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这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下面，历史就要从南北朝进入隋唐了。在这个新时代里，寡头政治秩序也即将迎来新的洗牌，并最终走向没落。
到了唐代，事情开始有意思了。唐朝初始的时候，唐高祖和唐太宗对门阀大族表现出了不同的反应。唐高祖李渊曾经向手下的大臣裴寂，大肆吹嘘李家的祖先如何高贵。裴寂所属的裴氏家族，是中古中国最显赫的名门望族之一。唐高祖就显摆说：我们李家曾经在陇西的时候，富有龟玉，到了举兵的时候，四海云集，才几天而已就升为天子，咱们两家都是了不起的大族啊。龟玉就是龟甲和宝玉，这是古代非常重要的礼器，后来被引申为国运的象征，不是一般家族可以拥有的。李渊对此是很得意的，但仍然不敢把自己的门第说成是超过裴氏的第一，而只是说我们是同一个等级的，可见门第等级的影响力之大，连皇帝都会默认。
唐太宗李世民，并没有继承这种态度，他看到氏族谱竟然把山东，也就是崤山以东的士族列为第一等，排在他们李家之前，非常不满，使用皇权修改了长久以来默认的门第排名。唐太宗认为，人的地位应该取决于他在政府机构中的成功经历，而不是应该源自家族的陈旧声望。在多个场合，唐太宗明确或含蓄地主张，人们的官职和能力应该比血统更重要。他说：山东士族日渐衰微，没有冠盖人物，才识庸俗，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那么看重他们。在唐太宗看来，朝堂之上的官僚，或忠孝双全，或学艺通博，显然应该比山东士族的破落户赢得更多的尊重。既然人们敬重汉高祖的匹夫出身，那么人们也应该尊崇大唐起于草莽的当朝官僚。
贞观六年，太宗命令高士廉等人重新修订《贞观氏族志》，全面展示了他的这个态度。《贞观氏族志》完成于贞观十二年，也就是公元638年，这次重修的标准非常简单，就是根据当朝官爵的位置高下排座次，官品越高，等级越高，官品越低，等级越低。皇帝的旨意得到了彻底的贯彻，《贞观氏族志》所依据的标准是官职，而非家族。到了先天二年，也就是公元713年的时候，《贞观氏族志》再次被修订，命名为《姓族系录》。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唐代最后一次由国家主持编修的官方氏族谱，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官方主持排列氏族等第的著作了。
尽管如此，本书的作者认为，李唐的精神还是贵族主义的。唐太宗并不想否定士族门阀，而是想改变人们的观念，什么是尊贵的、什么是低贱的要由他来重新界定。太宗利用政府的条件推出新标准，希望以此来把当朝权贵提升到更显赫的地位，掩盖名门大族的声望，从而把社会的风尚和政治秩序的主导权，从这些大族手里收回来集中到皇帝的手中。
另外，从隋唐开始，出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选拔官吏，就是我们熟悉的科举。虽然在整个唐代，通过科举受益的士族子弟远远多于普通人家，但毕竟这条晋升渠道的开通改变了之前“出身决定一切”的状况。唐太宗的这个倾向，在他的继承者们手中得到发扬。作者评价说，到了8世纪，人们身份地位中的家庭因素，至少在政府看来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了，官职才是衡量人们地位的唯一因素。政府不再对于编撰士族的谱牒感兴趣，因为现在是国家授予人们地位，而不是家族。在法律意义上，人们所有的地位都是直接来源于国家。
当优越的出身不再带给人太多的好处，士庶之间的传统差异就会微不足道了，在国家面前，人人都是平民，不再存在一个具有半排外性质的上层精英集团。作者认为，这是中国社会史中发生过的最根本性的变化之一。这个变化发轫于唐朝，到了宋代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了，那时，人们的社会出身在任官资格方面起的作用已经微乎其微了。
然而，虽然在国家层面上风光不再，唐代的大家族仍然一直在进行一件事，那就是继续编纂谱牒，这显示了他们具有完备的历史存在感和高度的自我认同意识。唐代的谱牒与宋代及其以后的谱牒是截然不同的，宋代的谱牒就跟我们现在的家谱差不多，罗列了家族里的所有成员，但是唐代的谱牒并不包括所有的亲族成员，只收录那些衣冠人物，没有社会声望的人是不被收录在谱牒里的。与此同时，唐代谱牒是呈网状扩散的，收纳得极为广泛，经常把关系疏远的氏族成员收录在内，形成一个集团。这样的氏族，如果世世代代涌现高官，也可以被视为门阀大族，保持着声明赫赫的社会地位。
因此，中古时期的氏族谱牒不仅仅是界定一个氏族，它同时也在界定一个更大范围的大族。一个没有出现官僚的氏族房支，就不会被谱牒所收录，进而就会自动被淘汰掉。这就激励大族纷纷发明了很多方式，来训练他们子孙的能力。氏族的领导权也取决于成员的成功，而不是血统，氏族的主导权可以从一个房支转移到另外一个房支，只要后一个房支的成员在担任官职方面更为成功，这种灵活的权力转移机制，更加像是一个良性竞争机制。
另外，就算这些大族一度声名赫赫，他们也不敢完全的高枕无忧，不仅因为这些大族的纨绔子弟令某个房支蒙羞，而且还因为他们如果与国家政权发生冲突，整个氏族就会被斩草除根。这就说明一个基本的事实，自唐代以来，国家掌握了社会精英阶层的认证标准，在政治秩序中只有一个决定性的维度，那就是国家意志，大家族在政治上的主导地位已经一去不复返。所以，虽然唐朝的社会也是由一个精英阶层把持，但这种寡头政治和之前的寡头政治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但我们并不能说，大家族主导的寡头政治在唐代就终结了，尽管有很多大历史学家持这样的观点，比如陈寅恪先生。他认为在武则天时代，出于统治需要，大力清洗门阀代表的旧势力，破格选用人才来培植新的国家官吏，这就标志着新兴官僚阶层取代传统的门阀士族。而日本的学者内藤湖南则有不同意见，他认为宋代才是近世专制政治的开端，晚唐五代则是转型和过渡时期。尽管唐代采用科举制选拔官吏，这个制度却被大族高门所主导，依然具有贵族主义的彩色，这个情况直到王安石变法才彻底发生变化。
关于这两位先生的观点，本书的作者姜士彬分析了唐宋两代大族参政的比例，发现唐代大族的参政比例，相对两晋南北朝而言确实有些滑落，但是依旧是个很大的基数，旧族门阀仍然是政治上的统治阶层，大族一直到唐末都统治着中央政府，但是到了宋初，一切都不一样了，在宋代四十名宰相中，三十一名明确与唐代大族毫无关系。所以，姜士彬认为，旧的门阀士族在五代时期丧失权力，这不光是因为五代乱世中他们遭受了肉体上的消灭，也是他们作为一致的共同体局面的终结。
毫无疑问，这些旧族的很多后裔仍然生活在宋代，但是他们显然不是士族精神的继承者：他们不再是一群自认属于一个特定家族的人物，不再依循传统支配其生活方式，不再共享崇高的社会声望。其中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家族谱牒的散失。我们可以判定，中古中国的旧族高门在整个唐代维持其权力，但是，他们在宋代已经消失无踪了。
最后我们来说一说科举。毫无疑问，科举制是一项重大的创举，大多数学人简单地认为，科举制的推行意味着贤才政治原则的登场，而事实上，历史并不是这么简单。在唐代，每年通过明经科和进士科考试的士子，远远少于政府每年所需要的新官僚。在此之外，科举登第的士子，只是意味着取得任官的资格，并不能直接担任官职，很多士子要在通过科举考试之后等待数年才能任官。这种情况很难在官僚机构中培植出新兴势力。这样，我们基本就可以认为，唐代的科举制度引发了大族的边缘化，但是真正实现大族的消亡，要等到宋代。当然我们必须再强调一下，这只是本书作者的观点。
题外话：读书可以扩充我们知识边界，获得更多看问题的视角，但盲从是要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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