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灵帝本是一个小小亭侯的儿子，属于落魄的皇族，要不是运气太好做了皇帝，也就相当于民间一个小地主。不过他虽然做了皇帝，却不忘本，依然保持着乡下小地主的作风。皇帝号称天下之主，富有四海，但在灵帝眼里，这些都太虚了，觉得这钱要攥在自己手里才行。于是外邦、各郡、各封国每次进贡，未纳入国库前，他就先行抽成据为私有，直接送进皇宫，还美其名曰“导行费”。这种行径，就连他身边的宦官吕强都看不过去了。写奏章委婉地劝他作为天子，当以天下为重，不要为贪几个小钱惹得百姓不安。灵帝还没看完就大怒不已，把奏章扔在地上，对张让大骂吕强可恨。张让自然顺着他，也把吕强大骂了一顿。从此之后，汉灵帝继续我行我素，“导行费”照收不误。
不过，汉灵帝也渐渐发现，仅靠“导行费”这样敛钱，虽然有效，但是太过麻烦。自己既然做了皇帝，就要发挥一下皇帝这个资源的优势。终于，他发现了皇帝手中掌握着一种独一无二的热销产品，那就是官位。
这个绝招还是他的母亲董太后给他提供的，董太后出身小家，本来就是一个嗜财如命的人物，忽然一夜之间飞黄腾达做了太后，这份贪欲就更是涨到了极点。当董太后得知前代有过卖官的事情时，顿时感到这是一股巨大的潜在财源，立刻喜上眉梢，报告给了儿子。具有“商业头脑”的汉灵帝也一拍即合，马上下诏，在上林苑设置了卖官的机构，公开卖官。
东汉的卖官起于邓太后，但那时只是偶尔为之，以比较温和的方式征富人之钱来“佐国之急用”而已，并没有将之作为生财的工具。但汉灵帝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他可是把这个当作天字第一号买卖来做的，自然不满足于前代的那种小打小闹，而要“正规经营”，于是就对各项官职明码标价，列出一张价目表来。当时初步定下的价格是：年俸600石的官职600万钱，2 000石的官职2 000万钱，依此类推，按官定价。除了皇帝的位子不卖之外，上至三公，下到县令，统统可以拿钱买到。即使是国家选拔的特殊人才，也要交一半或三分之一的费用。如果是肥缺或者重要职位，就得另外加钱。当然啦，这么直接地说拿钱买官毕竟有点不太好听，于是对卖官所得的钱，就起了一个专门的名字叫“礼钱”——只是赤胆忠心的官员给朝廷送礼嘛，于是买方卖方，就都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了。
汉灵帝的这场卖官大买卖从光和元年(178年)一直做到中平元年(184年)。买卖做久了，价格也就要随行就市，有所调整。地方官由于直接临民，刮起地皮比较方便，售价就要比朝官高上一倍，各县贫富不等，县官售价也就各不相同。不但平民想做官要买，就是官吏想升迁，也得出钱。为了激励他们出钱的踊跃性，求官的人还可以估价投标，出价最高的人就可中标上任。当然，买官的价格并不固定，也可以根据求官人的身价和拥有的财产随时增减。比如崔烈想当司徒，因为他出身于北方的名门望族，又是个大名士，便通过关系，只花了五百万钱就买下了价值一千万的司徒。到册拜之日，宫廷举行隆重的封拜仪式，灵帝亲临殿前，百官肃立阶下。望着崔烈春风得意的样子，灵帝突然觉得他这司徒一职来得太便宜了，忍不住惋惜地对随从亲信嘟哝：“这个官卖亏了，本来该要他一千万的。”旁边的中常侍便插嘴道：“他能出五百万，已经很不错了。陛下您要有点品牌意识，像崔公这样的冀州名士，岂肯轻易买官？现在连他都认可陛下的产品，正好给我们做免费广告，以后这官位就会更畅销了，陛下还担心收不回本来？”事后，崔烈的儿子对他说：“大人实在不该买这个三公，外面议论纷纷，都嫌这官有铜臭味。”“铜臭”这个典故就是从这儿产生的。
虽然如此，灵帝对于打折售出官位到底不太愿意。于是他规定，以后官吏的调迁、晋升或新官上任都必须支付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官位标价，也就是说，官员上任要先支付相当他25年以上的合法收入。这么一来，许多官吏都因无法交纳如此高额的“做官费”而吓得弃官而走。没人当官，汉灵帝的买卖岂不是要亏本？所以，有些人不肯贪赃枉法，请求不去做官，竟然被强迫派去。比如，当时司马直是著名的清官，因而皇帝特别减价，只收他三百万钱，派他作巨鹿郡太守。得到诏书后，司马直很不情愿，就想以请假为名，不去上任，但却得不到批准，没有办法，只好勉强答应。他走在路上，越想越气，就上书皇帝，在援经据典、抨击时弊后，服毒自杀了。
当然，像司马直这样死心眼的人，是太少太少了。汉灵帝这么有“经济头脑”，那些官们也不是傻子。大部分人一当上官就拼命捞钱，争取在最短的时间里把买官的钱挣回来。如此自然要加大对百姓的盘剥，弄得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在灵帝黑暗的统治上，又重重地抹上了一笔。
閱讀更多 歷史邊緣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