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3月中旬的一個傍晚，山東省會濟南市。
濟南火車站，一列開往上海的列車停於站臺旁，火車頭已經升火待發。忽然，一輛吉普車從車站內部專用通道疾馳而來，一直開到站臺上，在第6節車廂前停下。這一不尋常的情景，引起已經上車的旅客的注意，大家紛紛從車窗裡探頭出來觀望。只見吉普車門打開，下來兩男一女三名警察，中間押解著一個三十五六歲、留著整齊的短頭髮的女犯。
這個女犯，就是1950年臺灣特工謀刺陳毅一案中的最後一名嫌疑人，時隔8年，她終於落入了法網……
有一手驚人槍法的劉全德落網
1949年5月下旬，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一部發起了著名的上海戰役，於5月27日解放了整個上海市。根據中央的命令，第三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陳毅出任上海市長。
上海的解放，引起了其時已經敗逃臺灣的國民黨反動派的強烈仇恨。執掌“黨國”大權的蔣介石咬牙切齒地向“國防部保密局”局長毛人鳳下達命令：不惜一切代價暗殺陳毅！
毛人鳳積極執行蔣介石的命令，於1949年6月至9月短短4個月間，分別指派原國民黨軍統局高級行動特工朱山猿、封企曾潛入上海執行暗殺任務，均被我公安機關偵悉抓獲，處以極刑。
消息傳到臺灣，蔣介石失望之下，將毛人鳳召去大罵了一頓。1950年初春，蔣介石再次向毛人鳳下達了針對陳毅的密殺令。這次，蔣介石親自指定了刺客：“不要叫別人去，就派劉全德過去！只有劉全德去，才能‘解決’陳毅！”
被蔣介石點到名字的劉全德，是國民黨特務系統著名的行動特工、王牌殺手。劉全德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農紅軍的一名下級軍官，三十年代前期曾經擔任過時任紅一方面軍保衛局長的羅瑞卿的警衛員。三十年代中期，劉全德在奉命前往武漢執行機要任務時被捕，因經受不起敵人的威脅利誘，叛變了革命。
劉全德自幼拜名師習練武術，精通拳術、擒拿，還有一手驚人的槍法。當時擔任國民黨復興社特務處(軍統局前身)處長的戴笠在聽說劉“”全德已經棄暗投明後，立刻親自接見，並且破例宴請。席間，戴笠宣佈請劉全德擔任復興社特務處特工訓練班的教官。
劉全德在長期特工生涯中，為軍統局培養了許多特工。抗日戰爭期間，軍統局奉命執行行刺汪偽漢奸政權“外交部長”陳篆的任務，戴笠派遣了幾撥特務均告失利。最後，戴笠親自指令劉全德執行這一任務。劉全德密赴上海，小試牛刀，一舉成功。劉全德返回重慶後，受到了蔣介石的接見和嘉獎。從此，“劉全德”這個名字在蔣介石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就是蔣介石親自點名要派劉全德出馬執行暗殺陳毅的原因。
劉全德接受任務離開臺北的前夜，毛人鳳特地為其舉行了一個歡送宴會。席間，有人提議請劉全德表演射擊，毛人鳳也示意劉全德露一手。劉全德其時已經喝了很多酒，他的身上一向是帶著兩支手槍的，當下就讓人如此這般作了一番準備。片刻，兩個小特務出現在宴會廳裡，一個手裡捧著一隻鴿子，一個手裡拎著一隻皮鞋。毛人鳳那天的興致也特別好，親自主持這場表演，站在一旁叫著“一——二——三”。那“三”剛出口，兩個小特務一齊把鴿子和皮鞋分別扔向兩個方向，而且是一上一下的，這算是代表“飛禽走獸”。毛人鳳叫“一——二——三”時，劉全德還端坐在席上喝酒，就在“飛禽走獸”分投兩個方向時，他突然啟動，其速度快得令人難以察覺，就在那極其短促的一瞬間，已經完成了拔槍、瞄準、射擊這一系列動作，只聽得“啪啪”兩下，鴿子、皮鞋已經同時落地！
當時，毛人鳳帶頭為劉全德鼓掌。毛人鳳還即興發表了簡短的演說，說憑劉全德的這一手驚人的槍法，完成這一“光榮的任務”當然是不成問題的，預祝劉全德圓滿完成任務。
劉全德化裝潛赴大陸時，身上沒有攜帶任何用於暗殺的武器，因為根據他長期的特工經驗，認為這樣是最安全的，至於行動時需要武器了，到時候再想辦法。
劉全德密赴上海後，前往一個潛伏特務處去落腳。哪知這個特務在上海解放伊始，公安機關貼出公告讓反動人員主動向政府登記以求寬大時，已經向公安局自首了。根據當時的政策，他沒有受到任何處罰，當場就回家了。這一情況，臺灣方面是不清楚的，毛人鳳還把他作為“潛伏關係”之一鄭重其事地悄悄向劉全德作了交代。
劉全德作為一名高級特工，自有其獨到的經驗和思維。
當時，毛人鳳一共交給他三個“關係”，其中兩個是有潛伏電臺跟其聯繫的，已經將有“海外來人”赴滬執行“重要任務”一事作了交代，只有這個“關係”沒有通知，這是一個備用“關係”，如果前兩個解決不了問題了，再去找他。劉全德的考慮卻是跟毛人鳳兩樣的，他尋思如果潛伏電臺那邊出了問題，那電臺就等於已經掌握在共產黨手裡了，那麼他的赴滬就可能已為上海市公安局偵悉，他上門去那就是自投羅網了。因此，劉全德決定不去那兩個“關係”處，而先去了這個“備用關係”處。
不料，這回劉全德是“聰明反被聰明誤”了，他一登門，還沒說出接頭暗號，對方已經認出來人便是大名鼎鼎的劉全德了。
這個“關係”既然是吃特工飯的，自然是有一定思維能力的，他一看是劉全德來上海，馬上知道肯定是來執行暗殺任務的，而且其暗殺的對象一定是中共的高級幹部！於是，他就想向公安機關舉報。
但是，劉全德的警惕性極高，他攔住了要給他張羅著買好酒好菜熱情款待的“關係”，說只要吃一餐便飯就可以了，吃過飯他就要離開的，他是來了解最近上海的治安和公安局的警戒措施等情況的。那個“關係”的家裡是有電話的，劉全德生怕他利用電話報告公安局，就寸步不離地跟著“關係”，使對方根本沒有報告的可能。
那個“關係”也是受過專門訓練的特務，跟戴笠本人也相識，由此可見其在軍統的資格。他一看劉全德如此防範，知道他對自己不放心，於是就做出一副自然的樣子，真的把劉全德所想了解的情況原原本本地說了一遍。
劉全德來上海執行暗殺任務，自然預先也是瞭解過上海的情況的，向“關係”打聽一是為了核實是否起了變化，二是藉以判斷對方是否“叛變”了。“關係”向他如實地提供了情況，這使他認為對方還是可靠的，於是漸漸就解除了戒備心理。
但是，深知劉全德的厲害的“關係”還是不敢掉以輕心，他既不跟家人接觸，有電話打進來也不接，並且不許家人接，對劉全德解釋說生怕家人說錯了話引起人家的懷疑。這樣，一餐便飯吃完後，劉全德終於對他放心了。這時，“關係”就開始行動了，他趁劉全德不注意時，把正在抽的香菸的尾端咬下一截吞下肚子，於是引起了強烈的噁心而產生了嘔吐。他對劉全德解釋說是胃病發作了，只要買點藥吃吃就會好的，以前都是這樣的。劉全德進來前已經觀察過周圍的地形，知道西藥房就在附近，幹是同意讓他出去買藥。
“關係”知道他離開的這段時間絕對不能長，否則馬上會引起劉全德的懷疑，可是他家距公安分局、派出所都有一段距離，這就難以如願了。正犯愁間，突然看見馬路上迎面過來一支全副武裝的解放軍巡邏小組，不禁大喜過望，便上前去將情況悄悄說了。
巡邏小組一聽，立刻要衝到“關係”家去抓人，“關係”慌忙攔住：“不行，你們三個人三支槍，根本不是他的對手！”
巡邏小組大吃一驚：“什麼，他那麼厲害？”
“關係”說：“他的厲害根本是無法形容的，你們趕快去多叫些人來，四下包圍住，然後才能行動。快！快！”
巡邏小組當即跟部隊取得了聯繫，部隊急忙向公安局通報情況，軍警雙方立刻緊急出動，光解放軍就出動了一個排的兵力。就這樣，劉全德終於落網了。
劉全德在接受審訊時，還有一個小插曲：當時參加審訊的公安人員中有一位是年輕人，他對劉全德被捕時身上沒有攜帶武器感到不解，懷疑把武器密藏在哪裡了，於是就問：“你是來執行暗殺任務的，那麼你的槍呢？”
劉全德當時非常傲慢地看著這位審訊員，冷笑道：“槍？我劉全德搞這種事還要帶槍？當我需要時，你們解放軍的槍、警察的槍就是我的槍！”
但是，劉全德在我公安人員的政策攻心下，還是較為利索地交待了所有情況，包括另外兩個“關係”。於是，上海市公安局領導就下達了立即拘捕那兩個敵特分子的命令。
被戴笠賞識過的勞有花劉全德交待出的另外兩個“關係”，一個名叫雷霜，40歲，此人以前是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的便衣探員，抗日戰爭時期又作為軍統的地下人員打入汪偽的“76號特工總部”。抗戰勝利後，雷霜算是軍統地下潛伏有功人員，受到過嘉獎。隨即去了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當上了一名科長。後來患了肺病住進了廣慈醫院，一住就是一年，出院時已是1948年5月了。不知什麼原因他突然改了行，去了一家洋行做起了職員。上海解放前夕，這家洋行易主，改名叫“祥德商行”，雷霜是該商行的襄理。
上海解放伊始，人民政府發佈命令讓國民黨偽職人員去登記時，雷霜也去登記了，因為沒有發現他歷史上有過什麼血債，而且他在1947年春天就已經離開警察局了，公安機關也就沒有對其特別注意。但沒想到現在劉全德的交待表明這個姓雷的傢伙竟然是毛人鳳留下的一個重要潛伏特務，現在讓其協助劉全德執行暗殺陳毅的行動！
公安人員立刻出動，將雷霜緝拿歸案。雷霜在審訊期間，因肺病復發，救治無效，死於獄中。
與此同時，公安機關的另一路人馬還去抓捕劉全德交待的另一個“關係”勞有花，但是，這次行動卻是無功而返——劉全德所交待的地址並沒有勞有花其人。
據劉全德交待：勞有花，女，出生于山東省膠州半島上的一個資本家家庭，初中畢業後，考入了南京的一所外國教會創辦的護士學校。剛剛去報到就爆發了“8·13事變”，護士學校不久遷往漢口，後來又搬往重慶。1941年夏，勞有花從護士學校畢業，當時受形勢影響，和一批同學積極報名要求參軍，上前線抗日殺敵。當局批准了這些熱血青年的要求，准予入伍，量材錄用，勞有花被分配去了軍統局。
軍統局人事處把勞有花打發到局本部的醫務室去當了一名護士，那段時間劉全德在重慶軍統局的特務訓練班擔任教官，戴笠每個星期都要把包括他在內的十幾名資深教官召往局本部去談話、吃飯。所以，劉全德經常在軍統局本部見到勞有花，也聽說過關於她的一些情況。
據說勞有花剛到軍統時非常不開心，因為她之所以要參軍，是為了上前線抗日殺敵，現在讓她呆在後方，實在於心不甘。為此，她曾專門寫了一份血書，當面遞交給戴笠，請求准許她去前線。戴笠沒有批准勞有花的請求，但是曾專門去醫務室看望過勞有花，並且談了幾分鐘話，給予勉勵。
從此，勞有花在戴笠的頭腦中留下了印象。1944年底，軍統局開辦了一期短期特訓班，其中有10名女學員名額，戴笠想起了勞有花，派人去問她：是否對從事特工感興趣？勞有花於是報了名，自然是第一個被批准，還由戴笠點名擔任了特訓班副班長。
特訓班結束時，抗日戰爭已經勝利，勞有花隨軍統局遷往財京。之後，劉全德就不清楚其去向行蹤了。直到這次奉命赴滬執行暗殺任務時，毛人鳳親自把三個關係人的名單交給劉全德，讓他當場熟記後撕毀。劉全德一看之下，方才知道那個局本部醫務室的小護士已經成了“保密局”的潛伏人員，現在上海霍山路的一家診所工作。
可是，當上海市公安局的偵查員會同提籃橋分局的警察急赴霍山路該處時，卻發現那裡並沒有什麼診所，只有一家兩開間的水果店。警方問了店主，答稱是半年前新開的店鋪，以前這個地方是幹什麼用的，他不清楚。
上海市公安局當即決定立即對勞有花的行蹤進行周密偵查，務必要在最短的時間內將其捉拿歸案。為此，警方專門成立了一個三人小組。
三人小組接受任務後，隨即對案情進行了分析：看來診所確實是存在過的，那麼劉全德的口供看來不會有錯，那個名叫勞有花的女特務肯定曾經在診所呆過。現在要想得到她的下落，只有先從診所的下落查起了。
偵查員二上霍山路，不但訪問了水果店老闆，還走訪了附近幾家店鋪，得知水果店的位置以前確實開過一家診所，診所裡也確實有一個如劉全德所交待的那個年齡、模樣的護士，至於姓什麼叫什麼，因為沒有打過交道就不清楚了。
偵查員心裡有了底，尋思要查清診所的情況，只有去向衛生管理部門打聽了。於是，他們門去了提籃橋區政府衛生科。
上海解放後，各方面的秩序恢復和建立得很快，一週之內各政府機構職能部門就已經建立了，隨即開始調查分析，逐步推出了一套套管理措施。1949年8月，上海各區就進行了對全市私人醫院和診所的登記。這種調查是由各區政府衛生科進行的，所以提籃橋區政府衛生科應該是有那家診所的登記材料的，而材料中應當是有從診所主任到所有醫生、護士、雜務工的基本情況的。
可是，偵查員過去一查，登記倒是進行過的，而且也登記了勞有花所供職的那家診所。但是，材料卻是沒有！原來，去年8月進行登記時，那家診所的業主也就是主任，向衛生科報稱他準備歇業了。工作人員告訴他，歇業自然是可以的，但是必須在這次登記工作結束前也就是8月底前歇業，否則，還是需要登記和交納登記費用。對方說那我就不參加登記了，我一定在8月底前關門打烊。到了8月27日，那家診所果然關門歇業了。這樣，就沒有進行登記，因此也沒有留下任何材料。
這個結果對於偵查員來說，自是非常意外，臉上立時顯出了難以掩飾的失望和沮喪。那個接待他們的科員看在眼裡，頗有點同情，於是說：“你們有什麼問題，可以說說看的，我知道的情況有助於你們的調查也說不定。”
偵查員尋思也只有這樣了，於是問對方是否知道那家診所的醫生護士情況。對方說這不清楚，不過那個主任他倒是知道姓生名的，說著他就寫下了三個字：杜傳耀。並且向偵查員述說了此人年齡、外貌特徵等等，除此之外，他就什麼也不知道了。
不過，知道了這個名字也好，調查起來總是要方便一點的。偵查員經過一番商議，最後決定還是去霍山路那裡查摸情況，不管是杜傳耀的情況還是勞有花的情況，只要查到一點，也許就是線索，順藤摸瓜有個結果也是可能的。
尋找留德醫生
但是，霍山路那裡的原診所鄰居所提供的情況也就只是原先寫在該診所牆壁上做廣告的內容，歸結起來是這樣一組十六字的廣告詞——留德博士肺科專家真誠效力起死回生。
於是，偵查員就只好從這組廣告詞上試著做文章了。他們尋思按照當時拍的規矩，這種廣告詞肯定有誇大之嫌，光憑比是難以作出準確分析的，還得進行調查。於是二赴提籃橋區政府衛生科，不問別的，只問一點：那個姓杜的診所主任醫術如何？那組廣告詞裡究竟有多少水分？
衛生科的那位科員告訴偵查員：杜傳耀的樣子看上去確實像是一個出過洋留過學的人，當時來他過裡詢問是否可以歇業時，可能是生怕對他的醫術產生誤解，以為其要求歇業是因為怕政府登記而露餡，所以拿來了他在德國留學所取得的文憑和一些照片，看來那倒是真的。另外，區政府有一個幹部經衛生科出面關係請杜傳專耀看過病，據說倒是有點效果的。因此，此人看來確實是一位學過醫的專職醫生。
偵查員據此分析就得出一個結論：杜傳耀雖然不開診所了，但是他既然是一位正牌的醫生，那就不大可能把自己的專業丟棄了去另外尋一份工作，他極有可能仍舊在行醫，多半是在哪個醫院或者診所。於是，決定以此為突破口，在全市醫院、診所範圍內進行尋查。
這項工作做起來雖然麻煩些，但是總還是理得出一個頭緒，因為只要到各個區的衛生管理部門去查一查登記材料就可以了。全市所有的醫院、診所的醫生、護士、雜務工的名單分佈於各區的衛生管理部門，要求一個月去區政府衛生科補報一次是否有變更。因此還是頗有可信性的。
偵查小組藉助各區公安分局的力量，在三天之內查遍了全市所有醫院、診所的材料，可奇怪的是竟沒有發現杜傳耀其人！
偵查小組向領導彙報了偵查過程，領導也覺得出乎意料。這個案件是上報公安部的特別重大案件，當時破獲情況已經向中央報告了，報告中也提到了“尚有涉案特務一名正在偵緝之中”，所以，領導對此分外重視，指示一定要將勞有花追緝歸案。三天後，上海市公安局專門舉行了一次有18名資深偵查員參加的案情分析會，專門分析勞有花的下落問題。
會議經過一番討論，最後得出結論：偵查小組的偵查方向和思路都是準確的，還是要從尋找杜傳耀的下落作為楔入點，而杜傳耀其人還是要著眼於從衛生系統找。有人提出了一個主意：不排除杜傳耀去上海周邊地區開診所或者行醫的可能，但是，周邊地區的西藥一向都是要向上海西藥批發商進貨的，因此，可以去向上海的西藥批發商那裡打聽情況。
這是一個到位的主意，偵查小組隨即走訪了西藥批發商，果然查得了杜傳耀的下落：在榆林區“大德機器廠”擔任醫務室主任！
原來，杜傳耀是一位正直的醫務人員，他在行醫經營中既不超常收費，所用的藥品也是完全正宗的，在消毒方面也不敢有絲毫的疏忽，這樣，其成本肯定高了。而解放後由於情況起了變化，原先那些喜歡到熟識的私人診所來看病的有錢人走的走了，抓的抓了，沒走沒抓的為了表示向勞動人民靠攏，也不敢擺闊了，這樣，杜傳耀的診所就有入不敷出之虞，於是他就決定關門。關門之後，杜傳耀應一位朋友之請，去了其開的“大德機器廠”擔任醫務室主任。
偵查員問杜傳耀：你以前的診所裡是否有一個名叫勞有花的護士？
杜專耀點頭稱“是”，隨後不等偵查員再問，就告訴說勞有花已經去了曹家渡的一家紗廠，是他介紹過去的，也是在廠醫務室工作。因為診所關門時，其他醫生、護士都表示可以自己尋找出路，只有勞有花看上去面有難色，於是他就把她介紹到那家紗廠去了。之後杜傳耀再沒有跟勞有花有過聯繫。
偵查員隨即急赴曹家渡那家紗廠，這是一家不過三四百人的小廠，縮在一條弄堂裡。偵查員直接找了廠長，一出示證件，對方特別客氣，客氣中顯出了一種一眼就能看出的對政府機關工作人員的畏懼，這是當時許多資本家和資方代理人的普遍現象。
偵查員向這位資方代理人說明了來意：要找一個名叫勞有花的人。廠長略一考慮，搖頭道：“對不起，本廠沒有這樣一個人。”
偵查員暗吃一驚，尋思難道又撲空了。於是寫下了勞有花的名字，說那是一個大約二十七八歲的女子，皮膚很白，長得略有幾分姿色。廠長聽了還是一臉茫然，但他隨即打電話通知人事股送來了職工花名冊，一翻，果然沒有“勞有花”這個名字。
偵查員想，這勞有花既然是杜傳耀介紹過來的，那肯定是在這家工廠的醫務室工作，於是問道：“你們廠有醫務室嗎？”
廠長點頭：“有的。”
“你現在打電話讓醫務室的負責人過來一趟！”
醫務室負責人是一個三十多歲的戴眼鏡的女醫生，走路輕輕的像一隻貓，整個樣子文靜至極，宛若教堂裡的修女。她說話的聲音也是又細又慢，但卻明白無誤地告訴偵查員：醫務室有過這樣一個人，但是隻呆了一個多月就離開了。
“離開？為什麼離開？”
“她是去年8月底來的，到了10月中旬就離開了，至於為什麼離開，她沒有說，我也沒有問。她離開時，還請我們醫務室的四個同事吃了一頓飯，就在曹家渡橋旁邊的那飯店吃的。”
“她去哪裡了你知道嗎？”
“這個她沒有說，只是說不想在本廠呆下去了，好像嘀咕過句是嫌工資太少。”
再問，對方也兌不上什麼了。
醫務室負責人離開後，廠長馬上向偵查員鞠躬表示歉意：“對不起，這不是我故意的，因為我確實不知道本廠有過這樣一個員工。”
偵查員對此表示不解：“你這個廠子一共四百來人，怎麼醫務室有沒有這樣一個人都不清楚呢？”
廠長又鞠躬：“對不起，我是去年11月1日才到這裡來的，因此不瞭解情況，請同志們原諒。”
原來如此！這當然怪不得他了。根據杜傳耀說的勞有花是他介紹給這家工廠的老闆的，偵查員尋思興許勞有花離開時會跟老闆打一個招呼，透露其去向，於是又問：“你們老闆呢？”
廠長點頭哈要道：“老闆就是原先這裡的廠長，他已經過世了。”
“過世了？”
“是的，老闆過世後，他的遺眷邀請我來管理這個廠的。”
“老闆是幾時過世的？”
“去年10月份。”
“他是生什麼病過世的？”
“聽說是心臟病突發，沒搶救過來就死了。”
偵查員當時沒有把老闆的猝死跟勞有花的離開關起來。回去之後，三人商量了一番，決定兵分兩路再作調查：一路是向那家工廠的醫務室其他三個人瞭解勞有花在那裡工作一個多月期間的詳細情況；一路是去訪問老闆家屬，瞭解老闆是否透露過勞有花的去向或者其他情況。
兩路同時行動，但是都沒有取得什麼突破。對於勞有花的調查，就此擱淺了！
不久，全國開始了大規模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上海市專門成立了“鎮反工作領導小組”。該小組曾發文要求全市各有關職能部門密切注意一批漏網敵特分子，其開列的名單中就有勞有花。
但是，直到運動結束，也沒有查得勞有花的下落。
紗廠的女護士
勞有花潛逃到哪裡去了？
她逃往山東濟南了。
勞有花當年被戴笠點名去軍統局的特訓班接受為期一年的特務訓練後，由一個小護士成了軍統的情報特工。她在隨軍統局“還都”南京後，曾先後在南京、鎮江、蘇州和上海執行過對付中共地下黨的特工任務，每次都完成得十分圓滿，受到了接任戴笠的特務頭子鄭介民、毛人鳳的重視，破格晉升為陸軍少校軍銜。
1948年11月，解放戰爭形勢已經十分明瞭，國民黨方面知道大勢已去，開始準備備後路，其中一條就是大批安排潛伏人員。勞有花的名字也被列於其中，毛人鳳親自找其談話，讓她前往上海潛伏，並規定了聯絡方式和暗語、密碼。
勞有花算得上是一個出色的特工，當時因為上海還是國民黨的天下，一般凡是奉命潛伏的特務都是由各自的機關，或保密局，或中統，通過掌握的關係聯繫潛伏點，予以介紹安插。而澇有花認為那是一著險棋，因為共產黨過來後肯定要對潛伏犬分子查一查的，這種介紹方式是不可靠的，所以她就摒棄不用，而寧可自己冒著寒風在上海灘四處奔走，最後在杜專耀的診所找到了一份工作。
勞有花在診所做得很好，杜傳耀對她滿意，跟同事關係也處得非常和睦，她正感到欣慰時，杜傳耀因為難以經營下去而決定關門了。勞有花於無奈之下，只好接受了這一事實，幸虧有杜傳耀的熱心介紹，她隨即去了曹家渡的那家紗廠，還是做她的醫務工作。
杜傳耀是那紗廠老闆的朋友，當時是直接將勞有花介紹給老闆的，由他掏錢在西菜館吃了一餐，就把勞有花交給對方了。令勞有花沒有料到的是那個老闆不像杜傳耀那樣是一個正人君子，對於她的年輕美貌無動於衷。這位老闆是一個色鬼，從見到她的頭一眼開始，就動起了不軌之念。她上班後不不到一星期，就不得不跟老闆上了床。但勞有花想想這也好，老闆至少可以成為她的一把保護傘，起到一定的保護作用。
但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卻令勞有花始料不及：
1949年10月中旬的一個晚上，老闆的家人去親戚家了，老闆把她接到自己家裡，照例還是上床。哪知，老闆因為患有心臟病，激動過分竟然發作了，在她的身上失去了知覺，隨後就猝死了！勞有花雖然受過軍統的特工訓練，但是訓練科目中是沒有這一項內容的，她大驚之下也昏了過去。當她甦醒過來時，老闆的家人正好剛剛返回，這一幕固然使她無地自容，但是也使她擺脫了“謀殺”嫌疑。
老闆的妻子是出身於被舊時上海灘稱為“大人家”的有產階級家庭，其父其兄都是幫會人物，她成長於這種環境之中，耳濡目染父史們的那一套做派，也形成了一種有膽有識、殺伐果斷的性格。面對這令人震驚的一幕，她很快就冷靜下來，然後作出了決定：從家族名譽考慮，必須對此嚴格保密，任何人不許透露片言隻語，對外統一口徑——老闆是在睡眠中突發心臟病而歿的。
這當然也需要勞有花封口。於是，老闆妻子跟她進行了談判。先把一沓鈔票放在她的面前，然後是命令式的話語：給我立刻離開這家廠，自尋出路；永遠忘記今晚這一幕！
這個外理結果，當然是勞有花最願意的，於是她收了錢，立刻走人。次日，她向工廠人事股提出了辭職請求。三天後，勞有花離開了這家工廠。
勞有花離開紗廠後，很快就在盧家灣一傢俬人診所找到了工作，也是故護士。根據“保密局”的潛伏規定，她將自己的職業和新址用暗語寫了兩張條子，分別貼於大世界後門和十六鋪大達碼頭的廣告牌上，以通知她的上司。
勞有花跟她的上司之間，沒有直接的聯繫，她從來沒有見過她的上司，也不清楚對方的任何情況。她跟上司的聯絡，就是靠在上述兩個地點張巾條子，而上司跟她的聯絡，一般是用寄信件或者印刷品來進行的，當然用的是密寫藥水，需要特殊的顯示液才能顯示出來，顯示出來後剛剛看清就又自動消失。
勞有花貼出上述條子後，沒有接到上司的任何消息，這於她無礙，因為根據規定她算是已經盡到責任了。由於解放後“肅反”聲勢非常強大，勞有花對於這種對她的不聞不問反而感到欣慰，她願意就這樣一直維持下去。
可是，到了1950年2月上旬，勞有花的希望破滅了：她突然接到了一封沒有落款的信函，以密寫藥水顯示出來一看，是以“保密局”本部的名義向她下達的指令，讓她立刻著手收集中共華東局和上海市委市政府要員的出行、生活情況，所列名單的第一個就是陳毅，以下還有饒漱石、譚震林、曾山等人。
勞有花憑著她的特工經驗，馬上意識到臺灣方面已經決定要對上述中共高級幹部實施暗殺行動了。
一個月後，勞有花又收到了一封掛號信函，用密寫藥水顯示出來一看，竟是以密碼所寫！這就是說，向她發出這封密信的上司也不清楚這封密函的內容，她用密碼本翻譯出來一看，是以毛人鳳本人的名義直接下達的一道指令，只有短短12字：即將來客，準備接應，務予配合。
勞有花馬上意識到臺灣所派遣的刺客即將抵達上海了，而她則必須配合刺客進行這次行動。勞有花處在這當兒，要麼向人民政府自首，要麼執行臺灣的命令，她儘管不願意選擇後者，但是最後還是決定選擇後者了。
敘述到這裡，要指出臺灣“保密局”在這件事上面的一個失誤：“保密局”在制定《潛伏人員工作條例》時，沒有具體規定應當將潛伏特務的每一個住址也即聯絡點的變更立即向臺灣報告，因此，當勞有花那個不知名址的上司在知曉勞有花已經變更聯絡點的情況下，並未將這一變更通知臺灣。而臺灣方面也沒有在決定動用勞有花這個“關係”時詢問勞有花的上司，這樣，毛人鳳交給劉全德的聯絡點也就還是她在霍山路的那家診所的地址。這個失誤使勞有花成了漏網分子。
之後，勞有花就開始等待海外“來客”跟她聯繫，但是，等來等去一直沒有等到。直到後來報上刊載劉全德落網的消息後，她才知道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勞有花作出的反應是：立刻離開上海！
於是，勞有花就逃往山東，並且在濟南落了腳。
勞有花的父母早在抗戰時期就已經雙亡，她在濟南有一個表妹，抗戰後期曾經去過重慶，勞有花當時熱情地接待過她，因此兩人是有聯繫的。
解放後，勞有花的表妹嫁給了一個解放軍軍官，她本人也成為幹部，在區政府工作勞有花離開上海後，直接去了濟南這個表妹處。勞有花在軍統工作一事，她的所有親屬都是不清楚的，因為她當時離開家鄉時是考上了南京的護士學校，因此大家都只以為她是從護士學校畢業後從事醫務工作了。就是對她那個去過重慶的表妹，當時勞有花接待時也沒有說自己在軍統局工作，只說是幹醫務工作，表妹自然信以為真。現在，勞有花到了表妹那裡，就謊稱自己在上海失業了，因此來濟南投靠表妹。
表妹自無二話，跟軍官丈夫商量後，由丈夫出面跟個已轉業到地方上當了官的戰友打了個招呼，勞有花就安排去了一傢俬人開辦的工廠，還是在醫務室工作。不過，這家工廠的醫務室連她一共只有兩個人，因此，她被稱為“醫生”，好在勞有花的那醫學知識已經足夠勝任這份工作了。
勞有花這回離開上海，算是跟“保密局”方面徹底脫鉤了，她離開時也未在大世界和十六鋪張貼條子，尋思“組織”再也找不到她了。這樣，勞有花就面臨著一個重新選擇的問題，她觀察形勢，知道共產黨肯定是站住腳了，再也不可能像當初上司讓她潛伏大陸時說的“最多兩年就可以打回來”，於是，她就動起了過太平日子的腦筋。
勞有花最初的做法是百事不管，做好自己的一份工作。但是，她的文化在當時說來已經是全廠最高的了。這樣，政治學習時讀報紙、開會時的記錄、出黑板報、寫標語等等的跟文化搭界的事情就脫不開，漸漸地她自然而然也成了全廠的有名人物，不但本廠，就是外廠也都知道她了。
不久，行業開會也就叫上勞有花，區政府舉辦什麼政治性的宣講員培訓班，也有她的份兒，接著，又是工會。不到兩年，勞有花已經成為廠裡的積極分子。
勞有花尋思這樣倒也好，自己表現得積極點兒，讓人根本不會對她產生懷疑。懷著這種動機，勞有花竟然安然度過了“三反”“五反”和1957年的“反右”運動。這時，勞有花所在的工廠已經成為公私合營性質的企業了。
“反右”運動結束後，工廠黨組織發展中共黨員開具的考察名單中，有勞有花的名字。於是，勞有花馬上寫了入黨申請書，又上黨課列席黨員民主生活會等等，忙得不可開交。到了1958年初，黨組織正式派人找勞花談話，然後叫好填寫登記表格。
登記表上要求如實填寫本人的履歷，並且得——列出證明人和證明人的身份、地址，這是需要政審的。這個問題，勞有花早已考慮過了，否則她也不敢要求入黨了。她把自己從1937年考取南京那所教會護士學校一直到在重慶軍統局、南京保密局的全部經歷，篡改為考取護士學校上學畢業後在重慶、南京的私人診所工作，一直到1948年底她去上海奉命潛伏為止，那麼證明人是誰呢？勞有花已經想好並且試探過了，就是她的表妹。
1948年底去上海潛伏後的那段歷史，勞有花倒不怕，因為她是這樣考慮的：當時她離開上海來濟南時，那個地址是在盧家灣那裡的診所，如果落網的那個臺灣刺客已經把她供出來了，公安局去查過了，也已經是一個無頭案子了，因為那個診所的人根本不知曉她的任何情況，而她只要氫那段短暫的時間放到濟南，謊稱離開曹家渡那家工廠後是直接到山東的，只不過在山東各處轉了轉，尋找失散的親戚，又在表妹家呆了一段時間，這樣也就呆以矇混過去了。在霍山路杜傳耀開的診所和曹家渡那家工廠的時間她是照實寫的，因為她認為自己在那裡沒有發生過政治問題，而跟那個老闆發生肉體關係之事，已經跟老闆家屬有過協議，雙方當然都是守口如瓶的。
主意打定，勞有花就按照這一如意算盤進行了。登記表交上去後，黨組織首先是向她的表妹夫婦調查，兩人分別作了證明。情況果然如嘮有花預先所估料的，她的表妹把聽她以前自己介紹的情況作為她所瞭解的情況，以知情人的身份作了證明。
勞有花大為得意，尋思這一關過去了，另外兩方面的調查她也不怕，因為她在表格上面所寫的是實情。
殊不知正是這實情使勞有花露了餡：工廠黨組織分別向上海方面發了兩份外調公函，一份是發往上海市衛生局的，要求代為向杜傳耀調查核實——有關人員也想當然地認為杜傳耀肯定在衛生系統工作；另一份是按照勞有花表格上的地址發往曹家渡那家工廠的，料想也一定已經公私合營，但地址估計是不會錯的。
前一份公函還在上海市衛生局打轉時，後一份公函已經發生作用了。那家工廠確如發函者所估料的，已經公私合營，但是還在曹家渡原址，而且醫務室也還是那幾位，那位修女樣文靜的女醫生還是當著主任。這樣，接下來的情況就可想而知了：這份公函隨即被送到了公安局。
上海警方的檔案中還保存著這個懸案的記載，儘管當時的經辦人已經調離了原先的崗位，但是一查還是馬上弄清楚了。上海市公安局局長黃赤波親自簽署了逮捕令，指派警員前往濟南對勞有花實施逮捕。
勞有花被捕後，對其所犯罪行供認不諱。不久，勞有花被判處死刑，執行槍決。
--本文轉載自《逐木鳥》“塵封檔案”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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