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位首任軍長傳奇（15）：
上陝北跟劉志丹鬧革命葉青松
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發展史上，不能不說陝北根據地；要說陝北根據地，不能不說劉志丹；要說劉志丹，不能不說王世泰。要說王世泰，不能不說這位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軍首任軍長的許多傳奇故事。
節一 上陝北跟劉志丹鬧革命
“有錢人去西安，窮漢娃上延安。”這是過去在王世泰的家鄉陝西省洛川縣對孩子們上學的說法。1910年3月17日出生的王世泰，到了1927年秋，該上中學了。王世泰所在的土基鄉黃連河村是洛川縣比較窮的村，而王世泰的家境又是在村裡比較窮的，因此，王世泰上中學只能去延安，成了延安第四中學的一名學生。
延安四中有中共地下組織。在進步思想薰陶下，王世泰於1929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成了一名共產黨員。1930年8月，因鬧學潮，高雙城部隊進駐延安四中，延安四中被封閉，王世泰把由他管理的黨內文件和一支駁殼槍、一支左輪手槍、一支獨角龍（土槍）及一些子彈，藏到未暴露黨員身份的同學姚安基家中，自己返回洛川黃連河村家中。
一個月後，王世泰告別父母，到延安去找謝子長和劉志丹參加革命[1]。
王世泰到達延安的當天，立即與姚安基取得了聯繫。
姚安基見到王世泰，高興得跳起來了：“四中封閉後，黨員們都不敢貿然行動。延安區委書記劉明景現在在騾馬店，我們一起去他那裡，商量今後的行動。”
劉明景也是王世泰的延安四中同班同學。當王世泰向劉明景表明此次來延安是想找謝子長和劉志丹鬧革命時，劉明景說：“太好了，你是咱們同學中去搞武裝的頭一名，實在讓人羨慕。如果我不當區委書記，非同你一起去不可。”
在劉明景的聯繫下，通過保安縣（今志丹縣）地下黨組織的負責人曹力如引導，王世泰帶著延安區委寫的黨的介紹信，走了兩天兩夜的密林，到達劉志丹游擊隊的駐地，見到了劉志丹。
劉志丹看完介紹信，笑著說：“好，投筆從戎，有志氣，歡迎，歡迎！我們隊伍中就是缺少有文化的人。”
接著，劉志丹認真聽了王世泰講述的如何尋找到游擊隊的經過。劉志丹說：“來參加游擊隊，我們非常高興。游擊隊里黨員少，你們事事都要帶頭才行。”說著，劉志丹指了指在座的楊樹榮說：“他是咱們支部的負責人，有啥事可多與他聯繫。我們這支游擊隊組建時間不長，力量也還不強，吃的不好，穿的沒有，槍支彈藥更是缺乏，以後困難多得很，你能吃下這種苦嗎？”
王世泰立即表態：“入黨時就決心革命到底，死都不怕，有什麼苦吃不下的。”
劉志丹說：“革命需要我們去犧牲時，當然要義不容辭。但我們革命的目的是為了推翻吃人的舊社會，解放全國勞苦大眾，更多的是需要我們去吃苦，去奮鬥，而不是無謂的犧牲。這一點，每個共產黨員都必須牢牢記住。”
王世泰被分配在游擊隊一中隊一排一班當戰士。但因槍支少，王世泰沒分配到槍。這在行動中，讓王世泰很不是滋味。於是，王世泰想到了自己在延安四中時，黨支部存有一支駁殼槍等，就向劉志丹提出回延安取槍的請求。
劉志丹同意後囑咐說：“你一定要小心謹慎，要在陰曆年前返回部隊。高雙城部隊在保安縣老城，計劃‘清剿’我們，我們隨時可能轉移。”
對於延安的弄堂小巷，王世泰是輕車熟路的。幾天後，王世泰潛回到延安的姚安基家中。在獲悉延安形勢非常緊張，正在戒嚴，區委都不得不撤出延安轉到甘谷驛以東一帶活動時，王世泰心中煩躁起來，問：“咱們那支駁殼槍還在嗎？”
姚安基說：“讓區委拿出了。”
“還有什麼槍？”王世泰急問。
姚安基說：“一支六轉子、一支獨角龍。”
沒有了駁殼槍，怎麼辦？延安取槍是向劉志丹保證過的，一定要把槍帶回去的，如今怎麼向劉志丹交代，第一次執行任務就放空炮，如何面對劉志丹啊！王世泰的思想陷入困境。無論如何，要搞到槍，才能回去，否則無顏回去！年輕氣盛的王世泰下定決心，問：“四中的同學中有誰在高雙城部隊做事？”
“李樹祿（又名李伯林，共產黨員），在學兵連（高雙城部隊）當文書。”姚安基回答。
“把他叫來！”王世泰對姚安基說：“我要見李樹祿。”
第三天晚上，李樹祿來了。都是黨內同志，王世泰直截了當地告訴李樹祿這次來的工作任務，請李樹祿設法搞支槍，最好是駁殼槍，沒有，搞支短槍也行。一個星期後，李樹祿回話，沒法搞到槍。王世泰不死心，讓李樹祿繼續打聽，看誰家藏有私槍，用錢買。
幾天後，李樹祿像中了彩票一樣，沖沖地跑來告訴王世泰：“有門了，學兵連二排長私藏了一支德國造的馬步槍，要賣60塊現洋。”
“趕緊拿來。60元就60元。”王世泰立即回答。
李樹祿是個非常忠厚老實的人，擔心王世泰沒錢，掏心窩地問：“人家要現錢，錢從哪裡找？”
“錢，你不要管。你說買槍的人要先看槍後給錢，槍不好人家還不要哩！”其實，王世泰身上分文沒有，只想儘快拿到槍。
當晚，李樹祿果真把槍拿來了。是支好槍。有了槍，王世泰不提錢的事。李樹祿小心地問王世泰：“錢怎麼辦？”
“沒錢。”王世泰說。
這一下，李樹祿急了：“沒有那咋行，人家會找我算賬的。”
“他的槍來路不明，不敢大吵大鬧地要錢的。他硬要，你就說你上當啦，槍叫人拐跑了。他要耍橫，你就硬頂起來叫著拉他去連部，告他私藏槍支的罪名。萬一頂不住，你先用自己的薪水去慢慢還，這還不行嗎？！”王世泰見李樹祿不吭聲，又接著說，“革命連犧牲都不怕，還怕他要錢。你搞到一條槍，就是為革命增添了一份兒力量，游擊隊不會忘記你的。”
李樹祿走後，王世泰開始準備迴游擊隊。現在身上有了槍，可不是想走就能走的，城門盤查太嚴，怎樣把槍帶出延安城是件大事。起初，王世泰讓姚安基去查看城東牆根的那個大洩洞。可惜，姚安基去看了看，洞被封了，趁夜深人靜從洞裡爬出去的辦法，徹底行不通。後來，王世泰和姚安基又想了一個辦法，夜間帶槍從城牆上用繩子吊下去，但一瞭解，夜間城牆上有流動哨，也行不通。幾天過去了，辦法想了一個又一個，就是沒有最好的解決辦法。
還是女人心細。姚安基的愛人徐少蘭說：“你不是穿長袍嗎，不會把槍斜背在袍子下。”
真是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句話，挑開了出城思路。立即行動。馬步槍的槍身短，把槍帶放長背在右肩上，再把袍子衣領暢開，右肩上背個褡褳蓋著，把兩支小槍和子彈裝在褡褳裡，這樣既可以走路，又可以掩人耳目。
帶槍的辦法有了，還得預防城門口哨兵檢查。王世泰又把李樹祿找來，讓李樹祿護送出城。他們商量了多種情況下的行動方案：如果城門哨兵不檢查，大吉大利；如果哨兵要搜查，就讓李樹祿態度放兇些，說“我送我弟弟回家，還盤查什麼”，訓斥一頓。他們覺得李樹祿好賴也是一個系武裝帶的官，哨兵也不敢動粗；如果萬一糾纏不脫，就開槍衝出去。同時，讓姚安基提前出城，在楊家嶺對面的石砭等候，順利出城後，就由姚安基再護送一段路程。
又是一個沒有想到，第二天，王世泰和李樹祿到了城門口，非但沒有受到盤查，哨兵還向李樹祿敬禮致意。
劉志丹聽說王世泰回來了，忙迎出窯洞，滿面笑容，說：“辛苦，辛苦了！快進窯洞暖和暖和。”
王世泰低著頭說：“我沒有把駁殼槍拿回來，沒有完成好任務。”接著，把原委和搞槍的經過說了一遍。
劉志丹哈哈大笑起來：“你不僅完成任務好，表現更好。區委把槍拿走也是革命的需要。你能用計搞來這支德國造的馬步槍，可真不容易，你為革命立了一功。”
王世泰把幾支槍交給劉志丹。劉志丹把兩支小槍交給別人，把馬步槍又遞給王世泰，說：“這支槍今後歸你用，希望你要勇敢、頑強地戰鬥。”
自此以後，劉志丹對王世泰比較信任，有什麼重要任務都交給王世泰去做。1931年9月，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成立，王世泰由戰士被提升為班長。
1932年12月22日，陝甘游擊隊改編為紅二十六軍第二團[2]時，省委書記杜衡以“劉志丹、謝子長、閻紅彥等都是‘烏合之眾’”為名，自行宣佈自己任紅二團政委，團長由王世泰擔任，鄭毅任團參謀長。
這樣的改編，指戰員們迷惑不解。劉志丹等人以高度的黨性原則，用自己的行動表示服從省委的決定。但王世泰則表示堅持不當團長，理由兩條：“一是，我雖然在軍隊中幹了好幾年，但一直是個普通戰士、班長，衝鋒陷陣打仗可以，不會也沒有指揮大部隊作戰的本領和經驗；二是，我的理論水平不高，缺乏掌握全盤、正確貫徹黨的方針政策的能力。”
杜衡聽了之後，大為光火，不容分辯地說：“這是黨的命令。”
“不管黨的命令不命令，反正幹不了！”王世泰說。
杜衡只好給王世泰做思想工作，說：“你的團長是黨委研究的，民主選舉的，不幹怎麼能行？”
王世泰想了想後，說：“作為一名黨員，不執行黨的決定是不行的，也是黨所不允許的。不過，要我幹，得把志丹、子長兩位老領導留下一個才行。”
杜衡不懂軍事指揮，也怕軍心不穩，便問：“你看留誰？”
王世泰知道謝子長提出過留下劉志丹，便說：“留志丹。”
劉志丹勉強留下了，但杜衡只給了劉志丹一個政治處副主任的職務。謝子長和閻紅彥被迫離開部隊，去了上海。
王世泰把留下劉志丹的消息告訴劉志丹後，說：“你瞭解我，打仗行，帶部隊不行。讓我當團長，不是那塊料。”
劉志丹笑著說：“邊幹邊學嘛！你打了幾年的仗，總還是個老兵吧！只要我不走，會幫你的。”
紅二團成立後，首戰焦家坪，火燒香山寺。燒寺是杜衡提出來的，結果造成了文物古蹟不可彌補的損失。除此以外，杜衡還行使了政委擁有的最後決定權，在1933年1月17日，強行命令攻打廟灣，最後導致失利。杜衡找了一個“替罪羊”，把參謀長鄭毅職務撤了。王世泰趁機提議劉志丹接任參謀長，得到指戰員們的擁護，杜衡也只好默認了。
其實，廟灣失利僅僅是紅二團在內有“左”傾錯誤橫行，外有敵人“圍剿”的雙重壓力下，遇到的初期困局，後面更是險象環生。隨著部隊南下進入敵人腹地，部隊的實力不斷銳減。最終，杜衡[3]失去了信心，藉口離開了部隊。王世泰和劉志丹指揮部隊突圍，直到部隊全部被打散。王世泰帶著劉志丹回到了自己的老家洛川縣土基鄉黃連河村避難。
會議就是有組織有領導地商議事情的集會。一次集會能夠改變歷史進程的，當屬里程碑意義的會議。1933年8月20日，中共陝甘邊特委在陳家坡召開黨政軍聯席會議。這次會議就是里程碑意義的的會議。陝北紅軍在這次會議後成立了臨時紅軍總指揮部，由黃子波任總指揮，打散的部隊很快聚集到了一塊。10月4日，劉志丹和王世泰回到紅軍臨時總指揮部駐地——照金。劉志丹被任命為總指揮部參謀長，王世泰被任命為紅四團二連連長。
[1]謝子長和劉志丹在1928年6月就根據中共陝西省委的指示，在軍閥內部做士兵和下級軍官的工作，發展黨的組織，取得了較大的成績，直至1930年夏，成立了陝北游擊隊，專門打土豪，為老百姓“出氣”而名聲大振。
[2] 此時，紅二十六軍只下轄一個實力團，屬於一個空殼軍。
[3] 1933年7月28日，杜衡叛變，帶著特務捉捕了許多共產黨員，西安和關中地區的黨組織被嚴重破壞。
[4] 慕家塬戰鬥是1935年8月劉志丹率紅四十二師東進打晉軍（閻錫山部隊）中的一次戰鬥。在這次戰鬥中，王世泰指揮的紅三團是主攻部隊。攻城時，王世泰被閻錫山兵工廠製造的大手榴彈（亦稱“滾雷”）炸傷，幸好警衛員黃羅武揹著王世泰跑出了“滾雷”區，保住了生命。
——葉青松《一野首任軍長傳奇》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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