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新美術》記者與杭間館長就中國國際設計博物館開館前後歷程做了較為深入的訪談，下文為訪談節選。
《新美術》：杭間老師您好!歷時近六年籌建的中國國際設計博物館已於今年四月正式對公眾開放，同日開幕的五個開館展覽觀者如織，各界亦好評如潮。您作為中國美術學院美術館群總館長，以及中國國際設計博物館具體籌建的負責人，參與並主持了從最初的藏品認證、收藏到博物館落成開館等的全過程。時至今日，您如何評價2011年的那次系統性收藏行動?
杭間:我想說，當年這批藏品的引進價值，隨著這次設計博物館的整體建成，已經得到最佳呈現。這批作品在設計史上的價值，以及在中國的價值，歷史會有客觀的評價，這種價值的認識， 更會隨著設計博物館這個載體在未來中國的現代設計發展過程中所起的作用而進一步加深。
這批藏品的引進，要銘記許江院長、宋建明教授的洞察力和決策。同時也要衷心感謝杭州市人民政府的支持，感謝當年的杭州市委書記黃坤明、市長邵佔維，感謝杭州市海關在通關上給與政策允許的便利，感謝楊樺林、鄭巨欣、王昀等老師在前期引進時所付出的辛勤勞動和卓有成效的工作，沒有他們這些人義無反顧的努力，即使再有因緣際會，這樣一批以包豪斯為核心的西方現代設計系列收藏能入藏中國、入藏中國美術學院，並在浙江省人民政府的支持下，最終建成如此完美恢宏的中國國際設計博物館，都是不可想象的。
中國國際設計博物館(局部)，建築設計:阿爾瓦羅·西扎
《新美術》:記得當時您離開清華大學來到中國美術學院工作，在藝術教育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動。
杭間:我在中國美院收到的第一個聘書是包豪斯研究院的院長，由許江院長親自給我頒發，那是 2011年下半年，我還在清華，是兼職， 當時給我的任務是，帶著一支三人小團隊開展以包豪斯為核心的西方現代設計藏品研究，同時著手中國國際設計博物館的籌建。在這過程中， 我越來越感受到這批藏品對中國設計和相關產業領域的重要性，但是因為我時任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副院長，需要有大量精力完成學院的行政和教學工作。幾經考慮，我最終做出了取捨，向清華大學提出了辭呈， 以便我有更多的時間前往中國美院進行該批藏品的研究。此後的一年時間，清華大學多次提出挽留，但是我心意已決。2012年10月，清華大學終於同意放行，我正式來到西子湖畔的前身是杭州國立藝專的中國美術學院，並被學校正式任命為校長助理兼美術館館長，這件事情確實引發了當年藝術教育領域的熱烈反響，社會上有種種猜測，我為何放棄北京清華大學這樣的著名綜合性大學的平臺，離開文化中心來到雖然風景如畫但卻相對邊緣的杭州?原因雖然多種，但事後回顧，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不希望自己在北京的名利場中虛度，而盼望在年近五十的時候，具體做幾件實實在在的事情。
中國美術學院院長許江與部分校領導和專家在中國國際設計博物館的合影
《新美術》:這期間包豪斯研究院具體完成了哪些重要工作？
杭間 :“包豪斯研究院”是在藏品引進以後，由杭州市政府授牌中國美術學院成立的，時任市長的邵佔維先生親自授的牌。雖然稱“包豪斯”研究院，但實際上是現代設計的綜合的研究院，是以包豪斯為核心的整個西方現代設計的研究，之所以用“包豪斯”這個名字，是包含了中國特殊情境的，我們要珍惜這個名字。我當時的工作，一是主持研究，二是整理基礎性的藏品，三是推進教育，四是籌建新館， 所以才有了陸續的外出展覽和圖書的出版，以及民藝博物館、中國國際設計博物館的建築籌建。
包豪斯研究院建立以後，做了幾件很重要的事情，一個是在深圳何香凝美術館舉辦的“從製造到設計:20 世紀德國設計”展覽，還有一個是在國家博物館舉辦的“包豪斯:作為啟蒙的設計”展覽(其實早在 2012年12月，六件包豪斯時期原作便以“包豪斯進中國”為專題， 參加了首屆中國設計大展，這是此批藏品在國內的首次亮相)。這兩個題目都是有特別的考慮的。工業設計在中國的發展是非常坎坷的，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一直都是平面設計跑在前面，因為它更接近美術， 更能產生重要的影響，而工業設計是跟產業有關係的，產業不上去，產品不能製造出來，設計得再好的東西也沒有用，所以工業設計在中國一直是滯後的。這次中美貿易戰我們也看到了工業設計的重要。工業設計關係國計民生，帶動生活改善和整個社會向前進步，我覺得以後我們要大張旗鼓地去強調它的重要性。所以，當時想到，要在深圳這個“設計之都”的展覽中討論德國工業設計的經驗、從德意志製造聯盟一直到德國最終成為設計強國的經驗，對深圳、對珠三角甚至整個中國設計與產業的關係，都是有意義的。一年後的國家博物館的展覽，我們考慮到國博的參觀群體是巨大的普通觀眾群體，而非專業觀眾，加上我已經在那裡做過首屆“北京國際設計三年展”，我深知通過這個大眾的平臺，讓普通觀眾瞭解現代設計“是怎麼回事”是一個最佳角度，所以我定下了現代設計的“啟蒙”這個詞。這兩個展覽都得到了袁由敏老師和九月九號設計工作室的支持，使我們的想法能夠得以呈現。
包豪斯研究院還出版了一些圖書，包括修訂再版我在清華所做的《包豪斯道路:歷史、遺澤、世界與中國》，這不是簡單的重新出版，而是把錯誤的地方進行修訂，把所有的插圖都替換為我們的藏品圖或擁有版權的圖片，另外，《包豪斯藏品精選集》以及幾個研討會的論文集也都陸續出版。同時，在浙江省重點高校建設經費的支持下，我還開始籌建“現代設計文獻中心”，迄今為止，已成功購進兩個國外著名設計史學者的圖書收藏，計劃形成一定規模後，將這批圖書面向全國學術研究的同行開放。
我們還利用包豪斯研究院中外專家委員會舉行年會的機會，舉辦了面向兩岸三地高校設計青年學者的“現代設計研修班”，在中國設計首個公益基金“創基金”(深圳)的支持下，匯聚 30 多位青年教師，通過講座、工作坊、調研和包豪斯午餐等形式，推行現代設計實踐的研究。同時還分批次向德國派出碩士博士研究生開展有關的研究修學活動。
《新美術》:還有新館建設和開館的一系列籌備工作。
杭間 :對，這其實是包豪斯研究院的另外一項重要工作——開始籌建中國國際設計博物館。這一點又要提到許江院長，是他力排眾議，向省裡爭取了邀請招標的方式，邀請著名的建築師西扎來設計。西扎先生在中國的建築不多，那個時候在中國流行像庫哈斯、安德魯、扎哈等人的建築設計，都是所謂後現代風格的設計，而西扎可謂是現代主義的最後一位大師。他當時是有條件的，要先看藏品再決定是否來做建築設計，那時他已經八十高齡，專程前來杭州，許江院長陪他看完藏品後，他很激動，決定要做一個“最好的設計博物館”(西扎語)， 向以包豪斯為核心的現代主義致敬，因此設計博物館的建築構思，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展開。這時候許院長又作了一個決定，就是完全尊重西扎，包括室內和傢俱，也都請西扎來做設計，他希望，要使中國有一件完整的現代主義大師西扎的作品。
我具體負責跟西扎先生和他的助手卡洛斯先生打交道，他們是很認真負責的，很早就要求我們拿出開館展的展陳方案。我們確定了固定展覽和臨時展覽的基本比例和結構，同時考慮了包豪斯藏品與一般西方現代設計歷史的比例關係，基本勾勒了新館建成後的內容面貌。這一階段，處在象山校區16號樓的臨時館，還於中期策劃了一個新的關於包豪斯教育的展覽(由王洋具體負責策展)，這個臨時展廳，除接待了許多中外專業的來訪者以外，還接待了許多重要的領導和普通觀眾。
2015年10月，我擔任副院長後，分管研究和創作，但實際上我的主要工作重點，仍然是美術館、包豪斯研究院，除了申報全國重點美術館工作外，主要還是開展西方現代設計研究和設計博物館新館籌備;這中間，還抽出精力完成了民藝博物館的開館展“天工開物—江南鄉村工藝的世界”的全部工作;這期間，我的助手正在成長，張春豔、王洋、汪芸協助我做了許多工作。
關於開館展覽，我大膽啟用年輕人作為策展人，同時實行中外策展人的雙軌制，張春豔、王洋、胡佳、高米葉、高原，這些過去從來沒有博物館工作經驗的年輕人，都與外國專家一起擔任重任，在這過程中迅速成長。同時我請了宋建明、王受之、柳冠中、 李凱生、邵健、鄭巨欣、米歇爾·費爾[Michael Fehr]、楊冬江、 吳海燕、畢學鋒、王昀(排名不分先後)等專家來杭州商討固定展覽具體的方案，意大利服裝的捐贈者朱欽騏先生和翁菱女士也全力支持馬西莫·奧斯蒂 [Massimo Osti] 男裝的研究和展陳構思，他們約請了意大利服飾研究的專家前來協助工作。2017年，學院任命設計學院的袁由敏老師擔任美術館副館長，具體協助我負責設計博物館的開館展等工作，袁老師是一位優秀的平面設計師，是G20杭州峰會和杭州亞運會會徽的設計者，他與他的九月九號設計工作室同我很早就有了良好的合作，從深圳展到國家博物館的“啟蒙”展、從民藝博物館的開館展到現在的設計博物館開館展，處處有他和“九月九號”的重要貢獻。(關於開館展覽的具體內容和籌備過程，因為本期《新美術》中有幾位年輕的中方策展人的專門敘述，我在這裡就不再複述。)
中國美術學院副院長、美術館群總館長杭間與參加開館展論證會的部分專家合影
《新美術》:西扎設計的博物館建築正在成為展陳的一種 “擴充”，或者說某種程度上在與展覽對話，您怎樣看待西扎和他設計的這座建築?
杭間:我自己很喜歡，它單純、豐富又充滿個性。我很敬佩西扎先生對現代主義理念的堅守，他今年已經85歲了，作為一位葡萄牙出生的已經享譽世界的建築師，這本身就很令人尊敬。 現代主義是理性發展時期的產物，容易強制人接受一些概念，但他的現代主義不僵化，而且充滿空間和光的詩意。你去現場看看，這座建築及其空間呈現典型的“西扎式”語言，簡潔、純粹而又充滿方形和三角形的幾何變化，他巧妙地通過展廳的窗口將外部空間的景色引入展廳之中，使單純又充滿張力的空間增強了趣味。在合理規劃固定展覽和臨時展覽空間的同時，他常常將室內空間延伸到建築的外部，構建出一個個圍合的空中庭院，使得博物館的展線和場域豐富無比。
《新美術》:“設計博物館”在中國還是個新鮮事物，其對中國設計的產學研的推動和影響將十分可期，在此意義上，中國國際設計博物館的使命與定位是什麼?
杭間:除固定展陳的歷史線索及設計史觀外，作為一個主要展出國際設計的博物館，它對中國的意義不僅僅是設計，而是當代文化藝術的整體促進和現實生活的審美提升。它的開館，將會奠定其亞洲最著名設計博物館的格局和地位。從校內和校外、業界與社會多方面而言，中國國際設計博物館的開館意義都很重大。它將不僅成為活的設計史的解讀，為今天的設計起到映照物的作用，更將致力推動社會產業創新，在傳統產業形態的轉型升級中，擔當更具體的啟示作用。同時，還通過當代中外設計展覽的舉辦，將中國設計始終置於世界設計的前沿討論之中。
透過展覽，我們要滿足中國公眾的不同的需要。一是設計史的線索，我經常舉《費頓經典設計 999》的例子，你去看那裡面談到的設計就特別有創新的衝動，會激發自身的創造力，那些設計所解決的人類的生活問題，多麼具有智慧，它讓一個設計師看了以後會沿著這個基礎創造出自己的設計出來，這也是我們做設計博物館的第一個目的。二是要讓公眾知道這個設計是怎麼來的，因為原創和模仿在結構的精密、 解決問題的“理性”邏輯上是完全不一樣的，而“山寨”的推手們並不知道原創設計師們其中的曲折和考量邏輯，這些都是啟示中國的產業、中國製造以及中國人的生活的非常重要的觀念。我們建立設計博物館，還有針對普通群眾、幼兒等各個層面的使命，這是我們希望能夠達到的。
設計博物館在中國是一件新生事物，如何做，即使在世界上也缺乏好的經驗。我在清華大學的最後幾年，曾經受命主持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籌建的學術論證，為此與清華大學的同事一起考察了世界上大部分著名的藝術博物館和設計博物館，這一份經歷對我來說難能可貴，也因此能將我此前的思考運用於中國美術學院民藝博物館和設計博物館的建設。
像紐約的庫珀 - 休伊特國家設計博物館，敏銳地捕捉當代科技對於社會發展的影響，2006 年我去看它的設計雙年展，其觀念和作品就已經十分前沿;倫敦泰晤士河畔的設計博物館是比較偏重於當代生活的，經常做一些專題展，例如自行車、紡織面料、建築等等。這些博物館基本上都是關注當代設計的博物館，而中國國際設計博物館則既關注當代，也關注歷史。
這就回到了藝術博物館的概念，西方一般意義上的藝術博物館是歷史和現當代兼重，但到設計博物館就產生了一個新的問題，藝術和設計畢竟不一樣，藝術品在藝術博物館裡要呈現出唯一性和崇高性，因此，極大地突出繪畫或雕塑作品本身，是藝術博物館的首要任務。但設計博物館的重要之處，在於分析和揭示生活的意義和價值，展現人類在藝術與科技影響下的物質製造，因此，單件物品本身就是 “尋常”的消費品，它必須通過前後關係的揭示，才能完整呈現尋常物品的內在價值。所以，設計博物館不能孤立地像藝術品那樣去展示，而是回到社會生活方式、科技發展背景，回到佩夫斯納所說的設計史有別於藝術史的獨立含義中。
如何在大多數國人對藝術博物館都沒有非常完整的認知的時候，讓公眾認識和理解一座設計博物館?這真是一種挑戰。曾經有些地方領導來象山校園 16 號樓參觀包豪斯臨時展的時候，往往直接上手去摸展品，看到椅子甚至一屁股就坐上去了，他們沒有這個概念，因為這批藏品是“日常”的生活用品。2011 年，當我在國家博物館策劃的首屆“北京國際設計三年展”舉行以後， 面對記者的採訪，我曾經反思過:雖然這個展覽是當時大家認為的中國最好的現代設計展覽，但從策展人的角度來說，我是不滿意的，因為我把生活的設計給“殿堂化”了，放到國家博物館，跟我最先提出並堅持了很多年的“設計的民主價值”是背道而馳的，設計是要大家來使用的，而展覽卻把它“崇高化”，讓老百姓覺得可望而不可及，這個設計展是有問題的。但是我沒有辦法，因為當時認為我們對“現代設計”的認識太不夠，中國仍然需要 “設計啟蒙”，而在天安門那個地方，面對一天數萬的全國各地來的觀眾，我們需要讓“設計”崇高化，讓大家重視設計，再慢慢去思考，也就是“矯枉過正”了。
“生活世界——館藏西方現代設計” 展覽現場
《新美術》:所以，相比藝術博物館，設計博物館的展陳方式是非常不一樣的。
杭間:當然，而且現在我們有自己的設計博物館了，如何展陳，這個時候就更需要慎重考量了。所以我最早向大家提出了關於設計博物館藏品的幾個概念，也是為了回應當時社會上的一些質疑——“這個不是舊傢俱嗎”，還有很多人說得更難聽，“破銅爛鐵嘛”。簡單說說這三個概念。第一點，設計博物館展出的是一種“關係”，不是展出單一的展品。這個“關係”就是“生活方式和價值”，比如我們穿的T恤，我們不展出單件的T恤，而是展出不同的歷史階段服裝設計師為了解決男裝在夏天的面料、裁剪、款式、流行等問題的探索，是一個系統性的思考，其中所展現的穿透力和對歷史的解說就非常不一樣，這是設計博物館展陳的最重要的要素之一。第二點，“設計展品”不是一件作品， 而具有多種形態，是圍繞一個品牌或數個品牌所產生的系列。比如密斯的“巴塞羅那椅”，從他親手製作的原型椅、第一代投入生產的巴塞羅那椅，到此後生產至今的也許是原封不動的，也許是有小的修改的，也許有不同廠家和品牌授權的，這些，都成為 設計史中“巴塞羅那椅”作品的組成部分，都是重要的展品，而不存在真或假的問題。說個極端的例子，為了說明一件重要設計作品的“影響”，哪怕我從東莞買了一把山寨椅，它也是“展品”的組成部分。
另外，情境還原也是設計博物館展覽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像現在固定展陳中彼得·貝倫斯的傢俱展陳，像“法蘭克福廚房”，都是希望通過設計師的系統作品來揭示時代生活問題的解決與構想。設計作品作為日常中的組成部分，從來都不是單一存在，“情境還原”類似於“回放”或“鳥瞰”，尤其在設計史的觀點情境中，這樣的作品置放具有生活“超越”的作用。
“顛覆與重塑:館藏馬西莫·奧斯蒂男 裝展”展覽現場
《新美術》:包豪斯藏品無疑是中國國際設計博物館中最耀眼的“明星”，許江院長曾將包豪斯稱為“一個神秘的包裹，一個普世的思想工具”。包豪斯之於中國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杭間:中國和包豪斯的關係，實際上解決的是現代性的問題，這跟人文社科領域裡關於現代性的討論是一樣的。今天的技術、材料很多都比包豪斯好，但包豪斯的藝術理想、設計理念、基礎教學、藝術與科技的關係、藝術與形式的關係，甚至一盞燈、一隻杯子的原創力量一直在影響，我們今天用的器具原形很多都在於包豪斯。那個年代，為什麼短短14年間會產生這麼多超越時代的東西 ? 這不僅是物品的原創，而是思想的原創。我去魏瑪、德紹、柏林看過包豪斯很多次，越來越發現那群人真的是了不起。曾在德紹看過一個展覽“包豪斯和他們的學生們”，太令人震驚了，僅僅就架上繪畫而言，那些學生當年所創造的風格、樣式、形式幾乎囊括了後來整個 20 世紀的架上繪畫， 他們是怎麼做到的?包豪斯是一個思考藝術與設計的寶庫，它並不像許多人認為的“已經過時了”，今天我們對現代主義又有了新的認識，當年藝術史匆忙界定現代主義、後現代，但兩者其實並不是一個前進 的邏輯關係，而是並置的關係，在我們這一代心目中，也許後現代僅僅是中年時反叛的一個過程，而現代主義的富於崇高情感的革新探索， 才是我們心頭的所好。
“遷徙的包豪斯:設計生活展”展覽現場
《新美術》:今年是中國美術學院建校 90 週年，明年則將迎來包豪斯成立百年紀念，中國國際設計博物館已成為“聯結”兩所學院的跨越時空的虹橋。作為中國最早開設圖案系的現代美術學府，如何評價中國美術學院在中國現代設計與教育發展座標中的角色與地位?
杭間 :我在《設計“國美之路”之思想脈絡》一文中曾經專門討論這個問題。我在文章中說:從蔡元培的“美育救國”“以美育代宗教”、 林風眠的整體的現代藝術觀，到龐薰琹、雷圭元以生活藝術改造中國社會的理想，再到陳之佛、鄧白回到民生改善的務實和綜合的設計思想，中國現代設計思想的真正發端，其實都與杭州、與中國美術學院有關。 而包豪斯最重要的核心價值就是相信藝術可以改造社會，藝術並不是風花雪月，並不完全是“形式”改造社會，而是藝術的“行為”可以改造社會，這是包豪斯的精髓。所以，雖然現在有很多名詞，比如文化創意產業、“中國製造”等等，但我覺得那些都是表面的，都要回到藝術的本質，就是“藝術可以改造社會”，這一點從格羅皮烏斯到邁耶， 再到密斯，都是一脈相承的，這樣一條綿延不絕的思想之路也接續到中國美術學院。許江院長雖然是油畫家出身，但他一直主張“大設計” 的概念，所以他就任院長以來除了抓住原來國畫、油畫、版畫等高點學科，在推動設計學科方面做了非常多的事，包括世博會，包括杭州的城市建設、地鐵、中國設計智造大獎、民藝博物館、設計博物館等等。 他完全不是一個單純的藝術家了，而是秉承藝術改造社會的理念在做事，這一點恰恰呼應了包豪斯，也跟 1928 年建校時林風眠的辦學思想， 以及蔡元培的“美育救國”等思想一脈相承。在他領導學校的17年中， 中國美術學院在“大學望境”中融會中西，通過“哲匠精神”追求“東方學內涵”，最大可能地使藝術和設計在改造社會的理想中前行。
“超越建築的西扎——葡萄牙著名建築家阿爾瓦羅·西扎建築與設計大展”展覽現場
《新美術》:立足中國本土，您如何理解“在中國”的“中國國際設計博物館”?
杭間:2016 年我們舉辦了“包豪斯與現代設計研修班”，在那次研修班的“包豪斯午餐”上，很多外國專家和中國學員都流淚了，大家感受到了一種藝術思想和教育的神聖感。能在這些飄洋過海來的西方設計原作面前思考中國設計，是個了不起的事情。所以，有必要把設計從形而上的層面還原到人類發展本身。一個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是要藉助外力的，這個外力就是工具和以工具為表徵的人類創造的各種能力，從而來實現人類的許多超越性的夢想，這就是設計對社會的影響力。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和歐洲人是不一樣的，中國人有中國人的生活和價值，也有存在的問題。作為一箇中國人，辦好“在中國” 的中國國際設計博物館，需要我們在解釋世界設計的發展脈絡的同時， 也要考慮中國人的歷史和現實情境、中國文化如何理解這些東西，並且還要思考這些東西如何能夠為中國人服務。這個使命不能忘記，否則，中國國際設計博物館和建在東京、首爾或德紹的設計博物館有什麼區別呢?
2014 年 12 月我受邀到德國參加“全球包豪斯百年”紀念活動的籌備會，我在發言時說，雖然我們擁有了這批藏品，但作為“在中國” 的設計博物館，我們無法按西方的期待或思想來展示和使用這批東西。在全球化的時代，我們尊重並認真對待西方現代設計歷史的發展邏輯，但我們要用中國人的觀點來重新觀看，我們要在努力構建一個全球最好的設計博物館的同時，也要為中國的現代化發展，為中國人的生活的發展服務。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一切歷史也都是在地史。就像我們的設計先驅們，他們對包豪斯是一種誤讀與自覺誤讀的關係，我們對包豪斯很尊重，但包豪斯在中國的影響，是一種中國力量影響下的產物，它所產生的與包豪斯不一樣的部分，是一種自覺誤讀，這種自 覺誤讀是必然的，是中國設計發展的必由之路。因此，我希望這種自覺誤讀能夠得到德國人和西方人的理解和尊重。我講完後，原定會議要求是一律不鼓掌的，但當時全場掌聲雷動，我看到了許許多多贊同的目光，我的眼眶也溼潤了。
《新美術》:歷時經年的籌備中，您和團隊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杭間:最早的團隊在我沒到中國美院之前就已經開始了大量的工作。2010年收購這批藏品的時候，學校在宋建明教授領導下開展了艱苦的談判，鄭巨欣老師為了學術上更有把握，帶領團隊把這批藏品納入到西方現代設計的譜系裡去解讀，展示它們的價值的重要。王昀教授帶領連冕和姚之潔等老師，去德國清點了一個月，非常辛苦，藏品到達中國後，應達偉老師協調與杭州市海關的溝通，楊樺林老師帶著美術館全體同事清點安置，學校後勤部門以最快的速度建設恆溫恆溼的庫房和臨時展覽空間，宋建明、鄭巨欣老師帶著王家浩、張春豔、 王洋投入精力完成了象山校區 16 號樓的臨時展覽。這裡要提到的人還有很多，例如德國收藏家託斯滕·布洛漢[Torsten Bröhan]先生的認真負責，校友何見平教授的支持和幫助，等等，要待以後專文記述。 馬西莫·奧斯蒂的服裝，要衷心感謝美籍華人、著名企業家和藝術收藏家朱欽騏先生，以及著名藝術策展人翁菱女士，他們無私貢獻 了這批價值巨大的意大利現代男裝。設計藝術學院院長吳海燕教授帶著服裝設計專業的兩個老師以及汪芸去香港清點交接，香港天氣悶熱，數萬件服飾一件一件清點，登記造冊，工作量巨大;同事張素琪和黃豔負責了全部服飾的整理和保養的管理工作。 還有學校的基建處，他們為博物館建築的精心施工實施有效管理，幾任主管校領導為博物館建築的百年大計貢獻心力，做出了巨大貢獻。 要感謝的部門還有很多，掛一漏萬，無法在這裡一一道出，只能一併表示深切感謝。
所有人的努力我們不能忘記。
訪談者系《新美術》新設計專輯特邀編輯宋健，本文根據錄音整理，已經本人審閱。
原文出自於中國美術學院學報，《新美術》2018年第 7 期，第5頁。
來源 ｜中國國際設計博物館
審核 ｜丁劍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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