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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資料圖
原文首發於438期《法治週末》10版
1898年9月28日，戊戌變法失敗。至今戊戌變法已經120週年。兩甲子以前，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在光緒皇帝的支持下，進行變法改革。光緒帝推出一系列新政鼓勵私人興辦工礦企業，開辦新式學堂吸引人才，並創辦報刊，翻譯西方書籍，傳播新思想。同時，他支持訓練新式陸軍海軍，取消多餘的衙門和無用的官職。
這場改革從1898年6月11日開始實施，到1898年9月21日結束。9月21日深夜，慈禧太后發動戊戌政變。隨後，光緒帝被囚，康有為、梁啟超分別逃往法國、日本。9月28日，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殺，歷時103天的戊戌變法失敗。《法治週末》就這場改革的前因後果以及失敗原因等問題，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楊天石。
為什麼會有戊戌變法
問
法治週末：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西方就打開了中國的大門，1860年又有了第二次鴉片戰爭，中間還有其他一些戰爭，但是清朝政府全部戰敗。其中，甲午戰爭失敗對清朝的刺激最大。你覺得甲午戰爭是導致戊戌變法最直接的一個因素嗎？
答
楊天石：自鴉片戰爭以來，清朝不斷戰敗，每次都是刺激，刺激中國人要發奮圖強。這是個累加的過程。為什麼說甲午戰爭刺激最大，到了爆發點呢？有兩個原因，第一，日本是學習中國文明起家的，等於是原來我們的學生，現在學生居然把老師打敗了，這是中國人不能接受的。第二，在清政府眼裡，日本是蕞爾小國。一個堂堂的天朝大國，敗在它看不起的一個小國的手上，這是中國人更加不能接受的。另外在《馬關條約》中，日本逼迫中國賠款兩億兩白銀，賠款數量很大，超過了以前歷次賠款。
更重要的是中國割去了土地，包括臺灣、澎湖、遼東半島，這是中國人無論如何不能接受的。遼東半島是清朝的“龍興之地”，起家的地方，連“龍興之地”都要割給日本，這是奇恥大辱。當時出了一本書叫《普天忠憤集》，從“普天忠憤”4個字，可以感到當時中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高昂的義憤情緒，要救亡、要圖強、要變法的呼聲就空前高漲了。
問
法治週末：關於甲午戰爭還有一種說法。洋務運動的時候，清朝就是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是從器物方面著手，想達到自強和求富的目的。有學者認為，戊戌變法是自強運動的延續，是它自然的延續。所以改革到最後，必然要變制度。你怎樣看待這個觀點？
答
楊天石：洋務運動引進先進生產力，引進科學技術，路子是不錯的。問題是隻抓經濟、生產、科技是不夠的，還要改革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康有為包括更早的馮桂芬，還有郭嵩燾、鄭觀應，這批人都是這種主張。但清朝政府絕對不允許在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領域裡邊往前走。
戊戌政變為什麼會發生？就在於改革派試圖把改革擴展到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這兩個方面。
戊戌變法壞在康有為兩本書上？
問
法治週末：康有為在變法運動之前，做好了很多理論準備。比如，他寫了《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兩部書，但是，那些正宗的儒家學者都把它們視為異端學說，為什麼？
答
楊天石：第一，康有為想為他的變法找到理論上的依據，託古改制。他把孔子打扮成一個搞改革的祖師爺，以爭取中國社會，包括中國知識分子、官僚的同意。因為孔子是當時中國思想的權威，如果孔子是改革的祖師爺，那我們跟著老祖宗學，搞改革，有什麼不可以呢？所以，康有為是企圖利用孔子，為他的變法改革找尋一個保護神。
至於《新學偽經考》，他是想把儒家的經典，傳統的儒家學說，說成是王莽、劉歆等人搞的，是假的，企圖以此推翻儒家的理論體系，為他推行自己的改革理論找尋合理性。但是他的這兩部書都得不到輿論贊同。
不管康有為怎麼對孔子進行“化妝打扮”，但在理論上、歷史實際上，都站不住腳。學者汪榮祖分析戊戌變法失敗的思想原因，他認為就壞在康有為的這兩部書上，一是科學上站不住，二是知識分子不相信。
問
法治週末：有人認為康有為想搞君主立憲制，還有人說，康有為想在原來的舊制度上開創出一個新的局面。你怎麼看？
答
楊天石：從康有為構想未來世界的《大同書》來看，他的理想很高、很遠大。說他是烏托邦，是空想社會主義，都可以。他設想，在未來的世界裡，君民是平等的，甚至可以沒有君主制度。但是，《大同書》長期沒有完稿，後來寫完了，又長期藏著，不肯拿出來發表。
另一方面，在現實生活中，康有為的腳步又很謹慎。他最初確實想搞君主立憲，召開國會，建立議會制度，這是康有為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的目標，是在上皇帝書里正式提出來的。這份上皇帝書跟他的《大同書》中的理想已經差了十萬八千里了。
所以，要看到康有為的兩面：一方面，他有高遠的空想。毛澤東講過，康有為設想了一個大同世界，可是康有為找不到走向這個大同世界的道路。另一方面，在現實生活裡面，康有為走了一條比較穩妥的改革道路，而且是不斷地後退，不斷地減弱改革對於中國社會的衝擊。但是他沒有想到，連這一小點可憐的改革他也沒有辦法做到。
問
法治週末：戊戌變法當時出臺的改革詔令，數量很大、很密集，103天裡面居然下了110道。從這個事就可以看出，光緒和康有為都急於要改變現狀，但是按照清朝當時的社會環境，人們的思想觀念，包括權力格局，這些改革還是過於急切了。你怎麼看這個觀點？
答
楊天石：光緒皇帝操之過急，穩重不夠，這也是我的觀點。按照清朝的規矩，普通的老百姓，級別較低的官員，都沒有給皇帝上書的權利。光緒皇帝急於聽到意見，擴大議政範圍，下詔說，官員、平民的奏章，要馬上往上送，不許阻攔。詔書下了，禮部主事王照馬上響應，上書言事，但是禮部尚書(部長)、侍郎(副部長)們不聽，居然拒絕代遞，而且和王照在禮部的大堂上吵了起來。
對這樣一件事，光緒皇帝批評一下就可以了，但他卻要“議處”，研究懲罰辦法。大學士徐桐提議“降三級調用”，這個處分本來已經夠重的了，但光緒皇帝仍然嫌輕，一下子把部長、副部長6個人(其中滿足3人，漢族3人)全部罷免了。
光緒皇帝雖然是皇帝，但他實際沒有這個權力。當時，這個權力在慈禧太后手上，光緒事前不與慈禧太后商量，慈禧太后當然不願意了。
另外還有一個情節，禮部尚書懷塔布的夫人是陪慈禧太后打牌的。光緒皇帝見慈禧太后也許還有點不方便，不是隨時可見，但是懷塔布的夫人要見慈禧太后很方便。所以，懷塔布被罷免以後，本人就立即到天津與榮祿商量，告了光緒皇帝一狀。懷塔布的夫人則同時找到慈禧太后告狀：聽說皇帝要“盡除滿人”，老佛爺，您可得作主啊！這就是在要求慈禧太后出面干涉了。
康有為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
問
法治週末：讓慈禧發動政變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答
楊天石：慈禧太后發動政變不是由於袁世凱告密，而是由於八月初三楊崇伊的上書——這應該是直接的導火線。楊崇伊上書後，慈禧太后立即回宮發動政變。楊崇伊很高興，跑到天津向榮祿報喜，當天晚上成為榮祿的座上客。
康有為的計劃是：第一步，由皇帝以紅色“硃諭”命令袁世凱，立即將榮祿“正法”，然後以袁代理直隸總督，張掛告示，宣佈榮祿罪狀。第二步，封禁電局、鐵路，率兵入京，以一半兵力包圍頤和園，一半兵力守衛皇宮，以湖南好漢畢永年率領敢死隊入園，捕殺慈禧太后。
八月初三夜，譚嗣同訪問袁世凱，告以計劃的主要內容。袁世凱問：包圍頤和園幹什麼？譚嗣同答：“不除此老朽，國不能保。”他說：“此事在我，公不必問。”當時，譚嗣同聲稱有“硃諭”在手，袁世凱要看“硃諭”。譚嗣同拿得出來的只有光緒帝交給楊銳的《密詔》抄件，其中只有“另議良法”的希望，並無“誅榮”“圍園”之說。這些自然不可能使袁世凱相信。
慈禧太后發動政變的導火線是楊崇伊八月初三的上書，政變在先，袁世凱向榮祿告密在後，袁世凱是知道慈禧太后已經“訓政”——政變了，然後才向榮祿告密的。八月初五日晚間，慈禧太后自頤和園回宮，發動政變。
同日，袁世凱回津，立即拜會榮祿，“略說內情”。六日一早，榮祿主動來見袁世凱，袁世凱和盤托出譚嗣同所述康有為的“圍園”密謀。當時，他還不知道北京已經發生政變。
為什麼這麼說？慈禧太后訓政以後的第一件事情，下令抓捕康有為、康廣仁兄弟，沒有下令抓譚嗣同。這就很清楚地說明，慈禧太后最初不知道譚嗣同他們有一個“圍園”密謀，等到楊崇伊到了天津，從榮祿處得知袁世凱的“告密”內容，慈禧太后才於初八日凌晨立即下令抓捕譚嗣同等人，而且抓了之後，迅速決定，不用審判，馬上就砍腦袋。
前些年，我就寫文章說，慈禧太后發動政變與袁世凱告密無關，但是由於袁世凱的告密，慈禧太后擴大了鎮壓面，加大了鎮壓的力度。
問
法治週末：回頭來看，康有為派譚嗣同去勸袁世凱“圍園捕後”，這個行為有非常大的風險。有人認為，康有為這個想法完全是異想天開，你怎麼看？
答
楊天石：康有為早做了準備，在此之前，他意圖抬高光緒皇帝的權力，抬高君權。所以，他給光緒皇帝送了兩本書，一本是《俄彼得變政記》，一本是《日本變政考》。送給光緒這兩本書的原因，就是讓光緒皇帝學習俄國的彼得大帝和日本的明治天皇，靠自己的權力控制局面，進行改革。
在當時，如果光緒皇帝是彼得大帝或明治天皇那樣的人物，這條路最後是能走通的，問題是光緒皇帝不是彼得大帝，也不是明治天皇，大權在慈禧太后手上。同樣，如果當年康有為的“圍園”計劃成功，把慈禧太后抓起來，變法也可能成功。
問
法治週末：那你認為康有為成功的可能性多大？
答
楊天石：從兵力上看，袁世凱在小站所練的新軍只有7000人，自然敵不過榮祿統領的各類北洋兵。當時在京津地區不僅有聶士成、宋慶的淮軍，而且有董福祥的甘軍，北京京內還有旗兵。康有為、譚嗣同所設計的先殺榮祿，後圍頤和園的計劃是愚蠢的紙上談兵。殺榮祿固已不易，率領新軍從天津到北京圍園，也更非易事。袁世凱之所以不敢接受康有為的計劃，恐怕也有這方面的原因。
當然，兵貴出奇。如果以奇謀出奇兵，也不是完全沒有成功的可能。歷史上並非完全沒有因少數人的“兵變”而成功的例子。問題在於慈禧太后動作快，她先下手為強。光緒皇帝和康有為的手上都沒有兵。他們挑選的敢死隊隊長是畢永年，估計頂多只能僱傭數十人，自然不能成事。
慈禧為什麼扼殺戊戌變法
問
法治週末：當時，英國人赫德就說，皇帝的方向是正確的，但是他的團隊缺乏工作經驗，這樣一來，只形成了“口水改革”，你怎麼看這種意見？
答
楊天石：這種意見有道理，但是沒有抓住要害。要害就是光緒皇帝無權、無兵，在罷免六堂官事件上操之過急，處分太重，沒有爭取掌握實際權力的慈禧太后的同意。
當時，同情變法，同情光緒皇帝的比較穩重的軍機大臣翁同龢被“開缺回籍”了。這件事，我相信光緒皇帝沒有和別人商量過，純粹屬於個人獨斷。一方面，把那幾個部長、副部長給罷免了，打得很重；另一方面，迅速提拔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4個人進入軍機處，職位雖不高，但進入決策圈，也沒有經過慈禧太后的同意。所以我認為，光緒皇帝銳意改革、熱情可佳，但操之過急，失於穩重，不講策略，沒有考慮到會激起保守派迅速而激烈的反對。並且，他本人又沒有一絲一毫的力量可以善後。
問
法治週末：在戊戌變法的操盤手——康有為、梁啟超、嚴復和譚嗣同4個人裡面，嚴復應該是對西方瞭解最多的人，因為他在英國生活了很多年。但在戊戌變法的時候，主要是康有為在主導，嚴復處在邊緣。汪榮祖先生認為嚴復吸鴉片，所以比較消沉，你怎麼看？
答
楊天石：嚴復主張漸進，他認為要變法，關鍵是開民智，要提高老百姓的智慧和文化水平。這是一個長期、緩慢、漸進、穩步前進的過程。
嚴復後來為什麼很落後？他就是過於穩重了。康有為有時也穩重，但戊戌時期，他總的特點是希望快，希望迅速成功，以為抓住光緒皇帝就可以雷厲風行，迅速打開局面。這是兩個人不一樣的地方。
問
法治週末：清史專家於善浦先生認為，人們後來把慈禧妖魔化了。
答
楊天石：我認為，不能把慈禧太后看成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頑固派，慈禧太后有幾點還是可以肯定，第一，英法聯軍入侵時，她主張抵抗，反對向熱河逃跑；第二，慈禧太后是支持洋務派的，有她開明的一面。
八國聯軍入侵，慈禧太后帶著光緒皇帝逃到西安。這是千古未有之變，給了她深刻的教訓，所以後來要搞“新政”，派“五大臣”出洋考察。要發展經濟，要獎勵實業，要預備立憲。這些方面，似乎慈禧太后和清政府都在進步，有些地方，甚至超過了康有為他們當年的主張。這些自然可以適度肯定，但是不宜誇大。
要看到，慈禧太后和清政府的這些做法，其目的都在保證“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其次，“立憲”有九年“預備”期，搞的是預備立憲，不是迅速立憲。
慈禧太后的底線在哪裡？第一，不能損害她的權力；第二，不能夠損害滿洲貴族的既得利益；第三，不能搞政治體制方面的改革，特別是不能觸動專制主義政體的根本。在這些前提下，慈禧太后可以贊成變法，但康有為和光緒做的這一套，恰恰違反了她的底線。不觸動這三條底線，變法就沒有多大意義了。所以，如果是張之洞來操盤，也是這個樣子，大體上不會超過自強運動的水平。
戊戌變法為什麼難以成功
問
法治週末：晚清的政治制度變革，其艱鉅性和複雜性可能遠遠超過了人們的想象。清廷開始被英國人打敗，後來又被英法聯軍打敗了，後來甲午海戰又慘敗。在這些慘敗之後，士大夫知識精英會產生一種很焦慮的心理，所以非常激進。你怎麼看待這種歷史語境下的激進？
答
楊天石：前些年，有一些議論認為，只要按照清政府新政的那條路子就可以走下去，所以辛亥革命沒有必要。這種意見在這兩年裡好像有發展的趨勢。但是，在滿洲貴族集團已經非常腐朽、昏庸和保守的情況下，等待清朝政府來搞君主立憲，把權力交給人民，等於與虎謀皮，可能性有多大？從它將預備立憲的年限定為9年，從它堅決鎮壓“國會請願運動”，搞“皇族內閣”等方面看，等待它“自改革”，要等待多少年？幾十年、一百年、兩百年，都是可能的。
問
法治週末：魯迅先生說過一句話，在中國，挪動一張桌子也要流血。因為幾千年的君主統治，保守勢力過於強大。這是否就是光緒、康有為搞戊戌變法難以推進的原因？
答
楊天石：這個我同意。金觀濤、劉青峰說，中國社會是一個超穩定結構，這個意見有一定的道理。我在《帝制的終結》一書裡，曾經將中國的“中古社會”定義為“皇權專制地主小農社會”，是“君主專制制度”和“地主小農經濟”的結合體。
君主專制制度是一種十分落後、十分腐朽，但也十分嚴密、十分穩定的制度，自給自足的“地主小農經濟”是一種極為穩定，發展極為緩慢的經濟模式。沒有新的生產力，沒有新的階級力量，商人、資本家、資產階級永遠發展不起來，社會就無法轉型。
經濟上的“超穩定”和政治上的“超穩定”，兩者結合，這個社會也就極為凝固，形成“超穩定結構”了。
問
法治週末：但從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不管是自強運動也好，戊戌變法也好，清末新政也好，這些變革沒有一個成功的，如果將戊戌變法作為一個個案來檢討，你覺得近代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挫折，主要是在哪裡？
答
楊天石：中國人急於要使中國成為一個富強的、民主的國家，這和中國近代以來，民族危機不斷加深的情況有關。因為危機一個接著一個，中國人當然希望迅速改變這個狀況，這是好的。但不能急於求成，一步登天，不能把穩步前進視為落後、妥協、折衷主義。須知，激進主義超越現實，超超可能，也常常壞事，帶來許多問題和危害。多年來，我們對於激進主義的危害性研究不夠，這是缺點。
有些改革方案，本來是正確可行的，可是被激進主義否定了。譬如說，對於資本主義的積極作用和它在一定時期存在的必要性，我們在很長時期內都是否定的。孫中山搞革命的時候，主張對資本主義“取那善果，避那惡果”，主張“公有經濟”和“私人經濟”並存，主張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互相為用”，這些都是適合時代和國情的正確主張，但被認為“不徹底”。這個教訓應該永遠汲取。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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