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如今的明星，不分大小，都有一群助理。大到提行李拿道具，小到擦鼻子繫鞋帶，均由助理一手包辦。知道的是說是明星金貴，不知道的還以生活不能自理呢。
可你知道嗎，過去唱戲的名角兒也有助理，那時的助理更比現如今的助理“風光”。為什麼啊？因為過去的助理和角兒們一起上臺“表演”，而且人家有一個更明媚、更上口兒的名字——“跟包兒的”。（字面一看就能明白，就是跟在角兒後面提溜包袱的。）
在咸豐之前，明清兩朝唱戲的，用的都是公用的行頭。逢唱的時候，角兒人到了就行，最多是自己帶個網子、帶個靴子，所以用不著“跟包兒的”。
青衣是中國戲曲中旦行的一種_圖
到了同治年間，著名的青衣胡喜祿，有自己私人行頭，據考他是唱戲行裡第一個有私行頭的。這時候“跟包兒的”才算正式的成為了一個行業。那時候唱戲的名角兒都會僱個專門的人，幫自己拿行頭、戲服。有唱青衣、花旦的行頭飾物多，僱三兩個人也是有的。
最初“跟包兒的”工作不過是把角兒們的一應用品送到戲館。角兒們穿衣梳頭、抹臉裝扮、穿蟒扎靠等等，都由班子裡“管箱兒的”伺候。後來漸漸的，一些名角兒自己帶穿衣、梳頭、化妝的人，這些人也被稱為“跟包兒的”。
隨著戲曲行業越來越繁榮，角兒們的品位也在逐步提升。有一些講究的角兒嫌班子裡預備的茶水不乾淨，又或是怕有人嫉恨自己，在茶水裡下毒，毒倒了嗓子，所以連茶水也一併自帶了。
清末民初京劇舊照_圖
讀到這，您閉上眼睛想象一下：前頭一個角兒，四平八穩的踱步進了戲園子，後面一溜“跟包兒的”，手裡拿著、臂上挎著，大包小包，其中有一最扎眼的，揹著一暖壺，手裡提溜個提籃，裡面叮噹作響的是些個茶壺、茶碗。
最初“跟包兒的”只在後臺活動，到了光緒初年，“跟包兒的”就上臺了。因為角兒唱到半道要喝水潤嗓子，行話叫“飲場”。最嚴重的時候，這些“跟包兒的”一會兒給角兒送杯茶，一會兒給角兒遞個毛巾把兒。說是伺候角兒，其實無非是想出出風頭，讓人知道他是某某名角兒的“跟包兒的”。
譚鑫培，譚派創始人，名響亮，排場也大。不只帶跟包人，連檢場的都是自已帶。每逢譚老闆一出場，臺上臺下、後臺門口，總是立著三五個人，而且人人都面帶得意之色。
譚鑫培（1847年4月23日-1917年5月10日）_圖
餘叔巖，繼承了潭派的唱法，更發揚光大，被稱為“餘派”。譚鑫培活著時，餘叔巖就十分羨慕他的這群人馬陣式。譚鑫培去世後，餘叔巖把他們者聘了回來，有不願意來的，還託中間人說合。他這麼做，不為別的，就是為了壯門面，——瞧瞧，這些伺候過譚老闆的人，現在都來伺候我來了。言外之意是我的水平就相當於當年的譚老闆啊。
老生名角兒劉鴻昇有兩個“跟包兒的”，逢他一上臺，必是三人同行：一個抹著大花臉唱、一人背暖壺、一人拿茶杯，唱到伴奏過門兒時，麻溜兒送上一杯水；唱過“樓上樓”的高音行腔處，立馬兒拿著毛巾把兒給揩臉——輕輕的沾沾汗，不敢擦狠了，怕真成“大花臉”。
老旦名角兒龔雲甫的“跟包兒的”更絕，背的倆暖壺上都貼著明晃晃的標籤——“茶”、“人參湯”！
龔雲甫（1862—1932）近代京劇演員_圖
宣統年間，一家戲園子唱《玉堂春》。唱到蘇三三堂會審那段時，演員要在臺上跪著唱半個時辰，這出戏是旦角兒的開蒙戲，很是考驗演員的功底。
恰好當時有兩位知名的旦角兒同在這個戲園子裡，唱這同一出戏。兩位旦角兒，一貧一富。
家貧的一上場，她的“跟包兒的”提溜個大白鐵壺就上來了，往邊上一站。旦角兒跪下唱兩句，“跟包兒的”就遞上水壺，角兒就著壺嘴兒喝上一口，再接著唱。
下一場輪到富出身的角兒上場，也唱這三堂會審，人家也上來倆“跟包兒的”，一人端著一個楠木桌子，一個桌上擺著鏡子、化妝品；另一個桌上擺兩個精緻的茶壺，一個銀的，一個瓷的。角兒唱兩句，就喝口水、補一回粉、擦一次口紅。
底下觀眾，眼神差點兒的都不夠用，一不留心就分不清誰是角兒，誰是“跟包兒的”。（這會兒子，跟包的是長足了臉了。）
直到20世紀30年代，新革命浪潮帶動了戲曲舞臺的進步，一些進步的藝人提出淨化舞臺，“跟包兒的”與演員一同上臺的陋習才逐步廢止。
文：不言
文字由歷史大學堂團隊創作，配圖源於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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