縣第一支隊為基礎成立紅一團，以清澗縣二支隊編為紅二團，綏德吳堡的游擊隊編為紅三團。陝北省第一次工農兵大會在赤源縣白廟岔召開，成立了省蘇維埃政府，我被子長提名當選為赤源縣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此時，子長的傷勢已十分嚴重，志丹來陝北看他，子長握著志丹的手說：‘看樣子我的傷不易好了，陝甘寧全部軍事工作由你負責，這副擔子也只有你擔了!’志丹也拉著子長的手安慰說：‘你是老大哥，你好好養傷，病好了還要你擔!’
雷恩均同志在1978年4月讓我幫他寫回憶錄時說：我記得農曆正月初四(1935年2月7日)，劉志丹在赤源縣黃家峁子馮家梢嫣主持召開了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會上，志丹宣佈中國工農紅軍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正式成立，組成人員為：主席謝浩如(子長)，副主席劉志丹、高崗，秘書長兼政治部主任白堅，參謀長朱子休，作戰教育科長是我，情報偵察科長高朗亭，總務處長劉漢武，經濟部長張成武，總會計王彩文。謝子長因槍傷不能到職，實際工作由劉志丹主持，我負責培訓軍事幹部。我記得志丹當時講：“老謝是老大哥，是中央駐北方代表派駐西北的軍事特派員，威望比我高。應當選他當主席。目前他不能工作，也應當選他。”我記得劉志丹講這番話，使與會同志都很感動。我也很感動，印象很深，所以這句話一直留在我腦子裡。他還回憶說：子長因傷情嚴重未能出席會議，於農歷正月十八(2月21日)晚上九點多不幸去世。當時正值敵人第二次“圍剿”前夕，鑑於子長的巨大影響，為了不影響軍民情緒，西北軍委嚴密封鎖子長逝世消息，對外稱其去蘇聯看病。其後較長一段時間，西北軍委的行文、佈告，仍以軍委主席謝浩如的名義簽發，直到1935年5月馬家坪戰鬥告捷後，才解除了保密，開始用劉志丹的名義簽署行文，頒發佈告。
1978年已經75歲的雷老身體不錯，記憶力也好，說起當年的事一清二楚，連年月日都記得很清楚。但為了慎重起見，他在西安、陝北見了其他老戰友，都要詢問這件事。為此事，還在西安、延安、子長召開過幾個座談會，瞭解情況。這些座談會的記錄，我給雷老寫完回憶錄後，一併交給了雷老。可惜的是，雷老1985年82歲去世後，他的老伴連同廢報紙一併處理了。
在當時同雷老一起進入西北軍委機關，任情報偵察科長的高朗亭在《我所知道的閆家灣子會議及周家礆會議》一文中說：“劉志丹於1935年1月20日到達陝北根據地中心赤源縣的水晶溝。元月21日，劉志丹由白堅陪同探望了謝子長的病情。劉、謝兩人廣泛地交換了意見。據白堅生前對我講：劉志丹、謝子長在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西北工委)，統一陝甘邊、陝北黨的領導方面；在成立中國工農紅軍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以下簡稱西北軍委)，統一指揮紅二十六軍、紅二十七軍和兩個根據地的紅軍游擊隊方面；在戰略指導方針、戰術原則，集中兩軍的主力兵團形成拳頭，開展規模較大的運動戰方面；各路游擊隊向外發展，擴大根據地，限制敵人外出搶奪燒殺、騷擾人民群眾方面；選擇我軍主要打擊對象為國民黨八十四師，以及高舉反帝抗日旗幟，爭取瓦解白軍政策方面，在根據地內進行土地革命，沒收地主的土地和分配土地等方面，雙方交談的意見完全一致。只是在西北軍委主席人選上，謝子長主動提出要劉志丹擔任，但劉志丹再三推讓，要請謝子長兼任西北軍委主席。兩人謙讓良久，最後謝子長說，我是軍事特派員，就決定你擔任西北軍委主席。
1935年2月5日，中共陝甘邊特委和陝北特委聯席會議在赤源縣(今子長縣)周家礆召開。參加者有：劉志丹、崔田夫、郭洪濤、惠子俊(張秀山說惠參加了，郭洪濤說沒參加)、高崗，白堅做記錄。謝子長因病重，沒有出席會議。劉志丹傳達了他和謝子長的共同意見。聯席會議討論通過了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書記惠子俊，組織部長郭洪濤，宣傳部長高崗，秘書長郭洪濤兼。謝子長、劉志丹、習仲勳、馬明方、郭洪濤、惠子俊、崔田夫、張秀山、高崗等為委員。
會議討論通過了成立中國工農紅軍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在研究主席、副主席人選時，劉志丹推薦由西北軍事特派員謝子長兼任，與會者都同意。
聯席會議還討論通過了粉碎敵人‘圍剿’的戰略指導方針和戰術原則；土地革命的政策和策略，抗日反帝的政策和策略等。”
高朗亭還在介紹關於中國工農紅軍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活動情況時說：“1935年2月6日在安定的高家墕成立了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謝子長，副主席劉志丹、高崗，下屬作戰科長雷恩均，偵察兼醫療科長是我，總務處長劉漢武，秘書長白堅。當時機構很簡單，人員亦很少。謝子長同志不幸於1935年2月20日(應為21日一一引者注)去世，劉志丹就接任了軍委主席。”
以上五位同志都是當事人，他們的回憶一致，應當是可信的。另外，還有一些知情人的回憶也可佐證當事人的回憶。
當時，在幫雷老寫回憶錄的過程中，儘管雷老覺得過去的一些事他還記得比較清楚，但為更準確，他還找了許多老戰友幫他回憶。時任陝北紅一團團長的賀晉年、政委馬佩勳都記得軍委主席是謝子長。賀晉年回憶說：“1935年2月上旬，陝北特委和陝甘邊特委在赤源縣(今子長縣境)周家礆召開聯席會議，討論統一兩地區黨政軍的領導和反對敵人第二次‘圍剿’的工作方針問題。……還決定成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統一指揮兩個地區的革命武裝，選舉謝子長為主席，劉志丹為副主席，白堅、範子文先後任秘書長。在選舉中，有的同志考慮到子長病重不能到隊，建議劉志丹當主席，志丹堅決反對，他深情地表示：‘老謝是老大哥，是中央駐北方代表派駐西北的軍事特派員，只要他在世一天，就應當選他，我協助他完成任務。’志丹廣闊的胸懷是很感人的。子長養傷未任職，實際工作是由志丹負責的。不久，子長逝世，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即由劉志丹擔任。”
時任陝北紅一團政委的馬佩勳回憶說：“1935年初，志丹來到安定燈盞灣探望子長。志丹緊握住子長的手，摸著他蓋的被子，深情地說：‘你的被子太壞了，應當換個好的。’子長笑了笑說：‘只要能把傷養好，被子壞一點不要緊。’志丹告訴子長，要成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請他擔任軍委主席。子長連忙說：‘不，不!我以中央駐西北軍事特派員的名義，指定你為主席。”兩人相互謙讓起來，以後在選舉中，同志們考慮到子長正在病中，建議由志丹擔任主席。志丹堅決地表示：‘老謝是老大哥，只要他在世一天，就應當選他。’”
時任紅26軍主力團紅3團代理團長的吳岱峰說：“據當事人白堅講，在西北軍事委員會主席人選問題上，謝子長因病勢嚴重，曾要求志丹來當，而志丹認為謝是老大哥，又是中央北方代表派駐西北軍事特派員，應當由謝子長來當，兩人曾互相謙讓過。志丹同志臨走時摸著子長同志那塊薄薄的被子說：‘你的被子太壞，應當換個好的。’子長笑了笑：‘只要傷好了，被子沒關係。’1935年2月5日，中共陝甘邊特委和陝北特委聯席會議在周家礆召開。……會議通過成立了中國工農紅軍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在研究主席、副主席人選時，劉志丹推薦由西北軍事特派員謝子長兼任主席，有的同時考慮謝子長病重，不能到職，建議志丹當主席。對此，志丹同志堅決反對。他說，老謝是老大哥，是中央駐北方代表派駐西北軍事特派員，只要他在世一天，就應當選他。最後，大家選舉子長為西北軍委主席，志丹為副主席。……2月7日，劉志丹在馮家梢墕襯召開軍事會議，宣佈正式成立西北軍委，主席謝子長，副主席劉志丹，秘書長兼政治部主任白堅，參謀長朱子休(未到職)，作訓科長雷恩鈞，偵察科長高朗亭，總務處長劉漢武，經濟部長張成武。當時，紅26軍42師紅三團團長王世泰左腿負傷，我即受命代理紅三團團長，與義勇軍共同北上陝北，與原陝北主力紅軍2 7軍勝利會師，在西北軍委的領導下，便積極投入第二次反‘圍剿’鬥爭”。“對子長的逝世，西北軍委嚴密封鎖消息，秘密安葬，未開追悼會，在一段時間裡，西北軍委的行文、佈告落款仍沿用西北軍委主席謝浩如(子長的字)的名義簽發，直到1935年5月吳家寨、馬家坪戰鬥後，才解除了保密，開始用劉志丹的名義簽署行文、佈告。”
當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隨中央紅軍北上先遣隊早先到達陝北，參加糾正陝北1935年錯誤肅反工作的李維漢同志在《回憶與研究》一書中寫道：“……(西北軍委)委員會主席，我記得是謝子長，一說是劉志丹。”李維漢同志是當年10月就到陝北的，是中央當時成立的由董必武任主任審理處置西北革命根據地的肅反問題的“五人黨務委員會”的成員之一，又是管幹部的中組部部長，他的記憶應該是可信的。
至此，西北軍委主席的任職情況應該是清楚了一一1935年2月初，劉志丹在馬明方、郭洪濤、白堅同志的陪同下去看望在傷病中的謝子長，商定立即成立西北軍委。子長提名志丹擔任主席，志丹卻堅持讓子長擔任，他作助手。推讓良久，最後子長以軍事特派員身份命令志丹擔任。到2月5日，周家礆聯席會議選舉時，志丹又力主子長擔任，最後選舉謝子長為軍委主席，劉志丹、高崗為軍委副主席。劉志丹實際主持軍委工作。在子長去世後，志丹繼任軍委主席。
從此，我們不僅搞清了西北軍委主席的任職情況。從中，也看到了這兩位西北革命領袖不計較個人名利地位的高風亮節。
謝子長：感到自己傷重，已不能工作。從革命利益出發，“命令”志丹擔任軍委會主席。不為名利，不圖虛名，不願再掛他的名。
劉志丹：顧全大局，團結同志，謙虛守紀。認為“老謝是老大哥，是中央駐北方代表派駐西北軍事特派員，只要他在一天，就應當選他為主席。”難怪周恩來當時在陝北時就多次讚揚：“劉志丹對黨忠員不二，很謙虛，最守紀律。他是一個真正具有共產主義品質的黨員。”正如中共中央在關於解決西北歷史爭論問題的1983年28號文件中，明確指出的：“劉志丹同志是一個一向胸懷大局，具有崇高品德的領袖人物。”
在此，我們不僅看到了這兩位西北革命領袖的高風亮節，也看到了他們兩人戰友加兄弟的親密關係。並不是有人誤傳的冤家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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