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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電影《紅櫻桃》，讓人們瞭解到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一批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孩子在前蘇聯國際兒童院度過的一段鮮為人知的不尋常的經歷。他們中有毛澤東的孩子毛岸英、毛岸青；劉少奇的孩子劉允斌、劉愛琴；朱德的孩子朱敏；林伯渠、張聞天的孩子；烈士向警予的孩子蔡博、蔡妮；羅亦農之子羅西北等。王凡、東平所著的《特別經歷——十位歷史見證人的親歷實錄》一書中，作為曾前往蘇聯的陳祖濤講述了在半個多世紀前那個特殊的年代、非常的環境下所發生的不該遺諸史冊的往事。
陳昌浩與陳祖濤在莫斯科
毛澤東首肯，他們飛去蘇聯
1939年的8月末，因為眾所周知“坐騎受驚事件”，周恩來右臂粉碎性骨折，若再在缺醫少藥的延安延誤下去，將落下嚴重殘疾，中共中央決定由鄧穎超陪同他赴蘇聯醫治。恰好紅四方面軍政委陳昌浩亦因久治不愈的嚴重胃病難於正常工作，中央決定也讓他到蘇聯診療。
離開延安的日期定在了8月27日，臨行前夕，陳昌浩突然對陳祖濤說：“我想帶你去蘇聯。明天來的要是架大飛機，我就帶你一起走；要是小飛機，你就乘汽車、火車去蘇聯。”當時經歷過根據地生活的孩子都知道蘇聯，那是父輩們景仰的革命聖地，那裡的今天，正是中國共產黨人追求的明天，父親要帶他去那裡，當然令他喜悅。
第二天一早，父親就騎馬帶著他去了楊家嶺。陳昌浩把帶兒子赴蘇的想法告訴了毛澤東，得到了毛澤東的首肯。陳祖濤記得，毛澤東當時還找出幾枚銀元，給了父親。
當天降落在延安機場的道格拉斯飛機，有24個座位，陳祖濤可以和父親同行了。同機還有一位經毛澤東同意去蘇聯的孩子，是時任陝甘寧邊區黨委書記高崗的兒子，學名高毅，小名老虎。
由周恩來撫養的烈士孫炳文的女兒孫維世，夾在送行的行列中。有人對她開玩笑說：你也跟著養父一起去蘇聯吧。沒想到這一個玩笑竟讓孫維世動了心，她把期待的目光投向周恩來。周恩來說：這事得由毛主席批准。有人隨即牽來了馬，她騎上就奔楊家嶺而去。一會兒，她綻著笑靨回來了，顯然是毛澤東同意了她的請求。
當送行的人紛紛走下飛機的時候，跟保姆一起上了飛機的陳伯達的兒子陳小達，突然放聲大哭起來，無論如何不肯下飛機。看著束手無策的陳伯達，周恩來說，既然這樣，就和我們一起走吧。
就這樣，飛機載著周恩來夫婦、陳昌浩及孫維世、陳祖濤、高毅、陳小達四個小夥伴，在人們的目送中消逝於天際。他們先在甘肅省的蘭州做了停頓，劉少奇的兩個孩子也已經中共中央同意送往蘇聯，先期等候在這裡。於是，4人的少兒團中，又加入了劉允斌、劉愛琴兄妹。
由於在新疆迪化(現烏魯木齊)辦理各種手續，6人團延宕到11月才抵達莫斯科，除了年紀稍長的孫維世依自己的意願去學藝術外，其他5人都進了莫尼諾的第二國際兒童院。
轉為蘇聯國籍，據說是斯大林親自簽字特許的
當時在第二國際兒童院的主要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孩子，但在陳祖濤等到後不久，就集體轉到了在伊萬諾沃的第一國際兒童院。伊萬諾沃是蘇聯的紡織工業城市，距莫斯科300公里左右。
兩個國際兒童院，都是赤色國際救濟會創辦的，收養的都是各國共產黨、工人黨領袖和著名左翼政治家的孩子，據當時的統計有200多人，包括世界31個民族，各種膚色的都有。在國際兒童院的中國孩子的構成可分為三種類型：
一是烈士子女，如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傳部部長蔡和森和湖北省委負責人向警予的孩子蔡博、蔡妮，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組織局主任羅亦農的兒子羅西北，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總工會執委會委員長蘇兆徵的兒子蘇河清，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廣東省委書記張太雷的兒子張芝明，代理江蘇省委書記趙世炎的兩個兒子趙令超、趙施格，湘鄂贛邊特委書記郭亮的兒子郭志誠等。
二是當時中共高層領袖的兒子，如毛澤東的長子、次子毛岸英、毛岸青，劉少奇的長子、長女劉允斌、劉愛琴，朱德的女兒朱敏，還有陝甘寧根據地最高領導人林伯渠、高崗的子女等。
三是中共幾批到蘇聯學習的幹部在蘇聯生兒育女後，留在那裡的孩子，以及與蘇聯人結為夫妻後生育的子女，例如博古的女兒秦吉瑪，張聞天和蘇聯妻子安娜·列昂尼多芙娜·戈爾彬斯卡婭的兒子等。這些孩子一點中文都不懂，更沒有受過中國文化習俗的薰陶。
毛岸英、毛岸青在蘇聯國際兒童院
在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內，中國孩子佔到了近百分之二十，所以在兒童院裡很顯眼。其次是德國的孩子，有十多個，因為希特勒當政後對共產黨人的鎮壓日趨嚴厲，德共領袖們就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了蘇聯。
各國共產黨人的後代的管理，由共產國際負責，例如享受什麼待遇，吃、住、教育等等，都由共產國際下指示，甚至是當時共產國際的執行會主席季米特洛夫直接發話。到蘇聯後不久，陳祖濤他們就都轉入了蘇聯國籍，享受蘇聯國民的待遇。外國公民轉成蘇聯國籍，這在當時是件很難的事情，但這批兒童很特殊，蘇聯最高當局都清楚這批兒童的情況，轉國籍據說是經過斯大林親自簽字特許的。
“我們活下來了，是土豆救了命。”
剛到兒童院的外國孩子，第一個任務就是學習俄語，這是在蘇聯生活和學習的基礎。一年後陳祖濤入學讀書，學校離兒童院不遠，大約幾里路。在學校裡，各國的孩子與蘇聯本國的孩子要求是一樣的，學校方面並不因為你是外國人，在學習課程和學習的成績上對你有什麼遷就和照顧。
不久，陳祖濤加入了蘇聯少年先鋒隊，戴上了紅領巾。蘇聯小學中學是一體的，從一年級到十年級。陳祖濤直接上的五年級，後來因成績優異跳了一級，和中共早期工運領袖郭亮的兒子郭志誠成為同班同學。
每天放學回到兒童院，孩子們按年級分班，由兒童院的老師組織輔導學習，並監督完成學校的功課。擔任中國班老師的是韓鐵生夫婦兩人。在中國班裡，老師由淺入深地講授中國的歷史文化，中國的傳統習俗，教漢語漢字，並講一些淺顯的革命道理。這樣的課一個星期有兩三次。愛祖國，要追隨父輩置身的革命事業等理念，就是這樣一點點注入孩子們腦海中的。
比之父輩們正在奮鬥的國內根據地，這裡的生活和學習條件是太安逸了。然而剛幸福了不到兩年，希特勒就撕毀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對蘇聯發動閃擊戰。德軍兵鋒直逼莫斯科城下，陳祖濤他們很快就嚐到了硝煙籠罩下的殘酷。
1943年共產國際取消了，國際兒童院的主管上級轉為蘇聯紅十字會。紅十字會能力有限，只要能維持孩子們的生命，還能繼續使他們受教育，就已經是竭盡所能了。配給食品對正在發育期的孩子明顯不足，一些生活必須品的採集，只能靠孩子們自己的雙手面向黑土背朝天地索取。
整個戰爭期間，孩子們大多數時間就靠土豆果腹。在地邊，用洋鐵皮水桶，把剛從地裡刨出來的土豆放在裡面煮熟，就像人們在《列寧在1918》電影裡看到的那樣，把皮一剝，在上面撒點鹽，便大嚼起來。“即便是土豆，也不是可以敞開肚皮吃的。和我年紀差不多的一批孩子，像蔡博、郭志誠、趙施格等等，個子都在一米六多一點。我的父親是一米八幾的大個子，而我只有一米六三。為什麼？因為我們正在長身體的時候，卻嚴重地缺乏營養，長期吃不飽。可我們畢竟活下來了，是土豆救了我們的命。”陳祖濤說。
許多年後，陳祖濤回憶起來，覺得經歷過這樣的環境和磨練，從中獲取的收益在一生都享用不盡。因為特殊的戰爭環境，孩子們還學到了更多的東西。除了生存自救、學習知識以外，孩子們還進行了軍事戰備方面的訓練。他們學習了戰鬥行進、挖戰壕、使用武器、射擊，防空和如何處理沒有爆炸的炸彈，傷員的搶救和受傷後的自救等等。孩子們還參加了獻血，女孩子則在課餘時間從事軍用被服的縫紉。
毛岸英感嘆人生的一大憾事
當時，多數孩子的想法是能進一個速成的軍事學校，學一門軍事技術，馬上應召上前線參加戰鬥，在戰場上與法西斯一決高低。陳祖濤說：“我和幾個同學當時特別想上海軍學校，學完了就當海軍。”
然而戰時的蘇聯政府一時一刻都沒有放鬆保護在蘇聯的各國共產黨領袖後代們的生命安全。斯大林曾親自簽署過一份文件，規定凡是國際兒童院的孩子，一律不得應徵入伍。
但兒童院裡年紀稍大的孩子，並沒因這一紙規定而熄滅參戰熱情，特別想參軍的毛岸英，就給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寫了一封信，堅決請求從軍。他畢竟身份比較特殊，居然被破例批准了。
1942年的下半年，共產國際來了一個叫納努伊爾斯基的將軍，到國際兒童院，把毛岸英帶走了。毛岸英先上了一個軍事學校，不久又轉到很高級的伏龍芝軍事學院速成班。1944年，毛岸英從速成班畢業後，穿著軍裝到國際兒童院來。陳祖濤他們看見毛岸英穿著漂亮的蘇聯軍裝，佩戴著中尉的軍銜，簡直羨慕得要死。
毛岸英進入蘇聯蘇雅士官學校學習
那時，蘇聯紅軍已經打出了蘇聯國界。由於毛岸英一再堅決要求到前線去，蘇聯方面就派了一位大校軍官，陪著(實際上是擔任保護)毛岸英到前線蘇軍作戰的各個戰場轉了轉，但依然沒有讓他參加戰鬥。
當年除了毛岸英這種極個別的情況外，別人都沒撈到上軍事學院、到前方觀戰的機會，只有郭亮的兒子郭志誠差一點成為例外。戰爭開始後蘇聯政府做出一個規定，男性蘇聯公民只要超過了16歲，就必須參軍。郭志誠當時已經超過了16歲，報名後被編進了後備役部隊。
他穿上了軍裝，頭髮也剃光了，進行了幾個月的新兵訓練。孩子們都覺得他真幸運，可還沒等上前線，他就讓蘇聯方面查出來是中共的子弟，把他從部隊中“清理”了出來。畢竟是經過了幾個月的正規訓練，所以回到兒童院後，他就成了年紀稍大的中國孩子們的軍訓教官。
賀子珍被瑪尕洛夫送進了蘇聯的精神病院
1943年，國際兒童院新來了一位院長，名字叫瑪尕洛夫，他的妻子叫伊蓮娜·尼古拉耶夫娜。中國孩子們和他們接觸沒有多久，就發現他們歧視中國人。他們對別的國家和民族的孩子都還可以，可就是對中國的孩子另眼相向，總是挑刺兒、找茬、大加訓斥。
陳祖濤說：“雖然我們當時還是孩子，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非常敏感，因此我們對他很有意見，尤其是我擔任兒童委員會主席，和他接觸要比別的孩子多一些，感受就更深一些。我們經常組織起來和他們交涉，給他們提意見，或者跟他們暗鬥。”
不久，中國孩子們又發現了瑪尕洛夫的貪佔行為。瑪尕洛夫夫婦吃小灶，孩子們吃的清湯掛水的時候，卻看到院長夫婦的餐桌上總不乏肉和蔬菜，湯盆上漂著厚厚一層油，這全靠刮孩子的油水。
讓中國孩子對瑪尕洛夫忿忿的還不止這些。戰爭開始以後，國際兒童院裡又來了兩位中國的成年人，一位是毛澤東的前夫人賀子珍，一位是林彪的第一任妻子張梅。張梅原名劉新民，陝北米脂人，長得很漂亮，1938年她陪林彪到蘇聯醫治槍傷，他們在這裡生下了女兒林小琳。然而也就是在蘇聯，林彪和張梅感情破裂，1942年林彪隻身回國，張梅則留在了蘇聯。
賀子珍、張梅來到國際兒童院也沒有工作可做，在蘇聯也沒什麼認識的人，也不會俄語，時常陪伴她們的，就是她們在蘇聯的孩子。陳祖濤記得總看見李敏和母親賀子珍在一起，林小琳也常和母親張梅在一起。她們的生活和孩子們差不多，每天就是幾百克的麵包，沒有其他的食品，吃不飽，營養不良，日子過得很艱難。為了解決飢餓的問題，賀子珍常常變賣自己的衣服，或者就在住所外面擺小攤，變賣點錢購買食品。
賀子珍
陳祖濤印象裡，賀子珍那時的脾氣很不好，有時不知因為什麼生氣或碰上不順心的事，就會打李敏。“我們特別同情賀子珍、張梅她們。當時感到最可憐的就是李敏，她年紀還很小，有時還捱打。”
也許就是由於賀子珍老發脾氣和打孩子，負責照管賀子珍生活的國際兒童院院長瑪尕洛夫，竟然把賀子珍送進了蘇聯的精神病院，讓她和那些神經不正常的人在一起。看到她受到這樣的待遇，陳祖濤他們非常生氣，他說：“我們就覺得瑪尕洛夫是個混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時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王稼祥、中共中央東北局副書記羅榮桓先後到蘇聯看病，從陳祖濤他們口中得知賀子珍被送進瘋人院的情況。他們隨即向國內做了報告，經過交涉才把賀子珍接回莫斯科，又於1947年送她回國到了東北的解放區。
《紅櫻桃》與朱德之女、張聞天之子的蒙難遭遇
電影《紅櫻桃》是由也曾留蘇的葉挺之子葉正明的兒子拍攝的，傳說電影主人公是根據朱德女兒朱敏的經歷為原型創作的，但和朱敏的實際經歷相差很大。
朱敏在衛國戰爭前，和毛澤東的女兒李敏、羅亦農的兒子羅西北、原中共湖南省委書記王一飛的兒子王繼飛三個人一起來到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
他們到達以後，國際兒童院對他們做了非常仔細的身體檢查。當時發現朱敏患有肺病，一位老醫生建議把她送到蘇聯最好的肺病療養院進行治療。然而，朱敏剛到那裡不久，蘇德戰爭就爆發了。德軍的閃擊戰一下就把那所療養院佔領了，朱敏瞬間成了德國人的囚徒，被押送到科尼塞爾半島的勞動營當童工。
當被俘之際和在勞動營當勞工的歲月裡，朱敏表現得很機警，始終沒有暴露自己是中共領袖後代的身份。朱敏後來回憶說：“儘管當時表現得挺有主見，一直沒有暴露自己，但確實嚇壞了。”在國外淪落於慘無人道的法西斯匪徒魔掌，這突如其來的險惡遭遇，還真沒有幾個人經歷過，更何況朱敏當時還是個不諳世故的孩子。
當時，在戰爭中失蹤的中共領袖的孩子：一個是朱敏，一個是張聞天和他的蘇聯前妻安娜·列昂尼多芙娜·戈爾彬斯卡婭生的孩子，他也是在療養院被德軍擄走的。陳祖濤回憶說：後來由聯共中央派出的一位高級軍官，在德佔領區把朱敏和張聞天的孩子都找到了。因和軍隊和地方管理當局搭不上聯繫，找不著接待部門，他們自己也擠不上順道的火車，只好徒步跋涉。
一天，他們在行進中遇到了德國飛機轟炸，人群為躲避轟炸四處逃散。待飛機飛走後，大校找到了朱敏，而張聞天的孩子卻無論如何也找不到了。大校只好帶著朱敏一人回到兒童院，張聞天的孩子從此下落不明。
1951年，張聞天繼王稼祥出任駐蘇聯大使後，陳祖濤曾在他身邊當過翻譯。經過一段時間的相互瞭解，張聞天將自己蘇聯前妻的名字告訴了陳祖濤，並提供了一些線索，希望陳祖濤幫助他尋找自己的孩子。
後來陳祖濤找到了張聞天的蘇聯前妻安娜·列昂尼多芙娜·戈爾彬斯卡婭時，她當時是軍醫，被授予大校軍銜。她對陳祖濤說：“我從1944年到現在，在國外所有戰爭期間有蘇聯被關押人員的地方，都託人找遍了，還是沒有找到，估計可能是在那次轟炸中被炸死了。”陳祖濤把聽到的情況告訴了張聞天，他嘆息一聲，流露出非常遺憾的神情。
蘇軍諜報部門需要一個懂中俄文的中國人
1945年2月，美國、英國和蘇聯簽定了《雅爾塔協定》。協定的積極促成者美國，為了減少美軍百萬傷亡的代價，以承諾維持蒙古現狀、將日本佔領的庫頁島及臨近一切島嶼交還蘇聯和一些損害中國主權的條件作為交換，要求蘇聯在德國投降及歐洲戰爭結束後的兩個月或三個月內，參加同盟國方面對日本作戰。
協定簽署後，蘇聯遂對出兵中國東北進行準備，其中一項就是對日搞諜報工作。因為日本人在中國東北佈下了很大的諜報網，蘇軍需要在進入東北後，在那裡建立自己的諜報機構。在這個諜報機構裡，需要一個俄文中文都懂的中國人。同時由於時間緊迫，只能做短期的諜報工作培訓，這個青年應該是個有一定無線電知識的人。
當時聯共中央就派了一個人，陳組濤印象中是聯共中央聯絡部門的中國科科長，名叫尼古拉耶夫。尼古拉耶夫到了國際兒童院，在中國孩子中進行挑選。
當時陳祖濤等大一些的中國孩子都希望自己能被選中，尼古拉耶夫先選了3個大致符合條件的人，劉允斌、羅西北、陳祖濤，同他們談了話。
在3個人中，劉允斌、陳祖濤的俄語好；羅西北來蘇聯晚一點，中文要比他倆好一點。更關鍵的是羅西北對無線電一直有興趣，而兒童院又對有各種興趣的兒童給予過指導和培養，所以他在無線電知識方面，就比劉允斌、陳祖濤強多了。蘇軍諜報部門當時只需要一名中國人，所以最後選中了羅西北。
羅西北被選中走的時候是很得意的，劉允斌和陳祖濤則有些悻悻然。不久後，陳祖濤從10年制學校畢業，考大學到了莫斯科，在這裡和羅西北相遇，問他在幹啥，羅西北說上級不讓講。陳祖濤後來知道，他在接受蘇軍諜報機構格帕烏的訓練。在蘇軍對日作戰期間，他被派到了中國東北，從事情報工作，他是在蘇聯的中國孩子中真正參加了二戰，並在戰爭中做出貢獻的人。
陳祖濤與同學合影（前排左一為陳祖濤）
可後來“文革”中羅西北苦頭就吃大了，他是正規的蘇聯諜報人員啊!“蘇修特務”的罪名使他被整得精神失常。後來還是周恩來出面，說羅西北的父母親我瞭解，他本人的歷史我也清楚，他是反法西斯戰爭中的有功人員，這才使他從批鬥中得以解脫。
“我被蘇聯安全部門抓了”
1945年5月，陳祖濤讀完蘇聯的10年制學校，正趕上蘇聯戰後推行新的考試製度，畢業的考試被稱作成年人教育畢業證考試，考得非常嚴格。陳祖濤不僅順利通過考試，拿到了畢業證，還考上了蘇聯鮑曼技術最高學院。
鮑曼高級技術學院有著悠久的歷史，它的前身是俄羅斯皇家技術學院，其地位相當於中國的清華大學。當時的鮑曼高級技術學院是一個半軍事性質的大學，設有坦克專業、火箭專業、精密儀器專業等等，後來蘇聯的很多軍工權威都是從這所學院畢業的。
陳祖濤說，他當時最渴望讀的是坦克專業，但那時蘇聯對學這些現代軍工專業有非常嚴格要求，必須是俄羅斯族人才行。陳祖濤雖然到蘇聯後就加入了蘇聯國籍，但中國裔在蘇聯屬於少數民族，而這些專業不錄取少數民族學生，他只好選擇在機械系就讀。陳祖濤入學後，學院裡又成立了原子能系，這個系繼而發展成為一個獨立的學院，但也不收少數民族學生。
戰爭勝利後的1945年至1946年，蘇聯又遇上了罕見的嚴重災荒，直到1947年以後才逐漸好轉，這就是陳祖濤邁進大學門檻時的大環境。他和蘇聯人民一同體味著戰後恢復的艱難，並加入了聯共，成為一名布爾什維克正式黨員。
艱苦地度日，依舊是這批中國孩子們的必修課。1947年，蔡暢出國開會路過莫斯科，她惦記著這些在蘇聯生活學習的中共領導人的後輩們，便特意去看望孩子們。她自己的女兒李特特也在其間，她們母女也是多年不見了。
當她發現中國孩子們衣衫襤褸，皮鞋早都開了口，露著腳指頭，面容透露著明顯的營養不良印跡時，這位堅強的女共產黨人忍不住心疼地流下了眼淚。
翌年，蔡暢又到蘇聯參加國際婦聯大會，隨身夾帶了一些金首飾，到莫斯科後，她把這些金首飾交給了陳祖濤他們。她告訴孩子們，這是從黨的經費中撥出的，你們可以用它在蘇聯設法兌換成盧布，改善一下生活。
蘇聯官方對金銀珠寶的典當監控是相當嚴的，儘管陳祖濤第一次去典當行典當物品時十分謹慎，還是被蘇聯安全部門的人盯上了。過了些日子，當他再去的時候，就被抓了起來。
蘇聯安全部門的人把陳祖濤帶到了莫斯科的公安總局審問，問他金首飾是從哪裡來的。陳祖濤說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李富春、蔡暢轉送來的。陳祖濤說出了聯絡人員的名字，讓蘇聯安全部門的人員去聯共中央核實。安全部門的人員立即和有關部門進行了聯繫，一詢問，情況和陳祖濤講的一點不差，就馬上把他放了。從這以後，陳祖濤去典當行兌換盧布，就再也不必躲躲閃閃、遮遮掩掩了。
毛澤東題字：“前途光明，同志們奮鬥。”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很快就和蘇聯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係，並互派了大使。王稼祥等到蘇聯後，新中國駐蘇使館就有人兼管起在蘇留學生的事務，他就是20年代曾經在列寧格勒軍政學院學習過的曾湧泉，時任使館的政治參贊，後來當了外交部副部長。
1949年12月，毛澤東第一次走出國門，到蘇聯訪問。一則是參加斯大林的70壽辰慶祝活動；一則是就兩國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再就是商談和簽署兩國間的有關協定和條約。
在一系列商談中，有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議定和簽署蘇聯援助中國建設的重大項目。跟隨周恩來一起來到蘇聯，負責機械項目方面談判的是沈宏。為了更好的溝通，沈宏就到留蘇的中國大學生中找翻譯，他一下就找到了陳祖濤。
陳祖濤回憶說：“我的俄語還行，可我的中文並不怎麼樣。但我畢竟是學機械的，專業還是比較熟悉，涉及到術語和專用名詞，比一般的翻譯可能要強一些。就這樣，我參加了當時有關機械的主要項目的談判。”
1950年2月，中蘇友好條約簽定了，其他談判也都順利展開，毛澤東和周恩來準備啟程回國了。一天，陳祖濤他們突然接到通知，說毛澤東要在中國駐蘇大使館召見中國留學生。
陳祖濤和其他留學生們在預定的時間到了中國駐蘇聯大使館。不一會兒，毛澤東在周恩來的陪同下來到留學生中間。毛澤東講了話，主要是要大家好好學習，將來回國為新中國的建設服務等等。這是陳祖濤第一次近距離地親耳聆聽毛澤東講話。
毛澤東講完了話，李鵬等那批“四八二一”(一九四八年到蘇聯，共21人)的學生，一下子把毛澤東圍了起來，每個人都端著自己的筆記本，請毛澤東給他們題字。陳祖濤也掏出了筆記本，當他擠到毛澤東身邊，遞過筆記本時，毛澤東問了一句：“你是學什麼的？”陳祖濤說：“我是學機械的。”毛澤東遂在他的筆記本上題道：“機械學很好，學好了有用。毛澤東”。
陳祖濤端著筆記本看了半天，心裡很高興。過了一會兒，他見許多留學生還圍在毛澤東身邊，就又湊到毛澤東跟前讓他再給自己題一個。這次毛澤東什麼話也沒說，揮筆寫下：“前途光明，同志們奮鬥。毛澤東”。
周恩來連說：“好，好，好，你馬上回蘇聯去。”
蘇聯的一般大學都是5年畢業，但陳祖濤就讀的鮑曼高級技術學院的學制是6年。按正常情況，陳祖濤應該是1951年秋天畢業。但中蘇建交後，中國留學生都迫切希望早一點回到祖國，投身新中國建設。於是，陳祖濤在1951年初就提出希望將畢業答辯的時間提前，校方同意了他的請求。
1951年的2月，陳祖濤順利通過了答辯，僅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辦理好了各種回國的手續並打點好了行裝。在他的行李中，有一些如今看來是很有價值的資料。
由於毛岸英回國時走得很匆忙，有些東西就留在了原先所住的柳克斯國際旅館的房間裡，其中包括毛澤東寫給他的幾封信，以及他在蘇聯的日記等。毛岸青同意由陳祖濤代為保存。因此陳祖濤在回國時，把這些文字資料都放進自己的一箇舊箱子裡，一起帶回了中國。遺憾的是，這些珍貴資料在“文革”中被抄走，至今下落不明。
陳祖濤回國後，關係轉到了中共中央組織部，由副部長帥孟奇負責管理。在她的安排下，陳祖濤、趙施格參加了在春耦齋的週末舞會，見到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央領導。
有一天，陳祖濤和趙施格碰到了周恩來。在交談中，周恩來問他倆：“你們是學什麼的？你們想到哪裡去工作呀？”趙施格先回答說：“我是學冶金的。”周恩來隨即說：“好，那你就去鞍山鋼鐵公司。”當他把目光轉過來時，陳祖濤說：“我是學機械的，但我對汽車很有興趣，蘇聯的斯大林汽車廠、高爾基汽車廠我都去實習過。”
陳祖濤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他在蘇聯參加了關於興建汽車製造廠的談判，已經萌發了投身中國汽車製造業的念頭。周恩來聽了，連說：“好，好，好，那你馬上回蘇聯去。剛好我們正在籌建第一汽車製造廠，設計方案就在蘇聯搞，你去參加那裡的工作。”
“我去蘇聯找誰呀？在蘇聯我和誰也沒關係呀。”陳祖濤說。周恩來說：“你就去找張聞天大使。”此時第一任大使王稼祥因病不能返任，由張聞天接替他到了蘇聯。周恩來隨即給張聞天寫了一封親筆信，並對陳祖濤說：“回蘇聯的手續可以去找馬列，到蘇聯就先住在中國大使館裡。”
馬列是當時周恩來的秘書，陳祖濤去找他時，他對陳祖濤說：“你呀，還是拿著你的蘇聯護照，以蘇聯公民的身份先回去吧。否則你要先改了中國國籍再申請去蘇聯，手續太複雜，按蘇聯的程序打報告辦手續要拖很長時間，咱們等不起。”
於是，陳祖濤就到東交民巷的蘇聯駐華使館，辦理了“回國”的手續。他帶著周恩來的信回到蘇聯，當時的駐蘇大使館在莫斯科城東克魯泡特金巷13號。陳祖濤見到了張聞天，張聞天對他說：“你到劉英那裡去報到。”
就這樣，陳祖濤在前蘇聯開始了他投身中國汽車製造業的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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