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田不然
“在此之前，其2014年的半自传式作品《归来》以大格局配小场面，2016年的《长城》则沦为好莱坞视效的爆米花电影，种种迹象表明这位倍受推崇的第五代中国导演其执导生涯似乎开始日薄西山了。然而《影》的惊鸿逆袭当之无愧于张艺谋极端视觉追求的巅峰之作。”
9月30日，《影》上映当天，美国著名权威的电影杂志《Variety》用“张艺谋的华丽回归”给其做了定性，并打出了88分；而截至发稿前，《影》的烂番茄新鲜度是88%。国内的观众也不吝慷慨，豆瓣7.6的打分，让《影》击败尽了近9成的古装片与动作片。
批评被当作少数而无害的声音，媒体和营销号喜欢引用《好莱坞报道》“这可能是张艺谋迄今为止最惊艳的作品”的评价，来称赞《影》水墨风的光色美学以及苍凉汹涌的权谋纷争。
一人分饰两角的邓超被普遍认为是“赚了”——一个近年来主要靠综艺上搞笑的表演、妻管严人设刷存在感的男艺人，能被调教得演技爆表，单用与导演“彼此成全”似乎略有偏颇。
“每次来到威尼斯，都像回到老家一样，用中国话说，就是‘回娘家’了。”威尼斯当地时间9月6日，张艺谋靠《影》收获了威尼斯电影节官颁发的“电影人荣誉奖”，在这之前，他已经凭借《秋菊打官司》和《一个都不能少》获得威尼斯最高荣誉金狮奖。
所以哪怕张艺谋自己说自己“从未远去，也谈不上回归”，人们还是喜欢把《影》的上映看作张艺谋的“归来”。
公众对英雄想象的需要，会把英雄置于尴尬境地：既然一出手就是巅峰，那日后张艺谋们能做的只有巩固王座或是卿本佳人奈何从贼。
所以国师，欢迎归来。
放逐张艺谋
1993年2月，曾经北京电影学院1982届的校友，来到学校朱辛庄北的旧址，作一次十年后的团聚，亲历文革与改革开放的与会者们，享有一个专属于他们的称呼：第五代导演。
马国兴在《第五代电影前史》中记叙了陈凯歌在会议上的慷慨陈词，“遥想当年...... 少年无忌,十足狂妄,欲与前人争短长.....十年过去,世称''五代'......热爱艺术，忠实生命 ，泪洒人生，开发人道 ，再干十年，还要再开风气先，决不食言！”
陈凯歌
这种在今天看来近乎“搞笑”的陈词，是对开始于1983年的第五代电影良好的注解，1983年秋，以《一个和八个》和《黄土地》为序幕，《大阅兵》、《孩子王》、《猎场扎撒》、《盗马贼》的相继出现，“表明了一场具有前卫性质的电影运动全面展开”。而《红高粱》则将早期第五代电影运动推向高潮。“随着第五代电影在90年代的成熟、丰富和演变，诸家蜂起，评论如潮”。
与之相对的则是“反谢晋模式”如火如荼的进行，作为第三代导演代表之一，谢晋和它的电影被当作一种向权利卑躬屈膝的符号。批评家们欣喜地从张艺谋的《红高粱》中发现了诸多际旨遥深的东西，比如蓬勃的生命力和红色的黄土高坡。
张艺谋被拥戴为新神，作为招呼人马与另一套价值体系对抗的大旗，“《红高粱》向世人表明了，中国电影不再按照权力意志炮制，而是随着创作者自己的意愿编导。”
文学批评家李劼是第一个向谢晋开炮的人，他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表示自己没想到，“张艺谋后来会变得谢晋第二，并且比谢晋还要谢晋。”
《红高粱》剧照
知识分子们对张艺谋的由爱转恨是“多情却被无情恼”，在他们看来，1999年，“文化怪物”张艺谋公开致信戛纳电影节席雅各布，宣布撤下两部参赛影片《一个也不能少》与《我的父亲母亲》是一种变节与政治献媚——雅各布曾建议张艺谋撤下《一个也不能少》，因为一个光明的结尾是“替政府做宣传”。
“追逐名利、失去灵魂、崇洋媚外、讨好西方观众、有文化恋尸癖、提高电影发行门槛，不利于国产电影发展。”在2004年《艺术评论》杂志，专门召开会议抨击张艺谋，列举了六宗罪。
张艺谋于是开始了他里外不是人的职业道路，此前他和他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红高粱》等作品，早已被另一部分人认为是专靠丑化中国来求洋大人认可。
“张艺谋呢，他又是谁人给糟践的？他自己！”《艺术杂志》2007再次抨击张艺谋，文章的引子则是用和他并称第五代核心人物的陈凯歌，彼时陈凯歌是四面楚歌，曾经还要再开风气先的男人，因为《无极》，被血馒头打成了“无稽”。
至此，从救世主到千夫所指，知识分子完成了对张艺谋的放逐。
放逐路上：寻找妥协的艺术
2017年的时候，坊间一个段子被张艺谋亲口证实，他早年曾为了买相机卖血。
他当时在陕西咸阳棉纺厂工作，而在此之前，他是当地的一名知青，在看重家庭成分的年代，有一个国民党军人父亲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阴影，他也因此变得豁达。
事实上，张艺谋从来不是与外部环境殊死搏斗的人，他从来默默地接受，试着妥协并达成共识。
他的严格执拗更多地是对自己，在既定条件下，近乎变态地达成自己的目的。
当知青，就给全村门上都画上毛主席，引得村民交口称赞；本想作画家，在朋友那里看到临摹俄国画家列维坦的《深渊》，意识到无法超越，就准备去学摄影；不懂摄影，张艺谋白天上工，晚上整夜抄借来的相关书籍。“当他的裱装工整的摄影作品集送到电影学院摄影系教师们手中的时候，谁都知道，这样的学生，以后恐怕再难碰到了。”《第五代电影前史》记叙。
所以《英雄》那个被批评是歌颂集权的结尾：秦王射死无名，可能多少有张艺谋潜层意识的流动：人不与势争。
《英雄》剧照
作为他在电影全球化和商业化背景下的艺术转型之作，《英雄》一般被认为打开了国产电影的大片时代，结束了国内票房近十年的低迷，这个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里程碑走创造了国内全新的产业化模式。
这也开始了他继谄媚欧美、政治之后的第三个罪名：谄媚资本。
在《影》之前，张艺谋还有两部被人们寄予“归来”期望的电影，《归来》和《长城》。然而最终《归来》被指责成弱化矛盾，骨气衰颓；《长城》不光不是“张艺谋归来”，反而被影评人“亵渎电影” 在微博公开diss“张艺谋已死”。
这只是张艺谋“放逐”途中的一个缩影，娱乐至死的年代，公众对精神导师反而如饥似渴，所以公众是一种伊尹对太甲式的对之放逐——如果张艺谋不可以，那还有谁可以呢？
面对《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三枪拍案惊奇》《山楂树之恋》《长城》等等一言难尽的作品，评论们在怀着近乎不可理喻的仇恨时，根本上抱着其能“改邪归正”的热忱期待。
《长城》剧照
“我们这一行实际上很残酷，创作和商业运作挂钩，不是你想干就能干下去的。有一天，你拍的电影没什么人看了，最重要的是没人投资了——因为人家投资是根据你的回报，当(你)没有投资吸引力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你要彻底退休了。这时候你想干什么都没有用。”张艺谋曾经接受采访时说。
您并不想做一个完全只考虑自我表达，不考虑其他东西的导演？记者问。
我从来不是那类人，何苦装成那样子？张艺谋回答。如果把《影》看作他的回归，那他在离开的日子里，则可以说终于找到了妥协的艺术：如何在舆论、艺术、商业上那个最大公约数。
国师归来了吗？
张艺谋其实不喜欢国师的称呼，“那个名字是害人的，招人骂。”编剧史航也为他鸣不平：“国师这个说法，就是把他恶意架到一个高位，当靶子才这么叫的。”史航说。
但一系列国家任务早已把他置于某种框架下审视：奥运开幕式，国庆60周年联欢晚会，APEC欢迎晚宴室外光影秀，杭州G20峰会文艺演出......
“还是时势造英雄，我不认为自己创造了历史，把自己抬太高了。”张艺谋面对媒体一贯谦逊，正像他挨了这么多年骂，也少见去怼别人。
可时势造英雄，也束缚英雄。对张艺谋来说，时代从《活着》被禁的时候就已经变了。曾任电影局副局长的柳城接受采访时回忆，“剧本是没问题的，也通过了审查，最终被禁是没有经过许可拿出去参赛了。”
《活着》剧照
但《活着》的编剧芦苇回忆，当时的电影局长滕进贤亲口说有人给自己打电话，“你要是让这个电影公演了，一切反共电影都可以公映”。
孰真孰假我们可能无从得知，我们唯一知道的是张艺谋对此看得极为明白，“如果我只拍《活着》，可能活不下去。”《十三邀》第三季第一期，他对许知远说。
一同令人唏嘘的还有电影人才的培养，周传基是北京电影学院的标志性人物，被誉为“中国第一电影教头”，他对张艺谋、陈凯歌两个弟子评价都不高，但即便如此，他们也不是现在的电影学院能培养出来的。
“首先，我认为他们不是电影学院培养出来的，他们靠自己奋发图强，再加上碰上了一个千年不遇的时代，才有今天。道理很简单，如果是电影学院能培养出来的，那么为什么现在后继无人?这不是明摆着的事情么?我不相信我们现在的培养方式能培养出人才来，没把他们毁掉就是万幸。”
此种语境下，国师的归来就值得商榷——如果大环境变了，来时的路还会存在吗？孜孜于自我突破是可敬的，张艺谋对自己擅长的东西压制，痛苦自不待言。
他也因此获得了艺术上的收获：人们对《影》的声色美学、莎士比亚式的故事结构赞不绝口——这是他回归的部分，一个68岁的男人仍然可以分分钟教中国电影做人。
《影》备受好评的水墨风
但若是抛开阴谋论的解读，那么至少我们可以说国师的归来不彻底，和早期作品不同，《影》缺乏直指现实沉疴的姿态与勇气，和近年来大部分国产电影一样，空中楼阁一般的人性构成了人物命运的唯一变数。
所以与其批评张艺谋缺乏克服时代的勇气，可能从一个天才在与各方要素达成妥协，实现其艺术抱负的角度，我们能从《影》中得到更多的启迪——或者说在这个时代，我们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张艺谋，而我们想要的张艺谋，他能被时代土壤孕育吗？
但无论如何，张导，欢迎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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